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10年後，中國企業發生了什麼質變？一文看透'
中國經濟龐大的發展勢能與獨特的發展模式衝擊了傳統的世界經濟發展秩序與競合格局。如今，中國企業躍然登場，開始嘗試從全球化的配角變為主角，成為變革的新勢力，十年間，中國企業發生了怎樣的質變？之於未來，這意味著什麼？
本文為長江商學院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報告《經濟新物種:中國企業的實踐與創新》節選內容。
中國企業創新的 “後座力”
如果將改革開放前30年 (1978-2008)的中國經濟發展比作“巨龍復甦”，過去十年(2008-2018)，中國經濟則演繹了 “大象也能跳舞”。2008 年，中國GDP為4.60萬億美元，約是美國的1/3和日本的90%。2018年，中國 GDP達到14.09萬億美元，已經是美國的70%和日本的2.7倍，幾乎是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的總和(15.25 萬億美元)。
“大象”舞姿翩眇，中國本土企業居功至偉。改革開放前 30年是屬於外資的時代，超過半數的進出口貿易由跨國公司主導，外資分享了中國經濟開放的成果。過去10年是屬於中國本土企業的時代，改革開放影響下厚積薄發的中國本土企業全面發展壯大，特別是民營企業取得了令人驚歎的發展成就。
2012年3月，長江商學院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發佈報告《“中產階層” 的大挑戰:透視中國大型製造企業及其全球化道路》，提出了“中產階層企業” (Middle-Class Enterprises，MCE) 和“中產製造型企業 ”(Middle- Clas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MCME)概念。
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即將進入大公司時代，大型企業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與節拍器。特別是大型工業企業，正利用自身傳統的低成本生產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向全球產業價值鏈管理的創新者轉型。中國大公司創新實踐的過程，必將對全球化及中國經濟產生顛覆性影響。
2018年，在提出 MCE 和 MCME 概念六年後，我們重新評估了當年的“希望之星”。我們也再次走訪了一些企業，特別瞭解了它們在技術與創新、供應鏈體系、全球化運營等方面的新突破。與七年前的預判一致，中國本土企業的成長速度驚人(圖表1)，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中堅力量。
它們在生產製造、消費服務、對外貿易、供應鏈管理、品牌管理、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全球化等方方面面，業已表現出較強發展能力和競爭力。既湧現出華為、正威、魏橋、美的、 TCL、格力、三一、吉利、濰柴等一批 世界級產業巨頭，也有騰訊、阿里巴巴、百度、京東、小米、滴滴、大疆、美團等眾多擁抱未來經濟的創新者。
十年間，中國企業發生了怎樣的質變?之於未來，這意味著什麼?
中國經濟龐大的發展勢能與獨特的發展模式衝擊了傳統的世界經濟發展秩序與競合格局。如今，中國企業躍然登場，開始嘗試從全球化的配角變為主角，成為變革的新勢力，十年間，中國企業發生了怎樣的質變？之於未來，這意味著什麼？
本文為長江商學院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報告《經濟新物種:中國企業的實踐與創新》節選內容。
中國企業創新的 “後座力”
如果將改革開放前30年 (1978-2008)的中國經濟發展比作“巨龍復甦”，過去十年(2008-2018)，中國經濟則演繹了 “大象也能跳舞”。2008 年，中國GDP為4.60萬億美元，約是美國的1/3和日本的90%。2018年，中國 GDP達到14.09萬億美元，已經是美國的70%和日本的2.7倍，幾乎是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的總和(15.25 萬億美元)。
“大象”舞姿翩眇，中國本土企業居功至偉。改革開放前 30年是屬於外資的時代，超過半數的進出口貿易由跨國公司主導，外資分享了中國經濟開放的成果。過去10年是屬於中國本土企業的時代，改革開放影響下厚積薄發的中國本土企業全面發展壯大，特別是民營企業取得了令人驚歎的發展成就。
2012年3月，長江商學院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發佈報告《“中產階層” 的大挑戰:透視中國大型製造企業及其全球化道路》，提出了“中產階層企業” (Middle-Class Enterprises，MCE) 和“中產製造型企業 ”(Middle- Clas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MCME)概念。
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即將進入大公司時代，大型企業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與節拍器。特別是大型工業企業，正利用自身傳統的低成本生產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向全球產業價值鏈管理的創新者轉型。中國大公司創新實踐的過程，必將對全球化及中國經濟產生顛覆性影響。
2018年，在提出 MCE 和 MCME 概念六年後，我們重新評估了當年的“希望之星”。我們也再次走訪了一些企業，特別瞭解了它們在技術與創新、供應鏈體系、全球化運營等方面的新突破。與七年前的預判一致，中國本土企業的成長速度驚人(圖表1)，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中堅力量。
它們在生產製造、消費服務、對外貿易、供應鏈管理、品牌管理、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全球化等方方面面，業已表現出較強發展能力和競爭力。既湧現出華為、正威、魏橋、美的、 TCL、格力、三一、吉利、濰柴等一批 世界級產業巨頭，也有騰訊、阿里巴巴、百度、京東、小米、滴滴、大疆、美團等眾多擁抱未來經濟的創新者。
十年間，中國企業發生了怎樣的質變?之於未來，這意味著什麼?
大變革時代
過去十年，世界經濟體系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中國企業彎道超車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條件。中國企業也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宏觀看，2008年金融危機後，西方經濟被動進行重大的結構性調整。主要受債務危機、老齡化和消費不足等因素制約，發達國家中的歐洲和日本的社會經濟發展和創新水平，都明顯落後於美國和中國(圖表2)。受此影響，發達國家一些傳統的優勢製造業和明星企業出現了嚴重的經營困境，這加速了全球性產業結構與市場競合體系的重構，也影響了全球投資與貿易體系。
中國經濟龐大的發展勢能與獨特的發展模式衝擊了傳統的世界經濟發展秩序與競合格局。如今，中國企業躍然登場，開始嘗試從全球化的配角變為主角，成為變革的新勢力，十年間，中國企業發生了怎樣的質變？之於未來，這意味著什麼？
本文為長江商學院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報告《經濟新物種:中國企業的實踐與創新》節選內容。
中國企業創新的 “後座力”
如果將改革開放前30年 (1978-2008)的中國經濟發展比作“巨龍復甦”，過去十年(2008-2018)，中國經濟則演繹了 “大象也能跳舞”。2008 年，中國GDP為4.60萬億美元，約是美國的1/3和日本的90%。2018年，中國 GDP達到14.09萬億美元，已經是美國的70%和日本的2.7倍，幾乎是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的總和(15.25 萬億美元)。
“大象”舞姿翩眇，中國本土企業居功至偉。改革開放前 30年是屬於外資的時代，超過半數的進出口貿易由跨國公司主導，外資分享了中國經濟開放的成果。過去10年是屬於中國本土企業的時代，改革開放影響下厚積薄發的中國本土企業全面發展壯大，特別是民營企業取得了令人驚歎的發展成就。
2012年3月，長江商學院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發佈報告《“中產階層” 的大挑戰:透視中國大型製造企業及其全球化道路》，提出了“中產階層企業” (Middle-Class Enterprises，MCE) 和“中產製造型企業 ”(Middle- Clas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MCME)概念。
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即將進入大公司時代，大型企業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與節拍器。特別是大型工業企業，正利用自身傳統的低成本生產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向全球產業價值鏈管理的創新者轉型。中國大公司創新實踐的過程，必將對全球化及中國經濟產生顛覆性影響。
2018年，在提出 MCE 和 MCME 概念六年後，我們重新評估了當年的“希望之星”。我們也再次走訪了一些企業，特別瞭解了它們在技術與創新、供應鏈體系、全球化運營等方面的新突破。與七年前的預判一致，中國本土企業的成長速度驚人(圖表1)，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中堅力量。
它們在生產製造、消費服務、對外貿易、供應鏈管理、品牌管理、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全球化等方方面面，業已表現出較強發展能力和競爭力。既湧現出華為、正威、魏橋、美的、 TCL、格力、三一、吉利、濰柴等一批 世界級產業巨頭，也有騰訊、阿里巴巴、百度、京東、小米、滴滴、大疆、美團等眾多擁抱未來經濟的創新者。
十年間，中國企業發生了怎樣的質變?之於未來，這意味著什麼?
