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是工業化後期和從工業經濟轉向服務經濟時代的一個普遍趨勢，也是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製造業與服務業轉型發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分析製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對於我國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意義，針對當前融合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提出了對策建議。

與人類工業化初期製造業產品價值構成不同，當今全球製造業產品的價值越來越依賴於服務的功能、質量、效率和網絡。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建設製造強國，助推製造業高質量發展。製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的例子很多，如傳統硬件製造商紛紛加速向服務化轉型，IBM公司已轉型成為全球系統解決方案提供商和認知服務提供商，蘋果公司已轉型成為全球移動終端與互聯網內容提供商。另外，一些傳統的互聯網企業開始向上遊延伸，開發生產能夠與自身互聯網業務形成戰略協同的硬件產品，如Amazon做Kindle電子書、智能音箱，Google做手機、智能眼鏡和無人駕駛汽車，百度介入無人駕駛汽車領域，360做手機等。

隨著工業化推進，特別是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製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日益深化。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是製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的具體化和深入化體現，是製造業服務化發展進入到更高階段的產物，對現階段我國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重要意義

1.有效改善供給質量，實現差異化競爭並增強企業盈利能力

長期以來，我國製造業企業產品同質化現象嚴重，供給質量不高。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在製造基礎上疊加服務，形成“製造+服務”，不僅可以改善供給質量，還可實現差異化競爭，避免同質產品之間“血拼式”價格競爭，有效提高企業盈利能力。從發展趨勢看，服務差異化是製造業差異化競爭的重要手段，服務創新已成為製造業創新的一種重要形式，製造業創新和競爭力提升的重要來源。

2.有利於克服“鮑莫爾病”，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

經濟學界將服務業比重上升，表面上經濟結構得以優化，但實際全社會生產率反而下降的現象稱為“鮑莫爾病”，這主要是由於服務業生產率難以提高造成的。威廉·鮑莫爾最早提出一個簡單地兩部門“非均衡增長模型”，將社會分為進步部門和停滯部門，進步部門的生產率相對快速增長將導致停滯部門相對成本的不斷上升。相對於製造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隨著製造業的生產率改進，服務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反而上升了，出現所謂“鮑莫爾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1]。整體來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之所以難以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服務業發展“自我循環”和“脫實向虛”，離開實體經濟支撐，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自然就難以提升，而產業融合可以有效避免這種狀況出現。

製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推進“中國製造+中國服務”協同發展，以製造業高效率帶動服務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反過來服務業利用專業化優勢又促進製造業生產效率提升，可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生產效率的提高，有效克服“鮑莫爾病”，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3.有利於製造企業沿產業鏈升級，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位置

國際產業分工的高價值環節早已從製造環節為主向服務環節為主轉變。目前在國際分工較發達的製造業中，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停留的時間不到全部循環過程的5%，而處在流通領域的時間要佔95%以上；產品在製造過程中的增加值部分不到產品價格的40%，60%以上的增值發生在服務領域，商品價值實現的關鍵和利潤增值空間日益向產業價值鏈兩端的服務環節轉移[2]。根據價值鏈微笑曲線，製造業服務化主要有四條路徑：一是下游產業鏈服務化，即增加其在產業鏈下游環節的介入力度，增加營銷、品牌管理以及產品的延伸服務等環節。二是上游產業鏈服務化，即介入研發、設計與規劃等產業鏈上游階段。三是上下游產業鏈服務化，即打造完整價值鏈。四是完全去製造化，即製造業企業完全退出低附加值的製造領域，只從事附加值相對較高的上下游產業鏈服務環節[3]。

先進製造業的發展，需要專業化、高級化的生產要素的投入，而現代服務業中的大多數行業，屬於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具有較強的產業創新能力。推進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促進我國製造企業更多從事研發設計、維護運行、營銷、售後服務、品牌管理及提供一體化解決方案等價值鏈增值環節的服務活動，有助於我國製造業提高自身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分工地位。

4.形成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和形成製造服務平臺

製造業與服務業相向發展，使得產業價值鏈重構為一條既包含製造業價值鏈增值環節，又包含服務業價值鏈增值環節的融合型產業價值鏈，與原有單純的服務業價值鏈和製造業價值鏈相比，具有更廣闊的利潤空間和增長潛力，在產業層次上表現出明顯的結構升級效應[4]。

信息技術是服務業與製造業融合的“黏合劑”。在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推動下，將誕生一批製造-服務平臺或服務-製造平臺，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將向平臺經濟方向發展。如工業互聯網是一個突出代表，它成為深化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的重要工具和平臺。工業互聯網逐步實現信息技術的應用從單項業務向多業務綜合集成轉變，從單一企業應用向產業鏈協同應用轉變，從局部流程優化向全業務流程再造轉變，從傳統生產方式向柔性智能生產方式轉變[5]。

