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的組織形式是現代國家，也就是基於三權分立的法治政府。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包括警察）分開的機制。
而這些權力的來源都是一個，那就是主權。
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就是主權，而現代人所熟知的主權概念，是主權在民，也就是說主權凝聚著所有國民的共同權利。為此國家才有民主選舉，民主監督，人民通過選舉和監督，來保證政府是民享民有的。
現代社會的組織形式是現代國家，也就是基於三權分立的法治政府。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包括警察）分開的機制。
而這些權力的來源都是一個，那就是主權。
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就是主權，而現代人所熟知的主權概念，是主權在民，也就是說主權凝聚著所有國民的共同權利。為此國家才有民主選舉，民主監督，人民通過選舉和監督，來保證政府是民享民有的。
但是這只不過是構建了一個制度體系，在這個體系裡，主權首先被凝聚在憲法當中，憲法體現了一個國家國民的穩定的權利。其次，主權被劃分為各個部門，立法機構是人民選出來的，為人民負責，制定各種法律。而行政機關則是對立法機關負責，而司法機關，包括法院、檢察院和警察機構，則是監督涉及行政結構和人民的法律的執行，並且進行裁決。當然他還負責監督最高法律憲法的執行。
公共意志的誕生
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主權只是一個框架，而人民的意志是不停地變動的。
人民意志必須尋求到一個公約數，那就是公共意志。每一次的選舉，領導人的撤換，可以說都是公共意志的變動所導致的。你無法滿足公共意志，就會被拋棄，而如果你實現了公共意志，那麼就會被擁戴。甚至，你都可以左右公共意志，那就會被敬仰。
當然，這種左右並不是洗腦，不是忽悠，而是通過辯論和引導，讓大家信服你。
現代社會的組織形式是現代國家，也就是基於三權分立的法治政府。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包括警察）分開的機制。
而這些權力的來源都是一個，那就是主權。
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就是主權，而現代人所熟知的主權概念，是主權在民，也就是說主權凝聚著所有國民的共同權利。為此國家才有民主選舉，民主監督，人民通過選舉和監督，來保證政府是民享民有的。
但是這只不過是構建了一個制度體系，在這個體系裡，主權首先被凝聚在憲法當中，憲法體現了一個國家國民的穩定的權利。其次，主權被劃分為各個部門，立法機構是人民選出來的，為人民負責，制定各種法律。而行政機關則是對立法機關負責，而司法機關，包括法院、檢察院和警察機構，則是監督涉及行政結構和人民的法律的執行，並且進行裁決。當然他還負責監督最高法律憲法的執行。
公共意志的誕生
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主權只是一個框架，而人民的意志是不停地變動的。
人民意志必須尋求到一個公約數，那就是公共意志。每一次的選舉，領導人的撤換，可以說都是公共意志的變動所導致的。你無法滿足公共意志，就會被拋棄，而如果你實現了公共意志，那麼就會被擁戴。甚至，你都可以左右公共意志，那就會被敬仰。
當然，這種左右並不是洗腦，不是忽悠，而是通過辯論和引導，讓大家信服你。
主權在民決定了憲法政治的架構，而公共意志則決定了具體的政治流動。公共意志帶來了新的一屆立法機關，通過他們的立法，新的公共意志成為強制性的法令。公共意志甚至可以選出行政首腦，在英國，立法機關的選舉就是行政首腦的選舉，因為得勝的政黨的領袖就自然成了首相，而在美國，立法機關的勝利並不能代表總統的勝利。總統是另外選出來的，他來源於公共意志，但未必會和立法重合在一起。
比如現在的特朗普，他屬於共和黨，可以說是共和黨的總統，但是共和黨只控制了參議院，卻沒有控制眾議院。眾議院依然有很大的權力，它通過的法案也可以說是來自於公共意志，需要總統遵守。當然，總統可以將法案打回，用自己的公共意志對抗議會的公共意志，這就形成了府院之爭。到最後誰聽從誰，往往是一個角力的過程。但是如果參眾兩院都同意的法案，美國總統則很難對抗。