大變革時代
過去十年，世界經濟體系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中國企業彎道超車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條件。中國企業也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宏觀看，2008年金融危機後，西方經濟被動進行重大的結構性調整。主要受債務危機、老齡化和消費不足等因素制約，發達國家中的歐洲和日本的社會經濟發展和創新水平，都明顯落後於美國和中國(圖表2)。受此影響，發達國家一些傳統的優勢製造業和明星企業出現了嚴重的經營困境，這加速了全球性產業結構與市場競合體系的重構，也影響了全球投資與貿易體系。
一方面，全球生產體系對“中國製造” 的需求顯著提升。在 2001年加入WTO後，中國出口貿易和經濟實現井噴式增長，中國本土企業積累了相當的經濟實 力和商業經驗。企業盈利、經濟發展也帶動了社會財富的增長，為消費型社會轉型提供了空間。
雖然在 21 世紀初多數本土企業的商業模式仍是“外資的中國代工廠”，但在生產組織與管理、人才管理、技術與產品創新等方面，均擁有了一定獨立應對市場的能力。特別是在國內市場，受益於二元消費和消費增長，本土企業對外資的市場替代越來越明顯。
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海外渠道“斷線”，中國企業開始自謀生路。這時，受益於政府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自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駛入“以內保外”和“以外促內” 的發展階段。復星集團的戰略“中國市場嫁接全球動力”，恰如其分地表述了中國經濟過去十年的內外部發展環境與戰略條件，中國企業開始尋求通過海外併購修復短板從而實現跨越式發展。
例如，吉利收購沃爾沃汽車，三一收購德國普茨邁斯特(Pucimaisite)，美的收購德國庫卡(KUKA)，雙匯收購美國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海爾收購美國通用電氣家電業務，山東如意收購百年奢侈品牌Bally等。
過去十年也是技術創新推動社會經濟轉型的“變革十年”。美國和中國積極擁抱新經濟，不僅創造了新的經濟增長點，藉此從經濟總量上拉開了與歐盟和日本的距離。
同時，數字化、互聯網等新經濟技術還在商業模式、產品與服務、生產組織、供應鏈管理、市場與渠道等各個方面創造了全新的經濟模式，創造出從未有過的產業價值和消費空間，從而循序漸進地改造並顛覆了許多傳統產業。其中，新經濟最顯著的特徵是捕獲用戶價值的能力，在供求關係上確立了用戶價值至上和 C2B 經濟模式。
自工業革命以來，這是現代經濟體系一次偉大的再造。美國和中國藉助新經濟，已贏得了未來發展與競爭的主導權。
中國經濟龐大的發展勢能與獨特的發展模式衝擊了傳統的世界經濟發展秩序與競合格局。如今，中國企業躍然登場，開始嘗試從全球化的配角變為主角，成為變革的新勢力，十年間，中國企業發生了怎樣的質變？之於未來，這意味著什麼？
本文為長江商學院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報告《經濟新物種:中國企業的實踐與創新》節選內容。
中國企業創新的 “後座力”
如果將改革開放前30年 (1978-2008)的中國經濟發展比作“巨龍復甦”，過去十年(2008-2018)，中國經濟則演繹了 “大象也能跳舞”。2008 年，中國GDP為4.60萬億美元，約是美國的1/3和日本的90%。2018年，中國 GDP達到14.09萬億美元，已經是美國的70%和日本的2.7倍，幾乎是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的總和(15.25 萬億美元)。
“大象”舞姿翩眇，中國本土企業居功至偉。改革開放前 30年是屬於外資的時代，超過半數的進出口貿易由跨國公司主導，外資分享了中國經濟開放的成果。過去10年是屬於中國本土企業的時代，改革開放影響下厚積薄發的中國本土企業全面發展壯大，特別是民營企業取得了令人驚歎的發展成就。
2012年3月，長江商學院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發佈報告《“中產階層” 的大挑戰:透視中國大型製造企業及其全球化道路》，提出了“中產階層企業” (Middle-Class Enterprises，MCE) 和“中產製造型企業 ”(Middle- Clas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MCME)概念。
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即將進入大公司時代，大型企業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與節拍器。特別是大型工業企業，正利用自身傳統的低成本生產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向全球產業價值鏈管理的創新者轉型。中國大公司創新實踐的過程，必將對全球化及中國經濟產生顛覆性影響。
2018年，在提出 MCE 和 MCME 概念六年後，我們重新評估了當年的“希望之星”。我們也再次走訪了一些企業，特別瞭解了它們在技術與創新、供應鏈體系、全球化運營等方面的新突破。與七年前的預判一致，中國本土企業的成長速度驚人(圖表1)，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中堅力量。
它們在生產製造、消費服務、對外貿易、供應鏈管理、品牌管理、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全球化等方方面面，業已表現出較強發展能力和競爭力。既湧現出華為、正威、魏橋、美的、 TCL、格力、三一、吉利、濰柴等一批 世界級產業巨頭，也有騰訊、阿里巴巴、百度、京東、小米、滴滴、大疆、美團等眾多擁抱未來經濟的創新者。
十年間，中國企業發生了怎樣的質變?之於未來，這意味著什麼?
大變革時代
過去十年，世界經濟體系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中國企業彎道超車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條件。中國企業也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宏觀看，2008年金融危機後，西方經濟被動進行重大的結構性調整。主要受債務危機、老齡化和消費不足等因素制約，發達國家中的歐洲和日本的社會經濟發展和創新水平，都明顯落後於美國和中國(圖表2)。受此影響，發達國家一些傳統的優勢製造業和明星企業出現了嚴重的經營困境，這加速了全球性產業結構與市場競合體系的重構，也影響了全球投資與貿易體系。
一方面，全球生產體系對“中國製造” 的需求顯著提升。在 2001年加入WTO後，中國出口貿易和經濟實現井噴式增長，中國本土企業積累了相當的經濟實 力和商業經驗。企業盈利、經濟發展也帶動了社會財富的增長，為消費型社會轉型提供了空間。
雖然在 21 世紀初多數本土企業的商業模式仍是“外資的中國代工廠”，但在生產組織與管理、人才管理、技術與產品創新等方面，均擁有了一定獨立應對市場的能力。特別是在國內市場，受益於二元消費和消費增長，本土企業對外資的市場替代越來越明顯。
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海外渠道“斷線”，中國企業開始自謀生路。這時，受益於政府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自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駛入“以內保外”和“以外促內” 的發展階段。復星集團的戰略“中國市場嫁接全球動力”，恰如其分地表述了中國經濟過去十年的內外部發展環境與戰略條件，中國企業開始尋求通過海外併購修復短板從而實現跨越式發展。
例如，吉利收購沃爾沃汽車，三一收購德國普茨邁斯特(Pucimaisite)，美的收購德國庫卡(KUKA)，雙匯收購美國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海爾收購美國通用電氣家電業務，山東如意收購百年奢侈品牌Bally等。
過去十年也是技術創新推動社會經濟轉型的“變革十年”。美國和中國積極擁抱新經濟，不僅創造了新的經濟增長點，藉此從經濟總量上拉開了與歐盟和日本的距離。
同時，數字化、互聯網等新經濟技術還在商業模式、產品與服務、生產組織、供應鏈管理、市場與渠道等各個方面創造了全新的經濟模式，創造出從未有過的產業價值和消費空間，從而循序漸進地改造並顛覆了許多傳統產業。其中，新經濟最顯著的特徵是捕獲用戶價值的能力，在供求關係上確立了用戶價值至上和 C2B 經濟模式。
自工業革命以來，這是現代經濟體系一次偉大的再造。美國和中國藉助新經濟，已贏得了未來發展與競爭的主導權。
過去十年，一大批新經濟企業快速成長為“世界500 強”，徹底擾亂了全球化及傳統產業和企業的競合模式。在新經濟方面的創新領導優勢，是美國繼續保持全球經濟發展領導力的關鍵。
中國得益於政府的充分開放與大力支持，互聯網經濟應用水平已取得了世界級領先優勢(圖表3)。例如在2018年“世界500強”排行榜中，所有的互聯網服務公司排名均有大幅提升，而其全部是中美兩國公司——京東、阿里巴巴、騰訊、亞馬遜、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社交媒體巨頭Facebook(圖表 4)。
中國經濟龐大的發展勢能與獨特的發展模式衝擊了傳統的世界經濟發展秩序與競合格局。如今，中國企業躍然登場，開始嘗試從全球化的配角變為主角，成為變革的新勢力，十年間，中國企業發生了怎樣的質變？之於未來，這意味著什麼？
本文為長江商學院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報告《經濟新物種:中國企業的實踐與創新》節選內容。
中國企業創新的 “後座力”
如果將改革開放前30年 (1978-2008)的中國經濟發展比作“巨龍復甦”，過去十年(2008-2018)，中國經濟則演繹了 “大象也能跳舞”。2008 年，中國GDP為4.60萬億美元，約是美國的1/3和日本的90%。2018年，中國 GDP達到14.09萬億美元，已經是美國的70%和日本的2.7倍，幾乎是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的總和(15.25 萬億美元)。
“大象”舞姿翩眇，中國本土企業居功至偉。改革開放前 30年是屬於外資的時代，超過半數的進出口貿易由跨國公司主導，外資分享了中國經濟開放的成果。過去10年是屬於中國本土企業的時代，改革開放影響下厚積薄發的中國本土企業全面發展壯大，特別是民營企業取得了令人驚歎的發展成就。
2012年3月，長江商學院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發佈報告《“中產階層” 的大挑戰:透視中國大型製造企業及其全球化道路》，提出了“中產階層企業” (Middle-Class Enterprises，MCE) 和“中產製造型企業 ”(Middle- Clas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MCME)概念。
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即將進入大公司時代，大型企業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與節拍器。特別是大型工業企業，正利用自身傳統的低成本生產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向全球產業價值鏈管理的創新者轉型。中國大公司創新實踐的過程，必將對全球化及中國經濟產生顛覆性影響。
2018年，在提出 MCE 和 MCME 概念六年後，我們重新評估了當年的“希望之星”。我們也再次走訪了一些企業，特別瞭解了它們在技術與創新、供應鏈體系、全球化運營等方面的新突破。與七年前的預判一致，中國本土企業的成長速度驚人(圖表1)，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中堅力量。
它們在生產製造、消費服務、對外貿易、供應鏈管理、品牌管理、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全球化等方方面面，業已表現出較強發展能力和競爭力。既湧現出華為、正威、魏橋、美的、 TCL、格力、三一、吉利、濰柴等一批 世界級產業巨頭，也有騰訊、阿里巴巴、百度、京東、小米、滴滴、大疆、美團等眾多擁抱未來經濟的創新者。
十年間，中國企業發生了怎樣的質變?之於未來，這意味著什麼?
