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縣是一個天下聞名的大縣，是一個“地球人都知道的地方”。有人說洪洞之所以出名，是“罵”出來的，一出京劇“玉堂春”在全國上演了幾百年，從北京演到全國，從中國演到海外，“蘇三離了洪洞縣”和“洪洞縣裡沒好人”成為兩句絕世的廣告詞。因為世界上再沒有一則廣告可以免費宣傳幾百年。
有人說洪洞之所以出名是大槐樹移民後代尋根問祖過程中宣傳出來的，全國大約有6000萬人口系明代大槐樹徙民的後裔，“問我老家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根祖情節和華人老家當然會引起國人的敬重。有人說洪洞之所以出名，是“唱”出來的，著名歌唱家郭蘭英一曲“人說山西好風光”，把汾河下游的洪洞美景唱的讓人神往。
其實，無論是“罵也好”、“敬也好”、“唱也好”，洪洞縣聞名天下，還在於它是一個文化積澱深厚的地方，是中國最古老的一塊風水寶地，也是中國最早的“天府之國”。
一、幾千年之前，我們的先人就發現了洪洞
汾河自靈石入山峽，經亂石灘等一段迫隘的峽谷之後，至洪洞縣北部開始出山，逐漸開闊，進入了汾河下游的河谷地帶。洪洞以南，地勢平衍，廣闊而窪下，水勢亦舒緩不急，曲折縈紆，形成了一個優美的中型盆地——臨汾盆地。
我們從太原乘車沿大運高速公路出靈石口，過韓信嶺，進入臨汾盆地，就會有一種天地豁然開朗，彷彿進入一個桃花園的感覺。從高處遠望，汾河如帶，沃野遼闊，阡陌縱橫，一看便知是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一塊富庶之地。
其實，早在六千年之前，我們的先人，已發現了臨汾這塊風水寶地。我們常講，黃河是中國的母親河，但是最早孕育華夏文明不在黃河下游的大平原，而是在黃河的三大支流下游的幾個盆地，即山西汾河下游的河東平原，陝西渭河下游的關中平原，河南洛河下游的河洛地帶。
我們的古代先民們，從採摘文明，向農耕文明過度過程中，由於受當時生產力水平的限制，他們心目中的宜居之地，必然是地阜平居，水草肥美，山環水抱，有依有靠的中小盆地，這些地方，一方面鑿窯而居仍有可能，另一方面生活用水也有保證，原始的種植也比較方便，可以少受些洪災的危害。
洪洞縣在河東平原的北部，在秦漢之前湖泊水系很多，有一塊很大的溼地，由於地處古楊國，叫揚盱浸。《漢書.地理志》載：“其山曰霍，藪曰楊盱”。這裡背山臨河，地勢低平，又有諸多泉水滲出，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便成為新石器後期農耕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風水是中國獨有的一種文化，幾千年來，人們總希望找到一塊“依山面水，阜臨平原，左右山臂環抱，面前朝山，案山拱揖相迎”的風水寶地作為自己的家園，並希望這樣的居住地能讓自己生活安穩、富足，沒有後顧之憂。
站在霍山之巔，遠眺臨汾盆地，發現洪洞絕對是一塊山水秀麗的風水寶地，無論是山水佈局，還是城鎮結構與中國傳統的風水寶地格局極為相似。理想的風水寶地模型中的各個要素都能在臨汾盆地中找到對應：霍山就是洪洞的主山，也即龍脈，“左青龍為太行山”，“右白虎”為呂梁山，遠處的中條山為臨汾盆地的“案山”和“朝山”，臨汾蜿蜒曲折在境內流過，黃河又於遠處環抱。
這種格局在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臨汾盆地山環水抱，符合風水語言中“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背靠龍山，前邊案山，朝山拱捍相迎”的理論。“風水”在當代中國還是一個神祕而有爭議的一個話題，近幾年隨著人們對良好生態環境的嚮往，以及“天人合一”生態觀念的迴歸，“風水”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話題。其實風水是中國特有的生態環境和自然景觀的評價系統，是中國農耕文明發展過程中選擇生態環境的一種學問，其根本目標是追求對人生髮展有利的生產、生活環境。歷史上所謂的“風水寶地”與後來的“天府之國”都是古代人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選擇比較的結果。