主權在民確立了民主政府，讓公共意志能夠主宰權力，但是如何行使公共意志，讓公共意志落地，也就是讓法律落地，真正地執行到位，這往往是更難的事情。
而在政治學中，立法被認為是政治事宜，而執法則被當做是行政事宜。而公共意志，其核心的意義就是行政能力，即讓公共意志得到貫徹。
現代社會的組織形式是現代國家，也就是基於三權分立的法治政府。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包括警察）分開的機制。
而這些權力的來源都是一個，那就是主權。
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就是主權，而現代人所熟知的主權概念，是主權在民，也就是說主權凝聚著所有國民的共同權利。為此國家才有民主選舉，民主監督，人民通過選舉和監督，來保證政府是民享民有的。
但是這只不過是構建了一個制度體系，在這個體系裡，主權首先被凝聚在憲法當中，憲法體現了一個國家國民的穩定的權利。其次，主權被劃分為各個部門，立法機構是人民選出來的，為人民負責，制定各種法律。而行政機關則是對立法機關負責，而司法機關，包括法院、檢察院和警察機構，則是監督涉及行政結構和人民的法律的執行，並且進行裁決。當然他還負責監督最高法律憲法的執行。
公共意志的誕生
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主權只是一個框架，而人民的意志是不停地變動的。
人民意志必須尋求到一個公約數，那就是公共意志。每一次的選舉，領導人的撤換，可以說都是公共意志的變動所導致的。你無法滿足公共意志，就會被拋棄，而如果你實現了公共意志，那麼就會被擁戴。甚至，你都可以左右公共意志，那就會被敬仰。
當然，這種左右並不是洗腦，不是忽悠，而是通過辯論和引導，讓大家信服你。
主權在民決定了憲法政治的架構，而公共意志則決定了具體的政治流動。公共意志帶來了新的一屆立法機關，通過他們的立法，新的公共意志成為強制性的法令。公共意志甚至可以選出行政首腦，在英國，立法機關的選舉就是行政首腦的選舉，因為得勝的政黨的領袖就自然成了首相，而在美國，立法機關的勝利並不能代表總統的勝利。總統是另外選出來的，他來源於公共意志，但未必會和立法重合在一起。
比如現在的特朗普，他屬於共和黨，可以說是共和黨的總統，但是共和黨只控制了參議院，卻沒有控制眾議院。眾議院依然有很大的權力，它通過的法案也可以說是來自於公共意志，需要總統遵守。當然，總統可以將法案打回，用自己的公共意志對抗議會的公共意志，這就形成了府院之爭。到最後誰聽從誰，往往是一個角力的過程。但是如果參眾兩院都同意的法案，美國總統則很難對抗。
主權在民確立了民主政府，讓公共意志能夠主宰權力，但是如何行使公共意志，讓公共意志落地，也就是讓法律落地，真正地執行到位，這往往是更難的事情。
而在政治學中，立法被認為是政治事宜，而執法則被當做是行政事宜。而公共意志，其核心的意義就是行政能力，即讓公共意志得到貫徹。
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是那個在巴黎和會上提出了十四點和平法案卻沒有通過，由此引發五四運動的美國總統）在18887年發表了《行政之研究》開創了公共行政學，被譽為是“行政學之父”。
在他看來，美國政治已經建立了主權在民的體制，但是如何貫徹公共意志，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他那個時代，美國政府並不能很好地貫徹民眾的意志，各種腐敗、骯髒的交易充斥在美國政府中。“市政府烏煙瘴氣，州政府藏汙納垢，華盛頓的官僚機構中充斥著混亂不堪，人浮於事和貪汙腐化”，雖然這些人都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他們卻忽悠廣大人民，中飽私囊。
因此，他提出，要建立一支廉潔高效而又負責任的官僚隊伍，就必須研究行政學，而行政學的根本目標，就是讓公共意志得到更好地貫徹，讓法律的執行更加通暢。
公共意志之執行
為什麼行政學這麼重要？因為行政學就是研究怎樣貫徹公共意志的。
