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杜濤 宋笛 參與博鰲論壇的企業家、銀行從業者和學者是如此熱衷於金融風險的話題，以至於在一次分為三個主題的閉門會議中，關於金融風險的討論佔據了大部分時間，到了第三個話題“新經濟”時，已經沒有多少時間繼續討論。
3月24日，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楊主持了博鰲新聞中心的一場關於金融風險發佈會，開始時聽眾寥寥數人，但結束時房間已經擠滿了記者。在這次會議中，李楊表示目前中國的槓桿風險主要存在於企業之中。
數百名政府官員、學界研究人員以及上千名企業家再一次聚集在中國海南省一個面積不足90平方千米的小鎮——博鰲鎮——試圖為中國有可能面臨的金融風險開出一張診方。
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防範金融風險就被包括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內的多個重要的政府會議反覆提及，2016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明確提出，2017年的防控金融風險將被放置在更為重要的位置。
金融風險，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議題。在2008年的博鰲論壇上，金融風險就曾經是關注的焦點。儘管今年博鰲論壇的主題是“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但在42個分論壇的議題中，有超過10個論壇的議題設置與金融、資本相關。其中兩個論壇的議題設置則直接指向了近20年影響世界經濟走向的兩次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與2008年次貸危機。
2017年的博鰲論壇再提金融風險，一個重要的潛臺詞就是經濟增速放緩會讓金融風險的曝露加快。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鬍濱在博鰲論壇接受經濟觀察報專訪時表示，目前最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來自於宏觀經濟層面，經濟增長放緩可能對金融體系帶來衝擊，其中包括不良資產上升、風險從企業負債表轉移到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等，這些問題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可以被掩蓋起來，而在經濟增速進入新常態時期就會顯露出來。
對於中國經濟而言，一線城市房價飆漲與調控政策的博弈，正在引起更多的關注，其中最大的擔憂就是房地產金融化、地方債務等問題有可能轉變為金融風險點。
誕生於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的博鰲亞洲論壇——1998年，在金融危機正在亞洲各國蔓延開來時，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和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提出建立“亞洲論壇”的構想，這一構想最終在中國的支持下落地成為目前的博鰲亞洲論壇——在19年後，博鰲論壇正在嘗試從此前的兩次金融危機中汲取到足夠充分的經驗和方法以給在2017年前兩個月多項經濟指標表現優異的中國，用以應對可能存在的金融風險。
凡普金科創始人、首席執行官董祺對經濟觀察報表示，風險和監管都是金融的一部分，任何形式的金融創新都需要評估和管理風險，而管控金融風險也是金融監管機構最主要的工作。中國作為全球互聯網金融發展最領先的國家之一，經過幾年的快速發展已經初具規模，當然也因為行業早期的良莠不齊，存在一定的風險，在此時強調金融風險監管恰恰是監管希望互聯網金融融入現有金融體系。
要求完善監管制度的建議也被多次提及，一位金融監管層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表示，金融監管要解決監管錯位的問題，此外風險防控意識不足以及監管標準不統一導致監管套利的問題也亟待解決。
胡濱也認為，金融領域的分業監管和混業經營造成的制度性錯配問題需要高度關注，他的建議是，在一行三會之上，建立一個實體的協調機構。
風險在哪裡？
中國是否會發生金融風險？
在這個問題上，參加博鰲論壇的一些企業、銀行、經濟學家尚未達成共識。在可能存在的風險點上，業界卻有著趨同的見解，達成共識的關鍵詞為：不良資產、房地產金融化、匯率以及地方債務。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趙全厚對經濟觀察報表示，第一個金融風險點是房地產的資產價格泡沫，也是最被關注的一個風險點。其次便是地方政府融資，包括地方政府債務融資、PPP、引導基金等，規模比較大。
