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政幹部關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八)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經過長期探索，我國經濟走出了一條具有自身特色並需要長期堅持的發展道路。回顧和理解共和國的經濟發展歷程，應該把新中國成立70年、改革開放40年和黨的十八大以來三個時期有機銜接起來。從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到鄧小平規劃的“三步走”戰略，再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既是一脈相承的，也是在實踐探索基礎上認識不斷深化的與時俱進的宏偉目標。
一、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的輝煌歷程
70年前，毛澤東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開幕詞中莊嚴宣告：占人類總數1／4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新中國由此開始了獨立自主的經濟建設，不僅在短時期內恢復了經濟，使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大幅度降低了死亡率，而且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大力推進工業化。在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即“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逆轉了近代以來中國長期落後的局面，也為後來在改革開放時期取得的增長奇蹟奠定了必要的基礎，創造了必要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條件。
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裡，中國選擇實施計劃經濟模式，以此動員全國資源加快進行國家工業化。1953年，全國83.1%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工業就業僅佔8.0%，工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僅為17.6%。“一五”期間，工業總產值實際增長81.0%，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在“一五”結束時增加到23.2%，提高5.6個百分點。直到改革開放前夕，國家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在1978年達到44.1%。可以說，改革開放前20多年奠定了中國工業現代化的基礎，形成了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以及必要的基礎設施條件。
毋須諱言，實施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也造成了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勞動和生產積極性不足、經濟結構失調等弊端。特別是一系列政治運動干擾了經濟建設，使得中國經濟未能在新中國的前30年裡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反而落後於世界的發展潮流。這一時期的“大躍進”和十年“文革”更是對國民經濟造成巨大損害，最終使這一時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盡如人意。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全國農村有約2.5億人口未能解決溫飽問題。
正視計劃經濟時期的錯誤和挫折，中國共產黨又一次“拿起手術刀革除自身病症”，靠自己解決自身的問題。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講話，振聾發聵地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從此中國進入改革開放這個嶄新的年代。改革開放就是革除病症，消除一切阻礙生產力提高、國力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體制障礙。改革開放的成就最終證明了一個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1978—2018年期間，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高達9.4%，是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長速度。這個速度為中國帶來了奇蹟般經濟發展水平的趕超。按照世界銀行數據，以2010年不變價計算，1978年中國人均GDP僅相當於撒哈拉南部非洲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21%，屬於典型的低收入國家。隨著改革開放時期高速增長的持續，中國於1993年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繼而在2009年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2018年，中國現價人均GDP達到近萬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已經近在咫尺。
中國減貧事業的成就更是為世人矚目。1981年生活在世界銀行絕對貧困標準（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每天低於1.91美元）以下的全球人口共18.9億，其中中國貧困人口高達8.8億，佔世界貧困人口的46.4%。2015年，全球貧困人口減少到7.5億，中國則只剩下960萬，僅佔全球貧困人口的1.3%。這期間，中國對世界減貧的直接貢獻高達76.2%。2015年之後中國按照高於世界銀行標準實施農村脫貧攻堅戰略，2018年年末，可以說中國總體上已經消除了世界銀行標準下的絕對貧困現象。按我國現行貧困標準，全國農村貧困人口也只剩1660萬人，貧困發生率為1.7%。
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先驅大衛·休謨在1742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經預言，當藝術和科學在一個國家達到至真至善之後，藝術和科學在這個國家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此後極少有可能甚至永遠不會在同一國家得到復興。歷史上，中華文明曾經達到過輝煌的高峰，科學技術也長期在世界居於領先地位，工業革命以後中國的發展卻衰落了。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才再創輝煌。迄今為止中國各個領域發展創造的奇蹟，已經並且仍在不斷打破這個“休謨預言”。
