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們講述了范仲淹的坎坷求學經歷與仕途上三貶三出的遭遇，苦難磨鍊了范仲淹堅韌的意志。三起三落，每落一次，他的聲望就高一次；每起一回，他的地位就上一個臺階，直至成為讀書人的標杆，宰執天下。人傑總有振翅高飛之時，范仲淹也非池中之物，定有一展豪情，翱翔九霄之時，但只是需要一個平臺。

徐世昌有一句名言：“凡建立功業，以立品德為始基。從來有學問而能擔當大事業者，無不先從品行上立定腳跟。”范仲淹兼濟天下，也註定了他不甘於沉淪的思想。於是，機會來了，他就一定不會輕易放過。

邊城孤淚，威震西北

只不過這個機會不太尋常，也直接改變了范仲淹的命運。范仲淹開啟了一段可能他自己都沒有想到的戎馬生涯。

1038年，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崛起，時常侵略騷擾宋朝的西北邊境。三川口大敗後，宋仁宗派了夏竦為主帥，韓琦和范仲淹為副帥，共同組織對西北的防務。這一次的決定也是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在滿朝尸位素餐，奸邪當道的臣工中，居然還能想起那個遠在天邊的肯擔當，敢作為的人。五十二歲的范仲淹抖擻精神，披掛上馬率領大軍出征前線。君王的囑託讓這個赤膽忠心的名士重燃心中的烈火，他彷彿回到了那個年少壯志的時代。

邊關中，看著冷月孤城，看著枯燈營帳，看著思鄉的將士，回想自己曲折的半生，揮毫而作，名篇誕生——《漁家傲》。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他在邊關體恤將士，賞罰分明，讓長久未經整頓的宋軍面目一新，培養了一支勁旅，在宋夏戰爭中屢建奇功。

後來，宋與西夏簽訂和約，邊關危機大大減緩，宋仁宗就把范仲淹等人調回京師，拜為樞密使。又擴大言官編制，親自任命下三、四名諫官——歐陽修、餘靖、王素和蔡襄，號稱“四諫”。自此，范仲淹一生的仕途高光時刻到來，距離他實現安民的理想也越來越近了。

慶曆新政，功敗垂成

之前講到了四諫，四位諫官一開工就取得了收效。先是罷免了奸邪的夏竦，改任富弼為軍政長官；而後將范仲淹的老冤家呂夷簡驅逐朝中；最後駁斥了副相王舉正，由范仲淹替代之。清除了朝堂的障礙之後，范仲淹也開始著手自己的大局。於是一場變革悄然開展著。

1043年秋，范仲淹，韓琦，富弼提出了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其中涉及減輕徭役，修整武備，裁汰官員，限制蔭庇等多個方面，這就是著名的“慶曆新政”。范仲淹整日為新政的事操勞，晝茶夜飲方流憩。因為要考核官員，范仲淹親自一手執筆，一手看著官員的名簿。富弼長嘆說：“你這一筆下去，恐怕要一家人痛哭了。”范仲淹頭也不抬回答：“一家人哭，也總要比幾個州郡的百姓傷心要好。”

新政開展了幾個月，朝政煥然一新，從內政到外兵，都有了明顯的起色。但改革勢必會觸動一些保守勢力的利益，這些人多是舊貴族，根深蒂固，朝中勢力範圍廣闊，而變革嚴重打擊了他們的利益，阻力可想而知。

1044年，也就是慶曆四年，臺官突然宣佈破獲一起大案，矛頭直指富弼以及范仲淹好友石介。而這次行動的主謀就是被免職的夏竦。自從被驅逐出權力中樞之後，這個奸險的小人一直潛伏著，找機會給范仲淹致命一擊，出手果斷狠辣，頗有夏竦的風格。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賈昌朝二人，一直附和范仲淹，但此時見情勢不妙，便倒向了守舊勢力一邊，成為他們的鷹犬，在革新派受挫時落井下石，一舉驅逐出京城。而一直支持范仲淹的仁宗皇帝也產生了動搖，態度也日益冷淡，直到徹底喪失了進取的決心，廢除新政的一切措施，范仲淹和富弼也被貶黜離京，失去了軍政大員之位。

慶曆新政的失敗，標誌著范仲淹的最後一次努力付諸東流，他安民濟世的理想也難再實現。

千古名篇，進退亦憂

范仲淹被貶的同一年（1044年），好友滕子京也受到了牽連，變為嶽州刺史。滕子京在嶽州沒有辜負一身才能，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又重新修繕了名樓岳陽樓，名樓修好了，總的有人紀念吧。於是滕子京想到了那位才華橫溢的朋友，也就是此時為鄧州刺史的范仲淹。

范仲淹此刻經歷多年的宦海沉浮後已經有些疲倦了，回想這一路究竟值得嗎。忽然收到了好友的求文書，便一掃陰霾，大筆一揮，留下了千古傳頌的《岳陽樓記》。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時的范仲淹，無論文采，精神都已經到達了一個化境，彷彿不再是人間之平凡可考量的了。

回顧半生，這一路走來，好像一直在“憂”，何時有過“樂”。

兩歲孤貧，母親改嫁，改姓為朱，幼年無樂；寒窗苦讀，劃粥斷齏，冷水澆面，少年無樂；基層遷升，赤心為民，三進三出，青年無樂；軍旅倥傯，蒼顏白髮，臨危受命，中年無樂；新政失敗，功虧一簣，抱負流失，老年無樂。可是即便這樣一個一生難有快樂之人，卻仍可以為天下憂，這何嘗不是一種偉大呢？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如果廟堂高處，再也見不到光風霽月的情懷與仁為己任的擔當；江湖渺遠，再也見不到個人熱血的沸騰與精神的飛翔，扁平同質，了無生趣，很難想象會向那個方向發展。真正的名士，不需要他人認同，而是天地間的正氣自然而成。

范仲淹後來又調任杭州，青州，於1052年病逝。一代時刻把家國天下置於自身之前的真名士閉上了雙眼。宋仁宗聽說後，悲痛萬分，親筆寫“褒賢之碑”，諡號“文正”，追封“楚國公”。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正是他一生的寫照。而我們再讀《岳陽樓記》，對於生前的種種挫折和仕途坎坷，范仲淹卻一字未提，在敬佩文正公高山仰止的氣節之餘，也為最後一句所打動：微斯人，吾誰與歸？

不知道你是不是這樣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