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發佈萬字金融科技規劃（《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規劃（2019-2021年）》，下稱《規劃》），蘇寧金融研究院第一時間出了速讀版（參見《劃重點！5分鐘掌握央行《金融科技發展規劃》），不過，如此豐富的規劃，速讀知其梗概恐怕不夠。我們需要精讀，需要結合行業環境、趨勢動態、熱點事件來讀，需要反覆地讀。於是，就有了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本質上是一篇讀後感，既是讀後感，篇幅也就未加控制，所思所想皆訴諸筆端，不知不覺也接近萬字。
萬字正文已然難讀，萬字解讀豈不畫蛇添足？其實，某種意義上，政策解讀，本就畫蛇添足。
如果您決定讀這篇文章，那需要付出一點耐心，建議先收藏再閱讀。
塵埃落定
一些爭議不決之事，隨《規劃》出臺而塵埃落定。
（1）金融科技，算什麼？
面對經濟下行、金融防風險的複雜局勢，新金融一度出現汙名化跡象，連帶金融科技賦能也受質疑，給從業機構帶來不確定性和壓力。
《規劃》明確提出將金融科技打造成為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給金融機構的科技轉型吃了定心丸，也給金融科技企業的科技輸出吃了定心丸，有助於引導全行業集中精力發展金融科技，降本提質。
（2）金融科技融於金融，金融科技能否獨立於金融？
《規劃》開篇就給出金融科技的定義：
“金融科技是技術驅動的金融創新（該定義由金融穩定理事會（FSB）於2016年提出，目前已成為全球共識），旨在運用現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創新金融產品、經營模式、業務流程等，推動金融發展提質增效。”
關於金融科技的定義很多（表明仍存爭議），《規劃》選擇了金融穩定理事會的界定，並強調該定義“目前已成為全球共識”，為業內尚存的爭議——金融科技，是金融還是科技——下了定論：即金融科技本質上是一種金融創新，由技術驅動，卻不等於技術。既然是金融創新，必然要受金融監管。
這些年，隨著互金巨頭轉型金融科技公司，策略重點從金融產品轉向科技輸出。銀行業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把科技輸出職能獨立出來；大的互金巨頭，也在刻意區分業務板塊和科技板塊。科技賦能於金融，也隱隱有了科技獨立於金融之意。
央行對金融科技定義的選擇和強調，等於向市場重申：金融科技，本質上是一種金融創新，在監管射程之內。
（3）開放銀行，目的還是工具？
2018年以來，開放銀行成為行業熱詞，個別銀行通過開放銀行模式獲得業務層面的成功，引發行業效仿。《規劃》中並未出現“開放銀行”一詞，只是在“（九）拓寬金融服務渠道”小節中，鼓勵銀行業：
“藉助應用程序編程接口（API）、軟件開發工具包（SDK）等手段深化跨界合作，在依法合規前提下將金融業務整合解構和模塊封裝，支持合作方在不同應用場景中自行組合與應用，藉助各行業優質渠道資源打造新型商業範式，實現資源最大化利用，構建開放、合作、共贏的金融服務生態體系。”
開放API和SDK，是國內開放銀行實踐的典型模式。這段話，其實在講開放銀行，不過也只是將其視作“拓寬金融服務渠道”的新模式而已，是一種工具定位。
實踐中，很多銀行卻只是盲目跟風，為開放而開放，錯把工具當目的。
正如佛家經典所云，“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別人指月給你看，你卻錯把手指當月亮，盯著手指看，既誤解了月亮，更誤解了手指。
所以，開放只是手段和表象，歸根結底，銀行轉型要回歸到經營提升上來。
（4）條碼支付互聯互通，中小支付機構迎新機遇
支付APP林立，每家一個二維碼，消費者深受不能互認互掃之苦。比如明明雲閃付有支付立減活動，偏偏煎餅攤只接受支付寶和微信。其實，斷直連啟動後，條碼支付互聯互通在技術端變得可行，市場中就不斷有人提出相關動議，只是在頂層設計層面缺乏統一規劃。
《規劃》在“（十四）加大科技賦能支付服務力度”小節明確提出：
“推動條碼支付互聯互通，研究制定條碼支付互聯互通技術標準，統一條碼支付編碼規則、構建條碼支付互聯互通技術體系，打通條碼支付服務壁壘，實現不同APP和商戶條碼標識互認互掃。”