"黨政幹部關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八)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經過長期探索，我國經濟走出了一條具有自身特色並需要長期堅持的發展道路。回顧和理解共和國的經濟發展歷程，應該把新中國成立70年、改革開放40年和黨的十八大以來三個時期有機銜接起來。從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到鄧小平規劃的“三步走”戰略，再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既是一脈相承的，也是在實踐探索基礎上認識不斷深化的與時俱進的宏偉目標。
一、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的輝煌歷程
70年前，毛澤東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開幕詞中莊嚴宣告：占人類總數1／4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新中國由此開始了獨立自主的經濟建設，不僅在短時期內恢復了經濟，使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大幅度降低了死亡率，而且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大力推進工業化。在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即“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逆轉了近代以來中國長期落後的局面，也為後來在改革開放時期取得的增長奇蹟奠定了必要的基礎，創造了必要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條件。
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裡，中國選擇實施計劃經濟模式，以此動員全國資源加快進行國家工業化。1953年，全國83.1%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工業就業僅佔8.0%，工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僅為17.6%。“一五”期間，工業總產值實際增長81.0%，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在“一五”結束時增加到23.2%，提高5.6個百分點。直到改革開放前夕，國家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在1978年達到44.1%。可以說，改革開放前20多年奠定了中國工業現代化的基礎，形成了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以及必要的基礎設施條件。
毋須諱言，實施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也造成了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勞動和生產積極性不足、經濟結構失調等弊端。特別是一系列政治運動干擾了經濟建設，使得中國經濟未能在新中國的前30年裡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反而落後於世界的發展潮流。這一時期的“大躍進”和十年“文革”更是對國民經濟造成巨大損害，最終使這一時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盡如人意。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全國農村有約2.5億人口未能解決溫飽問題。
正視計劃經濟時期的錯誤和挫折，中國共產黨又一次“拿起手術刀革除自身病症”，靠自己解決自身的問題。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講話，振聾發聵地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從此中國進入改革開放這個嶄新的年代。改革開放就是革除病症，消除一切阻礙生產力提高、國力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體制障礙。改革開放的成就最終證明了一個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1978—2018年期間，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高達9.4%，是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長速度。這個速度為中國帶來了奇蹟般經濟發展水平的趕超。按照世界銀行數據，以2010年不變價計算，1978年中國人均GDP僅相當於撒哈拉南部非洲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21%，屬於典型的低收入國家。隨著改革開放時期高速增長的持續，中國於1993年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繼而在2009年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2018年，中國現價人均GDP達到近萬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已經近在咫尺。
中國減貧事業的成就更是為世人矚目。1981年生活在世界銀行絕對貧困標準（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每天低於1.91美元）以下的全球人口共18.9億，其中中國貧困人口高達8.8億，佔世界貧困人口的46.4%。2015年，全球貧困人口減少到7.5億，中國則只剩下960萬，僅佔全球貧困人口的1.3%。這期間，中國對世界減貧的直接貢獻高達76.2%。2015年之後中國按照高於世界銀行標準實施農村脫貧攻堅戰略，2018年年末，可以說中國總體上已經消除了世界銀行標準下的絕對貧困現象。按我國現行貧困標準，全國農村貧困人口也只剩1660萬人，貧困發生率為1.7%。
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先驅大衛·休謨在1742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經預言，當藝術和科學在一個國家達到至真至善之後，藝術和科學在這個國家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此後極少有可能甚至永遠不會在同一國家得到復興。歷史上，中華文明曾經達到過輝煌的高峰，科學技術也長期在世界居於領先地位，工業革命以後中國的發展卻衰落了。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才再創輝煌。迄今為止中國各個領域發展創造的奇蹟，已經並且仍在不斷打破這個“休謨預言”。
二、我國改革發展取得的重要經驗
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採訪黨的十八大的中外記者時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這準確表述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沒有這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奮鬥目標，就做不到“拿起手術刀革除自身病症”，也就沒有改革開放這一偉大覺醒和關鍵一招。以此為認識出發點，我們才有足夠的道路自信，既看到新中國70年的經濟發展道路固然有曲折和挫折，曾經付出沉重的代價，也堅信我們註定會一次次撥亂反正，不斷修正前進的方向。
