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18年前的舊作《千與千尋》在中國上映，起用了周冬雨、井柏然、彭昱暢、田壯壯這樣的神仙組合為其配音，上映僅8天后，票房已超過3億人民幣，毫無懸念地碾壓了同期上映、同樣打“情懷牌”的《玩具總動員4》。

即便這兩年老片重映已漸成風潮，但《千與千尋》仍是特別的。這部被很多人歸為“有生之年系列”的影片，是宮崎駿的巔峰之作，曾獲得第7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動畫長片，也是至今唯一一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獎的非英語動畫影片，同時還獲得了第52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18年前在日本上映時，這部影片就創造了日本動畫電影的最高票房紀錄。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形容也不為過。

宮崎駿和他的電影王國開創了一個不同於迪斯尼風格的動畫電影新流派，讓我們對動畫的關注真正超越了技術層面的探討，打破了動畫導演和電影導演之間的“階級”壁壘。並且讓這種美學精神不止於動畫，而是延伸到文學、旅行、藝術、環保等各個領域。難怪有人說：在這個情懷已經變得廉價的年代，宮崎駿通過共情，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更高級的感染力。

共情 讓“雞湯”不廉價

在日本文化研究學者、塔夫茨大學教授蘇珊·納皮爾（Susan Napier）的著作《宮崎駿的世界:藝術人生》中，答案是肯定的。宮崎駿的作品甚至可以當作社會學的研究教材，因為每個故事都有一個宏大的時代背景：

《風之谷》譴責的是科技進步帶來的災難；《龍貓》宣揚迴歸鄉村生活；當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來到東京謀生，《魔女宅急便》便給大家講了一個在大城市裡奮鬥的小女孩的故事；當日本的家庭危機越來越嚴重，《哈爾的移動城堡》便誕生了……當動畫變成輓歌，宮崎駿也便成為了一種情懷，一種共鳴，抑或一個文化現象。

宮崎駿在1960年代正式開始了他的動畫生涯，當時日本經濟崛起，並迅速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之一，幾乎同時，經濟發展也迅速地毀滅了日本的鄉村和鄉村文化。以至於有的人說，宮崎駿這一生好像只拍了一部電影，就是表達對現代日本的諸多不滿：遺忘歷史和傳統、迷信科技、打壓女性賦權、理想家庭關係的幻滅、對自然的過度索取。而這些，不止日本，整個世界都在經歷著。

一片連綿起伏的草地，點綴著鮮花，天空被高高的積雲遮蔽，岩石覆蓋的山麓向白雪覆蓋的山峰延伸，森林邊緣有逐漸黯淡的光線——一切都是宮崎駿式的。但動畫只是它的殼，他太善於用套路化的場景展示精神上的東西，而且大多數時候展示的恰恰是我們精神上沒得到的東西。

當湯婆婆奪走每個人的名字，是否意味著你找不到了回家的路？當《幽靈公主》把失落感演繹到極致，你是否也會思考人與自然之間的脆弱關係？當金魚姬無法變成人類，宗介如何信守最初的承諾？這種共情，讓宮崎駿熬製的“雞湯”絕不是廉價品。

宮崎駿的電影，往往一半是幻想，一半是冒險，一半是夢想，一半是隱喻。影迷們也執著於探索宮崎駿影片中的各種隱喻，比如認為《千與千尋》反映的是日本兒童賣淫的現象，澡堂在日本江戶時代就是妓院的掩護，片中所有的神都是男性。

對此，導演給出的回答也耐人尋味：“我認為象徵現代世界最合適的方式是性產業。難道日本社會沒有變得像性產業一樣嗎”；影迷暗戳戳地比對故事的時間、地點、情節，堅信《龍貓》影射的是1960年代女學生被殺的狹山事件，好在吉卜力工作室最後發了聲明否認；《幽靈公主》其實描繪的是麻風病……

好在這位特別擰巴、極度悲觀的導演，又足夠善良，所以《紅豬》才能化解一個男人的中年危機，《風之谷》裡才會和怪蟲和解，《天空之城》才可以繼續飄浮。還記得《魔女宅急便》裡的琪琪說過一句話：如果我不能飛，我就什麼都不是。是啊，在都市生存的人何嘗不害怕失去身份認同。在宮崎駿構建的虛幻世界裡，那些絕望沮喪的心靈，那些被現實磨平稜角的人，得到了片刻的喘息和治癒。

在很長一段時間，動畫是被迪士尼和夢工廠統治的。它教導女性，應該像淑女一樣，嫁給一位王子，並在父權社會中幸福地生活。但在日本，動畫是一種不專門針對兒童的流派。戲劇、浪漫、情色，甚至哲學——它可以無所不包。

宮崎駿的作品，更接近歐洲文學中的童話，這些童話可以被視為兒童即將進入現實世界的成人禮，也可以看作是讓你重遇你身體裡的那個孩子。成長永遠是張單程車票，有去無回，但路，可以我自己來選。

