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學是由王陽明以承繼孟子心學、象山“心即理”等學說為先驅，加以自力證悟，獨成系統，並由其弟子後學傳承發展，興盛於明代末期，轉型於明清之際，開新於近現代的良知之學。也可以說是，以良知為德性本體，以致良知為修養方法，以知行合一為實踐工夫，以經世致用為為學目的的道德理想主義哲學。因此，它是中國哲學的最高成果，局量寬宏，浩如煙海，風靡東亞。而在傳播陽明學的過程中，歷經多次修撰刊行的《傳習錄》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陽明學的演變，粗略可分為氾濫於辭章、出入於佛老、學說之成熟三個階段，而學說成熟以後，依其演變過程，又可分為澄心默坐、致良知、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三個階段。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王陽明“為學三變”，這裡就不再展開細說。其理論結構主要由良知本體論、致良知方法論、知行合一工夫論等三大部分組成。
王陽明的“良知本體論”是在直承孟子 “仁義禮智根於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等“仁心本體論”的基礎上，充分汲取陸象山“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和“心即理”的理論精髓而提出的本體論。王陽明的“良知”是一個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認識主體，是一個知是知非的“知識心”、知善知惡的“道德心”，也就是孟子所說的“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是人本來就應有的“內在的道德性”，人的本心能自發地知仁義禮智信孝悌忠敬……。正如王陽明說：“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綜括了孟子所說的心之四端，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歸納於其良知。王陽明還說：“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真誠惻怛是良知的本體，便自然而自發地表現而為各種不同道德“天理”。因此，王陽明總是說“良知即是天理”，天理不是良知的對象，而是良知本身之真誠惻怛處。
王陽明的“致良知方法論”是對《大學》“知致則意誠”的最恰當註解。王陽明認為：“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而“其功未切”的根源是世儒被一己之私所矇蔽，不能真正體認良知的本體，導致“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為此，在他看來，每個人必須真真切切明白“理”全在人“心”，應該從自己的內心中去尋找那個“理”，最終得以“致良知”來實現。點醒人們要時常將致良知的工夫，落到心念發動處，每日去一分私心，顯露一分良知本體，將良知無不善、無不良的理性完全落實到自己的德行上來，那麼每一個人的道德行為便可達到無時無刻不在仁義禮智的境界。在王陽明看來“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天理”就是內存於心的“良知”，認識事物的根本方法就得“致良知”， 就得用天理良知來做為一根唯一的標尺去衡量一切事物，這樣就能認識事物的道理所在。可以說，“致良知”是王陽明認識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陽明學的根本宗旨，正如他所說的“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工夫論”是在其被貶謫到龍場驛後，與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討論學術時提出的。王陽明認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個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告誡人們要時時刻刻明瞭“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要徹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達於至善。認識到知行只是一個工夫，不能割裂。知是行的出發點，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歸宿，真切篤實的“行”已自有明覺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從本質上講，王陽明所說的“知”是“吾心之良知”、“吾心良知之天理”，而“行”卻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的道德實踐。
凝聚上述陽明學的主要論述，主要記載於《傳習錄》之中。
二
