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回憶小時候：父親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後，家境一下就敗落了'
張英
賈平凹是中國文化的一張名片,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風向標。他創作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鑄就了中國文壇一個又一個高峰。四十年筆耕不輟，賈平凹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他用筆記錄著社會進程中一個個鮮活的現實人生。
張英
賈平凹是中國文化的一張名片,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風向標。他創作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鑄就了中國文壇一個又一個高峰。四十年筆耕不輟，賈平凹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他用筆記錄著社會進程中一個個鮮活的現實人生。
自2011年起，更是連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古爐》《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多本原創長篇小說，這在賈平凹創作歷程和人文社出版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古爐》《帶燈》《老生》銷售量超過40萬冊，《極花》《賈平凹散文》及精選版銷量高達20萬冊，2018年新作《山本》也在上市後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取得超過10萬冊的銷量。
張英
賈平凹是中國文化的一張名片,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風向標。他創作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鑄就了中國文壇一個又一個高峰。四十年筆耕不輟，賈平凹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他用筆記錄著社會進程中一個個鮮活的現實人生。
自2011年起，更是連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古爐》《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多本原創長篇小說，這在賈平凹創作歷程和人文社出版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古爐》《帶燈》《老生》銷售量超過40萬冊，《極花》《賈平凹散文》及精選版銷量高達20萬冊，2018年新作《山本》也在上市後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取得超過10萬冊的銷量。
7月30日，第29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西安開幕，為感謝賈平凹對人文社長久以來的信任，人文社臧永清社長向賈平凹授予賈平凹先生人民文學出版社“榮譽作家”獎牌。這是人文社第一次向作家頒授這樣的獎牌，以表達感謝。之後，賈平凹與其系列作品責任編輯、《當代》主編孔令燕，暢談了二十年的合作友誼。
本文為賈平凹獨家專訪之二。
張英
賈平凹是中國文化的一張名片,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風向標。他創作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鑄就了中國文壇一個又一個高峰。四十年筆耕不輟，賈平凹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他用筆記錄著社會進程中一個個鮮活的現實人生。
自2011年起，更是連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古爐》《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多本原創長篇小說，這在賈平凹創作歷程和人文社出版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古爐》《帶燈》《老生》銷售量超過40萬冊，《極花》《賈平凹散文》及精選版銷量高達20萬冊，2018年新作《山本》也在上市後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取得超過10萬冊的銷量。
7月30日，第29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西安開幕，為感謝賈平凹對人文社長久以來的信任，人文社臧永清社長向賈平凹授予賈平凹先生人民文學出版社“榮譽作家”獎牌。這是人文社第一次向作家頒授這樣的獎牌，以表達感謝。之後，賈平凹與其系列作品責任編輯、《當代》主編孔令燕，暢談了二十年的合作友誼。
本文為賈平凹獨家專訪之二。
張英：你父親只是一個鄉鎮學校教員，怎麼就變成被革命對象了？
賈平凹：我父親特別嚴厲，小時候我總是害怕他。直到他老了，我自己也做了父親，我們才說上話。
在當時是那個社會，對父輩這一代人來說，他沒什麼選擇性。我父親弟兄四個人，只有他來西安求學了，剩下都在鄉下，當時為了供應他上學，有到煤窯上挖煤的，有去扛木頭的，就是全家來養活他。
他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讀的是中文，和我一樣。在考學的過程中，一個住旅館認識的人問他，願不願意到延安去。他當時剛從鄉下到西安，也不知道延安是幹啥的，回答說可以，只要哪兒能吃飯就到哪兒。後來那個人第二天帶他去一個地方，他去了一看，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是專門把青年往延安送去。他當時覺得要當兵打仗，家裡父母還在，他當時不願意去。
張英
賈平凹是中國文化的一張名片,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風向標。他創作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鑄就了中國文壇一個又一個高峰。四十年筆耕不輟，賈平凹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他用筆記錄著社會進程中一個個鮮活的現實人生。
自2011年起，更是連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古爐》《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多本原創長篇小說，這在賈平凹創作歷程和人文社出版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古爐》《帶燈》《老生》銷售量超過40萬冊，《極花》《賈平凹散文》及精選版銷量高達20萬冊，2018年新作《山本》也在上市後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取得超過10萬冊的銷量。
