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劉文典教授學貫中西，尤精於校勘、考據，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就悉心蒐集歷代善本、珍本和孤本近千冊。日寇佔領北平後，他祕密借道天津，經香港、河內來到昆明，在西南聯大任教，珍貴藏書滯留北平。
次年，劉夫人攜帶藏書及年僅四歲的兒子劉平章南下，途經香港，遇劉教授的學生馬鑑。他認為由港到昆，輾轉千里，很不安全，不如把藏書寄存在香港大學。劉夫人接受了建議，令劉教授十分失望，連連嘆息：“寧可不要行李，也要把書帶來嘛！”
香港淪陷，藏書被日寇掠走，劉教授憂心如焚。
日寇投降後，劉教授接到國民政府通知：東京上野圖書館存放日寇從中國掠奪的文物典籍，內有他的藏書。他喜出望外，逢人就說：半生心血沒有白費！立即撰寫報告並填報財產損失單急盼索回。可惜！由於內戰干擾，世事動亂，藏書沒有收回，也不知去向。
1958年，劉教授病逝於雲南大學，彌留之際，再三叮囑後人，一定要找回他視為珍寶的藏書。然而，時移世易，藏書到底在哪裡呢？
黃天不負苦心人，在劉教授離世46年後，一條線索浮出水面，日本學者金丸裕一發表《戰時江南圖書“掠奪說”產生的歷史背景》提到，1949年8月，“嶺南大學藏書和劉文典教授的舊藏書籍計1300餘冊……運到臺灣去了。”
2006年，臺北科技大學鄭麗玲副教授發表《臺北科技大學所藏“日本歸還書籍”介紹》：“其中一部分是合肥劉文典所有。”兩年後，劉平章得到這個信息，頓時喜出望外。他與《劉文典傳》的作者章玉政，先後致函鄭麗玲副教授和臺北科技大圖書館，詢問這批書籍的收藏情況，但對方避而不答。劉平章秉承遺志，鍥而不捨，經過多方求索，進而發現臺北科技大1995年度第二學期第六次行政會議記錄，記有“本館日治時期特藏計劃的館藏書籍，有民國初年國學大師劉文典親筆圈點批校的藏書。”
又經過很多次信函往返，2012年初，劉文典後人借觀光旅行的機會，到臺北科技大圖書館親覽這批暌違60多年的珍貴寶典，他們心潮湧動，熱淚盈眶，從館藏舊版圖書中清理出有劉文典印章或手跡的藏書200多冊。7月，劉平章等人再次赴臺，前後共清得藏書513冊，包括劉教授最為珍視的《論衡校注》。
按理，藏書應該歸還劉教授的後人，而令人難解的是，當大陸打算出版《論衡校注》以充實《劉文典全集》時，無論是借閱原稿還是複印原稿，都遭到臺北科技大學的斷然拒絕。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劉教授就對安徽省圖書館鄭重表示：“一旦先犬馬，填溝壑，定當以其較難得者、曾詳加訂正者捐贈貴館。”這批歷經劫難的無價之寶，何時才能突破藩籬，迴歸故土，實現劉教授的生前夙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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