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對世界經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取得的經驗不僅對於我們自己是值得珍惜的寶貴財富，也應該成為人類發展智慧的寶庫。其一，中國經濟以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長速度以及不斷擴大的總規模，發揮了世界經濟發動機和穩定器的作用。其二，佔世界人口1／5的中國人民的成功實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經驗分享與智慧借鑑。其三，中國經濟探索中所體現的具有共性的發展規律，以及把一般規律與特殊國情相結合的方法論，為修正、豐富和創新經濟理論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尤其有助於推動發展經濟學的復興。從如何創造經濟發展成就的角度，我們可以總結以下幾條改革開放和發展經驗。
首先，適應國情堅持探索自己的道路，而不是照搬照抄任何先驗的發展模式。形成於西方發達國家以新古典主義為主流的經濟理論和政策教條，常常被作為萬應靈藥推薦給發展中國家或轉軌國家。在改革方式上，來自西方的顧問們認為市場化可以像宇宙大爆炸一樣一夜之間建成，以“不可能分兩步跨過同一條壕溝”為依據，推薦各種版本的“休克療法”；在改革內容上，從西方經濟學家的經驗觀察中歸納出若干其實沒有共識的所謂“共識”（如華盛頓共識），建議對象國家以之為圭臬實施改革。很多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雖然改革開放也意味著學習和借鑑國際上先進的技術、管理和發展經驗，我們在過去40餘年中也的確從各種有益的發展經驗中得到啟發，並獲益不菲。然而，我們從未原封不動地照搬他國即便被證實有效的模式和路徑。中國從改革開放伊始，便沒有接受任何先驗的教條，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或接受所謂的共識，而是服從於發展生產力、提高國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堅持漸進式改革方式，秉持改革促進發展、發展維護穩定、邊改革邊分享的理念，因而走出了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獨特改革開放發展之路。
其次，順應人類社會發展大勢，堅定不移推動改革和開放，以此促進發展和共享。在從國情出發的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也符合一般發展規律。第一步，廢除人民公社體制、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發展多種所有制和混合經濟，通過這一系列改革，激活了“點石成金”的激勵機制，調動了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第二步，清除各種阻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流動的體制障礙，展開資源重新配置過程，按照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向調整產業結構。第三步，依次通過建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一系列開放舉措，全方位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這三步把這個時期中國特有的人口紅利，通過城鄉勞動者的廣泛就業參與，不僅被轉化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進而實現高速經濟增長，還帶來了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成果的充分分享。最後，堅持追求自己的夢想，保持歷史耐心和戰略定力。具有中國特色並不意味著就不具備一般意義。回顧新中國發展70年和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既可以看到從國情出發改革發展的獨特之處，也可以認識到尊重經濟發展一般規律的普遍意義。概述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分享的過程，可以清晰地認識其中體現的內在邏輯，從中提煉出一個尋求趕超的國家，應該如何發現並遵循哪些必要的步驟，創造出經濟發展基本條件的智慧和方案。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使這個過程具有特殊的優勢。在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能夠更好地統一認識、凝聚共識，在社會政策上把握好基調，通過體制機制建設和政策體系安排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既防止了片面追求增長而忽視民生的做法，也避免了一味承諾、過度福利化的民粹主義傾向，破解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這個發展中經常遇到的兩難命題。三、如何走好經濟發展新徵程
按照黨的十九大確定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之後，2020年我們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隨後就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可見，中國正處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相交匯的歷史時點上，面臨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千載難逢的機遇。
2018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9771美元。以這一年的增長速度來推算，2020年預計達到12158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人均GDP超過12235美元就意味著一個國家進入了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這就是說，中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上，將以總體上消滅了絕對貧困的高收入國家的姿態起步。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新徵程將會是充滿鳥語花香的一路坦途，實現宏偉目標還必須應對一系列嚴峻的挑戰。