7月30日，第29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西安開幕，為感謝賈平凹對人文社長久以來的信任，人文社臧永清社長向賈平凹授予賈平凹先生人民文學出版社“榮譽作家”獎牌。這是人文社第一次向作家頒授這樣的獎牌，以表達感謝。之後，賈平凹與其系列作品責任編輯、《當代》主編孔令燕，暢談了二十年的合作友誼。
本文為賈平凹獨家專訪之二。
張英：你父親只是一個鄉鎮學校教員，怎麼就變成被革命對象了？
賈平凹：我父親特別嚴厲，小時候我總是害怕他。直到他老了，我自己也做了父親，我們才說上話。
在當時是那個社會，對父輩這一代人來說，他沒什麼選擇性。我父親弟兄四個人，只有他來西安求學了，剩下都在鄉下，當時為了供應他上學，有到煤窯上挖煤的，有去扛木頭的，就是全家來養活他。
他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讀的是中文，和我一樣。在考學的過程中，一個住旅館認識的人問他，願不願意到延安去。他當時剛從鄉下到西安，也不知道延安是幹啥的，回答說可以，只要哪兒能吃飯就到哪兒。後來那個人第二天帶他去一個地方，他去了一看，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是專門把青年往延安送去。他當時覺得要當兵打仗，家裡父母還在，他當時不願意去。
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
他專科學校讀完，後來在西安也教過書。當在西安房子便宜，一個四合院，幾袋洋麵的價錢就可以買下來，但是他當時沒有買。好不容易掙錢了，他得照顧家裡，回報那些父母、兄弟。在西安呆了幾年，快解放的時候，解放軍兵臨陵城下，準備打仗的時候，時局特別的，整天哪兒打槍，他就回了鄉下老家。
後來我就跟他說，你當時如果是買下房子，那我起碼就是西安市民嘛，或者你去了延安，回頭也是革命幹部，我就不至於出生在農村，要幾十年後才回到這個城市，也不會在農村吃苦。
張英
賈平凹是中國文化的一張名片,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風向標。他創作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鑄就了中國文壇一個又一個高峰。四十年筆耕不輟，賈平凹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他用筆記錄著社會進程中一個個鮮活的現實人生。
自2011年起，更是連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古爐》《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多本原創長篇小說，這在賈平凹創作歷程和人文社出版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古爐》《帶燈》《老生》銷售量超過40萬冊，《極花》《賈平凹散文》及精選版銷量高達20萬冊，2018年新作《山本》也在上市後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取得超過10萬冊的銷量。
7月30日，第29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西安開幕，為感謝賈平凹對人文社長久以來的信任，人文社臧永清社長向賈平凹授予賈平凹先生人民文學出版社“榮譽作家”獎牌。這是人文社第一次向作家頒授這樣的獎牌，以表達感謝。之後，賈平凹與其系列作品責任編輯、《當代》主編孔令燕，暢談了二十年的合作友誼。
本文為賈平凹獨家專訪之二。
張英：你父親只是一個鄉鎮學校教員，怎麼就變成被革命對象了？
賈平凹：我父親特別嚴厲，小時候我總是害怕他。直到他老了，我自己也做了父親，我們才說上話。
在當時是那個社會，對父輩這一代人來說，他沒什麼選擇性。我父親弟兄四個人，只有他來西安求學了，剩下都在鄉下，當時為了供應他上學，有到煤窯上挖煤的，有去扛木頭的，就是全家來養活他。
他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讀的是中文，和我一樣。在考學的過程中，一個住旅館認識的人問他，願不願意到延安去。他當時剛從鄉下到西安，也不知道延安是幹啥的，回答說可以，只要哪兒能吃飯就到哪兒。後來那個人第二天帶他去一個地方，他去了一看，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是專門把青年往延安送去。他當時覺得要當兵打仗，家裡父母還在，他當時不願意去。
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
他專科學校讀完，後來在西安也教過書。當在西安房子便宜，一個四合院，幾袋洋麵的價錢就可以買下來，但是他當時沒有買。好不容易掙錢了，他得照顧家裡，回報那些父母、兄弟。在西安呆了幾年，快解放的時候，解放軍兵臨陵城下，準備打仗的時候，時局特別的，整天哪兒打槍，他就回了鄉下老家。
後來我就跟他說，你當時如果是買下房子，那我起碼就是西安市民嘛，或者你去了延安，回頭也是革命幹部，我就不至於出生在農村，要幾十年後才回到這個城市，也不會在農村吃苦。
解放後，因為我一個姨夫是陝南遊擊隊一個團的團長，把他叫去在團部裡待了一段時間，後來他回到地方上當教師，然後就一直幹到去世。他的工作完全靠組織來分配，叫你到哪兒去，你就到哪兒去，他沒有更多的選擇性，不像現在，我可以跳槽，我可以不幹這個幹那個，那時候是不可能的。
“文革”的時候，我父親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原因是他在西安當教員的時候，胡宗南當時在西安開了一次報告會，當時政府要求所有的公職人員去參加那個會議，學校把教師花名冊就報上去了，我父親那天倒去了，走到半路里，又跑去看秦腔去了，沒有參加。
張英
賈平凹是中國文化的一張名片,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風向標。他創作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鑄就了中國文壇一個又一個高峰。四十年筆耕不輟，賈平凹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他用筆記錄著社會進程中一個個鮮活的現實人生。
自2011年起，更是連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古爐》《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多本原創長篇小說，這在賈平凹創作歷程和人文社出版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古爐》《帶燈》《老生》銷售量超過40萬冊，《極花》《賈平凹散文》及精選版銷量高達20萬冊，2018年新作《山本》也在上市後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取得超過10萬冊的銷量。
