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供給側，我們看到中國未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經濟增長速度的穩定靠的是創造性破壞的一個新的機制。”6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在2017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上表示。
以下為蔡昉發言實錄：
剛才燕冬提到了說我嚴格意義上不是研究財富管理的，不是研究金融的，從不嚴格的意義上說，我也不是研究金融的，也不是研究財富管理的。但是就像去年，我主要談了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兩個角度，作為金融發展和財富管理髮展的引導方向，其實今年我還想談同樣的兩個問題，但是我把這兩個名字取成一個是從供給側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新問題，它應該成為我們金融發展的一個引導方向或者說金融發展和實體經濟相結合一個指導原則。第二個角度，我把它叫做是需求側的經濟發展或者民生改善的一個新方向，它也應該成為財富管理髮展的一個指導原則。
第一個問題，實際上就是說中國經濟未來是靠什麼來推動。正好明年就是我們改革開放40年，四十不惑，四十不惑的意思是說，我們四十年在總結改革開放今天的時候，應該比30年、20年、10年知道更多的信息，有更少的困惑，而更多的明白。那麼明白的含義是什麼呢？就是說我們過去4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是靠什麼推動的？當然靠改革開放推動的，但是這是一個原則。因為當你解決了一系列的體制問題，清除了人力資本、物質資本的積累障礙，或者配置障礙的情況下，你經濟會改善。但是，為什麼只有中國能夠在40年裡實現9.7%、9.8%的高速經濟增長？我想它應該有一些獨特的東西要回答，因為沒有其他的國家能夠在這麼長的時間內實現這麼高的經濟增長。
這個東西額外的經濟增長來源是什麼呢？我想過去有很多學者總結了，說中國的高速增長就是靠物質資本和勞動力的積累，是積累型的，是投入驅動型的，這個從現象上看是如此，但是如果它僅僅是投入驅動型的，那麼的確我們很難預計，很難想象能夠在40年的時間裡保持下來。因此，我們在做進一步研究的時候，學者們發現，說中國高速經濟增長，至少有一半的因素來自於生產率的提高，也就是說我們9.8%的增長速度有一半可能是來自於物質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驅動型的，我們把它叫做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但是至少在過去40年裡，有一半的因素來自於生產率的提高，這大概是近些年人們總結的一些新的結果。
因此，很自然說，我們要看一看，投入驅動的這部分經濟增長動力和生產率驅動的這部分經濟增長動力，在未來會是什麼樣的。我們看，首先我們知道，在2010年的時候，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從這次人口普查裡，我們看到一個重要的數據，就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就是可以作為勞動力的這部分人口，15—59歲，到2010年達到峰值，峰值的意思是在那之後就要從正增長變成了負增長，所以2010年就成為了中國的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的含義，就是人口紅利達到了峰值，從此以後轉入負的紅利，也就是說昨天晚上我們還在爭，說中國的人口紅利是正在消失呢，還是已經消失？我認為它是已經消失，而且在迅速地消失。因為你把人口因素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放在一個經濟增長的生產函數裡面，其實你會發現，以2010年為界，這之前這個因素是正貢獻，是正的，2010年之後符號就變成負的，顯然不是消失，而是已經迅速消失。這是一個因素。很自然，勞動力短缺了，過快的資本替代勞動導致資本回報率下降，所以做企業的人都會看到說，過去我們做什麼，只要能夠融到資，得到投資者的支持，我做什麼，什麼賺錢。現在是說我們不差錢，但是我們回報率不高，找什麼項目都賺不到多少錢。這就是總體資本回報率下降，在所有行業中的一個基本表現。