存在的問題

1.融合程度偏低，融合效益不明顯

在製造業投入服務化水平上，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明顯偏低。基於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發佈的2000-2014年56部門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測算，2000-2014年我國製造業投入服務化水平在10%左右，而同期美國在16%以上，兩者相差6、7個百分點；2000-2014年我國先進製造業投入現代服務化水平在4%左右，而同期美國在7%左右，兩者相差3個百分點以上。

在製造業產出服務化水平上，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差距明顯。德勤公司和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全球範圍內裝備製造業服務化趨勢明顯，航空和國防、汽車製造、電子信息產業、生物和醫藥設備領域來自於提供服務所獲得的收入佔全部收入的比重分別為47%、37%、19%和21%，其中服務業務所佔份額最高的10%企業，這一比重均超過50%；而我國78%的裝備製造企業服務收入佔總營業收入比重不足10%，只有6%的企業服務收入佔總營收比重超過20%[6]。

從融合產生的效益來看，我國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也有待提高。德勤公司和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的研究報告指出，就淨利潤而言，被調查企業中81%的我國裝備製造企業服務淨利潤貢獻率不足10%，其餘企業的服務淨利潤貢獻率基本在10%-20%之間；而在全球範圍內，其調查的80家全球領先製造業公司，服務收入佔總銷售收入的平均值為26%，服務淨利潤貢獻率平均值高達46%。對於我國實施服務創新的裝備製造企業而言，服務創新首先對企業競爭力和客戶關係的提升作用最為明顯。其次是擴大了市場，而服務創新對企業財務收益的提升作用並不明顯，尚無任何一家企業通過服務創新改變盈利模式，即從主要依靠製造產品帶來新增價值的盈利模式轉變到以服務產品為核心的盈利模式[7]。

2.製造業“大而不強”，沿價值鏈攀升和融合發展能力不足

當前，我國已經是世界製造業第一大國，但製造業“大而不強”，突出表現在：增加值率低、盈利能力差和知識資產相對匱乏。這些都影響製造業服務化發展。

經計算，近年來我國製造業增加值率平均在20%左右，不僅低於國內服務業增加值率平均水平，也低於同期美日德等發達國家製造業增加值率（普遍在30%以上）。製造業增加值率較低反映製造企業附加值低，盈利能力差，難以吸引優質資源流向製造業，面臨製造行業優秀人才流失的風險，製造企業沿價值鏈攀升支持乏力，這種情況嚴重影響到製造企業轉型升級。

一般來說，儲備了強大知識資產的製造企業更容易實現服務化轉型。發達國家企業在製造業環節投入了更多以知識資產為特徵的服務，佔據全球產業鏈的高端環節，而我國多數製造業企業處於全球產業分工價值鏈中低端環節，製造企業以組裝加工為主，相當一批製造企業因長期代工甚至被鎖定在國際產業鏈單一製造環節，加上企業長期以來粗放式增長，更多關注有形資產的擴張和生產規模的擴張，而對技術專利、人才、品牌、渠道、客戶和方案等各種無形資產和知識資產的儲備明顯不足，影響製造企業向服務化轉型。

3.服務業“自我循環”，對先進製造業發展支持不足

基於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測算，2000-2014年服務業產出被製造業中間需求率大體保持穩定，圍繞20%上下波動。與此同時，現代服務業產出被先進製造業中間需求率在2005年之前是上升的，但在2006年及以後就基本穩定了。2000年現代服務業產出被先進製造業中間需求率為7.96%，2005年為11%，2006年為10.73%，2014年為10.69%。這說明，從服務業為製造業服務的角度看，這種融合發展的趨勢停滯了，其中現代服務業與先進製造業呈現“相對分離”的發展態勢。這表明，我國服務業具有“自我循環”發展傾向，對製造業發展支持不足。尤其是近年來，我國金融業有“脫實向虛”的現象，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明顯不足。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2018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餘額136.3萬億元，同比增長13.5%。其中，非金融企業及其他單位貸款餘額89.03萬億元，同比增長9.9%。而工業中長期貸款餘額僅為8.59萬億元，同比增長7.3%，這還是近年來增速最快的一年[8]。2018年，工業中長期貸款餘額佔非金融企業及其他單位貸款餘額的9.65%，僅佔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餘額的6.3%。

