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佛教曾經在印度和其他一些亞洲國家裡流行過。一直到今天,它還在這些國家裡不同程度地流行著。

但是,儘管古今中外研究佛教的書籍、文章已經是汗牛充棟,真正搔著癢處的卻是絕無僅有。這大大地影響了我們對於這個有世界意義的宗教的理解。

恩格斯說過,基督教的歷史起源問題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也很關心的一個問題”文中所引恩格斯語皆見《布魯諾·鮑威爾和原始基督教》一文。該文載《恩格斯論原始基督教史》,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我想,對我們來說,原始佛教的歷史起源問題也是這樣。下面我就對這個問題提出一些膚淺的看法。

一、佛教興起時印度社會經濟和政治情況

佛教興起於公元前第五、六世紀。這時印度情況是怎樣的呢?

雅利安人從大約公元前2000年左右起從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帶侵入印度。他們先在西北部旁遮普一帶立定了腳跟,然後逐漸向東擴展。到了公元前第五、六世紀的時候,他們已經達到了孟加拉或者更東的地方,他們的勢力遍佈整個北印度、恆河和朱木拿河匯流的地方,成了婆羅門教的文化中心。印度原有的土著居民有的被迫南遷,或者向北方和東方撤退;有的還留在原住的地方,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忍受著外來侵略者的奴役和壓迫。當時印度正處在奴隸社會,這些人就是奴隸或者接近奴隸的人。

從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來看,雅利安人顯然低於本土居民。最近幾十年來的發掘工作,證明了本土居民創造的所謂“印度河流域的文化”水平是相當高的。雅利安人繼承了這種文化,與本土居民共同努力,加以發展。到了佛教興起的時候,北印度早已由青銅器時代轉入鐵器時代了。

生產工具的改進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原始居民多從事農業,而雅利安人則本是遊牧民族,到了這時候,農業的地位也漸趨重要。農村的基本組織形式是農村公社,土地是公有的,農業與手工業直接結合。手工業的分工已經比較精細,有各種不同的手工藝人。而且農村公社也似乎在手工業方面有了一些分工,有專門從事一個行業的村社。這就證明,商品經濟已經很發達了。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各生產部門之間的分工日益擴大。居民依其職業結成了集團,不同民族相互雜居,階級矛盾和階級分化日益加強。原有的氏族部落機構逐漸變成了鎮壓人民的國家機器。根據佛典的記載,當時在北印度出現了16個國家,其中最重要的是摩揭陀(約當今天的比哈爾邦)、薩羅(約當今天的烏德)、阿槃提(約當今天的摩臘婆)和跋蹉(今阿拉哈巴德一帶)。這些國家的都城都是寶貨充盈,富庶繁華。這時候印度的許多產品,像細布和鋼,都已名揚海外。古代希臘的許多歷史學家都有所記載,海外貿易早已開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利安人統治比較集中的地方,新興的國家都是君主制。在婆羅門文化圈外,也就是在雅利安人統治薄弱或者還沒有達到的地方,政治制度則迥乎不同。在這裡沒有世襲的君主。執政者名曰羅闍,是定期選舉的。有點像古代羅馬的執政。漢譯佛典雖稱之為“王”,實際上與王是不一樣的。西方學者一般把它叫做“共和國”,也只是說明與世襲君主制不同而已。這可能是氏族公社的殘餘,不過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探討。佛教的創始者釋迦牟尼出生的釋迦族就屬於這個類型。

在這些國家中,階級關係是什麼樣子呢?階級關係表現形態之一就是所謂種姓制度。種姓共有四種:婆羅門(祭司、知識的壟斷者)、剎帝利(武士)、吠舍(農民、牧民、商人)和首陀羅(工匠等)。這種制度萌芽極早,但是最初並不十分嚴格。到了公元前五六世紀的時候,由於統治的需要,逐漸嚴格起來。在這方面,婆羅門賣了大力氣,他們大肆宣揚,想把這種制度神聖化,加以鞏固。他們把社會上不同階級不同階層人民的權利、義務,甚至生活細節,都刻板地規定下來,不得逾越。四姓間不能通婚,甚至不能共食。把一個統一的社會拆得支離破碎。