大變革時代
過去十年，世界經濟體系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中國企業彎道超車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條件。中國企業也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宏觀看，2008年金融危機後，西方經濟被動進行重大的結構性調整。主要受債務危機、老齡化和消費不足等因素制約，發達國家中的歐洲和日本的社會經濟發展和創新水平，都明顯落後於美國和中國(圖表2)。受此影響，發達國家一些傳統的優勢製造業和明星企業出現了嚴重的經營困境，這加速了全球性產業結構與市場競合體系的重構，也影響了全球投資與貿易體系。
一方面，全球生產體系對“中國製造” 的需求顯著提升。在 2001年加入WTO後，中國出口貿易和經濟實現井噴式增長，中國本土企業積累了相當的經濟實 力和商業經驗。企業盈利、經濟發展也帶動了社會財富的增長，為消費型社會轉型提供了空間。
雖然在 21 世紀初多數本土企業的商業模式仍是“外資的中國代工廠”，但在生產組織與管理、人才管理、技術與產品創新等方面，均擁有了一定獨立應對市場的能力。特別是在國內市場，受益於二元消費和消費增長，本土企業對外資的市場替代越來越明顯。
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海外渠道“斷線”，中國企業開始自謀生路。這時，受益於政府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自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駛入“以內保外”和“以外促內” 的發展階段。復星集團的戰略“中國市場嫁接全球動力”，恰如其分地表述了中國經濟過去十年的內外部發展環境與戰略條件，中國企業開始尋求通過海外併購修復短板從而實現跨越式發展。
例如，吉利收購沃爾沃汽車，三一收購德國普茨邁斯特(Pucimaisite)，美的收購德國庫卡(KUKA)，雙匯收購美國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海爾收購美國通用電氣家電業務，山東如意收購百年奢侈品牌Bally等。
過去十年也是技術創新推動社會經濟轉型的“變革十年”。美國和中國積極擁抱新經濟，不僅創造了新的經濟增長點，藉此從經濟總量上拉開了與歐盟和日本的距離。
同時，數字化、互聯網等新經濟技術還在商業模式、產品與服務、生產組織、供應鏈管理、市場與渠道等各個方面創造了全新的經濟模式，創造出從未有過的產業價值和消費空間，從而循序漸進地改造並顛覆了許多傳統產業。其中，新經濟最顯著的特徵是捕獲用戶價值的能力，在供求關係上確立了用戶價值至上和 C2B 經濟模式。
自工業革命以來，這是現代經濟體系一次偉大的再造。美國和中國藉助新經濟，已贏得了未來發展與競爭的主導權。
過去十年，一大批新經濟企業快速成長為“世界500 強”，徹底擾亂了全球化及傳統產業和企業的競合模式。在新經濟方面的創新領導優勢，是美國繼續保持全球經濟發展領導力的關鍵。
中國得益於政府的充分開放與大力支持，互聯網經濟應用水平已取得了世界級領先優勢(圖表3)。例如在2018年“世界500強”排行榜中，所有的互聯網服務公司排名均有大幅提升，而其全部是中美兩國公司——京東、阿里巴巴、騰訊、亞馬遜、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社交媒體巨頭Facebook(圖表 4)。
倫敦政經學院研究指出，信息和通信技術行業的創新溢出效應最為明顯，為其他技術創新的2倍。
現在，中國的大型互聯網企業“從天而降”，“倒逼”傳統企業加速數字化轉型，“BATJ”這樣的互聯網巨頭甚至直接參與傳統產業數字化和互聯網化改造，還在汽車、金融、零售、物流等行業成為改造傳統的直接參與者甚至是主導者。
“企業帝國主義”時代終結
新興市場崛起是21世紀的焦點話題。除了巨大的社會經濟發展空間，龐大的人口數量被視為關鍵性要素，包括創造與消費兩層含義。一直以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邏輯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被看作是跨國公司全球生產體系廉價勞動力的來源，是西方主導的經濟秩序的附庸者。現在看來，這個時代似乎要結束了，而其首要顛覆者是中國。
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ad) 和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在《跨國公司擴張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Corporate Imperialism)3的文章中提出了“企業帝國主義”的概念。
他們指出，“當西方管理者聽說印度和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時，他們傾向於從歐洲或美國的中 產階級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這是帝國主義思維模式的一個標誌，即每個人都必須和我們一樣。”
跨國公司以帝國主義的思維模式運作，認為大型新興市場是舊產品的新市場。進入這個市場，現有產品的銷量會大幅增加，或者有機會從落日技術中榨取利潤。此外，企業中心被視為產品和流程創新的唯一中心。許多跨國公司並未有意識地將新興市場視為其全球業務的技術和管理人才的來源。
約翰·布朗(John Seely Brown) 和約翰·哈格爾(John Hagel III)在《創新的後座力:來自亞洲的顛覆性管理實 踐》4 的文章談到，如果西方企業不參與新興經濟體的大眾市場，自身就無法培養出將來在新興市場參與本土競爭所必須具備的能力。
“新興市場已經進入了產品供應和選擇的新時代。”普拉哈拉德和李侃如指出，“為大型新興市場量身定做產品 並非易事。輕微的文化適應或邊際成本的降低都不能解決問題。
相反，為了克服隱性帝國主義，企業必須從根本上重新考慮其商業模式的每一個要素。”他們認為，“在大型新興市場的成功肯定會改變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現代跨國公司的形態。”
過去20年間，新興市場力量快速崛起，中國的表現尤為出色。看看“世界500強”榜單裡中國企業的情況，從 1995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同時涵蓋了工業企業和服務性企業以來，還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國家的上榜企業數量能像中國這樣如此迅速地增長。中國經濟已成為全球化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國企業在這場變革與被變革的過程中躍然登場。
不過，現在就判定新興市場企業已成功挑戰跨國公司還為時尚早，而且就核心競爭力這個傳統概念看，新興市場企業還有太長的路要走。但無論怎樣講，全球性公司已經成為共識，它摒棄了很多傳統，以新的經濟邏輯和商業模式加速替代傳統。
彭明盛(Sam Palmisano)5在2006年發表的文章《全球整合型企業》(Glob- ally Integrated Enterprise, GIE)6 中， 清晰標註了注重新興市場本土化的未來公司的形態。
他指出，跨國公司通常被認為是推動全球化發展的首要動力，但如今它正悄然地呈現新的形式。“由於整合和創新這兩個孿生因素使跨國公司以國家作為中心的原有網絡喪失了效率，甚至淪為多餘的累贅，形勢越來越清楚明白了：20世紀的公司模式不再是有助於創新的最佳模式。”
從企業的角度來看，新型企業將被人們透徹地理解成“全球性的”，而不再只是“跨國性的”了。彭明盛指出，“全球整合型企業是一種新型的企業組織形式，目前雖正處於萌發階段，但標誌著企業演變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從商品力到產品力
創新“後座力”提供了一個反向經濟範式。過去，受制於供給約束，消費者缺乏討價還價的能力，只能在市場中的貨架上去購買一成不變的商品。