考慮到這是三年規劃，意味著2021年之前，條碼支付互聯互通或將落地。
條碼支付互聯互通之後，中小支付機構不必再受場景不足之苦，拓客有了底氣；消費者也不必被強勢支付工具捆綁，無論選擇哪個支付工具，都不必擔心場景方不受理。
當消費者有了實質性的選擇自主權，屆時，提現收費、信用卡還款收費，便會從留住用戶的手段變成驅離用戶的工具，支付免費時代，或將重新開啟。
隱藏信號
政策解讀，就靠琢磨。有些話沒明說，但字裡行間，似乎能隱隱摸到一些信號。當然，是不是瞎琢磨，就見仁見智了。
（1）BigTech（巨頭型金融科技集團），要限制，也要扶持
在近期曝光的一次講話中，前央行行長周小川談到：
“由於網絡效應的存在，‘贏者通吃’會導致競爭的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監管部門要防範和應對‘贏者通吃’的負面影響。……如果用傾銷和補貼的辦法來搶佔市場份額，先實現自己成為‘贏者’，然後再把其他的競爭者打掉或兼併掉，這種做法會導致不公平競爭，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市場扭曲，事後會造成損失。這個損失一般在實業界可能比較有限，譬如在共享單車市場。但如果發生在金融界，這個損失恐怕會到難以承受的地步，甚至可能引發金融危機。”
“贏者通吃”、“市場扭曲”、“金融危機”，這幾個詞很快點燃市場情緒，BigTech（巨頭型金融科技集團）成為市場熱詞。
藉助金控監管徵求意見稿的出臺，市場猜測，監管可能會對BigTech採取一籃子監管措施，以糾正“贏者通吃”和“市場扭曲”。不過，《規劃》又釋放了另外一種信號。
在“發展目標”中，《規劃》提出“使我國金融科技發展居於國際領先水平”，並強調要“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的金融科技市場主體”。
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的金融科技市場主體，給足時間，四大行或可擔此重任；但《規劃》給定時間是2021年，距今不足兩年半，靠四大行轉型顯然來不及，靠誰呢？只能是當前的金融科技巨頭。
央行發佈萬字金融科技規劃（《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規劃（2019-2021年）》，下稱《規劃》），蘇寧金融研究院第一時間出了速讀版（參見《劃重點！5分鐘掌握央行《金融科技發展規劃》），不過，如此豐富的規劃，速讀知其梗概恐怕不夠。我們需要精讀，需要結合行業環境、趨勢動態、熱點事件來讀，需要反覆地讀。於是，就有了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本質上是一篇讀後感，既是讀後感，篇幅也就未加控制，所思所想皆訴諸筆端，不知不覺也接近萬字。
萬字正文已然難讀，萬字解讀豈不畫蛇添足？其實，某種意義上，政策解讀，本就畫蛇添足。
如果您決定讀這篇文章，那需要付出一點耐心，建議先收藏再閱讀。
塵埃落定
一些爭議不決之事，隨《規劃》出臺而塵埃落定。
（1）金融科技，算什麼？
面對經濟下行、金融防風險的複雜局勢，新金融一度出現汙名化跡象，連帶金融科技賦能也受質疑，給從業機構帶來不確定性和壓力。
《規劃》明確提出將金融科技打造成為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給金融機構的科技轉型吃了定心丸，也給金融科技企業的科技輸出吃了定心丸，有助於引導全行業集中精力發展金融科技，降本提質。
（2）金融科技融於金融，金融科技能否獨立於金融？
《規劃》開篇就給出金融科技的定義：
“金融科技是技術驅動的金融創新（該定義由金融穩定理事會（FSB）於2016年提出，目前已成為全球共識），旨在運用現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創新金融產品、經營模式、業務流程等，推動金融發展提質增效。”
關於金融科技的定義很多（表明仍存爭議），《規劃》選擇了金融穩定理事會的界定，並強調該定義“目前已成為全球共識”，為業內尚存的爭議——金融科技，是金融還是科技——下了定論：即金融科技本質上是一種金融創新，由技術驅動，卻不等於技術。既然是金融創新，必然要受金融監管。