中誠信研究院高級分析師李詩同樣提示了債務風險，她認為債務的積累不僅讓實體經濟償債壓力上升，還讓金融體系內部運行發生變化。以銀行為核心的一系列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快速擴張，金融體系槓桿水平整體上升，而企業融資的資金鍊條則越來越長，過程中牽扯的中介機構數量不斷增加，參與機構的增多既增加了這一鏈條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給監管帶來相當難度；無論是此前大行其道的影子銀行，還是近兩年快速增長的同業業務，都是金融體系自我膨脹的表現。“這種自我膨脹加劇了資金在金融體系內部的循環流動，降低了資金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效率。同時大量資金通過槓桿交易進入金融市場推高了金融資產價格，而槓桿交易的高風險和不穩定性也加劇了金融風險。因此針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去槓桿是防範金融風險的另一個重要措施。”李詩對經濟觀察報表示。
另一些局部性或區域性的風險也得到了關注，比如互聯網金融的風險。
董祺認為，目前互聯網金融行業的風險主要分為幾個方面，在網貸領域包括：第一，業務模式違規風險，不少公司以創新為名繞過現有金融監管框架，比如非法集資、非法攬儲自融等；第二，金融專業能力缺乏導致運營性風險，包括資產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第三，監管下非合規業務的有序退出問題，這一問題如管理不當也會產生“踐踏”。
在部分金融業人士看來，監管體系中存在的問題也造成了資產管理的分散，從而帶來了一定的風險。上述金融監管層人士就對經濟觀察報表示，監管標準不統一會導致監管套利，特別是現在分業監管體制下，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以及傳統金融產品會收到比較嚴格的監管，但跨市場、跨行業的產品和一些非傳統金融產品和業務受到的監管較為鬆散甚至存在監管真空，這樣會導致監管標準的不統一，從而利用這種差異進行監管套利。
上述金融監管部門人士給經濟觀察報具體分析了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在資管面臨的問題。“銀行業方面現在面臨的是盲目擴張成為規模龐大的影子銀行，扭曲了資產定價，抬高了實體經濟融資成本。”該金融監管部門人士說。
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在2017年3月2日針對普遍關注的“影子銀行”、監管套利、通道業務、鏈條太長的問題表示，目前商業銀行、信託公司、基金公司、證券公司，包括保險公司都開展了資產管理業務，由於監管主體不一樣，法律規章也不一樣，有關的規定也不一樣，確實出現了一些混亂，導致了一部分資金所謂的脫實向虛。
證券資本方面則是鬆綁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資本約束、投資範圍等要求，刺激銀行業資金監管逐低，大量通過證券類機構“出表”，證券機構作為通道的資產管理業務快速擴張。
保險業方面，則是監管部門出於行業發展考慮，導致經營風格激進的中小公司越來越多，萬能險等產品在投資範圍限制和資本要求都較銀行業寬鬆。
兩次危機的啟示
“三萬億你們就不怕風險了？到兩萬億就怕風險了？”銀監會原副主席蔡鄂生反擊道。
蔡鄂生反擊的是印尼投資協調署的主席托馬斯·崔卡西·倫邦提出的觀點：他認為如果中國外匯儲備持續下降，人民幣就有可能出現貶值，從而回到了1997年的情況。——在1997年的金融危機中，多個亞洲國家出現了資本外流、貨幣貶值的情況。
這一次爭論發生在3月23日博鰲論壇的一個以“亞洲金融風暴：20年後的再思考”的分會場中，在這個會場中，大部分外籍嘉賓都更關注於匯率和外匯儲備的波動，這些嘉賓來自經濟學界以及金融管理機構，而這種對外匯儲備以及匯率的敏感則來源於2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所獲得的教訓。
蔡鄂生不認同這種過於簡單的數字化分析，他認為還得看機制和改革過程中的能力，“現在對中國來講是怎麼更好的處理，就是在我們改革條件下一個匯率機制完善和這一個朝著人民幣國際化發展過程當中我們要走的路。”蔡鄂生解釋道。
更多的國內經濟屆人士則更關心的是國內宏觀經濟形式變動所帶來的金融風險——在他們看來，2008年的金融危機或許有更多的經驗可以借鑑。
胡濱在博鰲論壇接受經濟觀察報專訪時提出了一個觀點，他認為目前最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來自於宏觀經濟層面，經濟增長放緩可能對金融體系帶來的衝擊。
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加快了經濟結構轉型的速度，與此同時，經濟增速也在逐步從高速增長進入到中高速增長。
這種放緩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此前被經濟增長掩蓋掉的一些風險點在經濟增長放緩後逐漸暴露了出來。比如不良資產的問題，因為有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對衝，不會表現那麼明顯。當增長速度下來之後，原來沒有解決的問題會逐步開始顯現，當不良資產從企業負債表進入了金融機構的負債表，金融風險就會增加。
