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風很冷，它從我的衣領和褲腳處鑽進身體，伴隨著流動的血液到達全身。

一個小時前還轟轟烈烈的搶救室在沉靜中略顯些許寂寞，那些病人要麼被收進了專科病房，要麼住進了留觀病房，要麼放棄了治療，要麼已經去了天國。

不知何時，趙大膽已經關閉了急診走廊中的白熾燈。

我從來沒有注意到過這樣的一個細節：凌晨三點的急診室竟然猶如冰窖一般的寒冷，那些白中透黃的地板似乎也在瑟瑟發抖。

在這樣冬季的凌晨，我孤單的影子無數次快速的穿過了急診走廊，一轉身便拐進了廁所。

然而，事實上我並不是一個人。

“我每次深夜上廁所的時候，都能夠想到那些被我送走的人。”我知道趙大膽肯定以為我患了精神分裂。

我的軀體自然是沒有患病，我的內心也只不過在頑強的對抗著時間罷了。

有人說：“時間是忘記傷痛最好的良藥！”。

可是，已經慢慢老去的我卻依舊將他們牢牢的記在心底。

雖然他們只不過是我人生中的匆匆過客，但是在無數個祈及黎明的夜班之後，我依舊難以忘懷。

一

那一年，北歸的燕子姍姍來遲。

我拿著主任用了多年已經泛黃卻很好用的聽診器在丈量著我剛起步的醫學生涯，充滿了激情和理想，從沒有體驗過痛苦和悲傷。

一個人管理著16個病人，書寫著山一樣高的病歷。

她突然走進了腫瘤內科的病房，帶著期望和失望。

“這裡還有病房嗎？”從幾十公里之外趕過來詢問病房的她嘶啞著聲音問道。

她的衣服上還散落著未融化的雪花，她的眼睛裡還書寫著一個家庭的悲傷。

患者是她相濡以沫的丈夫，肺癌晚期的事實正在無情的帶他離開這個浮浮沉沉的人世間。

我看著她拿過來的檢查單，在心中已經為他宣判了死刑：“顱內轉移、肝臟轉移、腰椎轉移、胸腔積液、腹腔積液、低蛋白血癥、重度貧血、低鉀血癥、低鈉血癥…….”。

那個時候沒有人在乎臨終關懷的重要性，因為醫生感受不到病患的臨終的痛苦和恐懼，因為病房永遠要優先為那些還有治療價值的患者服務。

“還有一張空床，但是已經預約給了一個新發現肺佔位的患者。”主任很為難的攤了攤雙手。

在主任拒絕她的那一刻，我從她的眼神中看見了一絲絕望。

我趕緊轉過身去繼續書寫病程記錄，因為我還沒有學會拒絕。

夾雜著雪花的風從沒有關嚴實的窗縫中擠了進來，將我放在案頭的文書輕輕掀起。

我探出頭去，遠遠的只看見她繼續站在主任辦公室門前，就像城市廣場中央的那座多少年不曾變化的雕像一般。

她的堅持換回了主任的妥協，也為自己贏得了一絲希望。

主任將已經預約床位的新發肺佔位患者移到了走廊加床，將幾乎已經被宣判了死刑的他收進了病房。

有人說：“主任什麼病人都收，這個病人已經處於臨終階段，沒有任何治療價值。”

甚至我也有一絲焦慮，因為這樣的病人往往意味著厚厚的病歷和化驗單。

生命的尊嚴到底該如何得到保證？

醫者的愛心到底該如何得到體現？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整體的人，而不是一堆簡單的疾病名稱。

我們要治療的是一個人的整體，而並非單個器官的功能障礙。

比如她的丈夫，一位被發現肺癌十個月的59歲男性。

因為已經處於肺癌晚期，全身多臟器功能衰竭，所以已經沒有醫院願意接收他。

我根本不願意說起原因，因為那會讓你覺得這個世界太無情。

什麼叫做沒有治療價值？

難道說治療價值就是治癒或者康復的話，是否有些太狹隘？

難道說減輕一個將死之人的痛苦就不能體現治療價值嗎？

拋去治療價值這種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在能預計到患者即將死亡的結局後，人心最無奈的現實之中，他們考慮的是會不會有糾紛，而不是患者如何安詳的離開。

那一天，她帶著溼潤的眼角站在我和主任的面前：“我知道他活不了幾天，可是我做不到眼睜睜的看著他死掉。那樣的話對他太殘忍，對我也太殘忍。”