7月30日，第29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西安開幕，為感謝賈平凹對人文社長久以來的信任，人文社臧永清社長向賈平凹授予賈平凹先生人民文學出版社“榮譽作家”獎牌。這是人文社第一次向作家頒授這樣的獎牌，以表達感謝。之後，賈平凹與其系列作品責任編輯、《當代》主編孔令燕，暢談了二十年的合作友誼。
本文為賈平凹獨家專訪之二。
張英：你父親只是一個鄉鎮學校教員，怎麼就變成被革命對象了？
賈平凹：我父親特別嚴厲，小時候我總是害怕他。直到他老了，我自己也做了父親，我們才說上話。
在當時是那個社會，對父輩這一代人來說，他沒什麼選擇性。我父親弟兄四個人，只有他來西安求學了，剩下都在鄉下，當時為了供應他上學，有到煤窯上挖煤的，有去扛木頭的，就是全家來養活他。
他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讀的是中文，和我一樣。在考學的過程中，一個住旅館認識的人問他，願不願意到延安去。他當時剛從鄉下到西安，也不知道延安是幹啥的，回答說可以，只要哪兒能吃飯就到哪兒。後來那個人第二天帶他去一個地方，他去了一看，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是專門把青年往延安送去。他當時覺得要當兵打仗，家裡父母還在，他當時不願意去。
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
他專科學校讀完，後來在西安也教過書。當在西安房子便宜，一個四合院，幾袋洋麵的價錢就可以買下來，但是他當時沒有買。好不容易掙錢了，他得照顧家裡，回報那些父母、兄弟。在西安呆了幾年，快解放的時候，解放軍兵臨陵城下，準備打仗的時候，時局特別的，整天哪兒打槍，他就回了鄉下老家。
後來我就跟他說，你當時如果是買下房子，那我起碼就是西安市民嘛，或者你去了延安，回頭也是革命幹部，我就不至於出生在農村，要幾十年後才回到這個城市，也不會在農村吃苦。
解放後，因為我一個姨夫是陝南遊擊隊一個團的團長，把他叫去在團部裡待了一段時間，後來他回到地方上當教師，然後就一直幹到去世。他的工作完全靠組織來分配，叫你到哪兒去，你就到哪兒去，他沒有更多的選擇性，不像現在，我可以跳槽，我可以不幹這個幹那個，那時候是不可能的。
“文革”的時候，我父親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原因是他在西安當教員的時候，胡宗南當時在西安開了一次報告會，當時政府要求所有的公職人員去參加那個會議，學校把教師花名冊就報上去了，我父親那天倒去了，走到半路里，又跑去看秦腔去了，沒有參加。
到了“文革”時期，有人把那場報告講成是特務訓練班，然後查檔案，開會的名單裡有我父親，就把他打成反革命，有兩年多時間，他戴的是反革命分子帽子，開除公職，回鄉進行勞動改造。從那以後，我這個家境一下就敗落了。
張英
賈平凹是中國文化的一張名片,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風向標。他創作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鑄就了中國文壇一個又一個高峰。四十年筆耕不輟，賈平凹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他用筆記錄著社會進程中一個個鮮活的現實人生。
自2011年起，更是連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古爐》《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多本原創長篇小說，這在賈平凹創作歷程和人文社出版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古爐》《帶燈》《老生》銷售量超過40萬冊，《極花》《賈平凹散文》及精選版銷量高達20萬冊，2018年新作《山本》也在上市後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取得超過10萬冊的銷量。
7月30日，第29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西安開幕，為感謝賈平凹對人文社長久以來的信任，人文社臧永清社長向賈平凹授予賈平凹先生人民文學出版社“榮譽作家”獎牌。這是人文社第一次向作家頒授這樣的獎牌，以表達感謝。之後，賈平凹與其系列作品責任編輯、《當代》主編孔令燕，暢談了二十年的合作友誼。
本文為賈平凹獨家專訪之二。
張英：你父親只是一個鄉鎮學校教員，怎麼就變成被革命對象了？
賈平凹：我父親特別嚴厲，小時候我總是害怕他。直到他老了，我自己也做了父親，我們才說上話。
在當時是那個社會，對父輩這一代人來說，他沒什麼選擇性。我父親弟兄四個人，只有他來西安求學了，剩下都在鄉下，當時為了供應他上學，有到煤窯上挖煤的，有去扛木頭的，就是全家來養活他。
他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讀的是中文，和我一樣。在考學的過程中，一個住旅館認識的人問他，願不願意到延安去。他當時剛從鄉下到西安，也不知道延安是幹啥的，回答說可以，只要哪兒能吃飯就到哪兒。後來那個人第二天帶他去一個地方，他去了一看，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是專門把青年往延安送去。他當時覺得要當兵打仗，家裡父母還在，他當時不願意去。
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
他專科學校讀完，後來在西安也教過書。當在西安房子便宜，一個四合院，幾袋洋麵的價錢就可以買下來，但是他當時沒有買。好不容易掙錢了，他得照顧家裡，回報那些父母、兄弟。在西安呆了幾年，快解放的時候，解放軍兵臨陵城下，準備打仗的時候，時局特別的，整天哪兒打槍，他就回了鄉下老家。
後來我就跟他說，你當時如果是買下房子，那我起碼就是西安市民嘛，或者你去了延安，回頭也是革命幹部，我就不至於出生在農村，要幾十年後才回到這個城市，也不會在農村吃苦。
解放後，因為我一個姨夫是陝南遊擊隊一個團的團長，把他叫去在團部裡待了一段時間，後來他回到地方上當教師，然後就一直幹到去世。他的工作完全靠組織來分配，叫你到哪兒去，你就到哪兒去，他沒有更多的選擇性，不像現在，我可以跳槽，我可以不幹這個幹那個，那時候是不可能的。
“文革”的時候，我父親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原因是他在西安當教員的時候，胡宗南當時在西安開了一次報告會，當時政府要求所有的公職人員去參加那個會議，學校把教師花名冊就報上去了，我父親那天倒去了，走到半路里，又跑去看秦腔去了，沒有參加。
到了“文革”時期，有人把那場報告講成是特務訓練班，然後查檔案，開會的名單裡有我父親，就把他打成反革命，有兩年多時間，他戴的是反革命分子帽子，開除公職，回鄉進行勞動改造。從那以後，我這個家境一下就敗落了。
張英：那個年代，這樣的政治帽子扣上，個人前途基本上就完了。
賈平凹：現在很多年輕人無法想象那個社會，政治上要是出現了問題，那這一生就完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父親回村去的時候，我和母親正在地裡幹活，別人說我父親回來了，我就往回跑。