婆羅門和剎帝利雖然是兩個種姓,卻是一個階級,他們都是奴隸主。他們之間也有矛盾,但是一般說來是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吠舍名義上與婆羅門和剎帝利同屬所謂再生族,都是雅利安人。但是他們中間不斷產生階級分化的現象。少數人經濟地位提高,變成了中小奴隸主,或者成為大商人,甚至官吏。絕大多數經濟地位下降,淪為同首陀羅類似的人,處於奴隸邊緣。如果從地域方面來看的話,西部是婆羅門當權,東部則是剎帝利當權。吠舍的地位在西部和東部都差不多。

至於首陀羅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人們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說,他們是等級制的最下層,但畢竟還是自由民,與奴隸有所不同。這種說法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法經裡面用種種方式強調前三個種姓與首陀羅的不同,可見首陀羅是不屬於雅利安族的。在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以後,原始居民一部分變為奴隸,從事家務勞動;一部分仍從事原來的工作,絕大多數是手工業者,以後又隨著手工業的發展,變為各種工師。首陀羅就是這一部分人。他們實際上是種族奴隸。

總起來,我們可以說,種姓制度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混合產物。

既然有階級,就有階級鬥爭。但是根據各種文獻記載來看,我們看不出這個時期的階級鬥爭特別激烈。說生產方式方面有什麼根本的改變,也是沒有根據的。據婆羅門經典和佛教經典的記述,在這時期人民的生活中,當然並不是沒有鬥爭和矛盾的,但是總起來說還是比較平靜的、安定的。在許多國家裡,政治秩序比較穩定。在城市裡,商業和手工業都比較發達;在鄉村裡,農業和牧業都相當繁榮。要說許多地方有變亂,國與國之間有時也有戰爭,那麼在印度整個歷史上什麼時候又沒有這種情況呢?

總之,據我自己的看法,佛教興起時的印度,同基督教興起時的羅馬是不一樣的。在羅馬,當時是一個“經濟、政治、精神和道德普遍瓦解的時代”(恩格斯語),而印度則不是這樣。

但是,在這裡,我們必須有階級觀點和民族觀點。在不同的民族居住的地區內,在不同的階級裡,生活情況就決不會一樣。這種觀點,其他時候也要有,在論述公元前第五六世紀印度情況時,更是絕對不能離開的。

二、當時思想界的情況

上面談到的那種社會經濟和政治情況必然會反映到思想領域中來。

梨俱吠陀時代(公元前第二千紀中葉),雅利安人是樂觀的,總是向前看的。當時他們侵入印度為時不久,經常同本地居民戰鬥。在許多頌神的歌中,他們呼籲神靈協助,祈求勝利。他們並不怕死,認為戰死可以昇天。後來的閻羅王已經有了,但是他的王國並不陰森可怕,裡面充滿了永恆的幸福。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東進的過程中,他們遇到的困難,自然的和人為的,越來越多了起來。那種天真粗獷的樂觀情緒逐漸染上了一些悲觀的色彩。但是基本調子仍然是樂觀的。

代表這種思想的是婆羅門。

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一種人代表另外一種思想。這就是婆羅門教、佛教以及當時其他教派所謂的沙門。

沙門是什麼樣的人呢?在《梨俱吠陀》的一首詩中,曾描繪了一種叫做“牟尼”的人,蓄長髮,著髒衣,外衣是褐色的,飛行空中,喝飲毒汁。顯然,對吠陀時代的雅利安人來說,這樣的人是十分陌生的,他們同婆羅門是完全不一樣的。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這是土著居民的宗教的代表,也就是行苦行的所謂沙門。