李楊對經濟觀察報表示，這種長期的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帶來了金融對實體經濟的“疏遠化”，出現諸如從基礎金融產品到證券化類產品，再到CDO、CDS等結構類產品；大宗商品市場全面“類金融化”；市場中介機構行為扭曲等現象。“脫實向虛”進一步給金融業帶來風險和不確定性。“現在金融變化是加速的，特別是新技術的應用對市場帶來的衝擊以及變化帶來速度之快，使得不確定因素增加，但是現有的監管框架是穩定的，不能夠及時的對風險進行反應，比如黑天鵝事件增多。”胡濱告訴經濟觀察報記者。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運行與政策模擬實驗室的預測認為，2011-2015、2016-2020和2021－2030年三個時間段內，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區間增速逐年遞減的趨勢明顯，這也意味著，在未來一段時間中，潛在的金融風險點有進一步明顯的可能性。
一些經濟學家將房地產金融化視為值得關注的金融風險點，在博鰲論壇的一次閉門會議中，相關銀行人士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通過投資房地產市場維持經濟增長速度是目前中國宏觀調控重要的工具之一。不斷上漲的價格讓房地產成為了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我也不可能完美地回答這一個問題。”蔡鄂生面對記者針對房地產調控提出的問題時，做出如此的回答。
在蔡鄂生看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很複雜，不能單純從企業角度來看，這一個要從整個機制來看。房地產本身處於一個去庫存和整個新舊動能轉換過程當中，影響利益面之大，需要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各方的利益。
博鰲診方
博鰲的第一劑“猛藥”指向了金融機構。“現在中國的銀行業，你要是脫實向虛沒有活路”，蔡鄂生在3月23日的博鰲論壇中直言道。在他看來，金融機構要重心下沉，迴歸主業，現在中國經濟體裡面信貸總量，銀行貸款比例佔比太大。
無獨有偶，一天後，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也在博鰲論壇中直接表示防範風險最好的辦法就是要讓風險暴露，要允許金融機構破產。
“我們從2008年以來看到的所有的金融當局都在力圖挽救金融機構，不讓它破產。最後是個什麼結果呢？就是說當金融機構擴張的時候，創造了那麼多的多餘的流動性，但是由於沒有機構破產，那麼多餘的流動性永遠不會被消除掉，所以我認為個別金融機構的破產既是對市場風險的一種提示，也是在消除市場的一種壞的東西。”吳曉靈在3月24日的博鰲論壇中如此表示。
在一個博鰲分論壇的門外，國民信和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白穆春對經濟觀察報表達了另一種對於金融風險的觀點，在白穆春看來，最根本的防範金融風險的方式在於推動實體行業的快速發展，同時推動金融機構為實體行業服務。“目前的金融行業需要與實體行業進行更好的結合，讓金融機構迴歸為實體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屬性。”白穆春對經濟觀察報表示。
博鰲的第二劑藥方指向了監管機構。目前的金融監管機構被一部分金融從業者認為存在一定的協調不足，這對於金融風險的防範造成了一些障礙。
上述金融監管層人士對經濟觀察報分析道，現在金融監管面臨監管錯位，過於關注行業發展，風險防控意識不足以及監管標準不統一，導致了監管套利的問題。“監管部門在日常監管中表現出較強的‘父愛主義’和‘地盤意識’，脫離監管職責而過於關注本行業的做大做強。”上述金融監管層對經濟觀察報表示。
胡濱在博鰲論壇中也對經濟觀察報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在他看來，現在需要高度關注的風險是分業監管和實際的混業經營造成的制度性錯配問題，比如互聯網金融、影子銀行風險，這些錯配的風險是需要我們高度關注，防範的核心是監管體制要改革，能夠根據市場的變化進行調整，比如如何建立一種實體性的監管協調機構，這一機構需要比以前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更加有效的落實監管政策。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就在2016年的一篇名為《中國金融監管地盤意識比較強》的文章中指出，目前中國監管當局的地盤意識較強，把機構當成自己管理的對象，加之法治環境不夠健全，市場機制也不夠完善。在此情況下，中央銀行和監管當局保持人事上的密切關係，有利於貨幣政策的傳導，這已被長達十年的經驗所證實。如果我們從機構設置上加強央行與銀行監管的聯繫，以後能夠減少摩擦和協調成本，金融運行將更加順暢。
吳曉靈在文章中提出，實施專業性強的金融監管，建立以央行為核心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機制有利於提高金融監管效率，有利於國務院建立有效的問責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