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後，南京國民政府意識到國防建設刻不容緩，尤其是面對航空力量佔壓倒性優勢的日本，必須要有一支拿得出手的防空力量與之相抗衡。蔣介石重用德國求學歸來的黃鎮球，建立起了頗有成效的防空體系。八年全面抗戰，國軍高射炮部隊初具規模，雖然裝備五花八門，戰果亦不顯著，但從拱衛南京、上海到守護西南、西北重要城市與對外交通命脈，其頑強的戰鬥身影何嘗不是艱苦抗戰的真實寫照。 今天我給大家說說抗戰中後期，國軍高射炮部隊奮戰祖國大西南、大西北的故事。

部署在重慶的防空部隊

防衛粵漢鐵路

南京淪陷後，國民政府政治、軍事中心西遷，防空作戰“旨在保護國家潛力，以達成持久抗戰之目的”，決定“以大口徑高炮配備武漢、廣州，保護戰略要地，抽調小炮增防廣九、粵漢兩國際交通線”。根據這一指導精神，炮兵第四十二團團附鍾懿率領37毫米高射炮和20毫米小炮各2個連入粵，採用據點、遊擊兩種戰法配屬於鐵路沿線要點，不過數量太少，終究杯水車薪。

國軍防空部隊裝備的37毫米高射炮

1938年4月1日，西南運輸總處主任宋子良憂心如焚地報告蔣介石：“連日粵漢路橫石橋被炸，港方開出貨車被阻，查最近每日運出貨物達一千數百噸，被阻一日，即積壓一千餘噸，而到貨擁擠，倉庫輪船凡可以備儲藏之所，幾已租借一空，倘交通常阻，續到貨物無隙地可存。務懇轉飭迅即設法增強該路防務力量，尤以橋樑為最。”

5月7日，蔣介石條諭軍政部長何應欽、防空學校校長黃鎮球：“七.七口徑高射炮應儘量配屬於廣九與粵漢兩鐵路各大橋樑，凡大橋至少要配置四門，再以中口徑炮補助之。”

不知什麼原因，黃鎮球的反饋直到25日姍姍來遲：“惟查七.七高射炮尚未有購置，七.六二及七.五高射炮因指揮儀關係，不能分割使用，殊難分配於鐵路之多數各大橋樑，更因鐵路乃為一線式，敵機襲擊時多采用低空投彈法，故大口徑高射炮對於鐵路橋樑之掩護，往往效力甚微，不如配置於都市，擬請暫緩配屬於鐵路沿線。至三.七高射炮原為低空防護之有效武器，現廣東已有十門分配於粵漢路之英德橋、潖江及廣州、惠陽等處，並有二公分炮三十門分配鐵路沿線以為補助，因粵漢、廣九兩路橋樑過多，高射武器為數有限，致不能周密。”後來，炮兵第四十五團第七、第八連南下增援，可惜廣州輕易失守，兵荒馬亂之際，8門蘇聯76.2毫米高射炮白白損失。

國軍使用的小口徑防空武器

奮戰滇越鐵路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高射炮部隊“隨戰況之轉移及部隊實際之演變，即重新部署，並著重於重慶、桂林、衡陽等地之防空”。根據《第二期抗戰地上防空部隊部署計劃》，“七.五及七.六二大口徑高射炮配置於重慶3連（10門），桂林2連（8門），衡陽2連（7門），芷江1連（4門）；三.七中口徑炮隨護軍委會，並配置於重慶、衡陽、貴陽、昆明、南昌、西安各1連（每連4門或6門）；二公分小口徑炮及一.三二雙管機槍主要配置於浙贛、粵漢、湘桂等鐵路沿線”。

國軍防空部隊裝備的博福斯75毫米高射炮

1940年1月13日，蔣介石電令黃鎮球：“滇越鐵路離河口之北約一一二公里處之橋樑最為重要，務需特別注意，增加防炮至少要配置大小口徑高射炮各二門為要。一般空防詳情望速報。”

滇越鐵路是連接中國雲南和越南河內、海防的國際鐵路，所謂河口以北重要橋樑係指“人字橋”，因其構建在懸崖峭壁上，當年有800多名勞工為此喪命。17日，黃鎮球視察滇越鐵路返回昆明，即刻覆電彙報情況：“人字橋前由法方向（滇黔）綏署請派本橋二公分炮一門前往防護，因該橋在石山間不易發現，現已奉令由白寨之二公分炮四門中抽調一門前往，共二門掩護該橋矣。由芷江調來二公分炮擬於小龍潭、老範寨各配二門，因該處曾炸過數次須加護，惟仍須與法方商定之。”

滇越鐵路人字橋今貌

3月1日，日軍飛機分兩批，合計36架轟炸白寨鐵橋，20毫米高射炮射程不夠，結果炸中三節車廂，造成200餘人死傷。幸好鐵橋僅受到強烈的震動，檢修後很快恢復原狀，炸燬的十餘米鐵路經過及時進行搶修，當夜即恢復通車。慘案發生後，黃鎮球拆東補西，調派37毫米高射炮4門加強白寨鐵橋防空力量。

