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高質量經濟增長轉型，需要建立一整套與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制度體制，與此改革相匹配的是宏觀體系的調整。中國作為大國崛起之後，在國際上應更多地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人民幣國際化、服務業、國際規則等多方面和多邊接軌。
中國工業化發展：
要素積累到比較優勢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的現代化探索和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至1991年，以農業社會為主體的初步工業化階段。在這個時期，中國實現了從工業化起飛到突破貧困陷阱的飛躍，經歷了國民經濟恢復、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土地承包制推行和鄉鎮工業崛起等一系列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圍繞要素積累和增長潛力動員，該階段表現出了典型的制度實驗、試錯、調整和適應的早期現代化特徵，以計劃經濟為主的體制轉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以計劃經濟為主的綜合平衡轉向經濟社會多目標調控，以宏觀直接管理為主轉向微觀積極性調動等。儘管都是工業化，但由於體制不同增長特徵有著顯著差別。1977年以前經濟增長體現在實體形態，上漲和收縮多體現在真實GDP上，而1978年以後更多體現為物價的波動，名義GDP波動是關鍵。計劃經濟時代，工資物價被凍結，實行實物分配，貨幣等可能的市場機制逐步退出。改革開放則引進了貨幣、市場機制，因此其波動也就體現出來。
第二個階段是1992年至2012年，可稱為重化工業化加速階段。這一階段中國經濟增速高達10.5%，經濟波動逐步降低。在這一時期，中國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對外開放和建立起了宏觀管理框架，實現了從低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的飛躍。其中三個因素推動了這20年經濟高速發展，包括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提供了快速擴張的資本積累；宏觀體制保障了經濟的平穩運行；城市化進程進入快車道，2011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突破50%。同時，現代化的制度特徵越發明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為標誌，調控手段基本形成了向開放的市場體制的轉型，特別是1994年之後，中國探索進行出口導向的工業化體制，為經濟高速平穩增長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三個階段是2013年至2035年，可稱為深度城市化階段，高質量經濟增長的轉型期。這個時期，中國的城市化率預計將從50%提高到70%以上，其中2019年城市化率突破60%。城市化已經成為新常態的主導趨勢和核心議題，服務業比重超過50%，繼續實現人均GDP向高收入階段飛躍，未來20多年將再次面臨經濟與體制高質量轉型。
改革開放前，中國工業年均增長速度為6.4%，對比改革開放後的9.4%雖然有差距，但是從全球來看仍然比較高。雖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初步奠定了我國工業化的基礎，但是計劃經濟體制存在三個弊端：一是經濟增長大起大落；二是有增長無發展；三是重工業生產的產品與老百姓需求完全脫節，供需矛盾導致中國的初步工業化無法繼續下去。由於計劃經濟體制無視個人利益激勵導致這種體制不可持續。所以，中國改革開放頭一條就是發揮人的積極性，城市中的“物質激勵”，農村承包責任制從激勵開始，讓人民增長的成果，才能使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讓人們不斷經濟增長的成果，使得經濟發展和個人利益有了激勵相容性，這是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關鍵。
改革開放後，中國奇蹟的成功經驗是實現了三位一體的協調發展，即漸進式改革、對外開放和宏觀穩定。漸進式改革、對外開放和宏觀穩定在1994年這一關鍵歷史節點高度結合在一起，1994年後中國經濟逐步走向出口導向的工業化平穩快速的發展階段。
1992年南方談話後，中國的改革熱情高漲，微觀主體被激活了，但是宏觀經濟表現出嚴重過熱。1994年宏觀調控體系逐漸建立，人民幣實現並軌改革，人民幣相對美元貶值。人民幣貶值後的1995年，中國結束了貿易逆差的歷史。從那時起到現在，中國在對外貿易中一直保持順差。中國從原來內部的工業化轉向了基於開放的工業化過程或者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直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得益於對外開放和全球化發展。
這裡的開放有兩個基本概念，一是宏觀定價，它決定了中國的比較優勢。中國通過人民幣並軌一次性貶值的宏觀定價，扭轉了此前一直以來的出口逆差，實現順差，並軌前後是貿易逆差轉向貿易順差的分水嶺。所以，宏觀定價是比較優勢的重要來源。
二是基於出口導向工業化建立起來的宏觀管理體制。1994年後，中國逐步建立起了一套與國際接軌的宏觀管理體制。基於出口導向工業化的宏觀管理體制主要表現在：第一，貨幣供給主要基於外匯佔款。央行資產以外匯佔款為基準，貨幣發行得到了有效抑制。央行發行的基礎貨幣都是以對外出口商品掙來的外匯作為資產背書發行的；第二，稅收基於工業部門增值稅為主；第三，建立起政府直接干預的，基於出口導向的產業政策。包括保護幼稚產業，提高國產化率等。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也是服務於出口導向的工業化。
中國高質量轉型發展：
要素質量升級與體制安排