而華夏文明的發源地，無論是渭河流域的關中地區、汾河流域的汾河谷地，從地理結構和佈局上都基本具備“風水寶地”的文化要素。所以從地理環境選擇的角度分析，華夏文明起源於黃河三大支流的中小盆地，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而研究中國農耕文化的起源也就不能不從“風水”的角度去研究當時的生態環境。比如關中的盆地，“秦四塞之地，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綜觀歷史上的風水寶地和天府之國，我們可以看出，地勢形便、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是他們必須具備的條件，而其硬條件就是山環水抱，背山面河，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
二、背霍面汾，人居環境中的風水寶地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從山文化而論，霍山是洪洞縣乃至整個河東大地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文化因子，確實是洪洞的“龍脈”。不僅洪洞水利源於霍山，而且霍泉水神也源於霍山，大禹治水也始於霍山，古霍國起源於霍山，而且霍山又是“秦國、趙國”的根祖，又是許多中華大姓氏的起源。霍山作為古代最早的鎮山，又是整個河東大地的一種精神依託。
霍山位於霍州、洪洞、安澤等縣的交界處，方圓幾百裡，是山西中南部最大的一座山，歷史上稱為霍太山、太嶽山，作為古冀州的鎮山，是中國帝王祭祀最早的神山。《爾雅·釋山》言：“大山宮小山曰霍”，意思是說，大山圍繞著小山，重巒疊嶂，山挨著山，山靠著山，連綿不絕。今天我們登上霍山，就能體會到霍山的雄厚和偉大。
在先秦時期，霍山曾雄踞天下名山之首，是一座比泰山還偉大的知名山嶽。當時霍山是古冀州，也即中國的鎮山，因為當時還沒有“五嶽五鎮”之說。帝王巡視和祭祀的只是霍山。《周禮·夏官·職方氏》載：霍山為軒轅黃帝首封。受到當時國家的祭祀。到周代時受國家祭祀的名山才有“五嶽”和“四鎮”之說。至西漢宣帝時期，“五鎮”才正式形成。《隋書禮儀志二》載：開皇十四年閏十月，詔東鎮沂山，南鎮會嵇山，北鎮醫巫山，冀州中鎮霍山並就山立祠。到唐代則封五嶽為王，五鎮為公，及宋代則五嶽為帝，五鎮為王。
霍山因雄、奇、秀、雅而著稱於世，受到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祭祀和崇拜，“由愛而崇，由崇而敬，由敬而祭”，於是有關封山、祭祀、歲時及神話故事演繹的非常豐富，成為歷史文化上的一大亮點。
相傳堯時洪水為災，禹承舜命，在治理中國大洪水之前，曾登上一座大山進行祭祀並查看地形，觀察水勢，這座山就是古冀州的鎮山——霍山。“大禹治水始於洪洞”的根據就在這裡。唐代呂諲《霍山神傳》載：“堯時洪水為災，遣黃能入洪波，導禹。故禹承舜命，乘四載，先登太嶽霍山禱之。於是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地平天成，萬世永賴”。
歷史上“大禹治水始於洪洞”的另一佐證是《淮南子》載：“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這裡的陽盱即《周官》的揚盱，揚與楊異字同音當為地名。光緒版《山西通志》亦認為：“揚盱為地名，在冀州，即今之洪洞，蓋禹治水，先自帝部，既修太原，至於岳陽，岳陽為霍山以南地，正汾流出山之始，揚其首衡之地，身解於河，乃形其治汾之事耳”。並認為“淮南多見古籍，語必有本，不徒霍揚連言，以“左傳”證“周官”是為足據也”。
由於大禹治水時的這幾個重要地名都在洪洞或洪洞附近，比如霍山、楊盱、岳陽、太原等。所以研究中國的治水歷史，就不能不想到洪洞和霍山。