4.平臺企業缺乏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和核心技術依賴國外

和國外相比，我國服務製造平臺和製造服務平臺企業的優勢主要是應用創新和模式創新，技術基礎較為薄弱，尤其體現在缺乏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依賴國外等方面。如在工業互聯網領域，數據採集、PaaS（平臺即服務）和工業App三方面技術能力不足，制約著我國工業互聯網平臺的持續發展。構成工業互聯網和智能製造裝備的重要基礎技術和關鍵零部件主要依賴進口，如新型傳感器等感知和在線分析技術、典型控制系統與工業網絡技術、高性能液壓件與氣動元件、高速精密軸承大功率變頻技術等依賴國外[9]。

助推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建議

1.樹立製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新理念

曾經一段時期，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很多人將服務業佔有更高比重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一個重要判斷依據。但是，發達國家工業化演進歷史表明，傳統的製造業和服務業“兩分法”在判斷產業結構優化方面過於武斷而不再適用。事實上，在現代經濟體系中，僅依靠製造或服務，經濟發展質量無法改善，消費者需求無法滿足。因此，從發展理念上，既要重視製造業發展，也要重視服務業發展，通過發展一體化解決方案，推動製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

2.建立促進一體化融合發展的產業政策體系

推進產融結合，解決金融業務獨立於實體經濟並主要服務自身的問題，實現金融等要素配置“脫虛向實”。加強金融業務監管，使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實體經濟，全面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和水平。開展投貸聯動、股債結合等金融服務，拓寬金融進入實體經濟的渠道。支持符合條件的製造業企業發揮自身優勢，在依法合規、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發起設立或參股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及融資租賃公司，延伸和提升價值鏈，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逐步消除服務業和製造業在稅收、金融、科技及要素價格方面的政策差異，降低交易成本。對於產品與服務混合經營、提供一體化解決方案的企業，要根據其業務範圍，在適用稅率方面，實行“就低不就高”政策，適用最低稅率。鼓勵製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型企業申請高新技術產業資質。在加大對技術支持力度的基礎上，加大對製造、服務企業流程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軟性創新的支持力度，推動製造和服務融合發展。

3.營造產業融合創新發展的生態環境

完善現代化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適應產業融合發展的新趨勢和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的實際，加大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強化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提升基礎設施網絡化、智慧化水平，優化基礎設施系統功能。在此基礎上，積極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服務業、智能物流系統和第三方物流等，促使製造業企業整合、分離、外包物流業務，降低製造業運行的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推進4G普及與5G應用，部署推進低時延、高可靠、廣覆蓋、更安全的工業互聯網基礎設施體系建設。

推動新服務、新業態和新模式競相湧現。強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互聯網+”政策引導，充分利用眾創、眾包、眾扶和眾籌等服務平臺，促進創客、公共服務、消費者與企業之間互動融合。加大改革力度，破除壟斷壁壘，優化服務業發展環境。鼓勵行業組織、研究機構和企業務實合作，開展產業融合發展所需的研發、人才培訓和資質認證等服務。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完善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及商業祕密保護等法律法規，研究完善商業模式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完善互聯網、大數據與電子商務等領域知識產權保護規則，促進企業知識資產的積累，提高企業開展服務化水平和能力。

4.推進“產學研用”相結合的協同創新

服務化是企業創新的重要源泉。從創新來源的角度看，用戶、供應商，甚至是服務商、分銷商都有可能是製造企業重要的創新源泉和創新夥伴。一方面，推動產業融合發展需要大力開展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用”相結合的協同創新，將外部資源納入到製造業服務創新中來。另一方面，要發揮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用”相結合的開放式協同創新優勢，以關鍵核心技術為主攻方向，加強5G工業應用、邊緣計算、人工智能及區塊鏈等前沿技術協同攻關，儘早改變平臺企業缺乏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和核心技術依賴國外的狀況。

參考文獻

[1]宋建.鮑莫爾成本病問題研究進展的述評.管理觀察，2015，（15）：16-18.

[2]安筱鵬.製造業服務化路線圖：機理、模式與選擇.商務印書館，2012：78.

[3]簡兆權，伍卓深.製造業服務化的路徑選擇研究——基於微笑曲線理論的觀點.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1，32（12）：137-143.

[4]王曉紅.製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的六大趨勢.中國經濟週刊，2014，（25）：22-23.

[5]張伯旭，趙劍波，李輝.服務型製造的模式創新.企業管理，2016，（11）：12-15.

[6][7]德勤，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2014中國裝備製造業服務創新調查.[2016-01-24].https://wenku.baidu.com/view/592012586bec0975f565e235.html

[8]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2018年金融機構貸款投向統計報告.[2019-01-25].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si/116219/116225/3752832/index.html

[9]郭朝先.“互聯網+工業”：全球態勢與中國發展之路.經濟研究參考，2018，（44）：3-9.

本文轉自《中國國情國力》雜誌（作者：郭朝先，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產業組織研究室副主任，來源：《中國國情國力》雜誌2019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