我父親戴著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押送回到鄉下，一見我就拉著我的手哭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見到父親哭，他說，我把孩子害了。當時他最關心不是他的政治生命，而是自己影響了家庭和孩子的前途。
張英
賈平凹是中國文化的一張名片,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風向標。他創作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鑄就了中國文壇一個又一個高峰。四十年筆耕不輟，賈平凹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他用筆記錄著社會進程中一個個鮮活的現實人生。
自2011年起，更是連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古爐》《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多本原創長篇小說，這在賈平凹創作歷程和人文社出版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古爐》《帶燈》《老生》銷售量超過40萬冊，《極花》《賈平凹散文》及精選版銷量高達20萬冊，2018年新作《山本》也在上市後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取得超過10萬冊的銷量。
7月30日，第29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西安開幕，為感謝賈平凹對人文社長久以來的信任，人文社臧永清社長向賈平凹授予賈平凹先生人民文學出版社“榮譽作家”獎牌。這是人文社第一次向作家頒授這樣的獎牌，以表達感謝。之後，賈平凹與其系列作品責任編輯、《當代》主編孔令燕，暢談了二十年的合作友誼。
本文為賈平凹獨家專訪之二。
張英：你父親只是一個鄉鎮學校教員，怎麼就變成被革命對象了？
賈平凹：我父親特別嚴厲，小時候我總是害怕他。直到他老了，我自己也做了父親，我們才說上話。
在當時是那個社會，對父輩這一代人來說，他沒什麼選擇性。我父親弟兄四個人，只有他來西安求學了，剩下都在鄉下，當時為了供應他上學，有到煤窯上挖煤的，有去扛木頭的，就是全家來養活他。
他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讀的是中文，和我一樣。在考學的過程中，一個住旅館認識的人問他，願不願意到延安去。他當時剛從鄉下到西安，也不知道延安是幹啥的，回答說可以，只要哪兒能吃飯就到哪兒。後來那個人第二天帶他去一個地方，他去了一看，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是專門把青年往延安送去。他當時覺得要當兵打仗，家裡父母還在，他當時不願意去。
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
他專科學校讀完，後來在西安也教過書。當在西安房子便宜，一個四合院，幾袋洋麵的價錢就可以買下來，但是他當時沒有買。好不容易掙錢了，他得照顧家裡，回報那些父母、兄弟。在西安呆了幾年，快解放的時候，解放軍兵臨陵城下，準備打仗的時候，時局特別的，整天哪兒打槍，他就回了鄉下老家。
後來我就跟他說，你當時如果是買下房子，那我起碼就是西安市民嘛，或者你去了延安，回頭也是革命幹部，我就不至於出生在農村，要幾十年後才回到這個城市，也不會在農村吃苦。
解放後，因為我一個姨夫是陝南遊擊隊一個團的團長，把他叫去在團部裡待了一段時間，後來他回到地方上當教師，然後就一直幹到去世。他的工作完全靠組織來分配，叫你到哪兒去，你就到哪兒去，他沒有更多的選擇性，不像現在，我可以跳槽，我可以不幹這個幹那個，那時候是不可能的。
“文革”的時候，我父親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原因是他在西安當教員的時候，胡宗南當時在西安開了一次報告會，當時政府要求所有的公職人員去參加那個會議，學校把教師花名冊就報上去了，我父親那天倒去了，走到半路里，又跑去看秦腔去了，沒有參加。
到了“文革”時期，有人把那場報告講成是特務訓練班，然後查檔案，開會的名單裡有我父親，就把他打成反革命，有兩年多時間，他戴的是反革命分子帽子，開除公職，回鄉進行勞動改造。從那以後，我這個家境一下就敗落了。
張英：那個年代，這樣的政治帽子扣上，個人前途基本上就完了。
賈平凹：現在很多年輕人無法想象那個社會，政治上要是出現了問題，那這一生就完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父親回村去的時候，我和母親正在地裡幹活，別人說我父親回來了，我就往回跑。
我父親戴著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押送回到鄉下，一見我就拉著我的手哭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見到父親哭，他說，我把孩子害了。當時他最關心不是他的政治生命，而是自己影響了家庭和孩子的前途。
因為他清楚，他打成反革命，這孩子這一生政治命運，基本上就決定了，再也翻不了身。在當時整個社會，“地富反壞右”，階級異己分子，頭頂這些罪名，你永遠不能翻身，誰也不可能再用你。
在“文化革命”前，我父親對我是有期望的，因為我學習還不錯，將來能夠上大學進城，一步步參加工作了。
張英
賈平凹是中國文化的一張名片,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風向標。他創作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鑄就了中國文壇一個又一個高峰。四十年筆耕不輟，賈平凹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他用筆記錄著社會進程中一個個鮮活的現實人生。
自2011年起，更是連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古爐》《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多本原創長篇小說，這在賈平凹創作歷程和人文社出版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古爐》《帶燈》《老生》銷售量超過40萬冊，《極花》《賈平凹散文》及精選版銷量高達20萬冊，2018年新作《山本》也在上市後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取得超過10萬冊的銷量。
7月30日，第29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西安開幕，為感謝賈平凹對人文社長久以來的信任，人文社臧永清社長向賈平凹授予賈平凹先生人民文學出版社“榮譽作家”獎牌。這是人文社第一次向作家頒授這樣的獎牌，以表達感謝。之後，賈平凹與其系列作品責任編輯、《當代》主編孔令燕，暢談了二十年的合作友誼。
本文為賈平凹獨家專訪之二。
張英：你父親只是一個鄉鎮學校教員，怎麼就變成被革命對象了？
賈平凹：我父親特別嚴厲，小時候我總是害怕他。直到他老了，我自己也做了父親，我們才說上話。