如今，包括新興市場在內的消費者意志力量的整體性崛起正在從需求端改變著產品供給方式。消費者需求(大數據)通過互 聯網直接傳輸到生產企業，需求直接作用於生產管理，產品再通過高效的物流 網絡直達消費者手中。
這樣，產品替代商品，消費者替代生產者，傳統經濟學原理和產業組織理論被改寫——創造、順應和滿足了這種供求關係和經濟結構的商業社會催生了經濟的新物種。即，決定核心技術競爭力價值轉化的條件正從供給約束轉變為需求約束，從商品力到產品力。這種轉變使消費者力量得以準確賦能企業的供應鏈管理。
什麼是商品力？傳統經濟模式中，在一個產業內部，多數企業圍繞產業鏈上下游供求關係開展經濟活動。企業的競爭力，主要集中在生產管理效率和收益實現能力。生產管理效率包括技術與研發、生產控制、流程創新、存貨等成本化管理能力；收益實現能力包括品牌、 渠道、現金流、投資等營收變現水平。
在產業內部，有競爭力的企業往往在生產管理效率和收益實現能力方面表現得非常出色，從而確保用於市場交易的商品擁有較強競爭力，我們將此稱為“商品力”。其中，構成商品力的技術、品牌和渠道等是外化表現的收益創造能力，屬於表象競爭力；流程管理、組織管理、商業模式創新等則是創造價值的內功，是內在競爭力。
當一個產業處於技術創新週期時，越是靠近產業鏈上游，技術優勢明顯的企業越會表現出競爭優勢和產業主導性; 當一個產業處於技術穩定或技術轉化發展週期時，靠近產業鏈下游，擁有品牌、渠道等優勢會更為重要。當然，優秀的企業都必須擁有穩定、顯著和持續創新性的表象競爭力和內在競爭力。
在跨國公司所建立的傳統全球經濟一體化秩序中，中國企業居於產業價值鏈的末端，與跨國公司的經濟關係本質 是商品買賣關係，缺乏內在的軟性價值協同，如研發、人才、創新管理、品牌與渠道管理等。這樣，中國企業無法構建起完整的商品力發展能力，也就缺乏在全球市場的競爭能力(圖表5)。
中國經濟龐大的發展勢能與獨特的發展模式衝擊了傳統的世界經濟發展秩序與競合格局。如今，中國企業躍然登場，開始嘗試從全球化的配角變為主角，成為變革的新勢力，十年間，中國企業發生了怎樣的質變？之於未來，這意味著什麼？
本文為長江商學院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報告《經濟新物種:中國企業的實踐與創新》節選內容。
中國企業創新的 “後座力”
如果將改革開放前30年 (1978-2008)的中國經濟發展比作“巨龍復甦”，過去十年(2008-2018)，中國經濟則演繹了 “大象也能跳舞”。2008 年，中國GDP為4.60萬億美元，約是美國的1/3和日本的90%。2018年，中國 GDP達到14.09萬億美元，已經是美國的70%和日本的2.7倍，幾乎是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的總和(15.25 萬億美元)。
“大象”舞姿翩眇，中國本土企業居功至偉。改革開放前 30年是屬於外資的時代，超過半數的進出口貿易由跨國公司主導，外資分享了中國經濟開放的成果。過去10年是屬於中國本土企業的時代，改革開放影響下厚積薄發的中國本土企業全面發展壯大，特別是民營企業取得了令人驚歎的發展成就。
2012年3月，長江商學院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發佈報告《“中產階層” 的大挑戰:透視中國大型製造企業及其全球化道路》，提出了“中產階層企業” (Middle-Class Enterprises，MCE) 和“中產製造型企業 ”(Middle- Clas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MCME)概念。
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即將進入大公司時代，大型企業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與節拍器。特別是大型工業企業，正利用自身傳統的低成本生產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向全球產業價值鏈管理的創新者轉型。中國大公司創新實踐的過程，必將對全球化及中國經濟產生顛覆性影響。
2018年，在提出 MCE 和 MCME 概念六年後，我們重新評估了當年的“希望之星”。我們也再次走訪了一些企業，特別瞭解了它們在技術與創新、供應鏈體系、全球化運營等方面的新突破。與七年前的預判一致，中國本土企業的成長速度驚人(圖表1)，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中堅力量。
它們在生產製造、消費服務、對外貿易、供應鏈管理、品牌管理、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全球化等方方面面，業已表現出較強發展能力和競爭力。既湧現出華為、正威、魏橋、美的、 TCL、格力、三一、吉利、濰柴等一批 世界級產業巨頭，也有騰訊、阿里巴巴、百度、京東、小米、滴滴、大疆、美團等眾多擁抱未來經濟的創新者。
十年間，中國企業發生了怎樣的質變?之於未來，這意味著什麼?
大變革時代
過去十年，世界經濟體系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中國企業彎道超車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條件。中國企業也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宏觀看，2008年金融危機後，西方經濟被動進行重大的結構性調整。主要受債務危機、老齡化和消費不足等因素制約，發達國家中的歐洲和日本的社會經濟發展和創新水平，都明顯落後於美國和中國(圖表2)。受此影響，發達國家一些傳統的優勢製造業和明星企業出現了嚴重的經營困境，這加速了全球性產業結構與市場競合體系的重構，也影響了全球投資與貿易體系。
一方面，全球生產體系對“中國製造” 的需求顯著提升。在 2001年加入WTO後，中國出口貿易和經濟實現井噴式增長，中國本土企業積累了相當的經濟實 力和商業經驗。企業盈利、經濟發展也帶動了社會財富的增長，為消費型社會轉型提供了空間。
雖然在 21 世紀初多數本土企業的商業模式仍是“外資的中國代工廠”，但在生產組織與管理、人才管理、技術與產品創新等方面，均擁有了一定獨立應對市場的能力。特別是在國內市場，受益於二元消費和消費增長，本土企業對外資的市場替代越來越明顯。
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海外渠道“斷線”，中國企業開始自謀生路。這時，受益於政府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自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駛入“以內保外”和“以外促內” 的發展階段。復星集團的戰略“中國市場嫁接全球動力”，恰如其分地表述了中國經濟過去十年的內外部發展環境與戰略條件，中國企業開始尋求通過海外併購修復短板從而實現跨越式發展。
例如，吉利收購沃爾沃汽車，三一收購德國普茨邁斯特(Pucimaisite)，美的收購德國庫卡(KUKA)，雙匯收購美國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海爾收購美國通用電氣家電業務，山東如意收購百年奢侈品牌Bally等。
過去十年也是技術創新推動社會經濟轉型的“變革十年”。美國和中國積極擁抱新經濟，不僅創造了新的經濟增長點，藉此從經濟總量上拉開了與歐盟和日本的距離。
同時，數字化、互聯網等新經濟技術還在商業模式、產品與服務、生產組織、供應鏈管理、市場與渠道等各個方面創造了全新的經濟模式，創造出從未有過的產業價值和消費空間，從而循序漸進地改造並顛覆了許多傳統產業。其中，新經濟最顯著的特徵是捕獲用戶價值的能力，在供求關係上確立了用戶價值至上和 C2B 經濟模式。
自工業革命以來，這是現代經濟體系一次偉大的再造。美國和中國藉助新經濟，已贏得了未來發展與競爭的主導權。
過去十年，一大批新經濟企業快速成長為“世界500 強”，徹底擾亂了全球化及傳統產業和企業的競合模式。在新經濟方面的創新領導優勢，是美國繼續保持全球經濟發展領導力的關鍵。
