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週刊微信號：ChinaEconomicWeekly

中國經濟週刊官方網站：經濟網 www.ceweekly.cn

《中國經濟週刊》 記者 姚冬琴 | 北京報道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週刊》2018年第46期）

作為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下稱“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是中國經濟改革重要的親歷者和見證者。

1982年，國家體改委成立，高尚全於當年來到這裡工作，之後歷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黨組成員。從1984年到2003年，高尚全先後6次參加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其中3次是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而這期間也正是中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走向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的重要歷程。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高尚全兩次給中央提出建議，包括建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名稱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建議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如今，89歲高齡的高尚全仍然和年輕人一樣，每天上午9點準時來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辦公室上班，在滿室書香中繼續進行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工作。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專訪時，高尚全回憶了他所親歷的參與三中全會重要文件起草工作的過程，也暢談了對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思考和建議。

（《中國經濟週刊》首席攝影記者 肖翊 攝）

十二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商品經濟”

“改革開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為先導。”高尚全對《中國經濟週刊》說，回顧40年，中國的改革事業充滿了曲折與挑戰，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鑑，每一步改革實踐都離不開思想的解放。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近6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基礎上，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高尚全受命參與起草這份《決定》。他回憶稱，這份《決定》有一個重大突破和創新，就是第一次提出了“商品經濟”的概念。“承認了市場的作用，提出要發展商品經濟，這是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中國的偉大創舉。”

改革開放之初，在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的弊端逐漸顯現，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當時的理論界認識到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必要性，然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確立過程十分艱難。高尚全回憶，在文件起草過程中，黨中央和國務院主要領導同志先後8次和起草小組進行了座談，共同修改文件，但“商品經濟”的概念卻遲遲得不到認同。

“當時大家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怎麼能提商品經濟呀？提商品經濟不是搞資本主義了嗎？”但高尚全竭力主張把商品經濟寫進文件。通過各地調研他深深感到，哪個地方經濟搞得活，老百姓比較富裕，就是因為那個地方搞了商品經濟。他舉了個“廣東人吃魚”的例子：廣東人愛吃魚，可是搞計劃經濟沒有魚吃了，因為價格管死了。後來逐步放開價格，養魚的人有積極性了，市場上魚就多了，多了以後價格也下降了，老百姓就有魚吃了。所以，搞商品經濟沒有錯。

然而，高尚全的觀點未能在起草小組中達成共識。“我當時是以體改所所長的身份參加文件起草的，力量不夠，反對者的職務都比我高。”高尚全說。

面對許多“老資格”，在商品經濟概念多次被否定的情況下，1984年9月初，高尚全以中國體改研究會和中國體改所的名義，在西苑旅社組織召開了一次理論討論會，童大林、董輔礽、蔣一葦等近20位思想比較活躍的學者到會發言。高尚全首先提出：“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這是當前經濟改革要求在理論上的一個關鍵突破。”專家學者經過認真討論，認為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經階段。

高尚全把會議討論的結果反映給中央決策者：第一，改革就是要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掃清道路；第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絕不會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第三，發展商品經濟是我國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改革必須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和促進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自覺運用價值規律。

這一建議引起中央決策者們的高度重視。“中央領導同志的智慧，和中國社科院等各方面的努力，商品經濟的概念被吸收進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之中。”高尚全說。

1984年10月20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正式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中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鄧小平高度讚揚這份《決定》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

十四屆三中全會把“勞動力市場”寫入文件

中共中央第二個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高尚全也參加了這份《決定》的起草工作。

“根據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的精神，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明確了，怎麼建立？當時心中沒數。所以中央專門召開十四屆三中全會，研究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高尚全回憶，當時，溫家寶以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身份主持起草工作，文件起草小組共有25人。起草小組下面分為幾個分組，高尚全任市場體系分組的組長。

在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第一次寫入“資本市場”，這是一個重大突破。另一個突破是寫入“勞動力市場”，這背後的歷程堪稱曲折。

按照傳統觀念，“勞動力市場”與剝削剩餘價值掛鉤，而社會主義的本質之一就是消滅剝削。可想而知，“勞動力市場”寫入黨的文件經歷了怎樣的艱難。

“在《決定》草稿中，只提出‘勞動就業市場’，提‘勞動力市場’阻力很大。有人說勞動力市場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社會主義勞動者成了國家的主人，因此不存在勞動力市場問題。我說這個不行的，勞動力市場肯定要提，我們要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勞動力和資本是最重要的要素，如果要素不能進入市場，不能搞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怎麼建立起來？但是起草小組還是通不過。”高尚全談道，一直到1993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決定》修改稿，還是隻提“勞動就業市場”。

關於最高決策層的這場會議，高尚全回憶說，溫家寶作為起草小組組長作了彙報，之後就是常委討論。

“本來這樣的會議輪不到我發言，但是我當時憋不住了，因為如果我不站出來發言，‘勞動力市場’的概念肯定出不來。所以我鼓足勇氣舉手發言，一下子講了5條理由。”高尚全講的這5條理由是：勞動力的價值只能通過交換才能體現出來；確立勞動力市場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開放勞動力市場可以解決就業壓力；現實生活當中已經有了勞動力市場；提出“勞動力市場”不會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