首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便從統計意義上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也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發展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命題仍將具有針對性。根據國際經驗，這個“陷阱”恰恰是針對一個國家處於中等偏上收入階段或者剛剛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情形。2018年，高收入國家人均GDP的平均值為44706美元，初入門檻的國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距離這個平均水平尚有巨大的差距。國際經驗還表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在臨近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門檻之際，往往是以往保持的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下滑之時，根據應對的成與敗，處在這個階段上的國家之間往往產生明顯的分化，其中未能成功跨過門檻或者跨過門檻之後增長陷入停滯狀態的國家不乏其例。因此，對中國來說，在這個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傳統的增長源泉逐漸消失，亟待把經濟發展方式從要素驅動型轉向創新驅動型。只有繼續擴大改革開放才能為開啟新的增長引擎創造必要環境。其次，紓解“成長中的煩惱”。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越是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表現得越為突出，往往還會出現以前未曾遇到的新問題。例如，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市場機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應將會減弱；在增長模式從投入型轉向創新型的過程中，生產率提高的源泉也從產業之間的資源重新配置轉向經營主體之間的優勝劣汰，創造性破壞機制的作用將增強；在更高的發展階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效應會大於互補效應；改革開放越是深入，人人獲益而無人受損的帕累託改進空間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礙越多，也會出現一些群體遭遇轉型困境的情形。這些都要求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統領下，把包容性體現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的全過程，加大政府進行再分配的力度，發揮社會政策的託底功能。最後，應對“修昔底德效應”。隨著中國從經濟大國轉變為經濟強國，科技發展水平也日益走向世界前沿，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顯著提升，正如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描述的那樣，守成的霸權國家會產生一種嫉妒、猜疑和恐懼的心態，特別是當這樣的國家面臨無法解脫的國內問題困擾時，往往會把這種不良心態轉化為對新興國家的掣肘、打壓和遏制行動。即便可以在各方努力之下對摩擦進行管控，防止激烈衝突和戰爭，避免最壞情形下的“修昔底德陷阱”，而以遏制為出發點，霸權國家把不公平的條件施加在科技和軟實力的競爭之中，甚至發起貿易摩擦，則是非我所能掌控的。所以，至少“修昔底德效應”仍將長期存在。應對的辦法，一方面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堅定不移地主動擴大改革和開放，並以改革開放紅利支撐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展示中國和平發展的願望和誠意，團結儘可能多的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多邊主義方案遏制單邊主義行徑，維護好經濟全球化。
責任編輯：呂紅娟
微信編輯：孫 潔
"黨政幹部關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八)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經過長期探索，我國經濟走出了一條具有自身特色並需要長期堅持的發展道路。回顧和理解共和國的經濟發展歷程，應該把新中國成立70年、改革開放40年和黨的十八大以來三個時期有機銜接起來。從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到鄧小平規劃的“三步走”戰略，再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既是一脈相承的，也是在實踐探索基礎上認識不斷深化的與時俱進的宏偉目標。
一、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的輝煌歷程
70年前，毛澤東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開幕詞中莊嚴宣告：占人類總數1／4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新中國由此開始了獨立自主的經濟建設，不僅在短時期內恢復了經濟，使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大幅度降低了死亡率，而且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大力推進工業化。在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即“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逆轉了近代以來中國長期落後的局面，也為後來在改革開放時期取得的增長奇蹟奠定了必要的基礎，創造了必要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條件。
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裡，中國選擇實施計劃經濟模式，以此動員全國資源加快進行國家工業化。1953年，全國83.1%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工業就業僅佔8.0%，工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僅為17.6%。“一五”期間，工業總產值實際增長81.0%，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在“一五”結束時增加到23.2%，提高5.6個百分點。直到改革開放前夕，國家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在1978年達到44.1%。可以說，改革開放前20多年奠定了中國工業現代化的基礎，形成了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以及必要的基礎設施條件。
毋須諱言，實施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也造成了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勞動和生產積極性不足、經濟結構失調等弊端。特別是一系列政治運動干擾了經濟建設，使得中國經濟未能在新中國的前30年裡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反而落後於世界的發展潮流。這一時期的“大躍進”和十年“文革”更是對國民經濟造成巨大損害，最終使這一時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盡如人意。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全國農村有約2.5億人口未能解決溫飽問題。