2012年，中國工業化達到了頂峰，而且在全球的市場份額也達到相當高的水平。2012年以後，中國工業化的比重開始逐步下降，製造業比重從2013年開始低於2012年，並逐年下降，製造業在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的結構性變化，帶來了經濟增長的減速，稱為結構性減速。與此相關的是，中國製造業出口佔全球市場份額也見頂回落，比重逐步下降。基於全球需求規模的製造業比重下降，規模經濟快速增長時代逐步結束，取而代之的是以國內需求為主的服務業的比重不斷上升，由於服務業的規模效率低於製造業的規模效率，導致經濟增長減緩。
服務業比重上升和製造業比重下降符合全球需求定律和競爭定律。需求定律是指隨著人民收入的不斷提高，物質消費比重下降，服務消費(特別是精神消費)比重不斷提高，服務業比重上升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競爭定律是指國際競爭是保持國際貿易份額的關鍵，比較優勢隨著一國富裕程度提高逐步下降，比較優勢帶來的貿易比重不斷下降，而靠競爭優勢獲得的利潤不斷提高，競爭定律決定了製造業國際份額隨著一國的發展而逐步下降。這種“結構性減速”直接導致了中國經濟的增速放緩，中國經濟只有完成高質量轉型，才能進入新的可持續發展階段。
2012年後，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進程發生重大變化，特別是2019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將突破60%。中國已進入以城市經濟為主導拉動經濟增長的階段，城市化率的提高推動消費與服務的比重持續提高。經濟轉型的三大特徵開始發生變化。第一，服務業比重高於製造業，服務業成為主導產業；第二，消費超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消費提升的關鍵是提升對廣義人力資本有益的消費服務，如科教文衛體娛樂養老等，而不是簡單的物質消費升級。第三，提高創新貢獻，對衝要素積累的貢獻下降。階段轉化需要一整套新的制度安排，改革服務業高度管制的體制，建立新的宏觀管理體制來平衡從工業化向城市化平穩轉變的宏觀系統，建立一套基於大國的規則性國際接軌的開放體制。
當2019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突破60%，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比較優勢見頂。通過多年的出口導向發展，中國工業品出口佔總出口的比重已經達到歷史高點。隨著我國人均GDP的高速增長，匯率的升值，城市化推動的房價上漲，我國的比較優勢，低成本優勢逐步消失了，現在需要的是要素質量的升級。
中國的工業化在比較優勢逐步喪失的情況下，需要依靠市場激勵進行內生性發展，提升要素質量和制度激勵架構。生產要素包括兩種：一種是傳統的勞動力要素和資本要素，這兩種要素要升級，包括質量和配置方式；另外一種是新生產要素，包括信息、創意、教育、網絡、制度等，要加強新要素的積累。未來不但要實現傳統要素升級，還要組合好新要素，使得生產函數能夠提升效率，驅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其中關鍵是實施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除了需要實現要素升級，更重要的是發揮新要素組合者的作用，即企業家在高質量轉變中的巨大意義。熊彼特認為，推動創新的核心動力是企業家，不尊重企業家的制度安排是不可能激勵創新的。高質量發展轉型根本上是激勵企業家能不斷產生形成市場激勵下的分佈式創新體系。只有依靠企業家，才能實現新生產要素組合，發現潛在需求。中國的產業調整應從干預選擇型產業政策導向轉向依據需求效率變化市場自動配置的競爭性政策。政府要積極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而不是生產型政府。誰的效率更高，誰的創新性更強，要素自然按市場就會配置給他，企業家就會蜂擁而至這個行業。所以，政府要改變作為要素積累者和干預者的角色，讓位於企業家進行新要素的投資組合，從而建立一套有利於發展激勵轉型的體制。這是中國高質量轉型的關鍵。
不可否認，政府幹預經濟增長在一定時期有其歷史貢獻。但是一旦到達以創新為主的發展階段，干預就變成了障礙。在這個階段，政府提供的應該是保護市場體制正常運行的制度性公共服務平臺，而不是具有競爭意義的“平臺經濟”。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幾乎所有積累型要素都處在規模收益遞減的過程中，創新的貢獻率在下降。二是效率下降後，不得不通過提高槓杆率穩定經濟增長。中國的創新需要從政府幹預的思維模式轉向如何積極激勵微觀主體轉變，政府今年的減稅降費提供了一次比較好的實驗機會。只不過降稅以增值稅為主，而不是所得稅，所得稅對創新更重要。
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型，要素供給變革，這裡麵包括了一些不確定性因素。通過消費服務提升了要素質量，但是要素質量能否形成創新活動，而得到效率補充是不確定的；人力資本提高需要跨期補充，這也是不確定的；這兩個不確定導致了增長方式難以轉變。可以確定的是通過提高教育年限，增加了人力資本存量；改革勞動市場要素配置體制，讓要素能最廣泛地創新和分散風險；推動縱向創新轉向創新生態模式，讓更多企業參加創新。關於創新的效率補償問題一直是一個不確定的問題。國際上多使用兩套工具來消除不確定，一是金融工具，二是提高制度質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勞動力市場質量。金融工具和高質量市場制度建設都必須是在開放和全球化的條件下完成。
中國當前的宏觀政策框架是基於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的宏觀體系，今後應考慮向大國模型轉型。首先，貨幣供給是基於外匯佔款，隨著外匯佔款的下降，現在靠提高貨幣乘數和抵押再貸款來維持貨幣釋放，央行貨幣供給的改革也日益緊迫。第二，我國的稅收以增值稅為基準，城市化最重要的是基於所得稅與享受福利相匹配，稅收減收與城市化公共服務支出剛性的差額也是重要的挑戰。第三，我國的產業政策過去以干預保護，強制提高國產化率和招商引資減稅作為產業戰略，現在需要放松管制，平等競爭。所以，這三個轉型也是高質量轉型的宏觀體制保障。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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