“會議沒有繼續討論，時任總書記江澤民只問了一句：提出勞動力市場，社會上能不能接受？我說只要中央提出來肯定能接受。第二天我找了溫家寶同志，我說我有點內疚，這麼重要的會議不該我發言。但我擔心如果不發言，‘勞動力市場’的概念就出不來。溫家寶同志很敏銳，他說：我贊成你的意見，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沒有把握。你把材料給我，我轉給總書記。”高尚全回憶道。

之後，溫家寶將關於勞動力市場的材料報送給江澤民，江又批轉給各中央常委，各常委表示沒有意見。“勞動力市場”終於寫進了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

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當時的背景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步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逐漸成形並日漸發揮巨大效益。

高尚全回憶，當時有人認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搞得差不多了。但實際上，改革任務仍然十分繁重，正是由於整個經濟體正大踏步地邁向市場化，新舊體制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新興市場主體的壯大對市場體系、金融體制、投資門檻、國企壟斷以及政府職能等一系列體制性障礙提出了新的改革訴求，市場化的經濟基礎對整個國家的體制機制形成了更進一步的改革壓力。

在此背景下，中央及時指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

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創新點之一，便是明確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傳統觀點認為，由於股份制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所以它是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結合在一起的。在中國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要釐清公有制為主體的內涵問題。

在全會文件起草過程中，高尚全曾兩次在起草組會議上發表意見。其中一次是2003年6月9日的起草小組會議上，他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幾個理論問題，其中主要談關於公有制為主體的內涵。“實踐中，公有制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的優勢發生了變化，非公經濟已成為主力軍而不是生力軍。”

當時傳統的思維方式是，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兩股道上運行，甚至把兩者對立起來。例如按照不同所有制經濟來立法，制定政策，實施管理。

“要使兩股道變成一股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統一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使之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高尚全提出，一是通過實行股份制，發展混合經濟。有的可通過上市變成社會公眾公司，實行資本社會化；二是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財產組織形式，使多種所有制經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我建議把‘公有制為主體’，完善為‘公有制為主導’或‘國有經濟為主導’。十六屆三中全會接納了我的建議。”高尚全說。

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兩次給中央提出建議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前，高尚全兩次給中央提出建議。

第一次是2013年5月，高尚全給中央提出《關於十八屆三中全會主題的建議》。建議主要有三個內容：

一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名稱建議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

二是，關於《決定》的主要內容。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而是對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都要作出部署。例如政治體制改革，可把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作為突破口推出。為了減少阻力，在操作上可實行三個“率先”：新當選或新任命的官員率先公示：新任官員中領導幹部率先公示；財產中不動產先公示。

三是，建議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由總書記任組長，國務院總理任副組長。

第二次建議是在2013年7月，高尚全向中央提出《關於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議》，內容主要有兩點：一是進一步發揮智庫的作用，建議中央選四五個智庫，限期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這樣，起草小組和智庫兩條腿走路，可以豐富中央文件的內容。二是，激發廣大幹部群眾參與改革的積極性。建議中央設立專門網站，讓廣大幹部群眾來參與獻計獻策。同時，還呈送了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關於全面深化改革30條建議供中央參考。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前，我的兩次建議，上報後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批示，並吸收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去，這是作為一個改革者夢寐以求的事情。”高尚全對《中國經濟週刊》說。

他告訴記者，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審議了《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央多次強調要發揮智庫的力量，我想與我這次建議是分不開的。”高尚全說。

建言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用“一二三”理論來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

“改革是我這一生的追求，也是一生的牽掛。”年屆90歲高齡的高尚全，仍然保持對改革的極高熱情。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針對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高尚全談了他的思考和建議。

高尚全說，“《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從最早的計劃配置資源，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再到市場起基礎性作用，現在到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這是理論上的重大突破。”

高尚全也指出，在實際中改革還有不到位的地方。比如，往往不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而是行政決定資源配置。

對此，高尚全提出了用“一二三”理論來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

“一”即政府需要解決一個矛盾——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產品供應嚴重不足的矛盾。

“二”即政府要搞好兩個服務。政府要更好地為市場主體創造平等競爭機會和提供服務。同時，政府需要為人的生存和發展創造良好、和諧、可持續的環境。

“三”即政府需要堅持三個創新。第一個創新，應當堅持人民群眾是創造財富主體的理念。第二個創新，堅持“非禁即入”的理念。政府不應該層層審批，法律不禁止的，企業都可以幹。第三個創新，堅持依法行政的理念。政府按照法律授權幹好應當做的事情，不能有隨意性。“政府管的事要儘量少一點，不該管的事要讓市場去管。”高尚全說。

文字編輯：曹煦

新媒體編輯：王新景

關注《中國經濟週刊》頭條號

請回到文章頂部，點擊右上方“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