在得到她的承諾後，主任為她辦了住院證。

當我第一次看見患者的時候，我深深的震驚了。

已經骨瘦如柴處於惡液質狀態的患者竟然還強裝著微笑談笑風生，而不是我想象中的那般消沉萎靡。

他是當地一所大學研究院的教授，時刻都在保持著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的體面和風度。

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小夥子，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有什麼話你直接和我說吧。”

第一次為他胸腔穿刺時，或許他看出了我的緊張，安慰我說道：“如果在我這樣半個死人身上都穿不好，你以後怎麼辦？沒有關係，你只管來穿刺！”。

當時，心高氣傲的我覺得他小看了我。

多年後，這句話卻反覆出現在我的腦海之中，讓我感動不已。

北歸的燕子終於帶來了春天的消息，也慢慢帶走了他所剩不多的生機。

終於有一天，在經歷了短暫的昏迷之後，他氣喘吁吁的告訴我：“還有三天就是我六十歲的生日，幫我撐過去！”。

年輕的我並沒有將這句話放在心上，因為他的病情已經完全脫離了控制，隨時可能會導致死亡。

我甚至在心中默默的想：“如果我輕易的告訴他和家屬還可以撐幾天的話，會不會惹上麻煩？”

當然，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明白：在科學之外，還有著人心。

我後悔當時自己的沉默，我後悔當時自己沒有給他一個善意的謊言。

病房外，她的妻子一邊準備著壽衣一邊淡淡的告訴我：“女兒說在六十歲生日的時候要給他一個驚喜，其實那有什麼驚喜，只是不想讓他輕易的睡過去。”

那天下午，他還是走了，帶著遺憾走了。

直到許多年以後，我才明白他鼓勵我的話。

直到如今，我依舊在後悔沒有給他一個肯定的答案，那怕只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謊言。