行政機關不僅僅是執法機關，它還具有強大的自由裁量權，甚至可以說擁有一種立法權。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都是普遍性的，規範性的，而並不涉及具體的問題。而要將法律用到具體的個案，這就需要行政機關的創造性。他們決定普遍適用於具體的規則，需要判斷力、技巧和策略，甚至可以制定很多法規。這些法規的作用，才是對當事人最有效的，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律。
司法機關，在公共意志中並不擁有一種獨立於立法和行政權之外的權力，而是和行政機關一樣，本質上都是執法機關。它也是執行立法機關的法律，只不過這種執行，需要他們獨立於其他的政府機關，成為一個特殊的部門。某種程度上，司法機關和軍隊一樣，都是獨立的執法機關，享有特別的獨立權。
公共意志往往被行政機構的分立所撕裂，最終帶來瓦解。
在英國，贏者通吃，一個政黨得到了議會，就得到了政府，可以組織內閣，控制廣大的權力。但是英國的中下層官僚是文官考核制度的，職位更加穩固，不受政治選舉的影響，官員們並不能隨意罷免他們。對於英國這種議會體制來說，提高行政效力，最主要的就是建立一個穩固的內閣，提出良好的政策。
現代社會的組織形式是現代國家，也就是基於三權分立的法治政府。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包括警察）分開的機制。
而這些權力的來源都是一個，那就是主權。
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就是主權，而現代人所熟知的主權概念，是主權在民，也就是說主權凝聚著所有國民的共同權利。為此國家才有民主選舉，民主監督，人民通過選舉和監督，來保證政府是民享民有的。
但是這只不過是構建了一個制度體系，在這個體系裡，主權首先被凝聚在憲法當中，憲法體現了一個國家國民的穩定的權利。其次，主權被劃分為各個部門，立法機構是人民選出來的，為人民負責，制定各種法律。而行政機關則是對立法機關負責，而司法機關，包括法院、檢察院和警察機構，則是監督涉及行政結構和人民的法律的執行，並且進行裁決。當然他還負責監督最高法律憲法的執行。
公共意志的誕生
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主權只是一個框架，而人民的意志是不停地變動的。
人民意志必須尋求到一個公約數，那就是公共意志。每一次的選舉，領導人的撤換，可以說都是公共意志的變動所導致的。你無法滿足公共意志，就會被拋棄，而如果你實現了公共意志，那麼就會被擁戴。甚至，你都可以左右公共意志，那就會被敬仰。
當然，這種左右並不是洗腦，不是忽悠，而是通過辯論和引導，讓大家信服你。
主權在民決定了憲法政治的架構，而公共意志則決定了具體的政治流動。公共意志帶來了新的一屆立法機關，通過他們的立法，新的公共意志成為強制性的法令。公共意志甚至可以選出行政首腦，在英國，立法機關的選舉就是行政首腦的選舉，因為得勝的政黨的領袖就自然成了首相，而在美國，立法機關的勝利並不能代表總統的勝利。總統是另外選出來的，他來源於公共意志，但未必會和立法重合在一起。
比如現在的特朗普，他屬於共和黨，可以說是共和黨的總統，但是共和黨只控制了參議院，卻沒有控制眾議院。眾議院依然有很大的權力，它通過的法案也可以說是來自於公共意志，需要總統遵守。當然，總統可以將法案打回，用自己的公共意志對抗議會的公共意志，這就形成了府院之爭。到最後誰聽從誰，往往是一個角力的過程。但是如果參眾兩院都同意的法案，美國總統則很難對抗。
主權在民確立了民主政府，讓公共意志能夠主宰權力，但是如何行使公共意志，讓公共意志落地，也就是讓法律落地，真正地執行到位，這往往是更難的事情。
而在政治學中，立法被認為是政治事宜，而執法則被當做是行政事宜。而公共意志，其核心的意義就是行政能力，即讓公共意志得到貫徹。
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是那個在巴黎和會上提出了十四點和平法案卻沒有通過，由此引發五四運動的美國總統）在18887年發表了《行政之研究》開創了公共行政學，被譽為是“行政學之父”。