在當時是那個社會，對父輩這一代人來說，他沒什麼選擇性。我父親弟兄四個人，只有他來西安求學了，剩下都在鄉下，當時為了供應他上學，有到煤窯上挖煤的，有去扛木頭的，就是全家來養活他。
他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讀的是中文，和我一樣。在考學的過程中，一個住旅館認識的人問他，願不願意到延安去。他當時剛從鄉下到西安，也不知道延安是幹啥的，回答說可以，只要哪兒能吃飯就到哪兒。後來那個人第二天帶他去一個地方，他去了一看，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是專門把青年往延安送去。他當時覺得要當兵打仗，家裡父母還在，他當時不願意去。
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
他專科學校讀完，後來在西安也教過書。當在西安房子便宜，一個四合院，幾袋洋麵的價錢就可以買下來，但是他當時沒有買。好不容易掙錢了，他得照顧家裡，回報那些父母、兄弟。在西安呆了幾年，快解放的時候，解放軍兵臨陵城下，準備打仗的時候，時局特別的，整天哪兒打槍，他就回了鄉下老家。
後來我就跟他說，你當時如果是買下房子，那我起碼就是西安市民嘛，或者你去了延安，回頭也是革命幹部，我就不至於出生在農村，要幾十年後才回到這個城市，也不會在農村吃苦。
解放後，因為我一個姨夫是陝南遊擊隊一個團的團長，把他叫去在團部裡待了一段時間，後來他回到地方上當教師，然後就一直幹到去世。他的工作完全靠組織來分配，叫你到哪兒去，你就到哪兒去，他沒有更多的選擇性，不像現在，我可以跳槽，我可以不幹這個幹那個，那時候是不可能的。
“文革”的時候，我父親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原因是他在西安當教員的時候，胡宗南當時在西安開了一次報告會，當時政府要求所有的公職人員去參加那個會議，學校把教師花名冊就報上去了，我父親那天倒去了，走到半路里，又跑去看秦腔去了，沒有參加。
到了“文革”時期，有人把那場報告講成是特務訓練班，然後查檔案，開會的名單裡有我父親，就把他打成反革命，有兩年多時間，他戴的是反革命分子帽子，開除公職，回鄉進行勞動改造。從那以後，我這個家境一下就敗落了。
張英：那個年代，這樣的政治帽子扣上，個人前途基本上就完了。
賈平凹：現在很多年輕人無法想象那個社會，政治上要是出現了問題，那這一生就完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父親回村去的時候，我和母親正在地裡幹活，別人說我父親回來了，我就往回跑。
我父親戴著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押送回到鄉下，一見我就拉著我的手哭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見到父親哭，他說，我把孩子害了。當時他最關心不是他的政治生命，而是自己影響了家庭和孩子的前途。
因為他清楚，他打成反革命，這孩子這一生政治命運，基本上就決定了，再也翻不了身。在當時整個社會，“地富反壞右”，階級異己分子，頭頂這些罪名，你永遠不能翻身，誰也不可能再用你。
在“文化革命”前，我父親對我是有期望的，因為我學習還不錯，將來能夠上大學進城，一步步參加工作了。
當時中國人最大的願望就參加工作，有一個工作崗位，這是每個年輕人的追求目標，起碼脫離農村，能吃上國家的飯碗子。
但“文化革命”這事情一來以後，我學也上不了了。父親打成反革命，他是覺得孩子的前途，一下子就沒有希望了。政治成分讓全家人臉上無光，誰都可以欺負你。
張英
賈平凹是中國文化的一張名片,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風向標。他創作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鑄就了中國文壇一個又一個高峰。四十年筆耕不輟，賈平凹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他用筆記錄著社會進程中一個個鮮活的現實人生。
自2011年起，更是連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古爐》《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多本原創長篇小說，這在賈平凹創作歷程和人文社出版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古爐》《帶燈》《老生》銷售量超過40萬冊，《極花》《賈平凹散文》及精選版銷量高達20萬冊，2018年新作《山本》也在上市後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取得超過10萬冊的銷量。
7月30日，第29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西安開幕，為感謝賈平凹對人文社長久以來的信任，人文社臧永清社長向賈平凹授予賈平凹先生人民文學出版社“榮譽作家”獎牌。這是人文社第一次向作家頒授這樣的獎牌，以表達感謝。之後，賈平凹與其系列作品責任編輯、《當代》主編孔令燕，暢談了二十年的合作友誼。
本文為賈平凹獨家專訪之二。
張英：你父親只是一個鄉鎮學校教員，怎麼就變成被革命對象了？
賈平凹：我父親特別嚴厲，小時候我總是害怕他。直到他老了，我自己也做了父親，我們才說上話。
在當時是那個社會，對父輩這一代人來說，他沒什麼選擇性。我父親弟兄四個人，只有他來西安求學了，剩下都在鄉下，當時為了供應他上學，有到煤窯上挖煤的，有去扛木頭的，就是全家來養活他。
他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讀的是中文，和我一樣。在考學的過程中，一個住旅館認識的人問他，願不願意到延安去。他當時剛從鄉下到西安，也不知道延安是幹啥的，回答說可以，只要哪兒能吃飯就到哪兒。後來那個人第二天帶他去一個地方，他去了一看，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是專門把青年往延安送去。他當時覺得要當兵打仗，家裡父母還在，他當時不願意去。
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
他專科學校讀完，後來在西安也教過書。當在西安房子便宜，一個四合院，幾袋洋麵的價錢就可以買下來，但是他當時沒有買。好不容易掙錢了，他得照顧家裡，回報那些父母、兄弟。在西安呆了幾年，快解放的時候，解放軍兵臨陵城下，準備打仗的時候，時局特別的，整天哪兒打槍，他就回了鄉下老家。
後來我就跟他說，你當時如果是買下房子，那我起碼就是西安市民嘛，或者你去了延安，回頭也是革命幹部，我就不至於出生在農村，要幾十年後才回到這個城市，也不會在農村吃苦。
解放後，因為我一個姨夫是陝南遊擊隊一個團的團長，把他叫去在團部裡待了一段時間，後來他回到地方上當教師，然後就一直幹到去世。他的工作完全靠組織來分配，叫你到哪兒去，你就到哪兒去，他沒有更多的選擇性，不像現在，我可以跳槽，我可以不幹這個幹那個，那時候是不可能的。
“文革”的時候，我父親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原因是他在西安當教員的時候，胡宗南當時在西安開了一次報告會，當時政府要求所有的公職人員去參加那個會議，學校把教師花名冊就報上去了，我父親那天倒去了，走到半路里，又跑去看秦腔去了，沒有參加。
