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捐款清單，帶你瞭解不一樣的胡適，突破你的認識！
胡適相信，“做人的成本是仁善，是不斷地去幫助別人”。他樂於解囊相助朋友、同鄉、學生和那些向他求救的人，可他從不以慈善家自居，他對攫取權力和積累錢財沒有絲毫興趣。胡適的講學和稿費收入在同行中自然是很高的，但也架不住他千金散盡的文人豪氣。胡適的夫人江冬秀曾埋怨他說：“你今天資助張三，明天資助李四，再這樣幫助下去，我們也要人家資助了。”胡適不以為然，他的信條是“因為我知道我借出去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這就是他創定的“胡氏高紅利”模式。江冬秀不愧賢內助，經胡適的一番解釋，她也想開了，夫妻之間達成不成文的協議，只要胡適要資助別人，大管家江冬秀都二話不說給錢。
1920年4月，方豪、賈壽椿等五位學生組成“遊日學生團”，去日本考察社會情況，介紹中國青年的思想和活動情況。胡適熱情支持這項活動，為他們墊付旅費。（耿雲志《胡適年譜》1989年版83頁）
1923年3月4日，胡適的遠房表親汪靜之寫信說：“自己陷入上天天無路，入地地無門的困境，現在只有你能救我，求你速為我設法。”1923年4月23日又致信：“願你再借助數十元，濟我緊急的正用。”由此可推想汪靜之已經得到胡適的資助。
胡適和妻子江冬秀（圖片來自網絡）
1923年9月9日，胡適致信江冬秀，請她於“績溪會館存款中借180元給胡敦元作學費”。胡敦元，績溪人，比胡適小14歲，當時就讀於清華大學，1925年赴美深造，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1925年，胡適借給中國公學的同學張奚若1000元，作為自哥倫比亞大學回國的路費。張奚若回國後，先後在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執教，主要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蘇育生《胡適與張奚若》，《胡適研究通訊》2010年第3期）
1927年1月7日，“五四”著名學生領袖許德珩致信，收到胡適的信和寄款表示感謝。告14日自馬賽啟程，所借之款擬歸國後一年半內歸還。（耿雲志《胡適年譜》155頁）
1930年3月，湖南女子李欣叔給胡適寫信講述她離家出走的經歷：“一來我的父母親強迫我從人，二來我自從看了五卷《新青年》雜誌，就不滿意我的環境⋯⋯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經過黎錦暉介紹，這名女子見到了胡適，胡適給她一筆錢，讓她先治目疾。（耿雲志《胡適年譜》82頁）
1932年1月30日吳晗致信附言：附還匯票洋40元，請收為盼。（《吳晗自傳書信文集》81頁）
1937年10月9日，在寫給江冬秀的信中，胡適提到：“在香港遇見陳受頤夫婦，窮得不得了，我借了錢給他們做路費，介紹他們到檀香山大學去教一年書。”20世紀30年代初期，陳受頤曾任北大史學系主任。
陳寅恪（圖片來自網絡）
陳寅恪自幼患有眼疾，抗戰期間右眼失明，左眼也有視網膜脫落危險，在倫敦治療未果，1946年，陳寅恪乘船回國，途經美國。胡適當時正在紐約緊急打點行裝，準備回國出任北大校長。知道陳寅恪的病情後，他找了許多眼科專家為陳寅恪治療，都沒有結果。於是胡適“百忙之中請人去銀行辦匯票1000美金，請漢升帶給寅恪。”（《胡適日記》1946年4月16日）
1947年冬，全國經濟崩潰，在清華任教的陳寅恪無煤生爐火，胡適想要資助“一筆頗大數目的美元”，陳寅恪堅決不要。胡適誠心要幫忙，陳寅恪讓步說，願以藏書交換。胡適讓季羨林帶胡的汽車去清華陳先生的家中裝了一車“西文關於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書”。陳先生只願收2000美元。
1948年3月27日，以上海新匯來1200元稿費，捐給北大的自費生助繳食費。（季維龍等《胡適年譜》1986年版780頁）
1952年胡適到臺灣講學，將父親著作的稿酬又加上2200元共7200元捐作臺東籍大學生獎學金。胡適父親胡傳曾任臺東直隸州知州，還在襁褓中的胡適和母親一起跟隨父親在臺東居住，三歲時回到大陸。
陳之藩（圖片來自網絡）
1954年，電機工程學者陳之藩想要到美國深造，但身無積蓄。胡適知道後拿出2400美元給他充當赴美留學的保證金。陳之藩與胡適相識於1947年，當時陳是北洋大學大三的學生，在廣播裡聽到胡適的講演，便提筆給胡適寫信，後來兩人成為忘年筆友。胡適1962年在臺灣逝世的時候，在美國任教的陳之藩含淚連寫了九篇紀念胡適的文章，動情地回憶：“並不是我偏愛他，沒有人不愛春風的，沒有人在春風中不陶醉的。”
1958年11月，胡適對祕書胡頌平說：“（教育學家）餘家菊的眼睛瞎了。他前年到美國去開刀，為了醫眼睛，中央只給他一千美金，怎麼夠用。我幫了他一個大忙，花了不少錢。”（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82頁）
1959年12月，胡適對胡頌平說：“將支票1000元送給董作賓先生。我希望他不要去南洋，他身體還沒有復原，遠行是以生命為兒戲啊！”胡適計劃每月送去1000元。（朱洪《胡適大傳》1229頁）董作賓1959年5月中風，治療後行動和語言遲鈍，但仍堅持工作。1960年，董作賓還是去了馬來西亞大學擔任校外考試委員。
1961年，大學畢業不久的李敖非常窮困，把褲子都送進當鋪。胡適聽說後，寫信給他並附1000元支票。李敖在鳳凰衛視的訪談中說：“那時候1000元相當於現在4萬塊錢的新臺幣，就是相當於1萬塊錢的人民幣。他幫了我很大的一個忙，我把他的支票兌現以前，還特別照張照片。”
1959年，在擔任中研院院長期間，胡適與一位熱心學習、關心民主政治的賣燒餅小販袁瓞成為朋友，數次通信和在家中接待他。得知袁瓞患鼻癌，胡適寫信給臺大醫院院長說：“這是我的好朋友袁瓞，一切治療費用由我負責。”1961年，在胡適的葬禮上，人們看到一位衣著普通、皮膚黝黑的年輕人孤獨地站在人群中，與滿堂文人和官僚氣質不同，他就是袁瓞。相比於許多自稱與胡適有交情的江湖顯貴，這個賣燒餅的小販更有資格說：我來看望的是“我的朋友胡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