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科技革命與經濟增長新紅利

《中國金融》|科技革命與經濟增長新紅利

導讀: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紅利,一靠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二靠創新。具體而言,主要包括新改革紅利、三大新要素紅利、新技術紅利

《中國金融》|科技革命與經濟增長新紅利

作者|滕泰「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

文章|《中國金融》2019年第12期

創造四十年增長奇蹟的中國模式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創造瞭如此輝煌的經濟增長奇蹟,這既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必然性。40年高速增長的“中國模式”,可以用新供給經濟學增長模型來解釋:制度是經濟增長條件(precondition),勞動力、土地、資本是經濟增長的要素(factors),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driving force)。

更通俗地說,中國40年的增長模式主要來自三大紅利:改革紅利、要素紅利、技術紅利。其中,改革紅利包括市場化紅利和產權制度改革紅利;要素紅利包括人口紅利、土地紅利和高儲蓄紅利;技術紅利則包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水平提升,也就是說我們借鑑了過去300年西方國家工業革命的所有成就。

從經濟轉型的角度來探討中國模式,中國的漸進式轉型比東歐或原蘇聯的“休克療法”也有明顯的優勢。一個國家可以幻想在一夜之間建立一個自由的市場,但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建立起完善的基礎設施供給、產品服務供給和高質量的要素供給。而中國至少在以下三個供給增長方面是值得全球借鑑的。

第一,是公共產品的供給。公共產品供給的成功是中國經濟成功的經驗,這恰恰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獨特優勢,包括傳統基礎設施,以及互聯網、通信等新型基礎設施。

第二,產品和服務供給的不斷放鬆。中國的很多產品和服務以前都是計劃經濟、政府主體或國有企業來供給的,後來逐步放鬆,供給才逐漸豐富。比如生產資料的逐步放開,又如,類似煤炭工業部的下屬機構轉製為煤炭企業;電力部撤銷後形成了五大發電集團公司的新市場格局;化工部剝離出一系列石化工程企業等。其他如電信、郵電乃至金融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等,都逐漸由政府主體變為市場主體,再進一步拆分為有競爭關係的獨立企業,進而讓民營企業進入,隨著市場主體的成長,供給能力的豐富,推動經濟持續。

第三,要素供給方面的不斷放鬆。從改革土地制度、勞動人事制度、金融資本市場制度,到建立完善技術轉讓和知識產權市場,不斷推動要素市場的放開和供給質量的提高。比如,在土地與資源方面,大量的土地、電力、煤炭等資源的投入;在勞動供給方面,數億農村勞動向城市轉移並投入製造業;在金融方面,不斷釋放高儲蓄資本紅利,同時大規模引進外資;在技術和知識方面,積極引進成熟技術,並加強產權保護、鼓勵自主技術創新等。

三大增長紅利和漸進式轉型,造就了成功的“中國模式”,而如今這一模式所蘊含的增長潛力正在悄然變化。

老紅利漸行漸遠,新紅利如何發掘

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呈現出越來越多的供給結構老化特徵,經濟增長的老紅利,如制度條件、技術驅動力和增長要素都在發生一些變化。例如,從制度改革方面來看,無論是市場化改革還是產權改革,可挖掘的空間都比以前小了;從要素來看,人口紅利、土地紅利和高儲蓄紅利都在遞減;從技術紅利來看,後發技術紅利也在減少。

什麼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紅利呢?一靠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二靠創新。具體而言,主要包括新改革紅利、三大新要素紅利、新技術紅利。

發掘“新改革紅利”的前提是要解放思想,突破舊觀念的約束。從產權制度改革來看,從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確權、知識產權保護、混合所有制、股份制改造、租賃制等,每一次都是突破人們思想束縛的。市場化改革也是一樣的,從逐步放開生活資料價格、價格雙軌制,到放開生產資料價格,再到建立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實行按勞分配還是多種要素貢獻分配等,其實都是在爭議中前行。如今我們在產權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場化改革中面臨著很多類似的問題,而束縛我們的正是落後的、舊的觀點。如今粗線條的產權制度改革、市場化改革已經完成了,要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還需要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三大新要素紅利主要包括新人口紅利、新資本紅利、新土地紅利。其中,新人口紅利主要是來自於打造新技術工人和工程師紅利;通過改革勞動僱傭制度,降低企業用工成本;通過放鬆並逐步廢止戶籍制度,釋放人口流動新紅利;改善軟環境,創造新移民紅利。再造新資本紅利的核心在於,通過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儲蓄者(資金供給者)和企業(資金需求者)之間用最低的成本架起一座橋樑。在深入挖掘新土地紅利方面,還需要進一步明晰農村和城鄉結合部的土地產權,推動土地流轉,簡化審批流程,真正增加有效的土地供給,優化土地供給結構,降低土地供給成本。

從新技術紅利來講,與之前借鑑西方三次工業革命成果不同,當前我們必須更多地依靠自主創新。如何打造新技術紅利?傳統產業政策在軍工、核電、特高壓等看得見、摸得著的領域還是有用的,而一些新經濟領域的技術和產品創新,比如微信、支付寶、Facebook、谷歌,這些都不是產業政策規劃出來的,要激發這些新經濟領域的技術紅利,就需要減稅降費,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支持“四新”模式的新供給,推動新舊動能轉換,深化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激發企業微觀主體的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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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許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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