這些年，隨著互金巨頭轉型金融科技公司，策略重點從金融產品轉向科技輸出。銀行業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把科技輸出職能獨立出來；大的互金巨頭，也在刻意區分業務板塊和科技板塊。科技賦能於金融，也隱隱有了科技獨立於金融之意。
央行對金融科技定義的選擇和強調，等於向市場重申：金融科技，本質上是一種金融創新，在監管射程之內。
（3）開放銀行，目的還是工具？
2018年以來，開放銀行成為行業熱詞，個別銀行通過開放銀行模式獲得業務層面的成功，引發行業效仿。《規劃》中並未出現“開放銀行”一詞，只是在“（九）拓寬金融服務渠道”小節中，鼓勵銀行業：
“藉助應用程序編程接口（API）、軟件開發工具包（SDK）等手段深化跨界合作，在依法合規前提下將金融業務整合解構和模塊封裝，支持合作方在不同應用場景中自行組合與應用，藉助各行業優質渠道資源打造新型商業範式，實現資源最大化利用，構建開放、合作、共贏的金融服務生態體系。”
開放API和SDK，是國內開放銀行實踐的典型模式。這段話，其實在講開放銀行，不過也只是將其視作“拓寬金融服務渠道”的新模式而已，是一種工具定位。
實踐中，很多銀行卻只是盲目跟風，為開放而開放，錯把工具當目的。
正如佛家經典所云，“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別人指月給你看，你卻錯把手指當月亮，盯著手指看，既誤解了月亮，更誤解了手指。
所以，開放只是手段和表象，歸根結底，銀行轉型要回歸到經營提升上來。
（4）條碼支付互聯互通，中小支付機構迎新機遇
支付APP林立，每家一個二維碼，消費者深受不能互認互掃之苦。比如明明雲閃付有支付立減活動，偏偏煎餅攤只接受支付寶和微信。其實，斷直連啟動後，條碼支付互聯互通在技術端變得可行，市場中就不斷有人提出相關動議，只是在頂層設計層面缺乏統一規劃。
《規劃》在“（十四）加大科技賦能支付服務力度”小節明確提出：
“推動條碼支付互聯互通，研究制定條碼支付互聯互通技術標準，統一條碼支付編碼規則、構建條碼支付互聯互通技術體系，打通條碼支付服務壁壘，實現不同APP和商戶條碼標識互認互掃。”
考慮到這是三年規劃，意味著2021年之前，條碼支付互聯互通或將落地。
條碼支付互聯互通之後，中小支付機構不必再受場景不足之苦，拓客有了底氣；消費者也不必被強勢支付工具捆綁，無論選擇哪個支付工具，都不必擔心場景方不受理。
當消費者有了實質性的選擇自主權，屆時，提現收費、信用卡還款收費，便會從留住用戶的手段變成驅離用戶的工具，支付免費時代，或將重新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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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gTech（巨頭型金融科技集團），要限制，也要扶持
在近期曝光的一次講話中，前央行行長周小川談到：
“由於網絡效應的存在，‘贏者通吃’會導致競爭的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監管部門要防範和應對‘贏者通吃’的負面影響。……如果用傾銷和補貼的辦法來搶佔市場份額，先實現自己成為‘贏者’，然後再把其他的競爭者打掉或兼併掉，這種做法會導致不公平競爭，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市場扭曲，事後會造成損失。這個損失一般在實業界可能比較有限，譬如在共享單車市場。但如果發生在金融界，這個損失恐怕會到難以承受的地步，甚至可能引發金融危機。”
“贏者通吃”、“市場扭曲”、“金融危機”，這幾個詞很快點燃市場情緒，BigTech（巨頭型金融科技集團）成為市場熱詞。
藉助金控監管徵求意見稿的出臺，市場猜測，監管可能會對BigTech採取一籃子監管措施，以糾正“贏者通吃”和“市場扭曲”。不過，《規劃》又釋放了另外一種信號。
在“發展目標”中，《規劃》提出“使我國金融科技發展居於國際領先水平”，並強調要“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的金融科技市場主體”。