在他看來，美國政治已經建立了主權在民的體制，但是如何貫徹公共意志，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他那個時代，美國政府並不能很好地貫徹民眾的意志，各種腐敗、骯髒的交易充斥在美國政府中。“市政府烏煙瘴氣，州政府藏汙納垢，華盛頓的官僚機構中充斥著混亂不堪，人浮於事和貪汙腐化”，雖然這些人都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他們卻忽悠廣大人民，中飽私囊。
因此，他提出，要建立一支廉潔高效而又負責任的官僚隊伍，就必須研究行政學，而行政學的根本目標，就是讓公共意志得到更好地貫徹，讓法律的執行更加通暢。
公共意志之執行
為什麼行政學這麼重要？因為行政學就是研究怎樣貫徹公共意志的。
行政機關不僅僅是執法機關，它還具有強大的自由裁量權，甚至可以說擁有一種立法權。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都是普遍性的，規範性的，而並不涉及具體的問題。而要將法律用到具體的個案，這就需要行政機關的創造性。他們決定普遍適用於具體的規則，需要判斷力、技巧和策略，甚至可以制定很多法規。這些法規的作用，才是對當事人最有效的，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律。
司法機關，在公共意志中並不擁有一種獨立於立法和行政權之外的權力，而是和行政機關一樣，本質上都是執法機關。它也是執行立法機關的法律，只不過這種執行，需要他們獨立於其他的政府機關，成為一個特殊的部門。某種程度上，司法機關和軍隊一樣，都是獨立的執法機關，享有特別的獨立權。
公共意志往往被行政機構的分立所撕裂，最終帶來瓦解。
在英國，贏者通吃，一個政黨得到了議會，就得到了政府，可以組織內閣，控制廣大的權力。但是英國的中下層官僚是文官考核制度的，職位更加穩固，不受政治選舉的影響，官員們並不能隨意罷免他們。對於英國這種議會體制來說，提高行政效力，最主要的就是建立一個穩固的內閣，提出良好的政策。
英國國會
而在美國，總統制下的情況下，不是贏者通吃，總統選舉的勝利只是贏得了行政權，而立法權則屬於另外議會選舉。而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的背後，都是政黨在操控著。當然，政黨一旦勝利，依然可以壟斷所有內閣權力。美國中下級官員也都是考試選拔的，像中國的公務員選拔。
但是美國的政治制度面臨一個衝突，那就是議會和總統之間，如果議會和總統屬於同一個政黨，那麼基本上不會有衝突，因為政黨機構在中間協調。但是，立法機關和執法機關之間常常分屬於不同的政黨，持有不同的政見，議會通過的法案無法得到有效的執行，而總統支持的政策無法獲得議會的通過，互相沖突，結果導致行政效率低下。
現代社會的組織形式是現代國家，也就是基於三權分立的法治政府。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包括警察）分開的機制。
而這些權力的來源都是一個，那就是主權。
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就是主權，而現代人所熟知的主權概念，是主權在民，也就是說主權凝聚著所有國民的共同權利。為此國家才有民主選舉，民主監督，人民通過選舉和監督，來保證政府是民享民有的。
但是這只不過是構建了一個制度體系，在這個體系裡，主權首先被凝聚在憲法當中，憲法體現了一個國家國民的穩定的權利。其次，主權被劃分為各個部門，立法機構是人民選出來的，為人民負責，制定各種法律。而行政機關則是對立法機關負責，而司法機關，包括法院、檢察院和警察機構，則是監督涉及行政結構和人民的法律的執行，並且進行裁決。當然他還負責監督最高法律憲法的執行。
公共意志的誕生
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主權只是一個框架，而人民的意志是不停地變動的。
人民意志必須尋求到一個公約數，那就是公共意志。每一次的選舉，領導人的撤換，可以說都是公共意志的變動所導致的。你無法滿足公共意志，就會被拋棄，而如果你實現了公共意志，那麼就會被擁戴。甚至，你都可以左右公共意志，那就會被敬仰。
當然，這種左右並不是洗腦，不是忽悠，而是通過辯論和引導，讓大家信服你。
主權在民決定了憲法政治的架構，而公共意志則決定了具體的政治流動。公共意志帶來了新的一屆立法機關，通過他們的立法，新的公共意志成為強制性的法令。公共意志甚至可以選出行政首腦，在英國，立法機關的選舉就是行政首腦的選舉，因為得勝的政黨的領袖就自然成了首相，而在美國，立法機關的勝利並不能代表總統的勝利。總統是另外選出來的，他來源於公共意志，但未必會和立法重合在一起。