在古代霍山是古冀州，也是古代河東大地的鎮山和龍脈，是河東這個“天府之國”的依託。所以霍山就成為自然崇拜中很神很美的一座神山，成為歷代帝王遣官祭祀的重要神靈。唐、宋、元、明、清歷代皇帝把霍山作為中鎮，列入國家祭祀。僅清代200多年中，諭祭中鎮廟就達二十三次。在我國曆史上有很多關於霍山神的故事，相傳霍山神又是趙國和唐朝興起的佐佑之神。《霍山神傳》載:“當殷之衰，蜚廉助紂為虐，神賜之死，亦給石棺，周季晉獻公六年伐霍，霍公求奔，神令復之，而賜晉穰。及晉衰，趙簡子秉國政，神使從者致帝命，又使遣襄子竹書曰:趙母恤，餘霍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餘將使汝反滅智氏，將賜汝胡林之地……。襄子受之，至雍，稱武靈王焉”。
這些故事，在今天來看，應屬於趙簡子為了奪取政權假借神靈而衍生出來的，但是它的基礎，卻在於河東大地，乃至整個古冀州人們對霍山的自然崇拜和原始的神靈文化。這種文化與洪洞縣和河東大地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種霍太山情結。
隋朝末年，霍山神興唐的故事又一次上演得非常成功。唐高祖李淵父子，起兵山西，也曾在霍山與隋將宋老生打了決定性的一仗，李淵說這是“神靈幽贊，引翼王師”的結果。待報捷之後，又專門遣使向霍山神，致祭報告。並在霍山（今洪洞）建了一座很大的“興唐寺”。
洪洞縣是一個山水文化積澱深厚的地方，與山文化相應的是豐富的水文化。洪洞的縣名就是水文化的一種反映，洪洞作為地名其讀音為hongtong，洞不念dong而念tong。《說文》解釋說：“洪，洚水也，洚的意思是水不遵道，很大，以至於氾濫成災的水，就叫洪水”。《尚書·堯典》：“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可見洪又指的是晉南一帶的大水。山西大學教授郝樹侯也認為洪洞縣名來源於水，說“洪是大水，洞為急流，洪洞一詞意為大水奔流，水波浩渺，洪洞縣名的由來與汾河有直接關係。”
其實，在古代洪洞不僅有汾河，還有一個大湖溼地揚盱澤，還有很多天然泉水。
汾河是黃河著名的一大支流，是山西的母親河，汾河發源於寧武管岑山雷鳴寺泉，縱貫省境中部，全長695公里，汾河在太原蘭村以上為上游，蘭村至石灘為中游，石灘以下為下游。洪洞縣為汾河下游，背山面河，地勢低平，在秦漢之前又有五個大小不等的湖泊溼地，名揚盱浸，獨特的地理環境，以及暖溼帶的氣候條件，使汾河下游以至整個河東地區成為了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而洪洞縣則是河東大地的一塊重要沃土，也是臨汾盆地的北部，是汾河流域最美的一段。
幾千年來，汾河的沃土，曾經養育了多少華夏子孫，汾河的美景又曾感染了多少詩人和墨客。早在2000多年前，漢武帝就在汾河邊吟出了一首《秋風辭》，“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把汾河的壯闊描寫得出神入化。到了明代洪洞一帶依然是“菱荷風送隔溪船，負郭人家半稻田”的迷人景象。
洪洞縣，背霍面汾，紅蕖敷水，綠柳沿堤，沃野遼闊的自然景觀，以及霍山、汾河、霍泉名澗等眾多的山水文化，不僅吸引了我們的先人，使之成為中國農耕文明的源頭，而且使華夏文明一直傳承了五千年。使洪洞縣成為一個農耕文明的樂園。
時至目前，洪洞仍然是汾河流域一塊最富、最美麗的地方。上世紀六十年代拍攝的故事片《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的外景就在洪洞的汾河邊拍攝。著名歌唱家郭蘭英的一首《人說山西好風光》唱紅了大江南北。從此以後，全國人都知道汾河是山西的母親河，“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呂梁，站在那高處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嘩啦啦流過我的小村旁”。仔細分析這一段歌詞，我們就會發現郭蘭英的唱詞與我國古代的“風水”理論何其相似，看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美景與我們目前審美標準是一致的，這種描述與我國古代的人居環境的理想之地——風水寶地是不謀而合的。