有時候，我甚至會覺得它如同一把利刃插在心間，讓人悲痛且無法呼吸。

二

每一年的冬天我都會覺得異常的寒冷，也都遠比別人要渴望春天的芳香和遠方。

可是，有的人卻永遠也聞不到來年春天的味道。

他是一名剛工作三年的高中語文教師，充滿了理想和鬥志。

然而，生活卻向他開了一個沒有歸路的玩笑。

就當我懷抱著厚厚的病歷本跟在主任身後的時候，他在另一個城市的公交車上趕往著未來的方向。

不同的是我的未來是繼續沒日沒夜的書寫病歷，而他的未來卻戛然而止。

這個和我同齡的男人，在擁擠的公交車上突然覺得脖子痠痛難忍。

在一家理療店裡，他嘗試了許許多多的治療方法，卻毫無效果。

在妻子的督促下，他來到了當地的縣醫院。

他希望縣醫院給他一個頸椎病的診斷，但是縣醫院卻最終給了一個腫瘤骨轉移的診斷。

那一年，我同樣剛參加工作三年。

就在我對人生充滿激情的時候，他卻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

在被確診為胃癌晚期半個月後，他被家屬送進了我所在的醫院。

“縣醫院已經沒有辦法了，到你們大醫院來想想辦法！”患者哥哥的話我已經聽過了無數次。

事實上，類似這樣的患者我同樣遇見過許多次，雖然我工作時間只不過區區三年。

最起碼一開始，我認為這個病人很普通，他面臨的問題很普通。

因為那個時候我只知道診治疾病，還沒有體會到作為一個整體的人的意義。

在擁擠的病房裡，護士為他在走廊的盡頭加了一張床位。

63床，這個數字至今我停留在我記憶裡。

已經處於惡液質狀態的他雖然還有清晰的思維，但卻連抬起頭的力量也已經消失了。

在我的眼裡他只不過是有一個將死的病人罷了，在親人的眼中卻是即將發生的天塌地陷。

凌晨的病房只能聽見監護儀的報警聲和護士來回跑動的腳步聲，但是那段時光裡還能聽見一個女人的低吟聲和一個男人的哭泣聲。

雖然病房裡開著中央空調，但是逼人的寒冷依舊讓人難以適應。

在走廊盡頭的63號病床上，他捲縮著瘦弱的身軀躺在妻子的懷中，3歲的女兒發著囈語睡在他的腳邊。

我聽不清妻子在他耳邊低吟著什麼，整夜忙碌的我也沒有時間去聆聽這歌聲。

直到多年後，我才突然從這想起的場景中驚醒過來，我才突然眼角溼潤。

多少個夜晚，我坐在辦公室裡奮筆疾書。

多少個夜晚，他的哥哥坐在辦公室門前的地板上淚流滿面。

患者的病情已經嚴重到無以加復的地步，必須要不斷輸血才能維持短暫的生命。

可是，那個時候因種種原因全社會都出現了血荒。

如果有血，他可能有機會多看這個世界幾日。

如果沒有血，年幼的孩子就要失去爸爸。

雖然用了一些代血漿製品，可是這些根本起不了明顯作用。

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在不斷的溝通簽字中來印證這個家庭的悲劇和這位同齡人的結局。

辦公室裡，我直面患者的媽媽、哥哥、妻子，告訴他們或許那個最終的時刻就要來臨。

哥哥，一位蘇北大漢一直在低聲的哭泣。

他的妻子一直紅色眼睛問我：“醫生，能不能想辦法讓他撐過這個春節？”

我只能以無奈的微笑面對，因為我甚至不能保證他能夠撐過未來的24小時。

窗外是呼嘯而過的寒風，室內窗臺上卻是生意盎然的綠蘿。

我憋了一眼這盆被主人精心伺候的植物，突然覺得有時候人竟然沒有它堅強。

突然，這位夜夜哭泣，老實巴交的哥哥跪在地上哽咽的哀求我一定要想辦法救救他的弟弟。

患者的妻子紅色眼圈拉住我的袖子說：“醫生，你在想想辦法吧，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他死，他才31歲呀！”。

患者的媽媽則抱著3歲的孫女目光呆滯的背靠在椅子上，一言不發。

我當時驚慌失措，因為從來沒有人跪在我的面前。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甚至我讓手足無措，我趕緊山前將患者哥哥扶起。

就在我扶起他的那一刻，一抬頭，我看見牆上掛著的匾額上寫了四個鎏金大字：“大醫精誠！”。

可是，我卻能做些什麼呢？

面對這樣一位病人，面對這樣一個家庭，我竟然什麼也不能做，我竟然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和我同齡的患者慢慢離去。

就如同你眼睜睜的看著一個人溺亡在水中卻無能為力一般，這種沮喪感至今存在我的體內。

3歲的孩子再病房的走廊裡來回玩耍，妻子、哥哥、媽媽卻在最後一次為他擦拭著身體。

她還沒有來得及喊上一聲爸爸，那白色的布便覆蓋了他的身體。

看著他們慢慢離開的背影，我第一次流下了淚水。

我將主任的那盆綠蘿收起後，又機械的投入進了新的工作中去。

多年後，我依舊沒有忘記他。

如果他有在天之靈的話，請原諒現代醫學的侷限和我的無能為力！

如果他真的在天之靈的話，能否聞見這春天的味道，能否看見孩子的歡笑？

春天每年都會來，他卻永遠的沒有了。

而我，卻還沒有明白人生的意義和大醫精誠的真諦。

看著她的孩子，我的心頭莫名湧動了一股淚水。

因為除去醫生這個職業之外，我也是一位父親。

因為它不僅是我職業生涯的第一次流淚，也是擱置在我心中時刻讓我警醒人間疾痛的利刃。

三

我佯裝咳嗽扭過頭去，努力調整自己的情緒。

急診室裡，一位36歲的母親帶著自己八歲的孩子坐在我的面前。

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孩子一會摸摸血壓計，一會碰碰電腦，一會又拿起桌子上的壓舌板玩耍。

起初，我對這樣的熊孩子充滿了不爽。

最後，我對天真的他滿懷了歉意。

面色灰暗的媽媽說：“我胃痛了兩天，就是想輸液緩解一下。”