在佛典裡,經常是沙門、婆羅門並提。希臘人梅伽斯提尼斯記述他在公元前第三四世紀在印度親身經歷的時候,談到印度有兩種哲學家,一種叫婆羅門,一種叫沙門。沙門不住在城中,甚至也不住在屋中,穿樹皮衣,吃橡子,用手捧水喝,不結婚,不生子,行苦行,枯坐終日不動。根據我們目前能夠得到的資料來看,這些描繪是忠實的。

這些沙門的哲學思想和宗教信仰是同婆羅門不一樣的。他們根本不相信婆羅門相信的那一些吠陀裡面的大神。他們相信輪迴轉生,作為輪迴轉生說基礎的業說是他們宗教信仰的核心。所謂業說就是,今生所作所為的好壞決定來世轉生的好壞。無論做好事做壞事,有因必有果,反正總是要轉生的。可是他們又厭惡生,不想再轉生。於是就想盡了種種辦法,希望能跳出輪迴。他們認為,苦行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

顯而易見,所有這一切想法的基礎是悲觀主義。有這種主義的人決不會是征服者、勝利者、日子過得很舒服的人,而是被征服者、失敗者、日子過得很不舒服的印度原來的居民。他們處在雅利安人的奴役下,生活只給他們帶來痛苦。因此,他們不但對今生沒有任何興趣,而且也不希望有什麼來世。有的人就想用苦行來幫助自己跳出輪迴。而苦行主義本身也說明了被壓迫者、被奴役者那種得不到任何人世間享樂的無可奈何的心情。

沙門所代表的思想正是這些被征服了的原始居民的思想。婆羅門思想與沙門思想是根本對立的。婆羅門主張膜拜神靈,祭祀祈福,而沙門則不供養什麼神靈,主張業(行為)可以決定禍福,人們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他們甚至主張,連神仙也受業的支配。這簡直是挖婆羅門的牆腳。這可以說是政治經濟方面的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反映。

但是,到了公元前第七八世紀奧義書興起的時候,在正統的婆羅門教的經典中逐漸出現了輪迴業報這樣帶悲觀主義色彩的學說(可能在梵書中已有萌芽)。在婆羅門六派哲學中,數論和瑜伽的主要學說基本上同沙門是一致的。據婆羅門經典的記載,在雅利安人中首先宣傳這種新學說的是剎帝利,而不是婆羅門。奧義書中屢次提到,輪迴業報說是祕密學說,是剎帝利所專有而婆羅門所未聞的。這情況一方面說明了婆羅門和剎帝利在思想領域內的鬥爭;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從現在開始婆羅門的哲學思想和宗教信仰逐漸接受一些本地居民的東西,吠陀思想與非吠陀思想開始匯流了。

比奧義書稍後一點,到了公元前第五六世紀,也就是佛教興起的時候,印度思想界呈現出空前的活躍。根據耆那教經典的記載,當時有363個哲學派別,其中62派屬於佛教。佛教經典《長阿含經》、《梵動經》列舉62見(學說)。佛教還經常談到外道6師。可見當時學派之繁多,爭鳴之劇烈。但是,歸納起來,總超不出上面談到的那兩大系統:婆羅門和沙門。屬於婆羅門系統的各學派主張梵我一體,宣揚祭祀祈福;屬於沙門系統的各學派則主張輪迴業報,宣揚苦行解脫,認為一切存在都是苦難。如果從地區上來看,前者流行於西方雅利安人聚居和統治的地方,後者流行於東方婆羅門文化圈外印度原始居民聚居的地方。這種情況是從《梨俱吠陀》以來逐漸發展演變的結果。