比如現在的特朗普，他屬於共和黨，可以說是共和黨的總統，但是共和黨只控制了參議院，卻沒有控制眾議院。眾議院依然有很大的權力，它通過的法案也可以說是來自於公共意志，需要總統遵守。當然，總統可以將法案打回，用自己的公共意志對抗議會的公共意志，這就形成了府院之爭。到最後誰聽從誰，往往是一個角力的過程。但是如果參眾兩院都同意的法案，美國總統則很難對抗。
主權在民確立了民主政府，讓公共意志能夠主宰權力，但是如何行使公共意志，讓公共意志落地，也就是讓法律落地，真正地執行到位，這往往是更難的事情。
而在政治學中，立法被認為是政治事宜，而執法則被當做是行政事宜。而公共意志，其核心的意義就是行政能力，即讓公共意志得到貫徹。
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是那個在巴黎和會上提出了十四點和平法案卻沒有通過，由此引發五四運動的美國總統）在18887年發表了《行政之研究》開創了公共行政學，被譽為是“行政學之父”。
在他看來，美國政治已經建立了主權在民的體制，但是如何貫徹公共意志，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他那個時代，美國政府並不能很好地貫徹民眾的意志，各種腐敗、骯髒的交易充斥在美國政府中。“市政府烏煙瘴氣，州政府藏汙納垢，華盛頓的官僚機構中充斥著混亂不堪，人浮於事和貪汙腐化”，雖然這些人都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他們卻忽悠廣大人民，中飽私囊。
因此，他提出，要建立一支廉潔高效而又負責任的官僚隊伍，就必須研究行政學，而行政學的根本目標，就是讓公共意志得到更好地貫徹，讓法律的執行更加通暢。
公共意志之執行
為什麼行政學這麼重要？因為行政學就是研究怎樣貫徹公共意志的。
行政機關不僅僅是執法機關，它還具有強大的自由裁量權，甚至可以說擁有一種立法權。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都是普遍性的，規範性的，而並不涉及具體的問題。而要將法律用到具體的個案，這就需要行政機關的創造性。他們決定普遍適用於具體的規則，需要判斷力、技巧和策略，甚至可以制定很多法規。這些法規的作用，才是對當事人最有效的，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律。
司法機關，在公共意志中並不擁有一種獨立於立法和行政權之外的權力，而是和行政機關一樣，本質上都是執法機關。它也是執行立法機關的法律，只不過這種執行，需要他們獨立於其他的政府機關，成為一個特殊的部門。某種程度上，司法機關和軍隊一樣，都是獨立的執法機關，享有特別的獨立權。
公共意志往往被行政機構的分立所撕裂，最終帶來瓦解。
在英國，贏者通吃，一個政黨得到了議會，就得到了政府，可以組織內閣，控制廣大的權力。但是英國的中下層官僚是文官考核制度的，職位更加穩固，不受政治選舉的影響，官員們並不能隨意罷免他們。對於英國這種議會體制來說，提高行政效力，最主要的就是建立一個穩固的內閣，提出良好的政策。
英國國會
而在美國，總統制下的情況下，不是贏者通吃，總統選舉的勝利只是贏得了行政權，而立法權則屬於另外議會選舉。而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的背後，都是政黨在操控著。當然，政黨一旦勝利，依然可以壟斷所有內閣權力。美國中下級官員也都是考試選拔的，像中國的公務員選拔。
但是美國的政治制度面臨一個衝突，那就是議會和總統之間，如果議會和總統屬於同一個政黨，那麼基本上不會有衝突，因為政黨機構在中間協調。但是，立法機關和執法機關之間常常分屬於不同的政黨，持有不同的政見，議會通過的法案無法得到有效的執行，而總統支持的政策無法獲得議會的通過，互相沖突，結果導致行政效率低下。
美國國會
