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很有趣，有時是近百年的漫長和無聊，鮮有人傑縱橫，太平治世嘛。
有時卻短短十數年間，才子佳人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出，英雄豪傑你方唱罷我登場地冒起，如春秋，如三國，多是亂世。
我愛看亂世的故事，亂世之中故事也多。這裡，我從書上讀到一個故事，得從一位被槍殺的日本人說起。
在北京被日本憲兵槍殺的日本人
1908年的中國，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去世，中國內憂外患，帝國鐵蹄橫行北京。
日本軍官川喜多大治郎，在北京被日本憲兵槍殺，官方解釋是川喜多大治郎犯了“叛國罪”，有將情報販賣給中俄之嫌，但真相早已不可考察，而這件事也早被世人遺忘。
事實上，川喜多大治郎可能是最早的一批“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他隨日本陸軍來到中國，卻加入了清朝的國籍，並在北洋軍校任教官，帶給了中國的學生們受益不盡的現代化軍事知識。
你可能覺得這樣的一個日本人，確有投敵叛國之嫌，但你若是讀過川喜多大治郎在家書所書寫的厚重文字：
“至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哉之句，打案曰然矣，誠然也矣，是天下之真理也矣。今我幸而為男兒，亨生與乾坤之間，而空終一生，是豈可哉。”
“忍精神之苦，斷然絕於父母兄弟妻子恩愛之情，單身深入異域。其所期唯有二耳已，曰成乎，將死乎，乃父之志夫如斯矣。”
透過這樣字字千鈞的句子，你也許能理解這個男人的理想，深受中土儒家的影響，乃至跨越了種族國家的界限，是一種高尚的志向，可惜出師未捷身先死。
川喜多大治郎雖已千古，但我們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東寶株式會社”與中國電影的萌芽
川喜多大治郎的遺孤川喜多長政繼承了父親的“中國夢”，開始了一段傳奇的人生。
現今大家在看日本電影的時候，是不是經常在片頭會看到“東寶株式會社”的字樣？由川喜多長政在日本創建的東和商事，就是後來的東寶株式會社的前身之一。
這個片頭是不是很熟？
川喜多長政年輕時，在當時世界電影工業最發達的德國留學，回國後大力發展外國優秀電影作品的引進工作，為日本電影事業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貢獻。
而與此同時，中國的電影也在上海開始覺醒，孫瑜導演的《小玩意》，沈西苓導演的《十字街頭》，歐陽予倩導演的《木蘭從軍》《搖錢樹》，都是中國電影先驅式的優秀作品。
《十字街頭》
《小玩意》
就在兩國電影都分別處在起步和蓄力的階段的時候，戰爭爆發了。
戰爭中的電影，兩邊不討好的“和平之道”
九一八事變後，面對瀰漫在兩國人民頭頂的硝煙，川喜多長政承自父親的中國夢覺醒了。他想盡一切辦法，來到了已經被日軍全面佔領的北平，拍攝了紀錄片《東洋和平之道》。
《東洋和平之道》
電影是絕佳的意識形態宣傳工具，日本人深知這一點，所以很早就開始在日佔區製作放映很多帶有明顯軍國主義和鼓吹“東亞共榮圈”的所謂“傾向電影”和“國策電影”。
但川喜多長政的這部《東洋和平之道》不一樣，片中絕口不提日軍的勝利，只希望戰爭早點結束，在片頭的字幕中，他說道“唯有依靠日華兩國國民之間真正的相互理解、敬愛和友情才能保證東洋和平之道”。
1938年2月6日《東京日日寫真特報》
這樣的一部電影，全部啟用毫無名氣的中國演員，在當時只要提到反戰就會被判定為叛國的日本，能通過審查已屬奇蹟，最後的票房自然是慘不忍睹，無論是日本國民還是日佔區的中國人都不買單。
但川喜多長政並沒有放棄，還是不停地找機會能夠投身到中日兩國的電影事業中。
“中國電影”的“誕生”，緣自日本人之手？
終於，川喜多長政等到了自己的機會。他被日本軍方邀請擔任代表，負責修復被戰爭破壞的華中地區的電影院，並創建一箇中日合資的電影公司。關於這件事，川喜多長政在回憶錄中是這樣寫的：
“我並不是特別想接受這份工作。因為我清楚，軍方對中國採取的方針和我對中國的想法之間相去甚遠。”
“但另一方面我又擔心，如果我不去，別人就會去。如果去的那個人既不理解中日關係的重要性，也沒有什麼信念，僅僅聽從軍方的擺佈，那麼肯定會栽大跟頭。這對中國對日本都不好。”
“於是，我試著提出了我的條件。如果軍方不干涉公司的經營，在某種程度上讓我自由管理公司的話，我可以接受這份工作。”
