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6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貨幣政策的‘度’”分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從長期的改革和結構政策來看，中國從很多年前已經開始長期的結構性改革，從過去特別依賴出口轉為特別強調內需。
他指出，中國已經加大了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剛開始的階段。過去來說，中國太依賴於製造業，服務業相對薄弱，但在中國政府強烈豪宅增長服務業的情況下，近些年服務業已經佔到中國GDP的一半以上，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從中短期關注的重點來看，周小川認為，在中國，從去年開始就在實行“三去一降一補”政策，減少庫存和債務槓桿率，減少企業的運行成本，去解決一些結構上的瓶頸問題。從全球來看，各國政策之所以從貨幣政策轉向財政政策再轉向結構改革的原因之一，就在於金融危機剛開始的時候，許多先進國家體的債務佔GDP比重非常高，在2010年之後，一些歐盟國家還出現了主權債務問題，有很多國家政策制定者認為，財政政策的手段已經窮盡。在他看來，財政政策對結構性改革而言是很有幫助的，如果財政政策已經沒有空間，結構性改革很難進行。他認為，未來人們會慢慢意識到，即便在財政上的指標不是很好，還是必須繼續用財政手段和財政工具，之後會有某些國家，會再度開始強調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
他進一步闡述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鼓勵各國政府使用財政政策，但是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財政政策空間，每個國家都要單獨對此作出判斷。對中國而言，中央政府的債務佔GDP比重並不是很高，但中國是個很大的國家，需要思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省政府也可以自己借債，進行結構性改革、基礎設施投資、城市化以及發展服務業等，因此需要去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調整猜拳實權，以及調整地方財政政策的限度。而不同的省份之間的財政指標都不同，這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領域。
不過周小川指出，這未必意味著貨幣政策完全無法促進結構性改革。他認為，貨幣政策會調整總量的需求，而不是調整結構和行業。“我們可以有一些創意，去創造一些工具，鼓勵或者支持某些行業。貨幣政策可以往前導入一些戰略行業，可以幫助結構性改革。在中國，我們也希望制定一些政策鼓勵農村地區的融資貸款、小企業的融資貸款，至於成效如何，讓我們拭目以待。”（張國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