中國得益於政府的充分開放與大力支持，互聯網經濟應用水平已取得了世界級領先優勢(圖表3)。例如在2018年“世界500強”排行榜中，所有的互聯網服務公司排名均有大幅提升，而其全部是中美兩國公司——京東、阿里巴巴、騰訊、亞馬遜、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社交媒體巨頭Facebook(圖表 4)。
倫敦政經學院研究指出，信息和通信技術行業的創新溢出效應最為明顯，為其他技術創新的2倍。
現在，中國的大型互聯網企業“從天而降”，“倒逼”傳統企業加速數字化轉型，“BATJ”這樣的互聯網巨頭甚至直接參與傳統產業數字化和互聯網化改造，還在汽車、金融、零售、物流等行業成為改造傳統的直接參與者甚至是主導者。
“企業帝國主義”時代終結
新興市場崛起是21世紀的焦點話題。除了巨大的社會經濟發展空間，龐大的人口數量被視為關鍵性要素，包括創造與消費兩層含義。一直以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邏輯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被看作是跨國公司全球生產體系廉價勞動力的來源，是西方主導的經濟秩序的附庸者。現在看來，這個時代似乎要結束了，而其首要顛覆者是中國。
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ad) 和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在《跨國公司擴張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Corporate Imperialism)3的文章中提出了“企業帝國主義”的概念。
他們指出，“當西方管理者聽說印度和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時，他們傾向於從歐洲或美國的中 產階級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這是帝國主義思維模式的一個標誌，即每個人都必須和我們一樣。”
跨國公司以帝國主義的思維模式運作，認為大型新興市場是舊產品的新市場。進入這個市場，現有產品的銷量會大幅增加，或者有機會從落日技術中榨取利潤。此外，企業中心被視為產品和流程創新的唯一中心。許多跨國公司並未有意識地將新興市場視為其全球業務的技術和管理人才的來源。
約翰·布朗(John Seely Brown) 和約翰·哈格爾(John Hagel III)在《創新的後座力:來自亞洲的顛覆性管理實 踐》4 的文章談到，如果西方企業不參與新興經濟體的大眾市場，自身就無法培養出將來在新興市場參與本土競爭所必須具備的能力。
“新興市場已經進入了產品供應和選擇的新時代。”普拉哈拉德和李侃如指出，“為大型新興市場量身定做產品 並非易事。輕微的文化適應或邊際成本的降低都不能解決問題。
相反，為了克服隱性帝國主義，企業必須從根本上重新考慮其商業模式的每一個要素。”他們認為，“在大型新興市場的成功肯定會改變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現代跨國公司的形態。”
過去20年間，新興市場力量快速崛起，中國的表現尤為出色。看看“世界500強”榜單裡中國企業的情況，從 1995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同時涵蓋了工業企業和服務性企業以來，還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國家的上榜企業數量能像中國這樣如此迅速地增長。中國經濟已成為全球化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國企業在這場變革與被變革的過程中躍然登場。
不過，現在就判定新興市場企業已成功挑戰跨國公司還為時尚早，而且就核心競爭力這個傳統概念看，新興市場企業還有太長的路要走。但無論怎樣講，全球性公司已經成為共識，它摒棄了很多傳統，以新的經濟邏輯和商業模式加速替代傳統。
彭明盛(Sam Palmisano)5在2006年發表的文章《全球整合型企業》(Glob- ally Integrated Enterprise, GIE)6 中， 清晰標註了注重新興市場本土化的未來公司的形態。
他指出，跨國公司通常被認為是推動全球化發展的首要動力，但如今它正悄然地呈現新的形式。“由於整合和創新這兩個孿生因素使跨國公司以國家作為中心的原有網絡喪失了效率，甚至淪為多餘的累贅，形勢越來越清楚明白了：20世紀的公司模式不再是有助於創新的最佳模式。”
從企業的角度來看，新型企業將被人們透徹地理解成“全球性的”，而不再只是“跨國性的”了。彭明盛指出，“全球整合型企業是一種新型的企業組織形式，目前雖正處於萌發階段，但標誌著企業演變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從商品力到產品力
創新“後座力”提供了一個反向經濟範式。過去，受制於供給約束，消費者缺乏討價還價的能力，只能在市場中的貨架上去購買一成不變的商品。
如今，包括新興市場在內的消費者意志力量的整體性崛起正在從需求端改變著產品供給方式。消費者需求(大數據)通過互 聯網直接傳輸到生產企業，需求直接作用於生產管理，產品再通過高效的物流 網絡直達消費者手中。
這樣，產品替代商品，消費者替代生產者，傳統經濟學原理和產業組織理論被改寫——創造、順應和滿足了這種供求關係和經濟結構的商業社會催生了經濟的新物種。即，決定核心技術競爭力價值轉化的條件正從供給約束轉變為需求約束，從商品力到產品力。這種轉變使消費者力量得以準確賦能企業的供應鏈管理。
什麼是商品力？傳統經濟模式中，在一個產業內部，多數企業圍繞產業鏈上下游供求關係開展經濟活動。企業的競爭力，主要集中在生產管理效率和收益實現能力。生產管理效率包括技術與研發、生產控制、流程創新、存貨等成本化管理能力；收益實現能力包括品牌、 渠道、現金流、投資等營收變現水平。
在產業內部，有競爭力的企業往往在生產管理效率和收益實現能力方面表現得非常出色，從而確保用於市場交易的商品擁有較強競爭力，我們將此稱為“商品力”。其中，構成商品力的技術、品牌和渠道等是外化表現的收益創造能力，屬於表象競爭力；流程管理、組織管理、商業模式創新等則是創造價值的內功，是內在競爭力。
當一個產業處於技術創新週期時，越是靠近產業鏈上游，技術優勢明顯的企業越會表現出競爭優勢和產業主導性; 當一個產業處於技術穩定或技術轉化發展週期時，靠近產業鏈下游，擁有品牌、渠道等優勢會更為重要。當然，優秀的企業都必須擁有穩定、顯著和持續創新性的表象競爭力和內在競爭力。
在跨國公司所建立的傳統全球經濟一體化秩序中，中國企業居於產業價值鏈的末端，與跨國公司的經濟關係本質 是商品買賣關係，缺乏內在的軟性價值協同，如研發、人才、創新管理、品牌與渠道管理等。這樣，中國企業無法構建起完整的商品力發展能力，也就缺乏在全球市場的競爭能力(圖表5)。
在本土化邁向全球化的轉型道路上，中國企業的實踐始於視野與思維的根本性轉變。中國的企業家們意識到，要想徹底擺脫價格戰、突破核心技術、避免“國際化陷阱”等，就必須拓展自身的產業能力。
中國企業家們更意識到，產業能力不僅僅是核心技術，也不是品牌、人才、供應鏈等單一要素問題。TCL集團董事長、TCL實業控股董事長李東生指出，“更重要的是價值鏈的競爭，而不是產品的競爭，而供應鏈體系難在它是一個合作體系，而不是一個競爭體系。TCL國際化最重要的經驗之一，就是懂得了供應鏈競爭的真諦。”
我們已經從宏觀的角度指出了時代的變革性和商業新趨勢。在過去40年，全球產業技術總體處於模擬向數字轉變的週期。技術創新所帶來的商業模式創新與生產組織管理創新，才是“企業帝國主義”思維走向衰落的根本。
最為典型的案例是蘋果與諾基亞在手機產品中的競爭。蘋果的優勢不在於手機硬件本身的競爭力，而是以“iPhone+IOS+Apple Store”組合建立的“軟硬結合”的商業模式。遍佈於世界各地的APP生產者，本身也是消費者。挖掘大眾市場的創造力與創新力，蘋果公司開創了全球性公司商業模式的新範式。
儘管全球性公司依然是個實踐品，但它已經具備了三個重要特徵。