在這時候,屬於沙門系統的各學派竭力宣傳“非殺”。這顯然是代表原始居民的農民的利益的,是與婆羅門殺牲祭神、雅利安遊牧人民殺牲為生針鋒相對的。

佛教興起時思想界情況大體就是這樣。

三、佛教的起源

現在再來探討佛教的起源,許多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佛陀最根本的教義是所謂十二因緣、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的基礎是苦,苦的根源是無明(不瞭解,不認識)。四聖諦:苦、集、滅、道,也以苦為中心。而八正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為了從苦中解脫而修行的方法。總之,他認為生老病死,一切皆苦,存在本身就是痛苦。他也相信業報,相信輪迴。他的最高目標就是剷除無明,瞭解或認識存在的因果關係,從而跳出輪迴,達到涅槃。

這一些想法都塗著濃厚的悲觀主義的色彩。有的人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宗教不是悲觀主義的;但是,像佛教這樣徹底的悲觀,還是絕無僅有的。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很有見地的。

佛教這種悲觀主義是從哪裡來的呢?

根據我們上面的分析,佛教繼承的不是婆羅門教的傳統,而是沙門的傳統。而且,從佛教產生的地區和環境來看,也只能是這樣,而不可能是別的樣子。

我們先從地區的或民族的觀點上來看一看這個問題。

釋迦牟尼生在今天的尼泊爾境內。他的宗教活動大部分是在摩揭陀國。摩揭陀國處在印度東方,是雅利安人到得比較晚的地方。在《阿闥婆吠陀》裡,摩揭陀和鴦伽都被認為是極遠極遠的地方的象徵。西方的婆羅門很少來到這裡。這裡的人是受人輕視的,一向與婆羅底耶人相提並論。婆羅底耶人說的是一種雅利安土話,不信婆羅門教。他們是否是雅利安人,不得而知,反正是十分被人看不起的。摩揭陀人同他們並提,可見他們被鄙視的程度。鄙視的原因很明顯:這裡是印度土著居民聚居的地方,是僻處在婆羅門文化圈之外的邊遠地區。在雅利安人心目中,這裡是沒有開化的區域。釋迦牟尼宣傳宗教的主要對象就是這些被人輕視、“沒有開化”的人民。

至於釋迦牟尼降生於其中的釋迦族究竟是什麼民族,人們的意見是有分歧的。有的人主張,他們不是雅利安人。我們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從他們所處的地區來看,從當時雅利安征服者分佈的情況來看,從他們的一些特殊的風俗習慣來看,從他們的政治組織的形式來看,他們不像是外來的雅利安人,而像是原來的居民。釋迦族的政治組織是“共和國”,行政首領羅闍是選舉產生的。這樣的“共和國”同新興的君主國是有矛盾的。摩揭陀國王未生怨王曾侵略過“共和國”的離車,薩羅國王毗突吒婆曾侵略過“共和國”的釋迦。我看,這不完全是一般的侵略。其中有沒有民族矛盾的成分呢?這是耐人尋味的。

如果我們不從民族矛盾的角度上來解釋這個問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們就無法解釋。根據佛教傳說,釋迦牟尼在出家前是一個太子(這件事本身就有誇大渲染的成分),處於深宮之中,長於妃嬪歌妓之手,享盡了人間的榮華富貴,根本沒有遇到一點不愉快的事情。恩格斯說:“宗教是由身感宗教需要並瞭解群眾宗教需要的人們所建立的。”像這樣一個太子會有什麼宗教需要呢?他又會怎樣瞭解群眾的宗教需要呢?這樣一個人決不會悲觀到要出家的程度。事實決不會是這樣子的。他自己必然受到了一些痛苦,至少是在精神上受到。他感到日子也不那麼好過,人間也不那麼值得留戀。於是悲觀了,出家了。這痛苦是從哪兒來的呢?他了解群眾的宗教需要根源又在哪裡呢?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民族壓迫。他的悲觀主義表達了人民群眾的比較普遍的情緒。於是,他的學說一出,立刻就得到了信徒,從幾個人到幾百人,為以後的發展打下了基礎。他的宗教從一個部落宗教經過不斷的改造,逐漸變成了幾個王朝的國教,進而成為有世界影響的大宗教。