而川喜多長政提出的條件就是：
- 公司的組織和人事均由公司的經營者決定，軍方不能插手。
- 在不違反軍方的根本方針的前提下，公司的經營方針由經營者決定。
就這樣，川喜多長政終於開始了自己的中國電影夢，接受了日佔區中國電影的統籌工作。
在華北滿洲地區成立“滿映”後，川喜多長政來到上海，創建了“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
滿映
“孤島上海”，中國電影在炮火中崛起
當時的上海，不僅已經被多次中日的交鋒摧殘，還被美英法等國的租界瓜分，其中各方勢力明爭暗鬥，情勢錯綜複雜，是一座繁榮“孤島”。
川喜多長政將“中華電影”的總公司設在這個“孤島上海”，也就是說，他打算不依靠日軍的直接保護，做好遭到暗殺襲擊的心理準備，投向中國電影人的懷抱。
功夫不負有心人，川喜多長政對中國電影事業的誠懇態度，終於打動了一部分中國電影人，諸如張善琨、歐陽予倩、高佔非、嶽楓等等，都投入到“中國電影”亦或是上海的中國電影事業中來。
張善琨
歐陽予倩
自此，中國的電影就在槍口和炮火之中慢慢地開始自己的發展。無論是軍國主義籠罩下的“滿映”，還是川喜多長政領導下可以相對自由創作的“中華電影”，都在重壓之下產出過很多優秀的電影作品。
而在片場中，來自日本的一些電影工作者也很無私地將電影工業的技術傳授給中國的電影工作者，他們不僅促進了中國電影的發展，也贏得了中國電影人的尊敬和友誼。人雖然身處不同的國家，但是追求人類偉大藝術的心靈是相通的，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大家說藝術無國界的原因之一。
戰爭結束，失敗的僅僅是侵略者
抗戰勝利後，“滿映”解散，被中國共產黨改組為長春電影製片廠。
長春電影製片廠
面對回國困難的原“滿映”的日本電影人，當時的共軍的軍規之嚴正，對日本人態度之公正，解放人民的理想之純粹，讓他們驚訝也感動不已，使得一部分人留下來繼續為中國的電影事業添磚加瓦。
選擇回國的一部分日本人，共軍也儘量滿足他們的願望。一位日本的剪輯師，硬是在自己的崗位上堅持到最後一刻，確認自己的中國學生可以獨立完成剪輯工作之後，才啟程回國，可見電影行業裡中日兩國電影工作者的可貴情誼。
與此同時，位於上海的“中華電影”也面臨落幕，中國導演費穆和著名劇作家夏衍先生負責接手了“中華電影”。
費穆
夏衍
他們面對川喜多長政為首的“中華電影”的日本電影人，也展現了中國人包容的氣度和誠摯的友誼。日本電影人辻久以回憶道：
“夏衍說話的樣子，沒有一點勝利者的傲慢，只是洋溢著對從事電影和演劇的日本人的友情。”
川喜多長政也在回憶錄中寫到：
“大多數中國人對我們的態度一如既往，讓我感動。於是我覺得日本人對勝敗的態度簡直就和小孩子一樣，作為日本人我深感慚愧”。
之後，川喜多長政，這位中國電影和日本電影的引線人，這位為中國電影事業做出過巨大貢獻的日本人，終於回到了自己的故鄉。終其一生，都在繼續為電影事業和中日友好做貢獻，讓人感動而尊敬。
而我要講的這段亂世中的光影故事，還遠遠不只這些。
藝術無國界，光影中的亂世長歌
這段歷史，是我讀自日本著名電影評論家佐藤忠男的《炮聲中的電影》一書才知曉的，他的筆觸即飽含深情，也相當客觀，對日本發動侵略的史實毫不避諱。
《炮聲中的電影》
這是一段往往被我們忽略的亂世長歌，幾乎所有的中國電影史亦或是日本電影史都對這一段時期一帶而過，也讓我更覺佐藤忠男這本書的厚重和珍貴。
兩個敵對的國家，在戰爭時期，無論每一個人都是被時代而左右，無能自主地被命運擺佈，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兩國之間還是有對藝術有著純粹追求的有識之士，能夠因為電影這門藝術走到一起，一起為人類創作並留下這麼多珍貴優秀的電影作品，實在是讓我感動的。
不僅僅是我講述的川喜多長政先生，書中還講述了因電影文化與國歌作詞者田漢先生和大文豪魯迅先生結緣的巖崎昶先生，還有拍攝《四萬萬人民》的尤里斯·伊文思先生，還有“上海灘七大歌后”之一的李香蘭女士等等等等亂世之中的電影人的故事。
田漢
魯迅
李香蘭
他們每一個人的故事，都是那麼美麗，都是那麼蕩氣迴腸，也充滿了時代的無奈，但他們每個人的故事，也都讓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在藝術的巨大版圖上閃耀著，也讓我再一次明白，人類對美好藝術的追求，真的是不分國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