第一，將本土化視為戰略根據地，而不是跨國公司眼中的前線戰場。根據地的核心價值是創新源泉——靠近市場，洞察需求，建立靈活的生產管理體系滿足個性化需求。
第二，注重分佈式計算，即全球各種根據地之間形成極強的協同效應，而不再簡單依靠中心計算(母公司)的資源分配，不再是一份圖紙、一種設計包辦“天下”。每個根據地都是資源整合的基地，也是資源分配的中心。
第三，通過高效靈活的產業價值鏈管理而不是產業鏈生產組織管理，不斷提升以產品力滿足用戶和市場需求的水平，進而形成對產業價值鏈的核心管理能力。 而這種管理能力，體現在對產業價值鏈的信息、資源、供求關係、創新依存關係、用戶價值等方面的運算與服務能力。即，產品力越來越體現出計算能力。
上述趨勢中，產業而不是行業的發展趨勢和競爭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
第一，產業大融合。過去毫無關聯的產業，如今也存在著必然的聯繫，比如汽車製造與手機廠商，現在正聯手推動智能汽車產業發展。
融合需要兩個條件支撐：其一，互聯網和物聯網等產業融合的基礎設施，也包括芯片、智能顯示等技術。其二，在產業間提供運營服務的企業，主要是信息、數據、用戶和計算相關的服務，使不同產業因為融合而提升了產業的邊際價值。Google、Amazon、Facebook、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公司，既表現出非常強勁的擴張發展能力和盈利水平，同時也明顯展現了對傳統產業強大的滲透能力。在產業融合的浪潮裡，它們似乎成為主角。
第二，產品力觀念改變了傳統經濟的競爭和發展要素。在商品力概念中，品牌、技術、渠道、管理、人才等要素被視為競爭和發展的關鍵要素。在融合經濟時代，用戶與數據是最為核心的要素。
而所有的商品力要素是產品的關鍵構成，而不是決定力量。產品力是一種發展能力，而不僅僅是滿足競爭需求。發展能力最核心的是，創造並管理用戶價值的能力。隨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普及發展，這種趨勢會越來越明顯。什麼是用戶價值?服務創造了用戶價值。
第三，企業間關係的決定因素是產業協作的廣度和深度，商品競爭並不影響產業協同合作。比如三星電視與 TCL 電視存在非常直接的競爭關係，但二者在顯示技術標準、液晶面板供應鏈等方面，有非常直接的合作關係。這種合作關係並沒有因彩電的競爭而動搖，原因在於商品的競爭不在於商品本身，而在於內容的差異化服務。即對用戶價值的管理能力，決定了商品競爭力。
中國企業的實踐與創新
在本土化邁向全球化的轉型道路上，中國企業的實踐始 於視野與思維的根本性轉變。中國的企業家們意識到， 要想徹底擺脫價格戰、突破核心技術、避免“國際化陷阱” 等，就必須拓展自身的產業能力。
它有著豐富的內涵。今天，我們從華為、TCL、小米、OPPO和VIVO以及阿里巴巴、騰訊等公司的商業模式中看到了一股潮流，相比於傳統跨國公司，中國企業更加重視從用戶價值的角度，以滿足和充分挖掘用戶需求為邏輯，快速迭代創新自己的商業模式，豐滿自己的產業能力。
讓跨國公司競爭對手迷惑的是，儘管多數中國企業存在明顯的核心競爭力短板，比如芯片、存儲、專利等，但這些中國公司似乎擁有另一種魔力，使跨國公司欲罷不能。
在傳統跨國公司眼裡，這已經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競爭臨界點。日益焦灼的中美貿易爭端，表面看是貿易額與市場權益的分歧，是中美之間的經濟與商業利益的爭奪，而更核心的爭奪則來自於發展能力，其中不僅僅是技術能力的競爭。跨國公司日漸式微的商品力與中國企業日漸強大的產品力，已經成為中美競合關係平衡的新天平。
中國企業在產品力方面能夠快速形成競爭力的關鍵促進因素是：第一，對產品的關鍵生產技術的掌握，擁有完整 的解決方案。第二，中國製造的產業完整性，能將解決方案快速應用於生產。第三，龐大的消費市場和多樣化的消費需求，促進了生產與銷售方式的創新。 第四，中國的互聯網經濟應用廣度和深度居於世界領先地位。
總體看，中國企業圍繞產品力打造全球資源整合型企業 的轉型實踐表現出如下戰略特徵。
第一，重視對產業鏈核心技術環節的研發投入，但相比於跨國公司，更加重視下游的應用和整體解決方案，而不是單純的前沿性研發。中國企業的技術研發得益於本土相對廉價的知識創新成本和人才優勢。
第二，在掌握了產業鏈重要環節的應用技術能力後，加大對自有品牌的價值管理，即使在發達國家市場，也不再迷戀於國際品牌。這樣，中國企業完成了品牌賦能方式的轉變，以及從生產和成本到技術與服務的轉變。
第三，擴張全球協作發展合作伙伴與合作網絡，提升供應鏈的價值協同。在產業標準、戰略聯盟、基礎研發、創新業務解決方案等領域，與產業內外的世界一流公司展開戰略層面的合作。在推動建立全球性產業協作與戰略聯盟的過程中，中國企業充分利用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通過推動建立區域性產業集群，也迫使跨國公司參與其中。
例如，在戰略聯盟、基礎研發、創新業務解決方案等領域，TCL與產業內外的世界一流公司展開戰略層面的合作。雖為傳統意義上的競爭者，TCL與三星的合作卻非常密切。
中國經濟龐大的發展勢能與獨特的發展模式衝擊了傳統的世界經濟發展秩序與競合格局。如今，中國企業躍然登場，開始嘗試從全球化的配角變為主角，成為變革的新勢力，十年間，中國企業發生了怎樣的質變？之於未來，這意味著什麼？
本文為長江商學院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報告《經濟新物種:中國企業的實踐與創新》節選內容。
中國企業創新的 “後座力”
如果將改革開放前30年 (1978-2008)的中國經濟發展比作“巨龍復甦”，過去十年(2008-2018)，中國經濟則演繹了 “大象也能跳舞”。2008 年，中國GDP為4.60萬億美元，約是美國的1/3和日本的90%。2018年，中國 GDP達到14.09萬億美元，已經是美國的70%和日本的2.7倍，幾乎是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的總和(15.25 萬億美元)。
“大象”舞姿翩眇，中國本土企業居功至偉。改革開放前 30年是屬於外資的時代，超過半數的進出口貿易由跨國公司主導，外資分享了中國經濟開放的成果。過去10年是屬於中國本土企業的時代，改革開放影響下厚積薄發的中國本土企業全面發展壯大，特別是民營企業取得了令人驚歎的發展成就。
2012年3月，長江商學院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發佈報告《“中產階層” 的大挑戰:透視中國大型製造企業及其全球化道路》，提出了“中產階層企業” (Middle-Class Enterprises，MCE) 和“中產製造型企業 ”(Middle- Clas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MCME)概念。
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即將進入大公司時代，大型企業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與節拍器。特別是大型工業企業，正利用自身傳統的低成本生產優勢和規模經濟優勢，向全球產業價值鏈管理的創新者轉型。中國大公司創新實踐的過程，必將對全球化及中國經濟產生顛覆性影響。
2018年，在提出 MCE 和 MCME 概念六年後，我們重新評估了當年的“希望之星”。我們也再次走訪了一些企業，特別瞭解了它們在技術與創新、供應鏈體系、全球化運營等方面的新突破。與七年前的預判一致，中國本土企業的成長速度驚人(圖表1)，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中堅力量。
它們在生產製造、消費服務、對外貿易、供應鏈管理、品牌管理、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全球化等方方面面，業已表現出較強發展能力和競爭力。既湧現出華為、正威、魏橋、美的、 TCL、格力、三一、吉利、濰柴等一批 世界級產業巨頭，也有騰訊、阿里巴巴、百度、京東、小米、滴滴、大疆、美團等眾多擁抱未來經濟的創新者。
十年間，中國企業發生了怎樣的質變?之於未來，這意味著什麼?
