大凡每到一個新的環境，都需要一段適應過程。剛到處機關工作，我也有些不習慣。比如：辦公室、寢室、食堂、電視、電影、圖書室、娛樂室、招待所，還有籃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等，所有這些在工段上是沒有的。從戴草帽，穿草鞋，披雨衣，身背救生衣，手拿木頭棒，住羌寨，蹬帳篷相比，真的有天壤之別。
處機關在汶川縣的威州鎮，這裡是縣政府所在地，全縣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進入阿壩州的必經之道。80年代初期的威州鎮城區，常住人口不到2000人，主要是縣級機關、州屬企業、學校和商業以及少量的居民，絕大部分是漢族人。因此，在這裡的生活習俗還是比較適應的。
我到機關工作或許是一次偶然的機遇。那時候我已經是工段文書兼文化教員了，每月至少要到處機關去一次。記得那次是在國慶節前夕，機關大門口要掛標語。負責機關事務的賀老師說：“小楊，聽說你的毛筆字寫的不錯，你來寫幅標語。”我說：“不行，我是濫竽充數的。”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也有些謙虛起來，而內心也很想表現一下，讓你們見識見識我這個被認為是未來“書法家”的真材實料。賀老師說：“媽的，你這個小夥子，什麼時候學謙虛了啊？喊你寫你就寫三，該表現的時候還是要表現嘛。”我說：“好嘛，聽你的不會錯。”賀老師拿來了筆墨紙，並告訴我寫什麼內容。不一會，“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1週年”的標語掛在了大門口，好多幾個愛湊熱鬧的人出來看了，但是沒有發表任何感言。當時我想：怎麼看了都沒有態度呢？是不是沒有寫巴適啊？或許這正是機關幹部的“高明”之處，在任何場合都不會隨便表示自己的態度罷了。這也讓我長了見識。
過了沒幾天，工段書記叫我去他那裡。這次不是叫人來告訴我了，因為我是工段文書，自然住在與書記叫一聲就能聽到的距離了。書記姓黎，川西壩子人，個子不高，人很精幹，上過兩年私塾，讀書看報基本沒問題，要不然怎麼會當書記呢？竟管有人說他的技術是嘴巴上的勁，但是，就憑他那受過傷，走起路來不太方便的腰，還每天帶領大家出工，這種精神無論如何是不能否認的；他喜歡酒，很難聽說他那天晚上沒有喝過酒。為喝酒的事，我還問過他，為什麼每天都要喝酒？不喝酒不行嗎？他說：“不喝酒腰會比喝酒痛，有時候走路都困難。”雖然，這不能說只是他為了喝酒找的“歪歪理”。事實上，水運工人長期在水下工作，沒有風溼關節痛的人寥寥無幾，喝酒便成了他們一種枯燥生活與抵禦風溼關節炎的愛好與無奈罷了。
那天書記叫我的時候，我正在吃飯，端著飯碗我就過去了。書記見我來了，對我說：“來來來，喝點酒。”我說：“你曉得我不喝酒的嘛。”書記說：“今天不一樣，必須喝。”我說：“我吃飯陪你好嗎？萬一有事情咋辦？”書記說：“沒得事。就是有事情也不要做了。”我一聽這話，心裡有些不安起來，是不是我做錯事了，要取消我的文書工作啊？書記見我沒有話說，表情有點不太自然，便對我說：“我叫你喝酒，是因為有好事情告訴你，你不喝酒我就免了。”我說：“既然有好事情，我就豁出去了，陪你喝一杯。”書記哈哈大笑說：“還是我這個激將法有效。”邊說邊拿出來一個酒杯，倒了滿滿一杯酒。我問書記說：“這有多少酒？”書記說：“不到二兩。”我說：“太多了吧。”書記說：“小夥子，二兩酒都不喝，還幹得成啥子大事啊。”看來書記不愧為酒場老手，酒文化、激將法實在豐富，或許他早已預料若干年後的生活、工作、辦事與酒是不可分的。我只能乖乖地甘拜下風了。但是，我也不是省油的燈，也“以其人之道反治以其人之身”地說：“你不告訴我，我就不陪你喝。”書記說：“這樣，你先喝一半。我就告訴你，然後我們慢慢喝。”話說到這個份上，我不能再有任何理由推遲了，端起酒杯喝了一半。這時候，書記的女兒、女婿來了，見我正在喝酒，女婿便大聲說道：“啊喲，從來沒有見到你喝酒，平時喊你喝你說喝不來，今天是不是有啥子好事情啊？”我說：“書記叫我喝，我不喝行嗎？”書記叫他們兩個一起吃飯，他們說吃過了。書記說：“小楊那手好字被處裡面瞧上了，要調到處機關去工作，這是好事情，叫他喝一杯酒。”女婿問書記說：“好久走嘛？”書記說：“明天就去。”於是，那些“逢場作戲”般的語言就不在話下了。
回到住處，我躺在床上思考起來：對於機遇而言，人人都是平等的，都會有不同的機遇始終在審勢與考驗著我們；機遇只相信認真學習和與時俱進者的努力，這種努力不是一味地等待，而是靠平時的艱辛與積累，或許同厚積薄發是一個道理。
機遇擁抱了我，我也擁抱著機遇，開始了新的艱辛與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