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一個關係全局和長遠的重大判斷。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結構、動力和機制都將出現系統性轉變。本書聚焦於高質量發展，首先，從分析經濟形勢入手，提出中速增長平臺已經初步確立的判斷。然後討論中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若干背景性因素、面臨的挑戰、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機制與重要配套改革等。
中速增長平臺初步確立
從2016年開始，我們提出中國經濟已經接近底部或開始觸底，逐步進入中速增長平臺。從2017年的情況看，這個判斷得到確認，中速增長平臺初步確立。
從我們開發的中國經濟活動實時在線分析預測系統看，2016年下半年開始的這一輪迴升，終端需求增速依然下降，存貨回升是需求側走強的重要動因。存貨在2017年二季度達到高點後回落，PPI（生產者價格指數）也跟著回落，利潤增速本來也應隨之回落，但受到環保督察等因素影響，依然保持高位，但一段時間後還是會下來的。從供給側看，生產性投資增速依然下行，產出增加主要緣於產能利用率提高。這種狀況決定了這一輪迴升不會持續很長時間，更不會出現有些人期待的大幅反轉，回到7%以上甚至重返高增長軌道。
2018年上半年，終端需求會有一個季節性回升。終端需求中，房地產投資在扣除價格因素後，已經處在負增長狀態，2018年將會在零增長附近徘徊。基礎設施投資是一個大的不確定因素。目前這部分投資在終端需求增量中是最大的，如果防控風險、治理地方債特別是隱形債務的力度加大，基建投資增速可能下降，這樣中速增長平臺將會有所下移。另一方面，生產性投資已處低位，2017年底出現企穩回升跡象，有可能成為增長中的積極力量，但也不能期待出現以往那樣的高速增長，借鑑國際經驗，大體上也就是5%左右的增速。總的來看，中速增長平臺大體上還是能穩得住的，宏觀經濟逐步進入我們曾說過的大L形加小W形的運行軌道。
重構高質量發展的地方競爭機制
實現高質量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強調的是地方競爭機制的重要性。
地方競爭機制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泉。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套地方競爭機制仍然是有效的，不能丟，不應該丟，也丟不掉，但需要與時俱進地改革、創新、提升。首先要重新構建地方發展的目標、評價和激勵體系。GDP掛帥的侷限性愈加明顯，應成為預測性、結果性指標。用什麼樣的新指標，需要深入研究、比較。一個辦法是設置一個新的主要指標，如就業；另一個辦法是組合若干個反映高質量發展的指標，如就業創業、質量效益、穩定性、可持續性等方面的指標，形成指標體系。在理論上，長期最優增長速度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重要議題。
與高速增長期相比，地方競爭的內容也將有重要調整，包括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營商發展環境的競爭；培育創新環境、聚集創新資源、成為區域創新中心和創新型城市的競爭；吸引中高級生產要素、形成不同類型勞動者合理分工結構的競爭；“讓人們生活更美好”的城市發展模式競爭；以人民為中心，創造性、包容性、穩定性內在一致的社會治理方式的競爭，如此等等。
在推動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既要支持保護企業層面的企業家精神，也要倡導保護地方政府的創新精神。在大方向明確的前提下，允許地方有較大的“自選動作”空間，允許有個性、有差別，允許試錯糾錯，在競爭中發現和推廣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優先推動與高質量發展配套的重點改革
中國能否成功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並持續推進，最重要的是形成與之相適應的體制政策環境。深化改革任重道遠，需要從長計議，形成正確的目標、機制、戰略和策略。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可優先推動如下一些領域的改革，使之取得實質性進展。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壟斷，著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根據有關研究，這五大基礎性成本中國比美國等發達國家高出一到兩倍。其原因，除了資源稟賦外，主要還是相關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效率不高。
第二，把減稅與稅改結合推進。中國的企業稅率在國際上看並不算過高，但加上各種收費，企業稅費綜合負擔就相當重了。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應以間接稅為主逐步轉向直接稅為主。減稅與稅改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推進。一方面，應當把房地產稅、環境稅等徵起來，消費稅作為地方稅的一部分，相應降低企業生產環節的稅費。部分國有資本用於充實社保基金，相應降低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等的負擔。
第三，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十九大提出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的深化和提升，是國資國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調整。國有經濟必須實現戰略性調整，從傳統的企業體制退出，從傳統的實物形態中退出，從過剩的、缺少競爭力的產業退出，更多地集中到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的領域。
第四，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十九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為主的城市化，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這兩件事情是內在統一的。鄉村振興實際上是現代城市體系在鄉村的延伸。這些戰略的實施，必須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經提出的要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農民宅基地也要創造條件流轉起來。
第五，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開放。我國建設現代化強國，發展空間最大的是服務業，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研發、金融、諮詢、信息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和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社會服務業。
由高速增長轉入高質量發展並非自然而然，而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深化改革要有緊迫感，尤其要有歷史責任感。
（作者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本文摘自《中國經濟增長十年展望（2018-2027）》一書導言，標題為編者所加，該書獲評2018“第一財經·摩根大通年度金融書籍”年度中文書籍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