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40年的道路，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機床工業在這不平凡的改革開放歷程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今天，國內外環境已經發生了全面深刻的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中央擘畫的“兩個一百年”發展藍圖，為我們展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麗前景，“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
機床工業已經站在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面臨的發展任務艱鉅，挑戰嚴峻複雜。理性客觀地對機床工業40年的改革發展歷程進行總結，對於我們明確未來30年的發展道路和優先任務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40年主要成就與進步
我國現代機床工業的基礎源於“一五”時期（1953-1957）開始實施的前蘇聯援建工程，20世紀60至70年代開展的“三線建設”中，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規劃建設。改革開放前已經形成產品門類比較齊全、產業體系相對完整、產業佈局均衡合理的機床工業體系，基本承擔起裝備國民經濟主要部門的任務，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當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的這一體系，帶有計劃體制的種種問題，如企業缺乏活力，裝備陳舊落後，技術進步緩慢。至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發達國家的機床工業已經全面進入了數控機床時代，而我國的機床行業除個別較簡單的產品門類外，數控技術尚處於起步階段，與西方相比形成了明顯差距。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機床工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長足的進步，產業能力和國際地位都發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變化。
體制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
1983年2月，機械工業部發布《機械工業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原則的試行辦法》，改革單一的指令性計劃，實行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並行的管理模式，正式開啟了市場化改革的進程。1984年7月發佈《國務院批轉機械工業部關於機械工業管理體制改革的報告的通知》，將原機械部直屬企業下放到地方管理，標誌著以政企分開和兩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為主要內容的國企改革全面展開。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市場準入、產業准入全面放開。原有的國有企業多數實施了不同形式的產權制度改革，民營企業蓬勃興起，外資企業大量湧入。至本世紀第一個十年，我國機床工業的體制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以機床工業中最具代表性的金屬切削機床為例。2015年，規模以上金屬切削機床企業為739家，其中，國有（含集體）控股、私人控股和外資（含港澳臺）控股的企業數量分別為71家、533家和105家，佔比分別為9.6%、72.1%、14.2%；上述三類企業擁有資產佔比分別為38.3%、48.8%、10.4%；主營業務收入佔比分別為18.4%、68.7%、10.8%；實現利潤的佔比分別為-12%、97%、13.4%。①其中，國有企業除了佔有資產指標（近40%）之外，在其他幾項指標上已經失去優勢，在利潤方面拖了整個體系的後腿（-12%）。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營企業表現出強勁的活力，不僅在企業數量方面佔據絕對優勢（佔比70%以上），更以不足一半（48.8%）的資產佔有貢獻了近七成（68.7%）的主營業務收入和近乎百分之百（97%）的利潤，正在成為機床工業新的主力軍，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已經形成，這是機床工業40年來最為顯著和最具積極意義的變化。這一變化帶來的競爭活力，使機床工業獲得了持續不斷的發展動力。
數控機床技術全面普及
數控機床技術起步於20世紀50年代。70年代中後期，數控機床技術進入快速發展期，美、歐、日等國相繼於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實現了機床產品技術的代際升級即數控機床化。如日本山崎馬紮克（YamazakiMAZAK）公司在1982年就實現了機床產品的完全數控化。
我國數控機床技術的研發起步並不晚，1958年，清華大學和北京第一機床廠就合作研發出中國第一臺數控升降臺銑床（採用分離元件技術），比起世界第一臺數控機床不過晚了6年。但其後的20年，我國數控機床技術進步十分緩慢，除了技術因素的制約，文化大革命的干擾破壞也是重要原因。從1973年開始，國家組織了數控技術攻關，但直至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除了可以製造少量技術相對簡單的數控線切割機床外，數控機床總體上仍然滯留在技術研發階段，被西方國家遠遠甩在了身後。
改革開放以來，數控機床技術一直作為機床工業的主攻方向。1980年，北京機床研究所通過許可證轉讓的方式從日本發那科（FANUC）公司引進數控系統技術，隨後從“六五”（1981-1985）開始，國家連續組織了幾個五年計劃的數控技術攻關，有力地促進了數控機床技術的發展進步。但既便如此，數控機床產業化進程仍然進展緩慢。直至上世紀末，我國機床工業的產值數控化率仍徘徊在20%左右，產量數控化率更是不足10%。