三、豐富的地下遺存證明了自古以來洪洞就是一個天府之國
為了對洪洞乃至河東大地有一個準確科學的認識，我找來一大堆地理、歷史、考古、史志等文獻資料，還幾次對臨汾以至運城的一些文化遺址進行了一些調研，我發現把河東看作是一塊風水寶地，看作是一塊天府之國，絕對不是我的發明，而早在一百多萬年之前我們的先人已經看好了這塊地方，並打造了中國的農耕文明——華夏文明。特別讓我感到驚奇是有兩幅地圖，一幅是在《回望山西》叢書之中，書名《龍現中國——陶寺考古與華夏文明之根》，作者宋建忠是一位考古專家。這本書中有幅“山西南部重要遺址分佈地圖”。在這幅地圖上，我們既可以看出山西的地理地貌和山川形勝，又可以看出近百年來山西地下考古發掘的重要遺址，從西侯度遺址、西陰遺址、東下馮遺址、丁村遺址、柿子灘遺址、陶寺遺址的分佈位置圖中河東大地，北部的主山（龍山）霍山、中部的汾河，東部的太行山，西部的呂梁山、南部的中條山以及曲折環抱的黃河，使臨汾盆地、運城盆地這一風水寶地很形象的展現在了我們面前，特別讓人興奮的是地下的文物與地上的風水高度吻合。這些遺址的分佈主要集中在這塊“風水寶地”之中。
另兩幅地圖是在《山西省歷史地圖集》中的“山西史前主要農業遺址”和“夏至戰國時期主要農業開墾區”圖。從兩幅圖中我們可以看出，山西的史前農業以及戰國之前的農業墾區主要集中在霍山以南的汾、涑河各地帶，不僅萬邦時代的封國沒有越過霍山，而且農業遺址也沒有越過霍山。而洪洞縣境內的趙城、洪洞卻成為汾河流域史前農業的重要發源地之一。這兩幅地圖從另一個側面，告訴我們河東大地五千年之前就是一塊風水寶地，也是一個天府之國。而洪洞正好位於這個風水寶地的最佳位置。
“山西南部重要遺址分佈圖”中的西侯度、西陰、東下馮、丁村、柿子灘和陶寺遺址的發掘，使汾河文化的發展脈絡變得非常清晰，也使中國農耕文明從孕育到成長，直至產生了中國最早的邦國的歷史顯得更加真實可信。在晉南這一塊不太大的河谷盆地中，我們的祖先從180萬年前一直繁衍、發展，延續到4000多年前。在河東這塊一萬多平方公里的盆地及其周邊分佈著幾萬處舊、新石器遺址。其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侯度、丁村、匼河、柿子灘等舊石器遺址，以及西王村、東下馮和陶寺等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遺址。“山西南部重要遺址分佈圖”把我國先民180萬年以來的發展和變遷延續起來，活了起來，描繪出一幅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畫卷。從180萬年的西侯度到十幾萬年前的丁村，到2萬年前的柿子灘，使人類起源的歷史向前追溯了50萬年，丁村人的發現又使北京人成為有源之水，對中華民族起源於非洲的說法是一個否定。特別重要的是從2萬年前的柿子灘，到2000年前棗園，再到6000年前的西陰，到4000年前的陶寺，則使中華民族從猿到人，從採摘文化走向農耕文明的道路清晰地展現在了我們眼前。
洪洞縣不僅有豐富的地上文物，而且發現了許多新石器遺址，成為陶寺文化遺址比較集中的地區之一。境內已知的陶寺文化遺址多達16處，包括趙城侯村遺址、趙城二十里鋪遺址、萬安鎮萬安遺址、萬安鎮棗坪遺址、堤村鄉後澗遺址、劉家垣鎮東義遺址、淹底鄉南谷遺址、淹底鄉東谷遺址、大槐樹鎮三陽堡遺址、明姜鎮胡坦遺址、明姜鎮西太吉遺址、蘇堡鎮郭盆遺址、興唐寺鄉苑川遺址和興唐寺鄉漫溝遺址。上述遺址的範圍都比較大，一般在2萬平方米左右。
侯村遺址位於縣城北15公里，趙城鎮東2.5公里處，處於霍山腳下的汾河二級階地上。八十年代初期，通過文化普查，發現有大量較厚的文化層，遺址東西為2500米，南北1000米，是山西重要的新石器遺址，發掘出陶器、石器和管器多件。陶器紋式有繩紋、方格紋等。器形有鼎、鬲、三足甕鏤空灶具等，具有典型的龍山風格。石器有打製、磨製的石錘、石斧等原始的生產工具。
特別應該提到的是在洪洞歷山附近的東圈頭、西圈頭和宋家溝三個自然村之間也有一處陶寺文化非常明顯的遺址，面積範圍2萬平方米，暴露在梯田斷面的文化層堆積層厚達1.17米。發現的陶片有罐、缸、釜灶、鬲、甗、扁壺等，有夾砂灰陶和泥質灰陶，有斧、鑿、錘、刀等石器，有十餘間窯洞式房屋，有紅燒土灶，有殘留陶窯，有白灰房屋抹面，與陶寺文化十分相似。