因此，傳統的經濟增長動力消失是必然的。就是有可持續的勞動生產率，勞動力提高的這部分，我想也是逐漸在下降。最近我做了一些分解，就是把改革開放時期所賴以支持的生產率做了一些分解，是由哪些因素構成的？我們發現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過去這些年裡，有56%的貢獻來自於三四產業的貢獻，也就是說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整體上支撐了中國經濟的56%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是接下來說，中國經濟是由一產、二產、三產構成，但是三個產業加起來，它的勞動生產率只支撐了中國勞動生產率提高的56%，還有44%就來自於三個產業之間資源的重新配置，特別是勞動力的重新配置。也就是說，農民工過去在農村、在農業是剩餘勞動力，他不生產什麼東西，有他和沒他對農業生產是沒有影響，因此他從勞動生產率極低的部門轉向二產、三產勞動生產率更高的部門，總體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所以這三個部門之間重新配置資源，構成了44%。其中，資源重新配置的部分，又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叫做靜態的重新配置效率，也就是說勞動力從一開始發現說哪些部門在初始年份，比說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生產率更高的部門，我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那個部門，這部分叫靜態的效應，這部分貢獻得比較少，大概是五個百分點，更多是來自於在整個改革開放期間，哪些產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最快，我就追逐著流向了那些產業，這叫動態的轉移效應，這部分貢獻了39個百分點，合起來44%，而44%加三個產業貢獻的56%，就是100%，我們勞動生產率提高。但是這些因素，在今後同樣也會下降。因為，首先我們先不看一產、二產、三產，它還會保持一定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是速度不會像過去那麼快。我們主要看這種資源重新配置的部分，未來它的動力可能會減弱。因為我們經過了40年的勞動力轉移，農業中的勞動力比重已經大幅度的下降了。目前，大概是隻有18%的勞動力是在務農的，這個數是我重新估算的，和國家統計局的略有差別，大概比那個數低了10個百分點。18%的人在務農，同時這18%的人基本上都是40歲以上。因此，他們再向外轉移的可能性已經不算太大了。而向外轉移，就是從農村轉向城市的每年新增的農民工的部分，來自於哪兒呢？來自於農村每年新畢業的高中生和初中生，也就是說是16歲—19歲的這部分人口。而這部分人口，因為我也搞人口，我看了這個人口，在2014年達到了峰值，就是2014年之後是負增長，因此這部分人負增長，勞動力轉移速度就一定會大幅度下降，大家也可以看到，農民工在過去這幾年裡沒有什麼增長，大概每年只增加幾十萬人而已，但是過去都是每年幾百萬人的增長。因此，勞動力轉移速度放慢，資源重新配置的對生產率的貢獻會顯著下降。剛才說小一半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是勞動力重新配置，這部分下降之後，勞動生產率的速度也會下降。因此，當傳統因素不支持原來的速度了，勞動生產率也不支持經濟增長速度的時候，你的經濟增長速度就進入到了一個新常態，這並不是我們犯了什麼錯誤，而是我們到了這樣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長速度要下行。
但是，我們跟發達的經濟體不太一樣，因為在它那兒，認為我長期的制度變遷，已經把所有的潛力發揮出去了，所以保持在3%的速度是理所當然的，已經算很不錯的了。但是在中國，我們還有很多體制性的障礙，在妨礙著生產要素的積累和配置。比如說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可以進城，可以打工，可以住下去，但是不可以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務，他的孩子受教育有問題，養老有問題，因此他到了40歲以後，很可能就隨時可能回去了。近幾年有很多人都在說，說中國農民工是在倒流，都在回家，其實這都是錯誤的觀察，他看到這樣的現象，很多人回去了，但是這些人農民工不斷進城，到了一定年齡他就回去，一直在這樣進行著。但是過去是進城的人口大於回去的人口，所以我們得到了一個農民工的進城量的增長，現在因為16歲—19歲的農村孩子越來越少。因此同樣的人回去，但是沒有更多的人進城了，因此表現為一個農民工的倒流。這個問題通過改革能夠贏得更多的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更好的配置。