到了“文革”時期，有人把那場報告講成是特務訓練班，然後查檔案，開會的名單裡有我父親，就把他打成反革命，有兩年多時間，他戴的是反革命分子帽子，開除公職，回鄉進行勞動改造。從那以後，我這個家境一下就敗落了。
張英：那個年代，這樣的政治帽子扣上，個人前途基本上就完了。
賈平凹：現在很多年輕人無法想象那個社會，政治上要是出現了問題，那這一生就完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父親回村去的時候，我和母親正在地裡幹活，別人說我父親回來了，我就往回跑。
我父親戴著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押送回到鄉下，一見我就拉著我的手哭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見到父親哭，他說，我把孩子害了。當時他最關心不是他的政治生命，而是自己影響了家庭和孩子的前途。
因為他清楚，他打成反革命，這孩子這一生政治命運，基本上就決定了，再也翻不了身。在當時整個社會，“地富反壞右”，階級異己分子，頭頂這些罪名，你永遠不能翻身，誰也不可能再用你。
在“文化革命”前，我父親對我是有期望的，因為我學習還不錯，將來能夠上大學進城，一步步參加工作了。
當時中國人最大的願望就參加工作，有一個工作崗位，這是每個年輕人的追求目標，起碼脫離農村，能吃上國家的飯碗子。
但“文化革命”這事情一來以後，我學也上不了了。父親打成反革命，他是覺得孩子的前途，一下子就沒有希望了。政治成分讓全家人臉上無光，誰都可以欺負你。
張英：對你的影響體現在哪方面？
賈平凹：我父親打成反革命那幾年吧，我在農村唯一願望就出去參加工作。當時城市裡的企業、單位來招收技術工人，肯定沒有我了，不可能叫個反革命子女去當工人去。
後來收公路上養路工，整天拿個鍬鏟一下地面，我也報名，但是也沒有收到。後來就部隊徵兵，我又去報名，也不讓你去。你表現再優越，在選人的第一批就把你刷掉，刷下來。
張英
賈平凹是中國文化的一張名片,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風向標。他創作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鑄就了中國文壇一個又一個高峰。四十年筆耕不輟，賈平凹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他用筆記錄著社會進程中一個個鮮活的現實人生。
自2011年起，更是連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古爐》《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多本原創長篇小說，這在賈平凹創作歷程和人文社出版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古爐》《帶燈》《老生》銷售量超過40萬冊，《極花》《賈平凹散文》及精選版銷量高達20萬冊，2018年新作《山本》也在上市後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取得超過10萬冊的銷量。
7月30日，第29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西安開幕，為感謝賈平凹對人文社長久以來的信任，人文社臧永清社長向賈平凹授予賈平凹先生人民文學出版社“榮譽作家”獎牌。這是人文社第一次向作家頒授這樣的獎牌，以表達感謝。之後，賈平凹與其系列作品責任編輯、《當代》主編孔令燕，暢談了二十年的合作友誼。
本文為賈平凹獨家專訪之二。
張英：你父親只是一個鄉鎮學校教員，怎麼就變成被革命對象了？
賈平凹：我父親特別嚴厲，小時候我總是害怕他。直到他老了，我自己也做了父親，我們才說上話。
在當時是那個社會，對父輩這一代人來說，他沒什麼選擇性。我父親弟兄四個人，只有他來西安求學了，剩下都在鄉下，當時為了供應他上學，有到煤窯上挖煤的，有去扛木頭的，就是全家來養活他。
他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讀的是中文，和我一樣。在考學的過程中，一個住旅館認識的人問他，願不願意到延安去。他當時剛從鄉下到西安，也不知道延安是幹啥的，回答說可以，只要哪兒能吃飯就到哪兒。後來那個人第二天帶他去一個地方，他去了一看，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是專門把青年往延安送去。他當時覺得要當兵打仗，家裡父母還在，他當時不願意去。
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
他專科學校讀完，後來在西安也教過書。當在西安房子便宜，一個四合院，幾袋洋麵的價錢就可以買下來，但是他當時沒有買。好不容易掙錢了，他得照顧家裡，回報那些父母、兄弟。在西安呆了幾年，快解放的時候，解放軍兵臨陵城下，準備打仗的時候，時局特別的，整天哪兒打槍，他就回了鄉下老家。
後來我就跟他說，你當時如果是買下房子，那我起碼就是西安市民嘛，或者你去了延安，回頭也是革命幹部，我就不至於出生在農村，要幾十年後才回到這個城市，也不會在農村吃苦。
解放後，因為我一個姨夫是陝南遊擊隊一個團的團長，把他叫去在團部裡待了一段時間，後來他回到地方上當教師，然後就一直幹到去世。他的工作完全靠組織來分配，叫你到哪兒去，你就到哪兒去，他沒有更多的選擇性，不像現在，我可以跳槽，我可以不幹這個幹那個，那時候是不可能的。
“文革”的時候，我父親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原因是他在西安當教員的時候，胡宗南當時在西安開了一次報告會，當時政府要求所有的公職人員去參加那個會議，學校把教師花名冊就報上去了，我父親那天倒去了，走到半路里，又跑去看秦腔去了，沒有參加。
到了“文革”時期，有人把那場報告講成是特務訓練班，然後查檔案，開會的名單裡有我父親，就把他打成反革命，有兩年多時間，他戴的是反革命分子帽子，開除公職，回鄉進行勞動改造。從那以後，我這個家境一下就敗落了。
張英：那個年代，這樣的政治帽子扣上，個人前途基本上就完了。
賈平凹：現在很多年輕人無法想象那個社會，政治上要是出現了問題，那這一生就完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父親回村去的時候，我和母親正在地裡幹活，別人說我父親回來了，我就往回跑。
我父親戴著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押送回到鄉下，一見我就拉著我的手哭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見到父親哭，他說，我把孩子害了。當時他最關心不是他的政治生命，而是自己影響了家庭和孩子的前途。
因為他清楚，他打成反革命，這孩子這一生政治命運，基本上就決定了，再也翻不了身。在當時整個社會，“地富反壞右”，階級異己分子，頭頂這些罪名，你永遠不能翻身，誰也不可能再用你。
在“文化革命”前，我父親對我是有期望的，因為我學習還不錯，將來能夠上大學進城，一步步參加工作了。
當時中國人最大的願望就參加工作，有一個工作崗位，這是每個年輕人的追求目標，起碼脫離農村，能吃上國家的飯碗子。