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的金融科技市場主體，給足時間，四大行或可擔此重任；但《規劃》給定時間是2021年，距今不足兩年半，靠四大行轉型顯然來不及，靠誰呢？只能是當前的金融科技巨頭。
為實現《規劃》目標，BigTech贏者通吃的畸形格局要糾正，金融科技巨頭的創新發展也要扶持。
（2）助貸，或迎來寬鬆監管環境
2017年以來，助貸連接資金方和場景方（流量方），助力資金和流量雙向跨界融合，催生了消費金融大風口。但助貸的發展，也催生了一些亂象：
如個別城商行，在屬地化經營原則下，只能做本地的業務，藉助助貸，變相經營全國的業務；
如個別現金貸平臺，沒有放貸資質，藉助助貸引入銀行資金，變相做了放貸業務；
如一些大數據服務公司，沒有徵信牌照，卻以助貸的名義做著徵信的事情；
更有甚者，一些銀行把核心風控外包，甘心蛻化成資金管道；
……
助貸，以分工細化之名，讓監管套利變得更容易。此外，助貸的發展，模糊了金融邊界，給基於牌照的金融監管帶來挑戰。如當一家家互聯網非持牌機構，以助貸的方式，成為一家家中小銀行最核心的客戶、風控和科技供應商時，不持牌卻勝似持牌，此時基於牌照的監管模式將不再奏效。
所以，監管對於助貸，一直保持警惕。先是在2017年底的現金貸新規中明確了助貸的業務邊界（不準碰核心風控），後又在2018年流傳於網絡的聯合貸款徵求意見稿中，果決地限制助貸的地理邊界（不許跨區域經營）。
不過，助貸是新形勢下金融產業分工細化與合作深化的外在表現，也是現階段金融科技輸出的主要載體。限制助貸，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中小金融機構的轉型動力。
中小金融機構，缺科技，更缺流量，既要科技，更要流量。金融機構致力於零售轉型和科技轉型，但任何組織都有歷史慣性，換個角度就是組織惰性，轉型就是要打破這種惰性，讓新模式動起來。靠什麼打破呢？不是口號，不是雞血，而是業績。
要助力金融機構轉型，需在輸出科技的同時輸送低成本、高質量的用戶，助力金融機構實現初始的業績增長。以此為推動力，打破金融機構慣性，新模式才能動起來。運動的東西自帶慣性，科技轉型慢慢就上軌道了。所以，成功的科技賦能機構，既輸出科技，也輸出流量。
在這個意義上，助貸與金融科技輸出難以簡單分離，從推動金融機構轉型角度考慮，需對助貸模式及其負面影響有更大寬容度。
（3）監管沙盒，或將於近期推出
監管沙盒，由監管和市場機構共同營造可控環境，為新技術落地實踐提供實踐、試錯的機會，在國際上已屬成熟的實踐探索。相比傳統監管手段，監管沙盒模式能夠較好地實現創新與風控的平衡，體現了監管對科技創新的呵護。
前些年，國內新金融創新過於活躍，亂象不斷，監管重點放在集中整治上。現階段，除P2P整治還留有尾巴（備案尚未落地），其他領域均已步入常態化監管新階段，此時，創新與發展被提上日程，《規劃》的出臺恰逢其時。
《規劃》明確了科技創新的邊界和發力方向，提出了16字原則，即“守正創新、安全可控、普惠民生、開放共贏”，尊重科技發展的開放性，引導創新資源重點發力普惠民生領域。而對“安全可控”原則的強調，或許標誌著監管沙盒試點將在國內開啟。
《規劃》在“（十八）做好新技術金融應用風險防範”小節中談到：
“綜合實際業務場景、交易規模等深入研判新技術的適用性、安全性和供應鏈穩定性，科學選擇應用相對成熟可控、穩定高效的技術。充分評估新技術與業務融合的潛在風險，建立健全試錯容錯機制，完善風險撥備資金、保險計劃、應急處置等風險補償措施，在風險可控範圍內開展新技術試點驗證，做好用戶反饋與輿情信息收集，不斷提升金融產品安全與質量水平。”
就這段話而言，某種程度上就是再談沙盒監管機制。中國版監管沙盒機制，已在不遠處。
（4）鼓勵大行發力超級APP
在“（十一）提升金融服務效率”小節中，《規劃》提到：
“探索輕型化金融服務模式，打造對內聚合產品與服務、對外連接合作機構與客戶的綜合性金融與民生服務平臺，發揮客戶集聚效應，降低金融服務邊際成本，提升金融服務與社會公共服務效率。”
這段話，本質上在講超級APP——定位於生活服務平臺的超級APP。金融科技巨頭已經搭建了超級APP，如支付寶、雲閃付、蘇寧金融等，都已是典型的生活服務平臺，支付寶更是早在2015年就確定了生活平臺定位，走上開放連接的生活場景拓展之路。
