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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理想國》中有這樣一段小對話：
柏拉圖問：“哪些人是真正的哲學家？”
蘇格拉底答：“那些眼睛盯著真理的人。”
本期節目，吳老師帶領我們認識這樣一位88歲的老人，他的一生與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緊密相關。他叫吳敬璉，眼中一直盯著真理，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的良心”。
然而，吳敬璉也並非一開始就堅持在經濟體制改革的路上，在他一生的學術生涯中，離不開三位經濟學家的幫助和影響。
顧準
“娜拉只有兩條路”
“我親手把顧準推進了太平間，然後一個人從醫院離開的時候，推著一輛28寸的自行車，穿越整個北京的長安街，那天非常的寒冷，一路推著自行車，一路在顫抖，但是我感覺到中國的未來，很可能從他去世以後出現。”日後，吳敬璉在回憶顧準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青年時期的吳敬璉也曾被一腔熱情“矇蔽雙眼”。引導他揭開橫亙在眼前黑布的，正是吳敬璉熟悉而又陌生的“右派”——顧準。
1971年，吳敬璉與顧準都被迫下放到幹校勞動、搞政治運動。偶然交集之下，他們重新認識了彼此。在私下交流中，談到中國經濟體制的問題，受難十多年的顧準比吳敬璉看得更深遠，他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
娜拉是挪威戲劇家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女性人物，她一直被親近的人當做玩偶，終於在一次家庭變故後，毅然出走。但是魯迅先生在1923年提出一個令人驚醒的問句：娜拉走後怎樣？在演講中，魯迅說：“由於缺乏獨立的經濟地位，或許娜拉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顧準對於現狀的思考，對於吳敬璉無異於驚雷在耳，它像“毒藥”一樣危險卻又充滿了新鮮感，點出了吳敬璉幾年來苦思冥想卻沒有頭緒的核心問題。
但是顧準還來不及看到這個國家的未來，他的生命就在1974年走到盡頭。去世前夜，顧準囑咐吳敬璉：“我已經看不到未來了，但你還很年輕。你一定要知道，中國的神武景氣一定會來的，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到來，但你一定要等到它的到來。”
吳敬璉在文革時期和顧準的這一段交往，使得他對自由、對經濟市場的血液，重新回到這個年輕人的身上。
孫冶方
“那套東西走不動了”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說史上，孫冶方是一個比顧準更大的悲劇。
1978年孫冶方被監獄放出來，他曾經跟吳敬璉說：“我們這個國家不能搞計劃經濟，那一套東西走不動了，所以你跟我在一起，我們重新去寫一本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教材。”
孫冶方的這本教材，他在文革期間打了85遍腹稿。
但一直到孫冶方去世，吳敬璉和孫冶方的這本政治經濟學教材都沒有出版。後來的改革事實證明，市場社會主義道路，即拒絕民營經濟，只在國有企業之間建立商業交易的模式在中國是走不通的。
顧準在離開這個冰冷世界的時候，儘管被徹底地遺忘和拋棄，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經找到了正確答案。可是對於孫冶方而言，這位充滿了理想主義氣質的經濟學家，一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為之傾注了所有心力和熱情的理論大廈竟然建立在一片無法承重的沙灘之上。人世間悲劇的慘烈，莫過於此。
吳敬璉歷經了兩位精神導師的先後離世，在感懷之餘，也把他們的愛國熱情繼承下來，更加堅定了自己經濟體制改革的前進方向。
厲以寧
是“敵人”更是共同推手
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走上了一條沒有藍圖、沒有理論根據的經濟改革運動。
如果說顧準和孫冶方是吳敬璉在成長路上的精神導師，那麼厲以寧算得上是吳敬璉一生的“敵人”。
同是1930年出生於江蘇，也曾在金陵中學同讀一個年級，但兩人在學術觀點上一直保持著難以彌補的分歧。
80年代中後期，中國的經濟學界曾經發生過非常激烈的爭論。厲以寧是中國第一個提出企業要進行股份制改造的經濟學家，而吳敬璉則大力推廣積極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是第一個提出要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人。“吳市場”、“厲股份”的戲稱由此而來。
二者觀點分歧的關鍵在於，厲以寧認為要改企業本體，吳敬璉認為還要改企業的生存環境。但不可否認，“吳市場”與“厲股份”成為那個時代重啟並深化在改革大業的兩大經濟理論“推手”。到1992年底，中國決定未來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四十年來，中國的繁榮離不開1978年改革開放，也離不開一代代經濟學家的共同堅持。無論是顧準、孫冶方，還是吳敬璉、厲以寧，他們都是眼睛盯著真理的人，正是他們的堅持，才有了今天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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