但“文化革命”這事情一來以後，我學也上不了了。父親打成反革命，他是覺得孩子的前途，一下子就沒有希望了。政治成分讓全家人臉上無光，誰都可以欺負你。
張英：對你的影響體現在哪方面？
賈平凹：我父親打成反革命那幾年吧，我在農村唯一願望就出去參加工作。當時城市裡的企業、單位來招收技術工人，肯定沒有我了，不可能叫個反革命子女去當工人去。
後來收公路上養路工，整天拿個鍬鏟一下地面，我也報名，但是也沒有收到。後來就部隊徵兵，我又去報名，也不讓你去。你表現再優越，在選人的第一批就把你刷掉，刷下來。
當地學校招收民辦教師，我也報過名，也沒有我。後來學校一個老師，回家生產生小孩了，臨時讓我代理教了一陣。等人家把產期休完以後，你就結束了。
我原來是基幹民兵，因為當時準備著和蘇聯要打仗，農村的年輕人都加入民兵組織，整天訓練。開頭我是民兵連裡當文書，因為我寫字好，後來我父親一出來事，就把我趕出來。
我們那兒學大寨修水利，修一個大型水庫，年輕人都去，也是以民兵建制，掙工分，我就留在村子裡和婦女一塊勞動了。
張英
賈平凹是中國文化的一張名片,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風向標。他創作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鑄就了中國文壇一個又一個高峰。四十年筆耕不輟，賈平凹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他用筆記錄著社會進程中一個個鮮活的現實人生。
自2011年起，更是連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古爐》《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多本原創長篇小說，這在賈平凹創作歷程和人文社出版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古爐》《帶燈》《老生》銷售量超過40萬冊，《極花》《賈平凹散文》及精選版銷量高達20萬冊，2018年新作《山本》也在上市後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取得超過10萬冊的銷量。
7月30日，第29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西安開幕，為感謝賈平凹對人文社長久以來的信任，人文社臧永清社長向賈平凹授予賈平凹先生人民文學出版社“榮譽作家”獎牌。這是人文社第一次向作家頒授這樣的獎牌，以表達感謝。之後，賈平凹與其系列作品責任編輯、《當代》主編孔令燕，暢談了二十年的合作友誼。
本文為賈平凹獨家專訪之二。
張英：你父親只是一個鄉鎮學校教員，怎麼就變成被革命對象了？
賈平凹：我父親特別嚴厲，小時候我總是害怕他。直到他老了，我自己也做了父親，我們才說上話。
在當時是那個社會，對父輩這一代人來說，他沒什麼選擇性。我父親弟兄四個人，只有他來西安求學了，剩下都在鄉下，當時為了供應他上學，有到煤窯上挖煤的，有去扛木頭的，就是全家來養活他。
他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讀的是中文，和我一樣。在考學的過程中，一個住旅館認識的人問他，願不願意到延安去。他當時剛從鄉下到西安，也不知道延安是幹啥的，回答說可以，只要哪兒能吃飯就到哪兒。後來那個人第二天帶他去一個地方，他去了一看，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是專門把青年往延安送去。他當時覺得要當兵打仗，家裡父母還在，他當時不願意去。
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
他專科學校讀完，後來在西安也教過書。當在西安房子便宜，一個四合院，幾袋洋麵的價錢就可以買下來，但是他當時沒有買。好不容易掙錢了，他得照顧家裡，回報那些父母、兄弟。在西安呆了幾年，快解放的時候，解放軍兵臨陵城下，準備打仗的時候，時局特別的，整天哪兒打槍，他就回了鄉下老家。
後來我就跟他說，你當時如果是買下房子，那我起碼就是西安市民嘛，或者你去了延安，回頭也是革命幹部，我就不至於出生在農村，要幾十年後才回到這個城市，也不會在農村吃苦。
解放後，因為我一個姨夫是陝南遊擊隊一個團的團長，把他叫去在團部裡待了一段時間，後來他回到地方上當教師，然後就一直幹到去世。他的工作完全靠組織來分配，叫你到哪兒去，你就到哪兒去，他沒有更多的選擇性，不像現在，我可以跳槽，我可以不幹這個幹那個，那時候是不可能的。
“文革”的時候，我父親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原因是他在西安當教員的時候，胡宗南當時在西安開了一次報告會，當時政府要求所有的公職人員去參加那個會議，學校把教師花名冊就報上去了，我父親那天倒去了，走到半路里，又跑去看秦腔去了，沒有參加。
到了“文革”時期，有人把那場報告講成是特務訓練班，然後查檔案，開會的名單裡有我父親，就把他打成反革命，有兩年多時間，他戴的是反革命分子帽子，開除公職，回鄉進行勞動改造。從那以後，我這個家境一下就敗落了。
張英：那個年代，這樣的政治帽子扣上，個人前途基本上就完了。
賈平凹：現在很多年輕人無法想象那個社會，政治上要是出現了問題，那這一生就完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父親回村去的時候，我和母親正在地裡幹活，別人說我父親回來了，我就往回跑。
我父親戴著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押送回到鄉下，一見我就拉著我的手哭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見到父親哭，他說，我把孩子害了。當時他最關心不是他的政治生命，而是自己影響了家庭和孩子的前途。
因為他清楚，他打成反革命，這孩子這一生政治命運，基本上就決定了，再也翻不了身。在當時整個社會，“地富反壞右”，階級異己分子，頭頂這些罪名，你永遠不能翻身，誰也不可能再用你。
在“文化革命”前，我父親對我是有期望的，因為我學習還不錯，將來能夠上大學進城，一步步參加工作了。
當時中國人最大的願望就參加工作，有一個工作崗位，這是每個年輕人的追求目標，起碼脫離農村，能吃上國家的飯碗子。
但“文化革命”這事情一來以後，我學也上不了了。父親打成反革命，他是覺得孩子的前途，一下子就沒有希望了。政治成分讓全家人臉上無光，誰都可以欺負你。
張英：對你的影響體現在哪方面？
賈平凹：我父親打成反革命那幾年吧，我在農村唯一願望就出去參加工作。當時城市裡的企業、單位來招收技術工人，肯定沒有我了，不可能叫個反革命子女去當工人去。
後來收公路上養路工，整天拿個鍬鏟一下地面，我也報名，但是也沒有收到。後來就部隊徵兵，我又去報名，也不讓你去。你表現再優越，在選人的第一批就把你刷掉，刷下來。
當地學校招收民辦教師，我也報過名，也沒有我。後來學校一個老師，回家生產生小孩了，臨時讓我代理教了一陣。等人家把產期休完以後，你就結束了。
我原來是基幹民兵，因為當時準備著和蘇聯要打仗，農村的年輕人都加入民兵組織，整天訓練。開頭我是民兵連裡當文書，因為我寫字好，後來我父親一出來事，就把我趕出來。
我們那兒學大寨修水利，修一個大型水庫，年輕人都去，也是以民兵建制，掙工分，我就留在村子裡和婦女一塊勞動了。
我那個時候年齡小，一般我們那兒的精壯勞力，一天工分是十分，當時農民靠工分來吃飯，年終跟你結算，給你分多少錢，分多少糧。我當時掙三分工，因為個頭也不高，只能掙到三分。