反觀銀行業，招商銀行在拓展生活場景方面走在前列，但相比金融科技巨頭，仍有差距；其他銀行，包括工農中建交郵儲六大行在內，其超級APP轉型之路仍難言成功。
現在《規劃》鼓勵銀行發力超級APP，問題是，生活服務平臺也有入口效應。用戶不需要太多入口，往往是先入為主，所以搭建入口是典型的“一步慢、步步慢”。銀行發力超級APP，已然一步慢，接下來會不會步步慢呢？前景不太樂觀。
（5）企業版數字貨幣，依舊無望
金融科技領域，區塊鏈和數字貨幣是大熱門，Libra白皮書的發佈、沃爾瑪數字貨幣專利的披露，更是把互聯網巨頭髮行數字貨幣推上輿論風口。
不過，無論是區塊鏈還是數字貨幣，《規劃》都隻字未提，只是在“（八）健全網絡身份認證體系”小節中隱約談到區塊鏈技術：
“綜合運用數字簽名技術、共識機制等手段，強化金融交易報文規範管理，保障金融交易過程的可追溯和不可抵賴，提升金融交易信息的真實性、保密性和完整性。積極探索新興技術在優化金融交易可信環境方面的應用，穩妥推進分佈式賬本等技術驗證試點和研發運用”。
這表明，未來三年裡（2019-2021），監管仍鼓勵金融機構自行探索區塊鏈技術的落地應用，卻也並非政策重點（或許與區塊鏈技術自身成熟度有關）。至於數字貨幣，法定數字貨幣已是“呼之欲出”，市場機構自行探索發幣，仍看不到解禁跡象。
其實，ICO新規後，除了央行數字貨幣，國內市場一直對加密數字貨幣持高壓態勢。不過，類似Libra和沃爾瑪幣這樣的穩定幣，沒有投機屬性，藉助巨頭自身的影響力，在跨境支付層面具有較強的滲透力。當前，人民幣國際化成果初顯，但仍前路漫漫。而國外互聯網巨頭髮力數字貨幣，又給人民幣國際化增添了新的變數。
在此背景下，國內數字貨幣探索策略其實可嘗試進行調整，官方層面由央行加速推動法幣數字化，市場層面，未嘗不能放開企業進行可控的數字貨幣試點。
夯實基礎
作為頂層設計，《規劃》的一項重要職責就是夯實行業健康發展的基礎。《規劃》提及二十七項重點工作，不少工作著墨點都是基礎夯實。這裡不面面俱到，只關注兩點。
（1）打破數據孤島，突破金融服務“最後一公里”制約
小微金融，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薄弱環節，也是當前金融行業重點發力方向。在全行業努力下，取得了明顯進步。如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普惠小微貸款新增 1.2 萬億元，同比多增 6478億元；新發放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平均利率 6.82%，較 2018 年全年平均水平下降 0.58 個百分點。
但症狀緩解不等於治本除根，要除根，仍要從數據著手。
小微企業融資難，難在風控；風控之難，難在數據。我國小微企業平均壽命只有3年，跨過這個坎，有望晉身大中型企業；邁不過去，就死掉了。對銀行來講，面對平均只能活3年的群體，風險管理就很難辦——在3年時間裡經歷生老病死，企業經營狀況半年一小變、一年一大變，很可能申請貸款時一切正常，貸款剛發放，企業就由盛轉衰、行將就木了。
所以，做小微金融，貸前調查很重要，貸後管理更關鍵——要實時追蹤企業經營狀況，對於潛在風險早發現、早應對。但貸前調查就已不易，實時監測更是難上加難。淘寶、蘇寧等平臺企業，對線上商戶可實時監測，包括銀行在內的大多數金融機構沒這便利條件，若靠客戶經理實時盯防，人力成本太高，在商業上不可行。
破局之策，就是要發掘實時數據，隨小微企業經營狀況實時調整信貸策略，才能深入小微金融又不被高風險所傷。小微企業經營數據，除了掌握在自己手裡（以戶計，太分散）、平臺企業手裡（侷限於零售環節）、SaaS服務商手裡（侷限於特定行業或特定環節），還有一個待發掘寶礦，就是散落在政務部門手裡的數據——稅務、工商、行政處罰；醫保、社保、環保；水錶、電錶、海關報表等。
所以，打破數據孤島，推動政務數據共享，啃下這塊硬骨頭，是打開小微融資市場空間的關鍵，也必將成為未來幾年內的政策重點。一如《規劃》中提出的，“在切實保障個人隱私、商業祕密與敏感數據前提下，強化金融與新法（疑為刑罰，即行政處罰數據，作者注）、社保、工商、稅務、海關、電力、電信等行業的數據靜源融合應用，加快推進服務系統互聯互通，建立健全跨地區、跨部門、跨層級的數據融合應用機制，實現數據資源有機整合與深度利用。”
不過，打通政務數據孤島，一直是重點和難點，這個硬骨頭，只能慢慢啃，啃一點是一點。