大變革時代
過去十年，世界經濟體系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中國企業彎道超車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條件。中國企業也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宏觀看，2008年金融危機後，西方經濟被動進行重大的結構性調整。主要受債務危機、老齡化和消費不足等因素制約，發達國家中的歐洲和日本的社會經濟發展和創新水平，都明顯落後於美國和中國(圖表2)。受此影響，發達國家一些傳統的優勢製造業和明星企業出現了嚴重的經營困境，這加速了全球性產業結構與市場競合體系的重構，也影響了全球投資與貿易體系。
一方面，全球生產體系對“中國製造” 的需求顯著提升。在 2001年加入WTO後，中國出口貿易和經濟實現井噴式增長，中國本土企業積累了相當的經濟實 力和商業經驗。企業盈利、經濟發展也帶動了社會財富的增長，為消費型社會轉型提供了空間。
雖然在 21 世紀初多數本土企業的商業模式仍是“外資的中國代工廠”，但在生產組織與管理、人才管理、技術與產品創新等方面，均擁有了一定獨立應對市場的能力。特別是在國內市場，受益於二元消費和消費增長，本土企業對外資的市場替代越來越明顯。
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海外渠道“斷線”，中國企業開始自謀生路。這時，受益於政府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自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駛入“以內保外”和“以外促內” 的發展階段。復星集團的戰略“中國市場嫁接全球動力”，恰如其分地表述了中國經濟過去十年的內外部發展環境與戰略條件，中國企業開始尋求通過海外併購修復短板從而實現跨越式發展。
例如，吉利收購沃爾沃汽車，三一收購德國普茨邁斯特(Pucimaisite)，美的收購德國庫卡(KUKA)，雙匯收購美國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海爾收購美國通用電氣家電業務，山東如意收購百年奢侈品牌Bally等。
過去十年也是技術創新推動社會經濟轉型的“變革十年”。美國和中國積極擁抱新經濟，不僅創造了新的經濟增長點，藉此從經濟總量上拉開了與歐盟和日本的距離。
同時，數字化、互聯網等新經濟技術還在商業模式、產品與服務、生產組織、供應鏈管理、市場與渠道等各個方面創造了全新的經濟模式，創造出從未有過的產業價值和消費空間，從而循序漸進地改造並顛覆了許多傳統產業。其中，新經濟最顯著的特徵是捕獲用戶價值的能力，在供求關係上確立了用戶價值至上和 C2B 經濟模式。
自工業革命以來，這是現代經濟體系一次偉大的再造。美國和中國藉助新經濟，已贏得了未來發展與競爭的主導權。
過去十年，一大批新經濟企業快速成長為“世界500 強”，徹底擾亂了全球化及傳統產業和企業的競合模式。在新經濟方面的創新領導優勢，是美國繼續保持全球經濟發展領導力的關鍵。
中國得益於政府的充分開放與大力支持，互聯網經濟應用水平已取得了世界級領先優勢(圖表3)。例如在2018年“世界500強”排行榜中，所有的互聯網服務公司排名均有大幅提升，而其全部是中美兩國公司——京東、阿里巴巴、騰訊、亞馬遜、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社交媒體巨頭Facebook(圖表 4)。
倫敦政經學院研究指出，信息和通信技術行業的創新溢出效應最為明顯，為其他技術創新的2倍。
現在，中國的大型互聯網企業“從天而降”，“倒逼”傳統企業加速數字化轉型，“BATJ”這樣的互聯網巨頭甚至直接參與傳統產業數字化和互聯網化改造，還在汽車、金融、零售、物流等行業成為改造傳統的直接參與者甚至是主導者。
“企業帝國主義”時代終結
新興市場崛起是21世紀的焦點話題。除了巨大的社會經濟發展空間，龐大的人口數量被視為關鍵性要素，包括創造與消費兩層含義。一直以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邏輯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被看作是跨國公司全球生產體系廉價勞動力的來源，是西方主導的經濟秩序的附庸者。現在看來，這個時代似乎要結束了，而其首要顛覆者是中國。
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ad) 和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在《跨國公司擴張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Corporate Imperialism)3的文章中提出了“企業帝國主義”的概念。
他們指出，“當西方管理者聽說印度和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時，他們傾向於從歐洲或美國的中 產階級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這是帝國主義思維模式的一個標誌，即每個人都必須和我們一樣。”
跨國公司以帝國主義的思維模式運作，認為大型新興市場是舊產品的新市場。進入這個市場，現有產品的銷量會大幅增加，或者有機會從落日技術中榨取利潤。此外，企業中心被視為產品和流程創新的唯一中心。許多跨國公司並未有意識地將新興市場視為其全球業務的技術和管理人才的來源。
約翰·布朗(John Seely Brown) 和約翰·哈格爾(John Hagel III)在《創新的後座力:來自亞洲的顛覆性管理實 踐》4 的文章談到，如果西方企業不參與新興經濟體的大眾市場，自身就無法培養出將來在新興市場參與本土競爭所必須具備的能力。
“新興市場已經進入了產品供應和選擇的新時代。”普拉哈拉德和李侃如指出，“為大型新興市場量身定做產品 並非易事。輕微的文化適應或邊際成本的降低都不能解決問題。
相反，為了克服隱性帝國主義，企業必須從根本上重新考慮其商業模式的每一個要素。”他們認為，“在大型新興市場的成功肯定會改變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現代跨國公司的形態。”
過去20年間，新興市場力量快速崛起，中國的表現尤為出色。看看“世界500強”榜單裡中國企業的情況，從 1995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同時涵蓋了工業企業和服務性企業以來，還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國家的上榜企業數量能像中國這樣如此迅速地增長。中國經濟已成為全球化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國企業在這場變革與被變革的過程中躍然登場。
不過，現在就判定新興市場企業已成功挑戰跨國公司還為時尚早，而且就核心競爭力這個傳統概念看，新興市場企業還有太長的路要走。但無論怎樣講，全球性公司已經成為共識，它摒棄了很多傳統，以新的經濟邏輯和商業模式加速替代傳統。
彭明盛(Sam Palmisano)5在2006年發表的文章《全球整合型企業》(Glob- ally Integrated Enterprise, GIE)6 中， 清晰標註了注重新興市場本土化的未來公司的形態。
他指出，跨國公司通常被認為是推動全球化發展的首要動力，但如今它正悄然地呈現新的形式。“由於整合和創新這兩個孿生因素使跨國公司以國家作為中心的原有網絡喪失了效率，甚至淪為多餘的累贅，形勢越來越清楚明白了：20世紀的公司模式不再是有助於創新的最佳模式。”
從企業的角度來看，新型企業將被人們透徹地理解成“全球性的”，而不再只是“跨國性的”了。彭明盛指出，“全球整合型企業是一種新型的企業組織形式，目前雖正處於萌發階段，但標誌著企業演變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從商品力到產品力
創新“後座力”提供了一個反向經濟範式。過去，受制於供給約束，消費者缺乏討價還價的能力，只能在市場中的貨架上去購買一成不變的商品。
如今，包括新興市場在內的消費者意志力量的整體性崛起正在從需求端改變著產品供給方式。消費者需求(大數據)通過互 聯網直接傳輸到生產企業，需求直接作用於生產管理，產品再通過高效的物流 網絡直達消費者手中。
這樣，產品替代商品，消費者替代生產者，傳統經濟學原理和產業組織理論被改寫——創造、順應和滿足了這種供求關係和經濟結構的商業社會催生了經濟的新物種。即，決定核心技術競爭力價值轉化的條件正從供給約束轉變為需求約束，從商品力到產品力。這種轉變使消費者力量得以準確賦能企業的供應鏈管理。
什麼是商品力？傳統經濟模式中，在一個產業內部，多數企業圍繞產業鏈上下游供求關係開展經濟活動。企業的競爭力，主要集中在生產管理效率和收益實現能力。生產管理效率包括技術與研發、生產控制、流程創新、存貨等成本化管理能力；收益實現能力包括品牌、 渠道、現金流、投資等營收變現水平。
在產業內部，有競爭力的企業往往在生產管理效率和收益實現能力方面表現得非常出色，從而確保用於市場交易的商品擁有較強競爭力，我們將此稱為“商品力”。其中，構成商品力的技術、品牌和渠道等是外化表現的收益創造能力，屬於表象競爭力；流程管理、組織管理、商業模式創新等則是創造價值的內功，是內在競爭力。
當一個產業處於技術創新週期時，越是靠近產業鏈上游，技術優勢明顯的企業越會表現出競爭優勢和產業主導性; 當一個產業處於技術穩定或技術轉化發展週期時，靠近產業鏈下游，擁有品牌、渠道等優勢會更為重要。當然，優秀的企業都必須擁有穩定、顯著和持續創新性的表象競爭力和內在競爭力。
在跨國公司所建立的傳統全球經濟一體化秩序中，中國企業居於產業價值鏈的末端，與跨國公司的經濟關係本質 是商品買賣關係，缺乏內在的軟性價值協同，如研發、人才、創新管理、品牌與渠道管理等。這樣，中國企業無法構建起完整的商品力發展能力，也就缺乏在全球市場的競爭能力(圖表5)。