數控機床技術在中國的真正成熟和快速普及是從本世紀開始的。在機床工業進入高速發展時期，數控機床技術快速普及、產量迅猛增長，數控化率持續提高。根據中國機床工具工業協會統計，2013年以來，機床工業的產出數控化率和機床市場的消費數控化率均已超過了70%，2016年更是達到近80%的水平。雖然我國數控機床產品整體上還處在中、低檔水平，比西方發達國家晚了30多年的時間，但是我國已全面進入了數控機床時代，這是一件了不起的歷史成就。
值得指出的是，國家於1999年開始實施並持續10年之久的數控機床產品增值稅先徵後返政策為上述代際升級的實現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產品結構水平和市場競爭力明顯提高
由於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很大，我國機床工業被稱為是“低端混戰，高端失守”。但近些年來，這一情況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產品結構水平和市場競爭能力明顯提高。從專業的角度重新審視近十年來中國機床市場的實際競爭狀態，可以概括為：“低端內戰、中端爭奪、高端失守”。
機床產品的檔次劃分是針對特定市場的相對的和動態的概念，並沒有明確的界定標準，儘管如此，人們習慣用高、中、低端三個類別大致區分機床產品的檔次。對國產機床在本土市場與進口機床的競爭態勢進行評估可知，長期以來的市場競爭焦點主要集中在中端領域，而低端和高端領域的競爭態勢一直沒有發生明顯變化。一直是本土企業參與競爭；在高端領域，由於差距懸殊，國產機床基本上還不具備市場競爭能力。而中端市場領域一直是國產機床與進口機床爭奪的主戰場，也是我們曾經瀕臨全面失守的領域，爭奪這一領域的市場份額，是多數機床企業長期以來的主攻方向。隨著我國數控機床技術的全面普及，中檔數控機床技術不斷趨向成熟，再加上本土優勢的助力，國產中檔數控機床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逐步增強，市場份額逐漸擴大，市場地位日益鞏固，逐步扭轉了長期被動挨打的局面。近10年來，國產機床已經在本土中端市場佔據了半壁江山，基本實現了由被動防守到長期相持再到積極進攻的戰略轉變。同時，我國機床企業並沒有因實力懸殊放棄在高端領域的努力進取，2009年正式啟動的國家高檔數控機床重大科技專項（以下稱“專項”）也發揮了有力的推動作用。據統計，2009年至2018年，專項共安排課題600項，其中，近70%的課題已經完成。專項的實施，顯著加快了高檔數控機床及其功能單元和關鍵零部件的技術研發步伐，許多高檔產品品種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跨越，部分課題成果獲得了市場應用驗證的機會，為參與高端領域的市場競爭進一步積蓄了能量。
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一位
2009年，中國機床製造業的經濟規模就已超越德國和日本躍居世界第一位，並且一直保持至今。近年來，中國機床工業的總產出始終佔世界總產出的四分之一左右。
40年機床工業的規模增長過程，大致可以劃分成兩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為改革開放初至上世紀末（1978-2000）。這一階段機床工業的主題是體制改革、引進合作和調整提高，總體上處於培育基礎、積蓄能量的階段，增長速度並不是很快。第二階段為本世紀初至今。這一時期各種增長要素——改革基礎、開放入世、勞動力供應、市場需求等充分疊加，機床工業隨同中國經濟同步進入了快速增長時期。2000年金切機床總產量為17.66萬臺，到2011年已達88.68萬臺，11年間產量增長了4倍多，年均複合增長率達到15.8%。機床工業這一階段的高速發展，與整個機械工業乃至整個製造業的增長過程是完全同步的。正是機械工業乃至整個製造業的高速發展為機床工業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需求，從而拉動了機床工業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
機床工業經濟規模於2009年躍居世界第一位的背後，還有另外一個重要背景，即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出現了此消彼長的變化。由於中國政府迅速推出大規模投資計劃，經濟增長得到了快速恢復，重新進入高速增長的軌道。正是這一增長落差為中國機床工業的規模躍升創造了條件。
機床工業發展的主要動力：“四大紅利”
從全局的角度看，40年來，機床工業的主要發展動力可以概括為“四大紅利”，即改革紅利、開放紅利、發展紅利和人口紅利。
改革紅利
40年來機床工業的改革進程，可以以1992年為界，大致劃分為兩個不同階段。第一階段（1978—1992）的改革主要在兩個層面展開。在宏觀層面上，漸次退出計劃經濟模式，逐步向市場經濟模式過渡；在微觀層面上，以搞活國營企業為目標，逐步賦予企業經營主體和市場主體地位。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推動了新一輪的思想解放。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1993年11月）和十五大（1997年9月），又推出一系列改革舉措。自1993年至今，機床工業在宏觀層面的改革是，徹底放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企業微觀層面上，則深入到“抓大放小”，產權制度改革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層面。
開放紅利