至於佛經裡那些關於釋迦牟尼遇到老人、病人和死人的故事,最原始的佛典裡是沒有的。可能是後來的和尚們感到沒有這個就無法說明釋迦牟尼出家的原因,因而編造出來的。恩格斯說:“作為人的創作結果的宗教,雖然有它所特有的誠懇的熱情,當其創立時,就已經不會是不帶欺騙和不歪曲歷史事實的。”對基督教來說,這句話是正確的。對佛教來說,它同樣也是絕對正確的。

現在我們再從階級和種姓的關係上來看一看這個新興的宗教。它的基礎究竟是哪一個種姓、哪一個階級呢?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據我看,佛教的基礎並不限於某一個種姓。佛經裡面再三強調它不重視種姓差別,一入佛教,就如眾流歸海,一切差別不復存在。這樣一來,又怎樣理解沙門和婆羅門的對立呢?不重視種姓差別這件事實本身就是對婆羅門的反抗,因為婆羅門教是十分重視種姓差別而且是隻代表婆羅門的利益的。

但是,佛教也並不是真對一切種姓一視同仁。它當然首先就會反對婆羅門。在婆羅門教的經典裡,四姓的順序是: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而在佛教的經典裡則是:剎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釋迦牟尼自稱是剎帝利。釋迦族原來不大可能有什麼種姓制度,這只是受了婆羅門教的影響而模擬出來的。他們自稱是剎帝利,據我看,這也是冒牌貨。不管怎樣,既然自稱為剎帝利,就必須為剎帝利辯護,竭力抬高它的地位。《長阿含經·阿摩晝經》就是一個例子。新興的國王(其中也有一些是冒牌的)也努力抬高剎帝利的地位,於是一拍即合,他們也就信奉起、支持起佛教來了。

我看,佛教最可靠的基礎是吠舍。上面已經談到,吠舍不斷產生階級分化。農民、牧人、商人都屬於這個種姓。佛教主張“非殺”,其中包括不殺耕牛,這當然代表了農民的利益。在佛教興起的時候,由於對外貿易和國內貿易的發展,由於大城市的興起,城市大商人的地位越來越高。梅伽斯提尼斯說,印度有七個種姓,第四個就是商人。在政府官員中,有人分工專管貿易。可見商人在當時地位之重要。釋迦牟尼同這些商人有著很好的關係。首先信佛教的就是兩個商人,這決不是偶然的。佛經中所說的長者就是商業行幫的首領。這些人在佛經裡是受到尊敬的人物。他們對於支持佛教是特別賣力氣的。須達多長者購買童子勝的花園贈送佛陀,出億萬金錢布滿園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還有一件事情,也要在這裡談一下。佛陀是主張禁慾的。但是大城市中一些妓女卻對他很感興趣。有名的庵婆羅女就贈送過他一座花園。這些事情都說明,佛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大城市中新興的階級或階層的利益。

至於首陀羅,佛陀的大弟子中也有首陀羅出身的,比如優婆離就是。但是佛陀並不特別提倡首陀羅出家,雖然他也不拒絕。有人說,他對首陀羅感情特別深厚,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種姓關係和階級關係不是一回事,其間有一定的聯繫,但也有不小的差別。如果純粹從階級關係這一個角度上來看一下佛教的話,那麼,與其說它同奴隸接近,還不如說它同奴隸主更接近一些。根據佛經的記載,釋迦牟尼曾吸收過一些奴隸或處在奴隸邊緣上的人入教。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說,他代表著奴隸的利益。他在很多地方都表示出一些階級的或種姓的優越感,他以身為剎帝利而感到自豪。他的生平我們不很知道。他本身好像就是奴隸主出身。竭力支持他的那一些屬於吠舍種姓的大商人,也大都是屬於奴隸主階級。因此,如果還要嚴格區別他同那一些完全站在奴隸主立場上說教的宗教家的話,我們只能說,他對那些通過階級分化而新興起來的奴隸主更感興趣。基督教在初期曾滿足了奴隸的一些要求。佛教並不完全是這樣。如果說,原始佛教表達了最下層人民的願望,那顯然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上面我從民族的(地區的)和階級的觀點上來探討了佛教的一些問題,說明佛教繼承的是本地的沙門的傳統,而不是外來的婆羅門的傳統。雖然有一些宗教哲學的術語看來是兩教共有的。這隻可能是互相假借。婆羅門教的一些神也出現在佛教裡,但地位大大降低。這只不過是佛教為了提高佛祖的地位而製造成的,不能說明有什麼淵源關係。