在本土化邁向全球化的轉型道路上，中國企業的實踐始於視野與思維的根本性轉變。中國的企業家們意識到，要想徹底擺脫價格戰、突破核心技術、避免“國際化陷阱”等，就必須拓展自身的產業能力。
中國企業家們更意識到，產業能力不僅僅是核心技術，也不是品牌、人才、供應鏈等單一要素問題。TCL集團董事長、TCL實業控股董事長李東生指出，“更重要的是價值鏈的競爭，而不是產品的競爭，而供應鏈體系難在它是一個合作體系，而不是一個競爭體系。TCL國際化最重要的經驗之一，就是懂得了供應鏈競爭的真諦。”
我們已經從宏觀的角度指出了時代的變革性和商業新趨勢。在過去40年，全球產業技術總體處於模擬向數字轉變的週期。技術創新所帶來的商業模式創新與生產組織管理創新，才是“企業帝國主義”思維走向衰落的根本。
最為典型的案例是蘋果與諾基亞在手機產品中的競爭。蘋果的優勢不在於手機硬件本身的競爭力，而是以“iPhone+IOS+Apple Store”組合建立的“軟硬結合”的商業模式。遍佈於世界各地的APP生產者，本身也是消費者。挖掘大眾市場的創造力與創新力，蘋果公司開創了全球性公司商業模式的新範式。
儘管全球性公司依然是個實踐品，但它已經具備了三個重要特徵。
第一，將本土化視為戰略根據地，而不是跨國公司眼中的前線戰場。根據地的核心價值是創新源泉——靠近市場，洞察需求，建立靈活的生產管理體系滿足個性化需求。
第二，注重分佈式計算，即全球各種根據地之間形成極強的協同效應，而不再簡單依靠中心計算(母公司)的資源分配，不再是一份圖紙、一種設計包辦“天下”。每個根據地都是資源整合的基地，也是資源分配的中心。
第三，通過高效靈活的產業價值鏈管理而不是產業鏈生產組織管理，不斷提升以產品力滿足用戶和市場需求的水平，進而形成對產業價值鏈的核心管理能力。 而這種管理能力，體現在對產業價值鏈的信息、資源、供求關係、創新依存關係、用戶價值等方面的運算與服務能力。即，產品力越來越體現出計算能力。
上述趨勢中，產業而不是行業的發展趨勢和競爭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
第一，產業大融合。過去毫無關聯的產業，如今也存在著必然的聯繫，比如汽車製造與手機廠商，現在正聯手推動智能汽車產業發展。
融合需要兩個條件支撐：其一，互聯網和物聯網等產業融合的基礎設施，也包括芯片、智能顯示等技術。其二，在產業間提供運營服務的企業，主要是信息、數據、用戶和計算相關的服務，使不同產業因為融合而提升了產業的邊際價值。Google、Amazon、Facebook、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公司，既表現出非常強勁的擴張發展能力和盈利水平，同時也明顯展現了對傳統產業強大的滲透能力。在產業融合的浪潮裡，它們似乎成為主角。
第二，產品力觀念改變了傳統經濟的競爭和發展要素。在商品力概念中，品牌、技術、渠道、管理、人才等要素被視為競爭和發展的關鍵要素。在融合經濟時代，用戶與數據是最為核心的要素。
而所有的商品力要素是產品的關鍵構成，而不是決定力量。產品力是一種發展能力，而不僅僅是滿足競爭需求。發展能力最核心的是，創造並管理用戶價值的能力。隨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普及發展，這種趨勢會越來越明顯。什麼是用戶價值?服務創造了用戶價值。
第三，企業間關係的決定因素是產業協作的廣度和深度，商品競爭並不影響產業協同合作。比如三星電視與 TCL 電視存在非常直接的競爭關係，但二者在顯示技術標準、液晶面板供應鏈等方面，有非常直接的合作關係。這種合作關係並沒有因彩電的競爭而動搖，原因在於商品的競爭不在於商品本身，而在於內容的差異化服務。即對用戶價值的管理能力，決定了商品競爭力。
中國企業的實踐與創新
在本土化邁向全球化的轉型道路上，中國企業的實踐始 於視野與思維的根本性轉變。中國的企業家們意識到， 要想徹底擺脫價格戰、突破核心技術、避免“國際化陷阱” 等，就必須拓展自身的產業能力。
它有著豐富的內涵。今天，我們從華為、TCL、小米、OPPO和VIVO以及阿里巴巴、騰訊等公司的商業模式中看到了一股潮流，相比於傳統跨國公司，中國企業更加重視從用戶價值的角度，以滿足和充分挖掘用戶需求為邏輯，快速迭代創新自己的商業模式，豐滿自己的產業能力。
讓跨國公司競爭對手迷惑的是，儘管多數中國企業存在明顯的核心競爭力短板，比如芯片、存儲、專利等，但這些中國公司似乎擁有另一種魔力，使跨國公司欲罷不能。
在傳統跨國公司眼裡，這已經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競爭臨界點。日益焦灼的中美貿易爭端，表面看是貿易額與市場權益的分歧，是中美之間的經濟與商業利益的爭奪，而更核心的爭奪則來自於發展能力，其中不僅僅是技術能力的競爭。跨國公司日漸式微的商品力與中國企業日漸強大的產品力，已經成為中美競合關係平衡的新天平。
中國企業在產品力方面能夠快速形成競爭力的關鍵促進因素是：第一，對產品的關鍵生產技術的掌握，擁有完整 的解決方案。第二，中國製造的產業完整性，能將解決方案快速應用於生產。第三，龐大的消費市場和多樣化的消費需求，促進了生產與銷售方式的創新。 第四，中國的互聯網經濟應用廣度和深度居於世界領先地位。
總體看，中國企業圍繞產品力打造全球資源整合型企業 的轉型實踐表現出如下戰略特徵。
第一，重視對產業鏈核心技術環節的研發投入，但相比於跨國公司，更加重視下游的應用和整體解決方案，而不是單純的前沿性研發。中國企業的技術研發得益於本土相對廉價的知識創新成本和人才優勢。
第二，在掌握了產業鏈重要環節的應用技術能力後，加大對自有品牌的價值管理，即使在發達國家市場，也不再迷戀於國際品牌。這樣，中國企業完成了品牌賦能方式的轉變，以及從生產和成本到技術與服務的轉變。
第三，擴張全球協作發展合作伙伴與合作網絡，提升供應鏈的價值協同。在產業標準、戰略聯盟、基礎研發、創新業務解決方案等領域，與產業內外的世界一流公司展開戰略層面的合作。在推動建立全球性產業協作與戰略聯盟的過程中，中國企業充分利用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通過推動建立區域性產業集群，也迫使跨國公司參與其中。
例如，在戰略聯盟、基礎研發、創新業務解決方案等領域，TCL與產業內外的世界一流公司展開戰略層面的合作。雖為傳統意義上的競爭者，TCL與三星的合作卻非常密切。
2011年4月，在華星光電t1投產前，三星電子以15億元人民幣購入該項目15%的股權，同時 TCL 出資1億美元購入三星蘇州液晶面板項目10%的股權。此次的交叉持股，使兩家企業在面板產品線上形成互補，也鞏固了 TCL在液晶產業上下游和三星領域的戰略合作關係。
2016年9月，已逐步由液晶顯示轉向OLED業務的三星以21億元人民幣購入華星光電t6項目約9.8%的股權，形成與TCL在大尺寸液晶面板的合作。對於華星光電而言，投資全球最高世代線面板無經驗可循，三星顯示或能在一定程度上為其提供技術支持，同時也可成為其大尺寸面板的穩定買家。
對三星而言，在獲得穩定供貨的同時，可減少對大尺寸液晶面板的投入，而聚焦於 OLED 面板業務。目前，華星光電和三星顯示除供應自身整機廠商外，分別是三星電子和TCL電子最大的供應商，TCL整機面板的50%來自華星光電， 25% 來自三星顯示。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錯關係，體現了 TCL 的產業鏈競合意識。
第四，更加主動地擁抱互聯網，特別注重發展終端產品的用戶網絡，以用戶價值管理實現對產品力的創新管理。
在中國這個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應用最豐富的市場，TCL正在用戶洞察和技術應用兩個維度裡大膽嘗試。在 TCL看來，在新時代的競爭中，研發能力、供應鏈能力是基礎;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技術進步則將考 驗企業創新產品體驗的能力。心懷“成為智能產品製造和互聯網服務的全球領先企業”的願景，TCL正在努力構建面向未來的全球性企業的競爭優勢。
不折騰，向前看
如果將全球大變革視為重大趨勢，那麼中國企業則迎來了難得的“奇點臨近”時刻。中國企業超越傳統跨國公司， 不會是簡單的市場與競爭地位的替代。拋棄“企業帝國主義”時代，全球性公司已經處在重構供求關係的經濟發展新時代，全球性公司因此將成為一類新的經濟物種。
全球性公司是一股溫和卻強大的浪潮。溫和是強調協作與協同，分享用戶、信息和數據、計算能力。強大是網絡化組織，從研發到生產，從銷售到服務，從用戶到數據。面向未來，誰率先構建起並有能力管理協同發展的網絡，誰將成為全球性公司的發展管理者。
在這條道路上，中國企業“創新的後座力”先發優勢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大眾市場的認知和發展能力，特別是在新興市場。第二，用戶價值和滿足並創造用戶需求的意識和響應能力。第三，在技術和供應鏈方面，已經形成的國內集群效應，以及拓展新興市場的經驗。第四，龐大的國內市場根據地。第五，中國企業的管理經驗和方法，特別是發展新興市場方面的優勢。
在如此有利的發展條件下，中國企業要以全球視野管理自己的商業慾望，提升自身的事業定力。一方面，繼續強化自身對市場的敏感性和管理能力，反向提升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管理能力。另一方面，重視並擴大技術創新方面的投入，利用好中國在新技術應用領域的產業集群效應，提升相關領域的生產製造水平。
此外，中國大型企業應對改善創新環境、促進技術創新應用、激勵創新人才、拓展全球性創新網絡方面做出更加積極的貢獻。政府應著眼於打造“創新的後座力”，給予必要的政策支持，特別是在全球資源整合、人才、創新政策激勵等方面，為市場創造更大政策空間。
不折騰，向前看。中國經濟與中國企業未來可期。
來源 | 長江商學院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