正視計劃經濟時期的錯誤和挫折，中國共產黨又一次“拿起手術刀革除自身病症”，靠自己解決自身的問題。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講話，振聾發聵地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從此中國進入改革開放這個嶄新的年代。改革開放就是革除病症，消除一切阻礙生產力提高、國力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體制障礙。改革開放的成就最終證明了一個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1978—2018年期間，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高達9.4%，是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長速度。這個速度為中國帶來了奇蹟般經濟發展水平的趕超。按照世界銀行數據，以2010年不變價計算，1978年中國人均GDP僅相當於撒哈拉南部非洲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21%，屬於典型的低收入國家。隨著改革開放時期高速增長的持續，中國於1993年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繼而在2009年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2018年，中國現價人均GDP達到近萬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已經近在咫尺。
中國減貧事業的成就更是為世人矚目。1981年生活在世界銀行絕對貧困標準（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每天低於1.91美元）以下的全球人口共18.9億，其中中國貧困人口高達8.8億，佔世界貧困人口的46.4%。2015年，全球貧困人口減少到7.5億，中國則只剩下960萬，僅佔全球貧困人口的1.3%。這期間，中國對世界減貧的直接貢獻高達76.2%。2015年之後中國按照高於世界銀行標準實施農村脫貧攻堅戰略，2018年年末，可以說中國總體上已經消除了世界銀行標準下的絕對貧困現象。按我國現行貧困標準，全國農村貧困人口也只剩1660萬人，貧困發生率為1.7%。
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先驅大衛·休謨在1742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經預言，當藝術和科學在一個國家達到至真至善之後，藝術和科學在這個國家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此後極少有可能甚至永遠不會在同一國家得到復興。歷史上，中華文明曾經達到過輝煌的高峰，科學技術也長期在世界居於領先地位，工業革命以後中國的發展卻衰落了。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才再創輝煌。迄今為止中國各個領域發展創造的奇蹟，已經並且仍在不斷打破這個“休謨預言”。
二、我國改革發展取得的重要經驗
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採訪黨的十八大的中外記者時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這準確表述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沒有這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奮鬥目標，就做不到“拿起手術刀革除自身病症”，也就沒有改革開放這一偉大覺醒和關鍵一招。以此為認識出發點，我們才有足夠的道路自信，既看到新中國70年的經濟發展道路固然有曲折和挫折，曾經付出沉重的代價，也堅信我們註定會一次次撥亂反正，不斷修正前進的方向。
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對世界經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取得的經驗不僅對於我們自己是值得珍惜的寶貴財富，也應該成為人類發展智慧的寶庫。其一，中國經濟以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長速度以及不斷擴大的總規模，發揮了世界經濟發動機和穩定器的作用。其二，佔世界人口1／5的中國人民的成功實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經驗分享與智慧借鑑。其三，中國經濟探索中所體現的具有共性的發展規律，以及把一般規律與特殊國情相結合的方法論，為修正、豐富和創新經濟理論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尤其有助於推動發展經濟學的復興。從如何創造經濟發展成就的角度，我們可以總結以下幾條改革開放和發展經驗。
首先，適應國情堅持探索自己的道路，而不是照搬照抄任何先驗的發展模式。形成於西方發達國家以新古典主義為主流的經濟理論和政策教條，常常被作為萬應靈藥推薦給發展中國家或轉軌國家。在改革方式上，來自西方的顧問們認為市場化可以像宇宙大爆炸一樣一夜之間建成，以“不可能分兩步跨過同一條壕溝”為依據，推薦各種版本的“休克療法”；在改革內容上，從西方經濟學家的經驗觀察中歸納出若干其實沒有共識的所謂“共識”（如華盛頓共識），建議對象國家以之為圭臬實施改革。很多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雖然改革開放也意味著學習和借鑑國際上先進的技術、管理和發展經驗，我們在過去40餘年中也的確從各種有益的發展經驗中得到啟發，並獲益不菲。然而，我們從未原封不動地照搬他國即便被證實有效的模式和路徑。中國從改革開放伊始，便沒有接受任何先驗的教條，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或接受所謂的共識，而是服從於發展生產力、提高國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堅持漸進式改革方式，秉持改革促進發展、發展維護穩定、邊改革邊分享的理念，因而走出了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獨特改革開放發展之路。
其次，順應人類社會發展大勢，堅定不移推動改革和開放，以此促進發展和共享。在從國情出發的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也符合一般發展規律。第一步，廢除人民公社體制、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發展多種所有制和混合經濟，通過這一系列改革，激活了“點石成金”的激勵機制，調動了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第二步，清除各種阻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流動的體制障礙，展開資源重新配置過程，按照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向調整產業結構。第三步，依次通過建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一系列開放舉措，全方位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這三步把這個時期中國特有的人口紅利，通過城鄉勞動者的廣泛就業參與，不僅被轉化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進而實現高速經濟增長，還帶來了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成果的充分分享。