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段歷史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性,但歷史又往往驚人地相似。1979年的深圳開始了“春天的故事”,1992年的上海邁出了“走進新時代”的步伐。2017年的春天,雄安又將開啟一個怎樣的新格局?回顧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的時代背景及發展歷程,將有助於我們更清晰的把握雄安新區的戰略定位和未來前景。
深圳特區:偉大時代孕育的偉大精神 偉大精神成就的偉大事業
建設深圳特區是在我國全面解放近30年,中國仍舊有2億以上的農民生活在溫飽線以下,經濟遠遠落後於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背景下提出的。彼時的亞洲,曾經和中國內地一樣貧窮落後的臺灣、香港地區和新加坡、韓國,通過抓住60年代發達國家產業升級、世界市場調整的機會,一躍而成為亞洲“四小龍”,進入了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的行列。同時期的日本不僅癒合了戰爭的創傷,還經歷了神武景氣、巖戶景氣和伊奘諾景氣三大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其國內生產總值已相當於中國的三倍。
作為一個泱泱大國,中國面對外界的重重壓力,發展迫在眉睫。在這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期,我們黨於1978年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不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而改革開放又風險重重,面對這種兩難情況,把設立“經濟特區”作為改革開放的突破口,是我黨富有智慧和遠見的創舉。
回看深圳特區的建立、發展歷程,首先,黨中央的堅定決心和正確指引是推動特區前進的重要動力和堅強保障。70年代末正是我國轉折的重要時期,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等廣東省老一輩領導同志深入一線調研,形成了創辦對外加工貿易區的設想建議,鄧小平同志在聽取廣東省委彙報後親自作出了創辦經濟特區的戰略決策,明確指出“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叫做特區”。此後,在事關經濟特區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小平同志兩次親臨深圳,明確指出“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要求深圳“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其次,深圳特區的成功離不開思想的解放。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當時的深圳特區活躍著各種創新思想,承擔著全國創新、開放的重任,深圳的發展既是不斷湧現出新機遇的歷程,同時也是披荊斬棘、不斷試錯的過程。深圳的開放開發,創造了中國市場經濟改革進程中太多的第一次:敲響了土地拍賣“第一槌”,創造性地實施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相分離的制度,推動了我國土地使用制度的根本性改革；率先創建了證券交易所,發行了新中國第一張股票,並逐步完善資本市場交易體制,不斷推動我國金融體系的健康持續發展；率先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幫助企業轉型升級,在高校創新資源非常匱乏的情況下,頂住經濟“減速”壓力,牢固樹立起深圳“最佳創新城市”的地位。
深圳特區經過近40年的發展,已從邊陲小鎮成長為一座美麗、繁榮的現代化城市,經歷了從工業新城向國際化創新型城市的角色轉變。今天的深圳更多承擔的是產業升級、高科技創新的重任,在物聯網、5G技術、石墨烯、新能源等多個新興科技領域的創新能力位居世界前列,湧現出了華為、中興、騰訊、比亞迪等一批優秀的、領先的創新型企業,它的發展經驗和教訓正不斷影響著我國其他開發區、特區、新區等的設立和發展。
浦東新區:勇立潮頭的堅定信念 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
1992年的廣東珠三角地區經過改革開放十餘年的發展,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而曾經的中國工業先驅——上海,卻日顯老態。浦東新區成立以前,上海150多年的地理髮展重點都在黃浦江西側,伴隨著上海的經濟發展,城區人口急劇增長,僅141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區不堪重負,交通堵塞、住房擁擠、環境質量下降、市政設施陳舊老化等矛盾日益突出。從國家層面看,此時已經有深圳開放的成功試點,如何更好的鞏固成果、擴大開放,成為當時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首要問題。在此雙重背景之下,1992年10月,國務院批覆設立上海市浦東新區。
當時,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了“開發浦東,振興上海,服務全國,面向世界”的方針,目的是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帶動整體經濟邁向外向型經濟發展路徑,承載起“擴大開放”的歷史使命。回望歷史,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從80年代深圳改革開放到本世紀初中西部大開發,我國的總體開發戰略依次展開,在這個大背景下,可以說,建設浦東新區是中國改革開放進行到特定歷史階段的“攻堅之役”,在我國整體開發戰略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初,浦東高舉改革創新的旗幟,率先試點擴大服務貿易對外開放,使對外開放由生產製造領域擴大到金融保險、國際貿易、現代物流等服務業領域。當時的浦東,像80年代初的深圳一樣,同樣開創了很多箇中國“第一”。浦東率先成功嘗試了保稅區模式、出口加工區模式,建成了大陸境內第一個自由貿易區,這些建設經驗現在被全國各地普遍借鑑；作為首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地區,浦東新區堅持先行先試,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全面提高政府行政效能,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一直走在全國前列,其經驗和啟示也逐步向全國推廣；浦東率先實施了跨國地區總部、外匯資金管理方式的改革,開展了境內合格機構的投資者投資境外的業務,並設立了首家境外信託投資機構和基金公司,這些金融創新方面的嘗試,為我國金融系統的不斷完善提供了豐富的寶貴經驗,如今,集聚在浦東陸家嘴金融區的近500家中外金融機構已成為長三角、長江流域乃至全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助推器。