如果我們研究一下佛陀最初的大弟子的出身,也可以看出佛教與沙門的關係。許多大弟子都出身沙門,連婆羅門出身的舍利弗和大目連,也是先做沙門,然後改信佛教的。我看,這不能說是偶然現象。

是不是就可以說,佛教完完全全屬於沙門系統呢?也不是的。

釋迦牟尼才出家的時候,為了尋求解脫,跳出輪迴,曾拜苦行沙門為師。他進行了嚴酷的苦行,幾乎到了完全絕食的程度。結果是氣息微弱,瀕於死亡,苦行無效,大道未得。他毅然決然改變辦法,重進食品。終於在菩提樹下成了佛教徒認為至高無上的正等覺。這件事實就說明他與沙門的分歧。梅伽斯提尼斯寫道:“在印度人中間還有那些信奉佛陀箴言的哲學家。”可見他也不把佛教徒列入沙門一類。總之,我們可以說,佛教繼承了沙門傳統,但又加以發展、改進,形成了獨立的一派。

以上這些情況,絕大多數的資產階級學者是不瞭解的。他們認為,在印度只有一個哲學和宗教的傳統,佛教和婆羅門教是有繼承關係的。按照這個說法,奧義書既然早於佛教,奧義書這個名字和奧義書思想必然在佛典裡有所反映。但是,事實上,除了個別的思想有一些共同之點外,整個思想體系是不一樣的,甚至連奧義書這個名字在佛典里根本都找不到。對佛陀來說,奧義書好像是根本不存在的。碰到這種情況,那些學者大傷腦筋,挖空心思,尋找它們之間的淵源關係。他們有的說,摩訶婆羅多裡面的那幾篇哲學詩正好是從奧義書到佛教和其他沙門學派的橋樑。這當然像堂?吉訶德大戰風車一樣,決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如果同意我上面做的那一些分析,不但不會出現這樣的現象,而且還有助於瞭解佛教在印度和印度以外盛衰的原因。佛教紮根在被壓迫的原始居民中間,提出了一切皆苦的學說,符合了一部分人的想法(當然也就麻醉了他們)。它相信輪迴業報,從而反對了種姓制度。它基本上是無區別地對待一切種姓的,它不像婆羅門那樣排斥異己,不把社會分割得七零八碎。它反對婆羅門殺牲祭祀,投合了農民的願望。佛教徒雖然不從事體力勞動,靠佈施為生,但是他們不許佔有任何財物,房子、牛羊、土地等都不許佔有,不許做生意,不許觸摸金銀,因此同人民的矛盾不大。佛教主張使用人民大眾的語言,這就比婆羅門使用梵文大大地有利於接近人民、宣傳教義。它反對苦行,在這一點上,又比其他沙門教派佔了上風。由於這一些原因,它在印度由小而大,終於成了大王朝的國教。輸出印度以後,由於它無區別地對待一切民族,因而在一些亞洲國家流行起來,一直流行到今天。馬克思認為宗教是顛倒了的現實的理論。佛教當然也是這樣,等到沒有可能沒有必要再顛倒現實的時候,佛教生存的基礎也就會逐漸消逝。

作者:季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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