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想到呢，商業化明顯的類型片韓國導演奉俊昊在戛納獲得了比李滄東還熱烈的掌聲。更何況這部《寄生蟲》的放映還非常不幸地被安排在昆汀·塔倫蒂諾的《好萊塢往事》之後。不僅毫不遜色，而且比昆汀更勝一籌。
《寄生蟲》的故事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的商業元素。一個住在半地下室的、極度貧窮的四口之家因為某個偶然的機會接觸到了一個住在庭院裡的、極度富裕的四口之家。兒子以擔任家庭教師為契機，運用幾乎可以說是詐騙一般的技巧，一點一點地讓整個家庭都被後者僱傭。一夜，主人一家出門了，正當大家在房子裡狂歡的時候，一個不速之客打破了他們的騙局，也暴露了房子裡更大的祕密。
放映現場時不時爆發的掌聲是送給視聽語言的。奉俊昊在這部影片裡運用了非常誇張但極具幽默感和戲劇張力的剪輯與音樂。為了實現進入這個富裕家庭的陰謀，貧窮家庭的成員們時刻配合。謀劃的過程、實行的過程、意外的干擾和主人的反應都被剪在一段場景裡，平行剪輯配合同期聲與情緒澎湃的古典音樂，把原本齷齪下作的事件表現得緊張激昂。觀眾在這種視聽語言的攻擊之下，變得開始共情實行陰謀的“壞人”，一種“千萬不要穿幫”的心情貫穿了整部影片。這些場景充分地表現出奉俊昊強大的場面調度能力和想象力。大膽而巧妙，粗獷但精準。作為一部商業類型片，僅僅因為這樣的視聽語言風格，就足以獲得票房上的成功。
另一方面，奉俊昊對於社會現實的批判精神也毫不弱於他在視聽語言上的追求。“壞人”之所以可以與觀眾產生共情，是因為他們並非真正的“壞人”。好似富人寄生蟲一般的窮人們光是活著本身就已經精疲力竭。韓國社會嚴重的貧富差距，割裂了原本可能有的人際關係。富人看似對窮人很友好，但他們之間有一睹永遠不可能打破的、略帶歧視的牆壁。暴雨之夜，對於富人來說很浪漫。他們可以用美國進口的帳篷在雨中露營。但對於窮人來說卻是災難。他們的家被完全淹沒，所有人只能在體育館裡和其他一樣失去家園的人們度過一夜。而第二天早上，當他們疲倦絕望的時候，富人們只是感嘆雨後天晴的好空氣並興致勃勃地準備生日派對。
《寄生蟲》是一部用商業化風格化的視聽語言去講述社會問題的影片。儘管它獲得了大量的掌聲與感嘆，本質上還是缺乏深度。其中的貧富差距問題太容易理解了，容易到除了這個問題你看不到別的問題。原因在於，奉俊昊對人物關係的描寫太過戲劇化。兩個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關係，兩個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這些都是有待細緻描寫的地方。《寄生蟲》看得爽快但無法共情。雖然我們不在那樣的韓國社會，但好的文藝作品最大的特點在於突破文化背景的共情能力。這是被Netflix嚴重美國化的奉俊昊一直以來都無法做到的一點。實在有些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