東方審美的勝利

《千與千尋》的結尾，湯婆婆放了千尋和她的父母，他們坐上車，來到了一個新的城鎮。白龍卻留在了那個神靈的世界，並囑咐千尋“不要回頭”。

但是迪斯尼擔心美國人無法接受這個結局，在美版公映時，他們加了一個畫外音，千尋的父親說：“哇，新學校，新城鎮。”千尋說：“我想我能行。”

在1906年出版的《茶之書》中，日本著名作家、美學家岡倉天心問：西方什麼時候才能理解東方？“我們從來不吃蓮花和蟑螂”，同時“西方人也沒有‘濃密的尾巴’”。看來，過了一個世紀，東西方文化上的結界仍然存在。

日本人天生執迷於表達美麗事物的短暫性。無常的美、不完整的美，是日本文化的核心，並且誕生了諸多術語，例如“物哀”“侘寂”。它們背後承載的情感含義，很難準確翻譯。就像日本最著名的神社伊勢神宮一樣，每隔20年就要被拆除，再用原材料重建一次。這種美雖脆弱，卻為觀察者創造了一種強大的體驗。

宮崎駿深諳此道，並且可以把淡淡的憂傷具象化，再打上獨特的個人標籤。但這其實是西方人難以理解的、我們東方人特有的情緒。西方，尤其是美式文化，需要主人公有一個歸宿，簡而言之，一個happy ending，模稜兩可不是一個好結局，所有的留白必須被填滿。

一個好的改變是，如今，許多美國觀眾也在吐槽迪士尼的畫蛇添足。而宮崎駿的關注點本就在人性上，不同的文化背景，並不妨礙去理解影片的表達。

更難得的是，這位“憤青”呈現出來的電影從不說教。他的電影裡極少有壞人。悉數美國最經典的兒童電影，世界大多非黑即白，好和壞分立兩大陣營。電影中結尾，往往是壞人得到應有的懲罰，或是被好人同化，改邪歸正。

但宮崎駿電影中所謂的“反派”，做事動機好像也沒有那麼十惡不赦。他自己曾解釋說：“有的電影一定要好人與邪惡的人戰鬥，最後有一個美好結局。但這意味著，作為一個動畫師，你必須畫出邪惡的形象。畫邪惡的人物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所以我決定不拍電影裡的壞人。”是啊，人哪有好的，只是壞的程度不一樣而已。生活——以及好的藝術——往往包括更多的灰色地帶。我們身邊一定也有孤獨的無臉男、俊秀的白龍、任性的巨嬰、貪婪的青蛙，以及時而溫柔時而自私的湯婆婆、外表凶惡內心善良的鍋爐爺爺。

這樣的電影，是否也是為了讓孩子們做好準備，去面對真實的世界呢？唯一可控的不變量是，無論真實的世界如何，保持獨立、善良、創造力，總是能有意外收穫。

宮崎駿還是一個東方美學金句王，多少人曾拿電影中的臺詞當過QQ簽名啊。

“遇見過的人，此生你不會真的忘記他們。”

——《千與千尋》

“年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失去的很少……”

——《哈爾的移動城堡》

“大家也來笑，嚇人的東西就會逃跑。”

——《龍貓》

“命運是任何人無法改變的，但你可以面對它。”

——《幽靈公主》

“我們的孤獨就像天空中漂浮的城市，彷彿是一個祕密，卻無從述說。”

——《天空之城》

“起風了，唯有努力生存。”

——《起風了》

以至於有人打趣：在亞洲電影市場，能生產如此多金句，且金句與故事情節、影片氣質相互成就的，除了王家衛和宮崎駿，再想不出第三人。

甚至網上隨便一搜，還能找到許多模仿宮崎駿語言風格的偽語錄。一個宮崎駿鐵桿影迷曾吐槽，之前看到網上的宮崎駿經典臺詞中有這麼一句：“世界這麼大，人生這麼長，總會有這麼一個人，讓你想要溫柔以待”，出自《哈爾的移動城堡》。他自問看過不下5遍，卻不記得有這句臺詞。出於一個宮崎駿影迷的自覺，他又找出了中、日、英三個版本的《哈爾的移動城堡》，仍然一無所獲。他在論壇上給發帖人留言，得到的回覆是：“這是我看到海報後，自己模仿宮崎駿寫的”……

如今，這種東方美學更加精煉了：日本是一個看起來像未來，但卻被過去思維束縛的地方。想起十幾年前，一位西方畫家要為宮崎駿畫像，他希望畫下這位動畫大師坐在桌前奮筆疾書的樣子，但宮崎駿只是坐在那裡，淡淡地說：“不，你可以畫我走進陰影”。

“一個人，要有一以貫之的價值觀”

宮崎駿的才華從何而來，至今仍是個謎。

即便在很長一段時間，動畫都被看作是取悅兒童的，但不可否認，它與電影同是工業文明的產物。最早的一部動畫影片是法國人埃米爾·雷諾於1892年創作的，當時使用的是類似於投影儀的光學儀器。直到1906年，美國人詹姆斯·斯圖爾特·布萊克頓才用“逐格拍攝”的手法，製作出了第一部現代動畫片：《滑稽臉的幽默相》。