陶寺是襄汾縣一個極為普通的村子，離洪洞約50公里，距離丁村遺址約40公里。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我國的考古專家們為了驗證華夏文明起河東的說法，曾多次在晉南勘踏、複查和挖掘，在河東大地南起風陵渡，北至臨汾的十幾個縣市，發現了許多有豐富內涵和有價值的遺址，陶寺就是其中之一。後來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項目的啟動，陶寺遺址進入了大規模的發展階段，並在之後的幾年中取得了重大進展，一個“陶寺王國”出現在河東大地，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
陶寺遺址的發掘，不單純是出土了一些新石器晚期的器物，而是以一個社會形態整體出現在世人面前。陶寺遺址出土了一大批十分重要的陶器，包括彩繪蟠龍陶盤；出土了成批的彩繪木器，有案、幾、俎、匣、豆、鼓等多種器物，出土了鼉鼓、土鼓、特磬、玉器等禮樂器物；出土了銅鈴和朱書“文”、“堯”字扁壺；出土了從水井、窯洞、房屋、墓葬到小城、中城以至大城等一整套生活基礎設施。還發現了一座4000多年前的觀象臺。陶寺遺址的發掘，為我們展現了史前文明中一個氏族由採摘文明向農耕文明過渡階段的基本情況，也反映出由氏族向邦國演變的基本格局，所以有人總結陶寺文化是“龍現中國”，認為陶寺就是一個王國的雛形。
陶寺晚期的龍山文化，對研究華夏文明的起源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考古發掘與我國古代歷史相互呼應。使“昔唐人都河東”“河東土地平陽”、“唐在河汾之東”以及“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等簡約的記載，變得真實可信。洪洞縣大量陶寺文化的存在，也告訴我們在陶寺文化時期洪洞與整個河東大地一樣，是古代先民們的一個安居樂業、繁榮昌盛的地方。
洪洞縣侯村是中國最重要伏羲女媧文化的發源地，不僅有女媧廟、媧皇陵，而且在洪洞縣還有伏羲廟、畫卦臺、伏牛池等等。但是在“火化之初”的古代社會是個什麼樣子，我們只能從極其簡約的歷史書籍中，知道一個大概。但是我們如果把當代的地下遺址與地面文物相結合起來思考，就發現歷史上這些簡約的記載是本之有據的事實。
在洪洞縣的侯村發現了重要的新石器遺址，在霍泉的發源地道覺村鄉發現了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遺址，用陶寺文化作參照，就可以認為從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轉換過程中的伏羲女媧就不是單純的神話故事，而應是歷史傳說。在民國初年的一本《洪洞縣誌》序言中有這麼一段話“伏羲女媧，肇始於茲。唐虞夏商、冀州正域。粵及成周，楊侯始國。見並於晉，為叔向邑。唐武德間，今名肇賜。隸於平陽，世為望職”。這一段話高度概述了洪洞的歷史，但絕沒有言過其實。從洪洞縣地下遺址以及歷史文物的出土、發掘分析，洪洞確實是一個五千年農耕文明發育、發展，並一直延續不斷的一個重要區域。
五十年代以來，洪洞縣並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地下遺址發掘，但是僅從發現的一些文化遺址，已足以說明洪洞這個河東巨邑確實是華夏文明的源頭之一，是一個最早的天府之國。
洪洞縣發現不少農業遺址，比如侯村遺址、坊堆遺址、永凝堡遺址等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器、骨器、銅器以及青銅車馬器及西周時期的一些重要禮器。這些遺址都具有典型的龍山風格，而且多數分佈在霍山以南，反映出我國史前農業發展的很多特點。我國古代史前農業的發源和孕育，主要分佈在黃河中游三大支流的衝擊平原，汾河下游是一個重要的源頭，堯舜禹時代就可能是史前農業萌芽階段進入傳統農業的階段，隨著生產規模的逐漸擴大，農業開墾區逐漸向地沃土平，灌溉便利的河谷平原轉移。從山西文物考古的研究成果分析，這一時期山西的農業墾區仍然主要集中在霍州市以南的汾河河谷地區。