回顧機床工業40年來的開放過程，以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界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對外開放第一階段（1978-2001）的主要特徵是“引進來”。機床工業重點骨幹企業不僅紛紛引進國外先進設備以提高自身關鍵環節工藝保障能力，而且廣泛開展了不同形式的技術引進，以提高自身的產品技術水平。據統計，1980-1995年，機床工業共實施技術引進合作項目300餘項，機床工業重點骨幹企業多數都參與到這一進程中。其中代表性的項目包括：濟南第一機床廠與日本山崎馬紮克合作生產精密車床項目，北京機床研究所引進日本發那科公司（FANUC）數控系統、伺服系統、主軸電機和伺服驅動電機成套技術項目，濟南第二機床廠引進美國維爾森公司（Verson）機械壓力機技術項目等。上述引進合作項目的實施，使機床工業骨幹企業的產品技術水平、工藝裝備能力和企業管理水平實現了大幅度提高，甚至是跨越式的提升。
中國加入WTO後，機床工業的對外開放進入新的階段（2002年至今）。在這一階段，除了發達國家機床製造企業紛紛來華投資設廠外，另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眾多機床企業主動走出國門，到發達國家實施技術併購。據不完全統計，至今已有18家機床企業實施海外併購項目25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項目包括：大連機床集團併購美國英格索爾公司（Ingersoll）生產系統和曲軸項目、瀋陽機床集團併購德國希斯公司（SCHIESS）項目、北京第一機床廠併購德國瓦德利希·科堡公司（Waldrich-Coburg）項目等等。海外併購進一步密切了機床工業與發達國家間的技術融合，培養和鍛鍊了我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能力，並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機床產業新格局。近年來，為數不少的機床企業還直接從國外引進了一大批技術專家，少數企業更是在國外設立技術研發中心，從而把技術引進與合作提高到了新的層次。
發展紅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連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經濟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化。這一過程為機床工業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強有力地拉動了機床工業的快速發展。
機床工業屬於生產資料供應部門，其發展直接依賴於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機床工業的發展是固定資產投資的函數，投資增長，機床必然增長，投資增長速度快，則機床增速也相應加快，反之亦然。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下同）為631683.96億元，為1981年（711.10億元）的888倍，36年間的年均複合增長率為20.8%。2017年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為193615.67億元，為1995年（3827.26億元）的50倍，22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19.5%。2016年設備工器具購置固定資產投資為111869.26億元，為2000年5846.72億元的19倍，16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20.3%。可見近40年來，無論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還是設備工器具購置投資的增長速度均保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
由於固定資產投資持續高速增長的強力拉動，我國在2002年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機床消費國，中國機床市場消費額在世界機床消費總額中的佔比曾一度達到近40%，至今繼續保持在1/3左右的水平。
人口紅利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是後來者，中國機床工業在產品技術、質量和企業效率方面長期存在較大差距。我國機床工業的主要優勢在於價格和服務，而支撐上述兩大優勢的主要因素是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我國勞動年齡（15-59歲）人口數量一直保持增長，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提供了大量相對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機床工業也不例外。
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機床工業國有企業的人均勞動生產率大致相當於同期日本同行業企業的1/35至1/30，中國企業的人均勞動力成本大致相當於日本企業的1/30至1/25，即日本企業為1名員工所支付的成本大致相當於中國企業為25-30名員工支付的成本之和，差距十分懸殊。上述對比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正是由於中國企業具有突出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才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勞動生產率水平低下的劣勢，使得當時的中國企業能夠在競爭中勉強支撐。
自本世紀以來，上述情況開始發生明顯變化。通過市場化改革、體制機制轉換、內部管理升級和技術改造等綜合措施，中國企業的人均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且提高的速度明顯高於勞動力成本提高的速度，使得中國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開始充分顯現，這正是機床工業本世紀初開始連續高速增長的勞動力資源背景，也即人口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