這樣的要求在急診幾乎每天都可以遇見，雖然很無理卻十分現實。

因為大多數人只知胃病，也不知膽囊炎、胰腺炎、心肌梗死、主動脈夾層等都有可能會出現類似的症狀：“胃痛”。

那一天，秋高氣爽。

我坐在急診室裡根本沒有想到過幾年之後，我竟然還沒有忘記這一對母子。

趙大膽說：“類似這樣的病人有很多，你為什麼單單記住了她？”。

我記住她的原因不僅是肝癌，而是因為她是一個孩子的母親。

我記住她的原因不僅是因為腹痛，而是因為愛。

詳細詢問病史後發現患者並非只是普通的急性胃炎，反而很有可能是急性腸梗阻。

因為患者有典型的腹痛、腹脹、嘔吐、停止排便排氣等症狀。

而所謂急性腸梗阻，指的是由於腸內及腸外各種原因引起的小腸腸道機械性堵塞。

這是一種臨床上常見的急腹症，如果患者沒有得到及時合理的治療，甚至會危及患者的生命。

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她為什麼會罹患腸梗阻？

直到我為患者查體的時候，才發現患者腹部有著一條長長的手術疤痕：“以前做過什麼手術，膽囊切除術嗎？現在不都是微創手術了嗎？”。

她卻平靜的告訴我：“四個月前我因為肝癌做過手術。”

聽見這個消息的那一剎那，我的內心掀起了一絲波瀾。

縱然我見慣了生死，面對一位孩子的母親，我的內心已經充滿了同情。

很多人以為肝癌只會發生在老年人身上，卻不知有很多年輕人也在經歷著肝癌的折磨。

原發性肝癌是我國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目前主要認為與肝硬化、病毒性肝炎以及黃麴黴素等化學致癌物質和環境因素有關。

四個月前，36歲的她在外科進行了手術治療。

“得了癌症，沒有辦法！”她再次用平靜的口氣說出了讓我不平靜的話。

我甚至想到了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將她換做是我，我是如此平靜的接受現實呢，還是早已哭天搶地不能自己了？

不一會我便看見了她檢查結果，明確診斷是急性腸梗阻。

患者說：“我腹痛的厲害，覺得已經快要忍受不住了，還是先輸液吧。”

我還沒有來得及回答，孩子便搶著說：“媽媽，那你會痛死嗎？”。

虛弱的患者病情很重，我一再要求聯繫她的家屬，可她拒絕了。

我不知道她拒絕聯繫家屬的原因，可是我知道她正在承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軀體和心理痛苦。

“你不好好珍惜自己的身體，以後孩子怎麼辦？”我希望她能夠聯繫家屬，儘早住院。

沒有想到的是，她的話再一次讓我沉默了，她說：“我已經錄好了20年的視頻，其它的想管也管不了。”

她趴在桌子上對我說著話，孩子依舊在玩弄著血壓計。

我沒有制止他，也沒有發出那句想對他說的話：“孩子啊，你或許不知道，你的媽媽總有一天會被痛死的！”。

最後，她拿著住院證，拉著還不懂事的孩子慢慢離開了急診室。

即使那個時候我已經做了急診醫生，見過了太多的生離死別，但我還是難以控制自己的心。

她在住院後的一個月便永遠的離開了這個世界，丟下了8歲的孩子和年邁的父母。

那一夜的凌晨，我坐在辦公桌前聽著戶外的風聲，看著她的死亡病歷。

想起了她堅毅而無奈的笑，想起了她慈愛而辛酸的話。

彷彿她昨日才離開急診室，彷彿那個8歲的孩子已經長大，彷彿我同樣因肝癌而去世的爺爺就站在我的眼前。

宣佈臨床死亡後，我趕緊關上急診室的門，用自來水沖掉殘留在眼角的淚水。

趙大膽從沒有看見過我眼角的淚水，就像她從來不知道我為什麼經常能夠想起這些逝去的人們一般。

其實大多數肝癌患者在早期並沒有明顯的症狀，等待發現確診的時候已經處於中晚期，往往錯過了最佳的治療時機。

不幸的是這個世界上沒有如果，也沒有再來一次的機會。

可惜的是，這個世界上的如果都註定要帶著血淋淋的教訓。

或許，我們唯一能做的，便是努力快樂的活在當下吧？

或許，醫者唯一能做的，便是默默的看著別人艱難的活，總是去安慰吧？

如今，我不知道那個肆意玩弄我辦公工具的孩子過得好不好。

此刻，我甚至已經模糊了她臨終前沒有閉上的雙眼。

但是，我知道在這人間，悲涼從沒有停止，病痛從不曾消失。

但是，多年之後，我依然能夠感受到心中陣陣的隱痛。

讓更多人瞭解更多一點！

多巴胺：急診內科醫生，減肥失敗專家。微信公眾號：最後一支多巴胺（ID：last-dopamine）。版權、合作、投稿聯繫郵箱：[email protected]。助理微信：zaijl2012。長按二維碼，關注多巴胺，有不一樣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