這些農業遺址的分佈與西周以前山西境內的封國的分佈也高度重疊。堯、舜、禹、及夏、商、週三代山西境內的都城，封國很多，平陽、蒲阪、安邑是中國最早的都城，而晉國是最重要的封國、但是周之前的山西封國也大多位於汾涑河之間，最北沒有越過霍山，霍山既是西周之前華族分佈的北界，也是這一時期農耕區域分佈的北界。洪洞縣正好位於汾涑河谷盆地的北部，是河東大地的精華地帶，歷史上洪洞縣曾經是古楊國、古趙國的封地，成為最早的一個天府之國。
四、幾千年來洪洞一直為全國名縣
從有文字記載以來，洪洞縣一直為河東大縣，堯、舜、禹時代為京畿近地，直屬冀州。周代因冀州浸日楊盱澤在洪洞，所以稱為楊侯國，後楊國為晉國所滅，成為晉惠公臣叔向的采地。同時又是祁奚之父高梁伯的封地。
今天的洪洞縣系洪洞和趙城兩縣合併而成，趙城曾為古趙國，西周穆王時是造父的封地，成為趙氏的地望，也是後來趙國的源頭。在“中國萬邦時代”，洪洞縣一縣兩國，數個采邑，是一個重要地區。
三國時期，魏封徐晃為侯，洪洞縣為楊邑，隸平陽郡，晉代延續漢制，到北魏初洪洞縣一度成為平陽郡的首府，後來徙至禽昌，縣治在楊城。東魏屬晉州總管府，在今天洪洞縣西北二十五里立洪洞戊，屯兵守之，這是歷史上最早出現的洪洞地名，到隋朝洪洞仍屬於臨汾郡，義寧元年才正式改楊縣為洪洞縣。
到唐代洪洞縣屬晉州平陽郡，唐武德元年又以洪洞和臨汾縣劃出一塊置河西縣。到宋代洪洞縣隸屬平陽府，熙寧五年趙城縣併入洪洞縣，這是歷史上洪趙兩縣的第一次合併。宋元豐三年又恢復洪洞、趙城建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洪洞、趙城兩縣歷史上同祖，地理位置上同根，今天的洪洞縣是洪趙兩縣的第三次合併。
到金代洪洞隸屬於平陽府，元朝屬晉寧路，明清又隸屬於平陽府。
趙城早期為古趙國，周穆王十七年，即公元前960年，封造父於趙，春秋屬晉，後屬趙，秦漢為河東郡，是彘縣、楊縣地。東漢為永安縣和楊縣，北魏為永安縣，至隋朝為霍縣屬地，隋義寧元年，即公元617年始，置趙城縣，隸霍山郡，唐代趙城隸呂州，後來又屬於晉州，宋代熙寧五年省為鎮，隸洪洞，元豐三年復為縣。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因屬造父始封地，升為慶祚軍。金代隸平陽府，真祐三年改隸霍州。元朝延續金制，明洪武三年趙城又改隸平陽府，清代又隸屬於霍州，乃為平陽府。
歷史上的洪洞、趙城一直為古國、古邑，郡縣制以後，又是“緊旺”之地，是全國的大縣，唐代洪洞為緊縣，趙城為上縣，宋代洪洞為緊縣，趙城仍為上縣，到金元時期洪趙兩縣成為金元政權的核心地區，洪洞、趙城均稱為“次畿”。
民國初年，洪洞、趙城均屬於河東道，道治在運城。1930年後洪洞縣直屬山西省。
抗日戰爭初期，洪趙兩縣屬山西第六專署，洪洞縣政府先後駐韓家莊、垣上、李家坪；趙城縣政府駐羅雲、雙昌，第六專署在河東設辦事處，駐石門峪。1939年共產黨領導的各級政權相繼成立，洪洞縣（河東）抗日民主政府為太嶽二專署。趙城縣（河東）抗日民主政府為太嶽一專署。1945年月8月洪趙兩縣以鐵路以西地區成立洪趙（河西）聯合政府，先後駐道覺、筆架莊、羅雲、萬安。上屬呂梁九分區。日寇投降以後，各抗日民主政府改為縣民主政府。1947年國民黨軍撤離，洪趙兩縣政府各駐縣城，1948年7月，洪趙(河西)聯合政府撤銷，恢復兩縣建制。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洪洞、趙城仍為兩縣。1954年洪趙兩縣合併為洪趙縣，縣治在洪洞縣城，同時運城與臨汾專署合併為晉南專署，洪趙縣屬晉南專署管轄。1958年12月，洪趙縣與霍汾縣合併，稱洪洞縣，縣治在洪洞城，這是解放以後洪洞縣管轄範圍最大的時期，現在的霍州、汾西、洪洞（包括趙城）均屬洪洞縣，1959年7月霍汾縣從洪洞縣分出，恢復原建制。1971年臨汾與運城專署分設，洪洞縣為臨汾行署管轄。2000年臨汾行署改地設市，洪洞縣屬臨汾市管轄。
文章來源：洪洞縣文物旅遊
圖片來源：網絡蒐集、洪洞方圓攝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