另一個重點，則是打通金融體系內部的數據孤島。企業生產經營離不開金融產品支持，賬戶、存款、支付、代發薪等基礎金融服務中，沉澱了大量有價值數據。只是，一則這些數據分散在不同銀行，二則即便是同一家銀行，數據也被分散在不同的部門，缺乏有效整合，難以發揮合力。央行徵信數據，是金融機構內生數據的最典型代表，也是集大成者。通過整合不同銀行的信貸數據，央行徵信成為金融機構信貸決策中當之無愧的指路明燈。其他有價值的數據，如支付、存款、理財等，仍有待整合發掘。
針對金融數據，央行在《規劃》中明確：
“打通金融業數據融合應用通道，破除不同金融業態的數據壁壘，化解信息孤島，制定數據融合應用標準規範，發揮金融大數據的集聚和增值作用，推動形成金融業數據融合應用新格局，助推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建設。”
從可行性來看，基於銀聯和網聯實現支付數據打通，最易見效，有望成為近期的政策重點。
（2）發力監管科技，夯實監管短板
監管是金融科技生態內重要一環，以有形之手行調控之責，引導資源配置，左右創新走勢。某種意義上，監管短板等同於行業短板，監管效率等同於行業效率，所以，《規劃》特別強調“增強金融監管的專業性、統一性和穿透性”。為此，在《規劃》中提出一系列配套措施，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是《規劃》明確提出，要“將金融科技新產品納入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通過統計信息標準化、數據挖掘算法嵌入、數據多維提取、核心指標可視化呈現等手段，助力“統一、全面、共享”的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建設，覆蓋所有金融機構、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活動，確保統計信息的完整性和權威性。”
數據統計，背後涉及到數據口徑、業務標準、報送機制等一系列工作，環環相扣。就現階段來看，新金融機構種類多、模式雜、數量多，數據口徑不統一、業務標準不一致、報送機制不完備，為達成目標，預計後續將持續壓實地方屬地監管責任，充分發揮協會自律監管職責，一個客觀影響是，地方非傳統金融業態面臨的監管壓力或將持續增強。
二是《規劃》明確要求，“綜合全流程監管信息建立監測分析模型，把資金來源、中間環節與最終投向穿透聯接起來，透過金融創新表象全方位、自動化分析金融業務本質和法律關係，精準識別、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強化監管滲透的深度和廣度。”
穿透監管的強化，消解監管套利的空間，致使低門檻、低水平、同質化的金融活動失去生存土壤，真正服務實體經濟、服務金融行業降本提質的創新將成為主流。從這個角度看，市場分化仍會加速，在這個過程中，持牌經營、合規創新、有序競爭的新格局將得到確立。
未完待續
《規劃》內容豐富，但受限於文章篇幅，本文暫且就到這裡，更多內容，建議大家找到《規劃》原文細細研讀。另外，所謂解讀，某種意義上等同於猜測，難免有很多謬誤之處，所以本文只是提供一個視角，供大家參考。
最後，不妨再展望下前景。規劃從來落地難。規劃本是開端，但從過往實踐來看，不少規劃既是開端，又是終點。
紙面文字走入現實，需以一條條細化措施為橋樑，以求最終目標的達成。不過，作用與反作用是一體兩面，藉助細化措施牽引現實資源走勢，措施本身卻可能因反作用而動作變形，偏離方向。一條措施變形，問題不大；多數措施變形，規劃裡的目標也就難以落地了。
央行三年《規劃》出臺，留給政策落地的時間不足三年。好在，《規劃》裡有前瞻性佈局，但更多是對行業實踐的事後追認——很多方面，實踐都走在了前面，《規劃》不過是政策層面的事後認可與推動，賦予市場信心。
在強監管環境下，政策認可本身就是助力；在經濟下行週期，信心比黃金還重要。因而，《規劃》出臺，意義重大，金融科技創新和金融科技輸出，正迎來新的發展階段。
本文由“蘇寧財富資訊”原創，作者為蘇寧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薛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