最後，堅持追求自己的夢想，保持歷史耐心和戰略定力。具有中國特色並不意味著就不具備一般意義。回顧新中國發展70年和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既可以看到從國情出發改革發展的獨特之處，也可以認識到尊重經濟發展一般規律的普遍意義。概述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分享的過程，可以清晰地認識其中體現的內在邏輯，從中提煉出一個尋求趕超的國家，應該如何發現並遵循哪些必要的步驟，創造出經濟發展基本條件的智慧和方案。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使這個過程具有特殊的優勢。在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能夠更好地統一認識、凝聚共識，在社會政策上把握好基調，通過體制機制建設和政策體系安排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既防止了片面追求增長而忽視民生的做法，也避免了一味承諾、過度福利化的民粹主義傾向，破解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這個發展中經常遇到的兩難命題。三、如何走好經濟發展新徵程
按照黨的十九大確定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之後，2020年我們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隨後就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可見，中國正處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相交匯的歷史時點上，面臨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千載難逢的機遇。
2018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9771美元。以這一年的增長速度來推算，2020年預計達到12158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人均GDP超過12235美元就意味著一個國家進入了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這就是說，中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上，將以總體上消滅了絕對貧困的高收入國家的姿態起步。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新徵程將會是充滿鳥語花香的一路坦途，實現宏偉目標還必須應對一系列嚴峻的挑戰。
首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便從統計意義上跨入高收入國家門檻，也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發展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命題仍將具有針對性。根據國際經驗，這個“陷阱”恰恰是針對一個國家處於中等偏上收入階段或者剛剛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情形。2018年，高收入國家人均GDP的平均值為44706美元，初入門檻的國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距離這個平均水平尚有巨大的差距。國際經驗還表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在臨近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門檻之際，往往是以往保持的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下滑之時，根據應對的成與敗，處在這個階段上的國家之間往往產生明顯的分化，其中未能成功跨過門檻或者跨過門檻之後增長陷入停滯狀態的國家不乏其例。因此，對中國來說，在這個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傳統的增長源泉逐漸消失，亟待把經濟發展方式從要素驅動型轉向創新驅動型。只有繼續擴大改革開放才能為開啟新的增長引擎創造必要環境。其次，紓解“成長中的煩惱”。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越是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表現得越為突出，往往還會出現以前未曾遇到的新問題。例如，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市場機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應將會減弱；在增長模式從投入型轉向創新型的過程中，生產率提高的源泉也從產業之間的資源重新配置轉向經營主體之間的優勝劣汰，創造性破壞機制的作用將增強；在更高的發展階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效應會大於互補效應；改革開放越是深入，人人獲益而無人受損的帕累託改進空間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礙越多，也會出現一些群體遭遇轉型困境的情形。這些都要求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統領下，把包容性體現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的全過程，加大政府進行再分配的力度，發揮社會政策的託底功能。最後，應對“修昔底德效應”。隨著中國從經濟大國轉變為經濟強國，科技發展水平也日益走向世界前沿，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顯著提升，正如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描述的那樣，守成的霸權國家會產生一種嫉妒、猜疑和恐懼的心態，特別是當這樣的國家面臨無法解脫的國內問題困擾時，往往會把這種不良心態轉化為對新興國家的掣肘、打壓和遏制行動。即便可以在各方努力之下對摩擦進行管控，防止激烈衝突和戰爭，避免最壞情形下的“修昔底德陷阱”，而以遏制為出發點，霸權國家把不公平的條件施加在科技和軟實力的競爭之中，甚至發起貿易摩擦，則是非我所能掌控的。所以，至少“修昔底德效應”仍將長期存在。應對的辦法，一方面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堅定不移地主動擴大改革和開放，並以改革開放紅利支撐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展示中國和平發展的願望和誠意，團結儘可能多的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多邊主義方案遏制單邊主義行徑，維護好經濟全球化。
責任編輯：呂紅娟
微信編輯：孫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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