同時我們也知道，在一個產業內部，甚至在一個行業內部，企業之間還有生產率的差距，而這個生產率的差距，如果把它縮小，因為存在這種差距，就意味著你生產率比我低，為什麼你還生存呢？你生產率比我低，我就應該得到你的生產要素，我來生產更高生產率的產品，全社會的生產率可以提高，因此未來生產率的提高，資源重新配置，更多要求創造性的破壞，就是企業要有生、有死、有進、有退，因此未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是帕累託改進，至少有一部分人要改善，而不會傷害其它人。而未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定是在創造型破壞中，因此有一部分企業會得到發展，還有一部分企業會遭到淘汰。這是第一個我們要看到的，從供給側看，未來的經濟增長，生產率的提高和過去不一樣了。
第二個，是需求側，也就是說人民生活的改善，在過去40年多數時間裡，我們是靠把窮人，把低收入者變成更高收入者的脫貧為主的改善方式。今後，越來越是一個穩定和擴大和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一個過程。我們說到中等收入群體的時候，有不同的詞，我們叫中等收入群體，國外有的叫中產階級，還有的就是一般社會學裡就說是一箇中間層，因此定義中國有多少中等收入群體的人口，我們也說不清楚。其實完全是一個定義的問題，這個定義有相對概念定義，就是說不管你的收入多高多低，中間那段人就是中等收入群體。在一個高度發達的社會，中間這部分人的收入，可能是人均一年20萬美元，在一個窮國你也能找出一箇中間群體說他是中等收入者，也許一年也就2000美元。但是如果我們把相對標準和絕對標準，至少你得超過多少收入，就是購買力評價，每天比如說20美元以上，這個基本條件達到了，同時你又是相對標準又處在中間那個位置，我們可以看不久前中國社科院的社會學家做了一個研究，也是一個國際上常用的標準，就是拿出一個國家人均收入的中位數，就是我們全國人有人均，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有很高的，比如說馬雲。也有很低的，吃低保，每年幾千塊錢。但是總有一部分人的收入是中位數，就是他的收入可以把中國人口分成高於他的一半和低於他的一半，這就叫中位數的收入。佔中位數收入的70%—200%這部分人口，一般被認為是中等收入群體。按照這個標準，中國目前的中等收入群體，大概是37%，也就是說五億多點。可以見得，我們中國已經有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了。而這一部分中等收入群體，在國外是企業家投資者非常看重的群體，而且是動態的，平均增長的，平均水平也是在不斷提高的。
我們同時還可以從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得到驗證，也就是說我們國家統計局把中國的家庭分成五類，五等分，很顯然最低收入20%，我們不叫他中等收入者，相對低收入者，最高收入的20%，也是相對不太富裕的。中間這60%的人口，應該說是中等收入群體，我也推算了一下，他們的收入每天都是幾十美元，按購買力評價算。因此這部分人，我看了看大概佔到了60%，20%的最高票，20%的最低票，給淘掉了，正好60%。而這部分人大概是8.1億人口，也就是說中國很大一部分群體都變成了中等收入群體。
但是這種中等收入群體，還不夠穩固，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得到的基本公共服務還不夠充分，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我們目前有2.7億農民工，從農村進到城市的有1.7億農民工，而農民工目前他每個月的平均工資是超過了3000元，三千多塊錢按購買力評價，折下來，每天大概能有30美元。這個按購買力評價，因為每天多少美元這個標準是用購買力評價算的。這個數字就意味著他們確實也可以算作是中等收入群體，但是我們也知道，農民工他就業是不穩定的，社會保障是不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務享受得也不充分。因此，這部分群體還有一個如何成為真正意義上從人口意義上的中間層，轉變成經濟社會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的過程。
因此，如果轉化了，他們就是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因此我剛才講到的，從供給側，我們看到中國未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經濟增長速度的穩定靠的是創造性破壞的一個新的機制。而中國消費需求側的一個重大的源泉和潛力來自於不斷提高的和擴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從這兩個角度，供大家研究金融和財富管理，作為參考。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