1916年被視作日本動畫的元年，第一部長篇動畫在1940年代誕生，到二戰後的反戰題材大爆發，再到1970年代的成熟期，日本動畫從未有過斷代。1963年的《鐵臂阿童木》，更是成為文化輸出的媒介發往亞洲、北美和歐洲。

1941年，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發生的那一年，宮崎駿出生在一個小康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航空工程師，經營著家族企業，為三菱遠程戰鬥機製造零部件。這種家庭環境一方面讓他從小痴迷於探索天空，另一方面也讓他“因內疚而痛苦”，因為他的父親從戰爭中獲利，戰爭間接給了全家人舒適的生活。

宮崎駿從小與母親關係親密。母親一直受肺結核病的困擾，但她自強自立並且勤奮好學，這也可以解釋宮崎駿的作品中為何常以女性為主角。像1988年《龍貓》中生病的母親、2013年《起風了》中的直子，都或多或少有著母親的影子。

在他的回憶錄中，他解釋了自己的藝術願景是創造出一種美與善的視覺，去替代現今瘋狂、墮落、消費主義、色情且孤立的世界。這種願景是在宮崎駿17歲時形成的，那一年他看了日本第一部彩色長篇動畫電影——《白蛇的故事》，對，就是中國的“白蛇傳”。宮崎駿形容這部影片裡純潔的情感讓他“潸然淚下”。在40多年的時間裡，他的確抑制了自己的悲觀情緒，並以一種神奇的、有趣的、高級的方式激發人們對美好事物的保護。

宮崎駿剛開始做動畫師時，日本動畫的預算很低，美國動畫每秒使用24幀，每幀都是手繪的，而在日本，為了省錢每秒只有12幀，動畫師必須在同樣的時間內完成兩倍的工作。每秒的幀數越少，意味著人物就不能畫得那麼逼真。但反過來看，當動畫剝開技術層面的外殼，赤裸裸地展示故事和氣氛時，好像更能檢驗一部動畫作為電影的優劣。宮崎駿會待在火車站好幾天，只為了畫好少女裙子上的褶皺，用頭髮的變化顯示千尋不同的境遇……無論每秒多少幀，他總能通過一支筆把你帶進情境之中。

1985年，吉卜力工作室正式成立，吉卜力意為撒哈拉沙漠上吹來的熱風（Ghibli），同時也是二戰時由意大利飛機制造商卡普羅尼開發的一種偵察機的名字。吉卜力的出現確實“在日本動畫世界吹起一陣轟動的風”——出品的8部電影躋身日本15部票房最高的動畫電影之列，其中，《千與千尋》以308億日元登頂日本票房榜首，紀錄至今未破。

東京近郊的三鷹之森吉卜力美術館，是日本最難買票的博物館之一。主體建築是宮崎駿親手設計的，遠看像一個超大的土坯房，邊緣的流線型加上粉色、綠色和黃色的搭配，像是一粒正在融化的太妃糖。內部彩色的玻璃窗、螺旋形的樓梯、屋頂上的花園、林中矗立的機器人士兵、柔軟的貓巴士……這裡的餐廳也別出心裁，沒有聘請專業廚師，而是讓一位擅長家庭烹飪的母親掌勺。

許多細節共同造就了一種魔幻感：對自然世界的敬畏、對飛行的迷戀，以及對未知領域的好奇。正如博物館的標語：這個世界是多麼複雜，這個世界是多麼美麗。

宮崎駿不僅通過電影宣傳自己的信仰，在現實生活中也在捍衛自己的價值觀。《起風了》上映時，在日本再次引發了對宮崎駿政治觀點的爭議。宮崎駿不避諱自己的政治主張，反對戰爭、反對修憲，並認為應該向二戰期間的亞洲慰安婦提供賠償。一個人自始至終都能有一以貫之的價值觀，其實並不容易。

2005年，宮崎駿在接受《紐約客》採訪時，直言不諱“希望能看到東京被大海淹沒，NTV（日本電視臺）變成一個孤島，曼哈頓成為水下之城，希望看到人口銳減，不再有高樓大廈。金錢和慾望——所有這一切都崩潰，雜草取而代之接管世界。”喜歡宮崎駿的人知道，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文明的終結就是他認為最美妙的事。這個用動畫吸引兒童和成人的人，和抱怨人們花太多時間在虛擬事物上的人是同一個人嗎？但這正是他的迷人之處。

2016年，新海誠的2D動畫《你的名字》在中國熱映，票房突破了5.7億人民幣，創下了日本動畫電影在中國國內的最高票房。那一年，恰好是日本動漫誕生的第100年，新海誠，恰好被譽為動畫大師宮崎駿的接班人。

那一年，宮崎駿恰好第7次食言，準備再次復出。這位78歲的老人，工作已經排到了2020年。對影迷而言，至少還能再看到一部《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之後呢？也許他會再次宣佈隱退，再之後，也許他還會復出。無論怎樣，宮崎駿的食言，誰不是樂見其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