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五四運動遊行隊伍總指揮，是咱山東老鄉
劉宜慶
在五四運動中，傅斯年成為學生領袖，被推舉為北京學生遊行總指揮。後來，有人回憶，學潮爆發後，只見在“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東大漢高舉大旗走在大家的最前面，他不時地帶領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爾暫緩腳步，與身邊的幾位同學低聲交談。——他，就是這次遊行隊伍的總指揮、北京大學國學門學生傅斯年。”
火燒趙家樓事件後，因意見不合，傅斯年在學生運動中退出。傅斯年為何在學生運動的激流中抽身而退，他的好友、《新潮》的主編之一羅家倫在《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一文中回憶說：在火燒趙家樓，痛打了賣國賊之後，遊行的學生們在北大院內開會，“大家本來要推傅斯年做臨時主席，忽然有一個浙江籍的學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幹了。自此以後，五四運動和傅斯年便不發生關係了。因為他是一個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萬念俱灰了。我當時因為在各處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願意做會場上固定的事，經大家一想再想，最後推出段錫朋來，由他做北大學生會的代表，結果就是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主席。”
傅斯年在書房
傅斯年是最早理性反思五四運動者之一，首先肯定了五四運動的重大影響。在1919年10月出版的《新潮》2卷1期發表《〈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一文，談到了五四運動所發生的影響。他寫道：“五四運動過後，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有覺悟的添了許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覺悟的，也被這幾聲霹靂嚇得清醒。……以後是社會改造運動的時代。”作為五四運動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他欣喜地看到國民的覺醒、社會團體的大量湧現、青年人個性解放的發端以及男女平等、自由戀愛等移風易俗的新氣象。
傅斯年後來任史語所所長，霸氣側漏！
同時，傅斯年也隱約擔憂，他指出，五四運動原是無領袖，不用手段和不計結果的，是自下而上生髮出來的社會運動。傅斯年針對當時的社會情況說：“我覺得期刊物的出現太多了，有點不成熟而發揮的現象”。認為思想界“厚蓄實力一層也是要注意的，發洩太早太猛，或者於將來無益有損。”他還希望胡適警惕成名所帶來的危險，“願先生終成老師，造一種學術上的大風氣，不盼望先生現在就於中國偶像界中備一席。”由此可見傅斯年的成熟和理性。可見傅斯年從五四運動發生的第二天抽身而退，或許不是一時衝動的選擇。
嶽南在《傅斯年是五四運動學生總指揮嗎？》文中說：“但無論如何，傅在當時和之後，一直是不贊成學生們到曹家進行打砸搶燒行動的。”羅家倫也曾對“五四運動”史的研究者、美籍華人學者周策縱親自說過，“他們多數人從開始就不贊成暴動行為” 。
傅斯年在抗戰期間成為傅大炮，在國民參政會上，向孔祥熙等發難。他在蔣介石面前敢翹二郎腿的學界領袖。連蔣也忌憚三分。
歷史的演進往往出乎人的意料。1919年曾是五四運動學生罷課領袖的傅斯年，1945年“一二·一”慘案發生後一週，傅斯年作為西南聯大的常委之一處理聯大師生的罷課事件。傅斯年從重慶帶來的消息，向聯大教授施加壓力。當局要學生儘快復課，不然，蔣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聯大，把學生編入青年軍。在教授會議上，馮友蘭對傅斯年開玩笑說：“你原來是個學生頭頭，專門跟學校當局鬧彆扭，現在彆扭鬧到你頭上來了，真是‘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
聯繫到傅斯年在五四運動中抽身而退，他一直沒有作出解釋，人在歷史中充滿了多少偶然、悖論和謎團，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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