被錢穆列舉為中國人必讀的九部經典之一的《傳習錄》，一向被視為陽明學的代表經典，是王陽明的弟子們記錄其學術講話及論學書信的集子。因此，《傳習錄》始終是人們瞭解、學習陽明學的最重要材料，從中可以準確把握王陽明對良知本體論、致良知方法論、知行合一工夫論的闡述，可以稱之為“心學聖經”。正如王陽明弟子徐愛在《傳習錄》的序中所說：“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為贅疣。若遂守為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群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傳習錄》是王陽明門人“備錄先生之教”，希望當自己離開先生身邊之時，或者對那些離群的門人，都能隨時隨處以先生警句名言來規範自己的行為，來修煉自己的內心，做到知行合一而不頹廢，以求達到“傳不習乎”、“實體諸心”的師承傳統。
目前，我們看到的《傳習錄》，大多為三卷本，上卷是徐愛、陸澄、薛侃所記，並經王陽明本人審閱;中卷是論學書信，均出自王陽明親筆，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是錢德洪、陳九川、黃直等幾個門生所記，雖未經本人審閱，但較為具體地解說了他晚年的思想。
《傳習錄》成書並非一稿而定，而是修編反覆，刊輯繁雜，數易其稿，終成經典。《傳習錄》最早是由王陽明首座弟子徐愛所編。徐愛自正德二年(1507)受業，七年(1512)臘月與王陽明同船回到浙江，論《大學》宗旨之後陸續記錄了王陽明論學的談話語錄，以一問一答的形式，將先生的“言”轉換為“文”，以備時時參看提醒實踐之用，彰顯師生“傳—習”之意。正德十三年(1518)，王陽明另一弟子薛侃將徐愛所錄殘稿一卷與自己所錄一卷、同門陸澄所錄一卷合刊於江西贛州，定名《傳習錄》，也稱為初刻《傳習錄》。初刻《傳習錄》單純對師生之間的問答進行記錄，直接對應於陽明學，或以為是師生授受之間的筆記，致使原本弟子門人所錄的筆記，搖身一變成為王陽明的“傳習之‘錄’”。
嘉靖三年(1524)十月，王陽明弟子南大吉將初刻《傳習錄》作為上冊，與自己所收王陽明論學書函9篇作為下冊，由其弟南逢吉校對，編成續刻《傳習錄》，刊行於越中(今浙江紹興)。續刻《傳習錄》是在初刻《傳習錄》的基礎上，彙編了當時王陽明以書信形式迴應弟子論學的親筆書函，將“個人私密的書信”轉換為“普世可知的語錄”，成就了最可信的“陽明學”，以不同形式彰顯“傳—習”意義。
嘉靖三十三年(1554)，王陽明弟子錢德洪將陳九川等人所錄的《遺言錄》加以刪削，併入他和王畿所錄，編成《傳習續錄》，刊行於寧國府(今安徽宣城)。嘉靖三十五年(1556)，錢德洪又增收黃直所錄，與續刻《傳習錄》合編為上中下三卷。隆慶六年(1572)，御史謝廷傑巡按浙江，彙輯刊行《王文成公全書》，以徐愛、陸澄、薛侃所編《傳習錄》為上卷，以錢德洪增刪南大吉所編書信部分的8篇為中卷，以錢德洪、王畿所編《傳習續錄》為下卷，附入王陽明所編《朱子晚年定論》。這就是《王文成公全書》本的《傳習錄》，也是後世幾種《王文成公全書》和《王陽明全集》所收錄的通行本上中下三卷《傳習錄》的藍本。
王陽明與其弟子之間的“問—答”，經由語錄體的文章演繹成師生之間的“傳—習”，讓後生晚輩唯恐殘留隻言片語的聖賢之“言”，建構成為流芳百世的不朽之“文”，從而將陽明學的思想傳遞後人，讓後人得以受其薰習並承繼其學說。因此，《傳習錄》便成為陽明學永世流傳的“傳習之‘錄’”，讓今天無法親灸王陽明講學之“言”的我們，依然可以窺見其學問的吉光片羽，感知當時的理學語境，從中萃取光輝的人生智慧。
三
斯人雖已遠去，但那“傳—習”不朽之“文”依然散發出先哲的光芒，啟迪世人，猶如一盞“心燈”穿透迷霧，照亮著後來人的前行之路。
人生就是一場修行。雖然今天的我們不必再去重蹈陽明先生的悟道之心路歷程，但其那種好學深究、追求真理的態度以及事上磨練、內心關照的精神，始終值得我們學習。“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是王陽明在巡撫南贛汀漳平叛山民暴亂之後的切身感悟，也是他經常掛口的名言。但在今天到處充斥物慾誘惑的時代，我們重新解讀這句名言時，依舊可以感受到一種睿智的思想，他似乎在告誡我們：無論身處何時何地，無論外界有多少監督，沒有人能替你看顧你的內心--除了你自己。是因為心是身體和萬物的主宰，每當我們心靈安定下來，不為外物所動時，心中那巨大的智慧便顯露出來，從而走向內心的強大，就能夠幫助我們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直到成為聖賢。
“知行合一”——使王陽明成為“行動聖哲”，也讓陽明學成為行動儒學!在“知”與“行”的關係上，王陽明強調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互為表裡，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為行，不行則不能算真知。這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是修己治人，克服“章句偉人、行動侏儒”，培養解決問題能力的重要手段。就是要參與社會實踐，在紛繁複雜的具體事務中鍛造自己的心理素質，做到動靜皆定，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以此沉著冷靜，正確應對，最後就進入“不動心”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