一個工分是兩毛錢，一個大人勞動一天，可以掙到兩毛錢，我只能掙到六分錢，後來慢慢才給你漲到四分、六分。當時一個正常的婦女，勞動一天可以掙八分工。
張英
賈平凹是中國文化的一張名片,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風向標。他創作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鑄就了中國文壇一個又一個高峰。四十年筆耕不輟，賈平凹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他用筆記錄著社會進程中一個個鮮活的現實人生。
自2011年起，更是連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古爐》《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多本原創長篇小說，這在賈平凹創作歷程和人文社出版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古爐》《帶燈》《老生》銷售量超過40萬冊，《極花》《賈平凹散文》及精選版銷量高達20萬冊，2018年新作《山本》也在上市後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取得超過10萬冊的銷量。
7月30日，第29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西安開幕，為感謝賈平凹對人文社長久以來的信任，人文社臧永清社長向賈平凹授予賈平凹先生人民文學出版社“榮譽作家”獎牌。這是人文社第一次向作家頒授這樣的獎牌，以表達感謝。之後，賈平凹與其系列作品責任編輯、《當代》主編孔令燕，暢談了二十年的合作友誼。
本文為賈平凹獨家專訪之二。
張英：你父親只是一個鄉鎮學校教員，怎麼就變成被革命對象了？
賈平凹：我父親特別嚴厲，小時候我總是害怕他。直到他老了，我自己也做了父親，我們才說上話。
在當時是那個社會，對父輩這一代人來說，他沒什麼選擇性。我父親弟兄四個人，只有他來西安求學了，剩下都在鄉下，當時為了供應他上學，有到煤窯上挖煤的，有去扛木頭的，就是全家來養活他。
他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讀的是中文，和我一樣。在考學的過程中，一個住旅館認識的人問他，願不願意到延安去。他當時剛從鄉下到西安，也不知道延安是幹啥的，回答說可以，只要哪兒能吃飯就到哪兒。後來那個人第二天帶他去一個地方，他去了一看，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是專門把青年往延安送去。他當時覺得要當兵打仗，家裡父母還在，他當時不願意去。
原來在西安上學（陝西師範大學前身）
他專科學校讀完，後來在西安也教過書。當在西安房子便宜，一個四合院，幾袋洋麵的價錢就可以買下來，但是他當時沒有買。好不容易掙錢了，他得照顧家裡，回報那些父母、兄弟。在西安呆了幾年，快解放的時候，解放軍兵臨陵城下，準備打仗的時候，時局特別的，整天哪兒打槍，他就回了鄉下老家。
後來我就跟他說，你當時如果是買下房子，那我起碼就是西安市民嘛，或者你去了延安，回頭也是革命幹部，我就不至於出生在農村，要幾十年後才回到這個城市，也不會在農村吃苦。
解放後，因為我一個姨夫是陝南遊擊隊一個團的團長，把他叫去在團部裡待了一段時間，後來他回到地方上當教師，然後就一直幹到去世。他的工作完全靠組織來分配，叫你到哪兒去，你就到哪兒去，他沒有更多的選擇性，不像現在，我可以跳槽，我可以不幹這個幹那個，那時候是不可能的。
“文革”的時候，我父親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原因是他在西安當教員的時候，胡宗南當時在西安開了一次報告會，當時政府要求所有的公職人員去參加那個會議，學校把教師花名冊就報上去了，我父親那天倒去了，走到半路里，又跑去看秦腔去了，沒有參加。
到了“文革”時期，有人把那場報告講成是特務訓練班，然後查檔案，開會的名單裡有我父親，就把他打成反革命，有兩年多時間，他戴的是反革命分子帽子，開除公職，回鄉進行勞動改造。從那以後，我這個家境一下就敗落了。
張英：那個年代，這樣的政治帽子扣上，個人前途基本上就完了。
賈平凹：現在很多年輕人無法想象那個社會，政治上要是出現了問題，那這一生就完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父親回村去的時候，我和母親正在地裡幹活，別人說我父親回來了，我就往回跑。
我父親戴著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押送回到鄉下，一見我就拉著我的手哭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見到父親哭，他說，我把孩子害了。當時他最關心不是他的政治生命，而是自己影響了家庭和孩子的前途。
因為他清楚，他打成反革命，這孩子這一生政治命運，基本上就決定了，再也翻不了身。在當時整個社會，“地富反壞右”，階級異己分子，頭頂這些罪名，你永遠不能翻身，誰也不可能再用你。
在“文化革命”前，我父親對我是有期望的，因為我學習還不錯，將來能夠上大學進城，一步步參加工作了。
當時中國人最大的願望就參加工作，有一個工作崗位，這是每個年輕人的追求目標，起碼脫離農村，能吃上國家的飯碗子。
但“文化革命”這事情一來以後，我學也上不了了。父親打成反革命，他是覺得孩子的前途，一下子就沒有希望了。政治成分讓全家人臉上無光，誰都可以欺負你。
張英：對你的影響體現在哪方面？
賈平凹：我父親打成反革命那幾年吧，我在農村唯一願望就出去參加工作。當時城市裡的企業、單位來招收技術工人，肯定沒有我了，不可能叫個反革命子女去當工人去。
後來收公路上養路工，整天拿個鍬鏟一下地面，我也報名，但是也沒有收到。後來就部隊徵兵，我又去報名，也不讓你去。你表現再優越，在選人的第一批就把你刷掉，刷下來。
當地學校招收民辦教師，我也報過名，也沒有我。後來學校一個老師，回家生產生小孩了，臨時讓我代理教了一陣。等人家把產期休完以後，你就結束了。
我原來是基幹民兵，因為當時準備著和蘇聯要打仗，農村的年輕人都加入民兵組織，整天訓練。開頭我是民兵連裡當文書，因為我寫字好，後來我父親一出來事，就把我趕出來。
我們那兒學大寨修水利，修一個大型水庫，年輕人都去，也是以民兵建制，掙工分，我就留在村子裡和婦女一塊勞動了。
我那個時候年齡小，一般我們那兒的精壯勞力，一天工分是十分，當時農民靠工分來吃飯，年終跟你結算，給你分多少錢，分多少糧。我當時掙三分工，因為個頭也不高，只能掙到三分。
一個工分是兩毛錢，一個大人勞動一天，可以掙到兩毛錢，我只能掙到六分錢，後來慢慢才給你漲到四分、六分。當時一個正常的婦女，勞動一天可以掙八分工。
就是你這個政治身份就把你決定了，你永遠只能在農村當農民，在農村的基幹民兵，你也沒有條件來參加，政治上永遠沒有你出頭之日。
在經濟上業受到歧視，國家那幾年給大家發救濟款、救濟糧，肯定沒有我家的。親戚朋友就是來，他都害怕沾上你，也和你疏遠。我當時就淪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是他用你還可以，他也可以不用你，反正就是比人家要低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