在浦東有一句話:“夢想這個詞,在浦東特別美好,因為浦東就是一個能讓夢想成真的地方。”浦東的開發開放說到底是一個打破舊體制,不斷變革和創新並實現夢想的過程。浦東開發開放的精神先導是敢於勇立潮頭、敢闖敢試、與時俱進,這種思想源動力來自於時代發展的需要。通過把解放思想、體制創新落實到改革開放的實踐之中,浦東創造了中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又一個奇蹟。
今天的浦東新區已經被打造成為全球重要的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是我國金融、貿易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浦東不僅完成了初創時的發展任務,同時擁有了完善的公共服務型政府制度框架,建立了有利於金融等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開放型經濟運行規則體系、區域創新體系框架、制度創新的引領帶動機制等,它引領帶動著整個長三角城市群的經濟發展,營造了一個嶄新的國家經濟增長極,對全國其他地區的體制改革、經濟轉型樹立起了目標、指明瞭方向。
雄安新區:歷史性的戰略選擇 新時代孕育的千年大計
雄安新區的建設具有前所未有的優越基礎條件和可借鑑的豐富成功經驗。經歷了改革開放之初的深圳特區和擴大開放成果的浦東新區這兩個重要發展時期,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後的30年裡保持了平均9.5%的高速增長,現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雄安新區的建設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 “橫空出世”,“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從地理位置看,雄安新區地處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可以與周邊幾個大城市形成半小時通勤圈,區位優勢明顯。同時,該地區地貌以平原為主,位於京津冀大氣環境和水環境敏感地區,緊鄰“華北之腎”白洋澱,生態環境優良。雄安新區的長遠規劃要比深圳大出四平方公里土地,而現有開發程度較低,發展空間充裕,具備高起點高標準開發建設的基本條件。未來的雄安新區會全面實施生態、綠色發展戰略,將是一座綠色智慧生態新城。
從時間點上看,目前我國經濟正從快速增長向平穩著陸過渡,這是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時期,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京津冀一體化等國家級戰略都將有力保障中國經濟實現穩中有進。此時我國的南方,在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的引領帶動作用下,珠三角、長三角並駕齊驅,發展勢頭很好,而北方則一直缺少一個區域性經濟亮點。長江以北地區只有北京一個重量級一線城市,但卻沒有像深圳、上海等城市那樣,起到較好的輻射帶動作用,相反產生了巨大的虹吸效應。北京彙集了京津冀大量的資源,導致河北、天津發展受到不同程度的掣肘。在此背景下,雄安新區的設立將起到一個較好的承接作用,成為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同時也是實施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範區,有望為我國北方增添一個重要的經濟活力帶。
從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的發展歷程來看,任何歷史重要轉折期的改革都離不開思想的開放、大膽的嘗試。未來雄安新區也將像前兩者一樣經歷眾多制度的創新。不同的是雄安新區除了承載發展任務外,還承擔著“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的重要戰略定位,是盤活京津冀協同發展這盤大棋局的重中之重；是破解“大城市病”,尋求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的重要探索。雄安新區的建設不僅著眼於解決京津冀協同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同時也是在為我國眾多大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膨脹、交通擁擠、住房困難、環境惡化、資源緊張等亟待解決的問題探尋一劑良方。
80年代初,深圳特區的大開發是摸石頭過河,史無前例；90年代初,浦東新區的建設是經驗有限,任重道遠。而今天,雄安新區的建設環境與前兩者完全不同:我國的行政管理體制更加成熟完善,開發資本更為雄厚,金融機制更為靈活。我們看到,在前期頂層設計和佈局建設中,國家層面的政策引導和資本帶動成為主導這次新區變革的重要開端力量。從對外公佈設立雄安新區之日算起,雄安新區已過“滿月”,這期間國家多部委、央企積極推動,全面部署支持新區建設,範圍涵蓋了能源、基建、交通、農業、通信、建築、金融等多個領域。可以預見,雄安新區的發展和壯大,將是我國近40年改革開放積攢的綜合國力和實踐經驗的集中體現。
曾有這麼一句話,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如今,我們的國家又處在一個重要的變革時刻,新時代的到來,銳不可當,讓我們拭目以待——看雄安!
(人民網城市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宋鶴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