抗戰時期負責防空的黃鎮球將軍

保衛陪都

陪都重慶的防空作業理應是重中之重，不過國軍高射炮實在太少，也不見得數字龐大。以1939年為例，重慶駐有炮兵第四十一團第一連，第四十五團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連等，總計只有75毫米高射炮17門、37毫米高射炮8門、25毫米高射炮5門、20毫米小炮3門。

日本飛機狂轟濫炸，蔣介石多次指導重慶防空部署。1939年8月16日，蔣介石手令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張治中：“重慶附近高射炮及探照燈之位置，與監視通信哨之設置近情詳報”。10月1日，蔣介石又通過張治中轉飭防空司令部：“廣陽霸與白市驛兩機場之夜間防空，探照燈、高射炮應輪流移防，出敵不意打擊敵人為要。”儘管足夠重視，但整個1939年度，重慶高射炮部隊並未取得多大戰績，合計擊落、擊傷敵機不過20多架。

戰鬥在重慶的國軍高射炮官兵

1940年7月15日，日機54架分兩批空襲重慶。蔣介石擔心日軍實施空降，第二天致電重慶衛戍司令劉峙：“重慶附近各機場防備敵軍空軍陸戰隊，及其各機場到重慶市之公路，沿途陣地工事之構築情形及其進度如何？望用五萬分之一地圖詳示。”8月3日，蔣介石又指示何應欽、劉峙：“重慶高射炮可以減少，移置於江津、北碚、自流井、合川各城市，每地以二門至四門防空可也。或高射機關槍亦可。”

蔣介石試圖以“廣散漁網”的方式來捕捉戰機，然而仍是事與願違，戰果寥寥。黃鎮球總結1940年上半年防空工作，坦言“在此半年間，（重慶）各方面所配置之部隊，率以掩護為目的，只以武器不多，射程短小，對高飛敵機頗難命中，本半年度僅有擊落（傷）敵機十六架之紀錄”。

國軍防空部隊裝備的蘇聯76.2毫米高射炮

重慶大轟炸倖存者陳代六認為防空部隊已經盡力，“探照燈掃來掃去的，要是有一個探照燈先找到敵機，接著其他探照燈就一起集中上去，這樣敵機就看清楚了，接著高射炮就開火，高射炮的炮彈形成了許多的白線”。只是“我們裝備差，看得見，但打不下來。那火星看到了，實際上隔敵機還很遠，敵人知道我們高射炮的性能，你能打2000米，我就飛2500米，你有2500米射程的話，我就飛3000米。”

成都、蘭州的地方防空戰鬥

成都距離重慶不遠，亦是抗戰大後方屈指可數的大城市。據時任四川全省防空司令部防空警報股長肖覺吾回憶，蓉城當時配置有蘇聯76.2毫米高射炮8門，20毫米高射炮12門，外加高射機槍幾十挺，照空燈、聽音器若干。1939年11月4日，日機27架空襲成都，“我空軍驅逐機及高射炮部隊協同痛擊，擊落敵機兩架，一架落在簡陽仁壽之間地區，經防空司令部派員檢查”，證實日寇奧田大佐當場斃命。

國軍操作使用20毫米高射炮

甘肅蘭州地處偏遠，卻是接收蘇聯援華軍火的重要軍事基地。拱星墩機場、白塔山周圍配備蘇聯76.2毫米高射炮4門，瑞士蘇羅通20毫米高射炮6門，加裝高射裝置的重機槍30餘挺。

葉建軍1938年5月調任甘肅全省防空司令部參謀室負責工作，對蘭州防空了如指掌，“這些輕重武器構成嚴密的對空火力網，配合空軍作戰，發揮了積極有效的作用。1939年2月20日，在擊落敵機9架的戰鬥中，有一架領航的敵人重型轟炸機，就是被白塔山的蘇羅通高射炮擊落的，後墜於馬家山，人機俱毀，有屍體7具，內有大尉1名”。

國軍防空部隊官兵看上去很帥

總體而言，國民黨軍高射炮部隊武器龐雜，補充全靠外國引進，戰時應各方請求，不得不以連隊為單位分散使用，極大影響作戰效率。因此，黃鎮球感慨：“武器的缺乏和外來武器種類的不統一，是辦理防空所遭遇到的最棘手的所在。”

1971年9月，已經古稀之年的黃鎮球又在《防空十二年》一書中這樣寫道：“高射炮打飛機的確是夠刺激，足以快意，但決不是一件便宜的事。這是純防禦性的作戰，當抗戰時，高射炮射程有限，敵機不飛臨你的有效射程，沒有法子去打它，能有打到它的機會，勢必是自己這一方，先處於捱打的地位。最好的方法是讓它不敢來侵擾，才比較合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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