而且，法院也可以來插一槓。有關同性戀、墮胎等問題，最終不是靠著立法機關的法案來解決，也不是靠著總統的行政命令來決定，而是訴諸於憲法法院，通過對憲法的闡釋來解決，最終變成了一個9個最高法官決定的事情。也就是說，通過靈活地解釋憲法，法院具有主宰公共意志的權力。當然，法官們是總統提名，議會認可的，某種程度上也是公共意志認可的，但是更恰當地說，是政黨認可的，也是政黨的選民認可的。如果總統和議會都屬於同一個政黨，那麼他們提名認可的法官肯定也就是屬於這個黨派的法官。而且這種任命是終身的，也就意味著人民的託付變成了長期的契約，這是和4年一換的議會和總統完全不一樣的信託。
而從公共意志看來，法院和政府都屬於執法機構，並不能超越立法機關制定制定屬於自己的法律。
美國的行政效力也就沒有英國的那麼高效，各種掣肘很多。當然，美國總統可以通過緊急狀態令繞過議會，但是這裡面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因為緊急狀態令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公共意志。
特朗普多次運用緊急狀態法令，多次導致政府關門，可以說都是受制於這一先天的制度缺陷。兩院制度沒有發揮應有的協商和監督的作用，而是隻變成了單純的反對和對抗，也會讓所有的選民覺得失望。因此，獨立於共和民主兩黨之外的特朗普這樣的異類也就有了發聲的機會。
現代社會的組織形式是現代國家，也就是基於三權分立的法治政府。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包括警察）分開的機制。
而這些權力的來源都是一個，那就是主權。
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就是主權，而現代人所熟知的主權概念，是主權在民，也就是說主權凝聚著所有國民的共同權利。為此國家才有民主選舉，民主監督，人民通過選舉和監督，來保證政府是民享民有的。
但是這只不過是構建了一個制度體系，在這個體系裡，主權首先被凝聚在憲法當中，憲法體現了一個國家國民的穩定的權利。其次，主權被劃分為各個部門，立法機構是人民選出來的，為人民負責，制定各種法律。而行政機關則是對立法機關負責，而司法機關，包括法院、檢察院和警察機構，則是監督涉及行政結構和人民的法律的執行，並且進行裁決。當然他還負責監督最高法律憲法的執行。
公共意志的誕生
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主權只是一個框架，而人民的意志是不停地變動的。
人民意志必須尋求到一個公約數，那就是公共意志。每一次的選舉，領導人的撤換，可以說都是公共意志的變動所導致的。你無法滿足公共意志，就會被拋棄，而如果你實現了公共意志，那麼就會被擁戴。甚至，你都可以左右公共意志，那就會被敬仰。
當然，這種左右並不是洗腦，不是忽悠，而是通過辯論和引導，讓大家信服你。
主權在民決定了憲法政治的架構，而公共意志則決定了具體的政治流動。公共意志帶來了新的一屆立法機關，通過他們的立法，新的公共意志成為強制性的法令。公共意志甚至可以選出行政首腦，在英國，立法機關的選舉就是行政首腦的選舉，因為得勝的政黨的領袖就自然成了首相，而在美國，立法機關的勝利並不能代表總統的勝利。總統是另外選出來的，他來源於公共意志，但未必會和立法重合在一起。
比如現在的特朗普，他屬於共和黨，可以說是共和黨的總統，但是共和黨只控制了參議院，卻沒有控制眾議院。眾議院依然有很大的權力，它通過的法案也可以說是來自於公共意志，需要總統遵守。當然，總統可以將法案打回，用自己的公共意志對抗議會的公共意志，這就形成了府院之爭。到最後誰聽從誰，往往是一個角力的過程。但是如果參眾兩院都同意的法案，美國總統則很難對抗。
主權在民確立了民主政府，讓公共意志能夠主宰權力，但是如何行使公共意志，讓公共意志落地，也就是讓法律落地，真正地執行到位，這往往是更難的事情。
而在政治學中，立法被認為是政治事宜，而執法則被當做是行政事宜。而公共意志，其核心的意義就是行政能力，即讓公共意志得到貫徹。
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是那個在巴黎和會上提出了十四點和平法案卻沒有通過，由此引發五四運動的美國總統）在18887年發表了《行政之研究》開創了公共行政學，被譽為是“行政學之父”。
在他看來，美國政治已經建立了主權在民的體制，但是如何貫徹公共意志，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他那個時代，美國政府並不能很好地貫徹民眾的意志，各種腐敗、骯髒的交易充斥在美國政府中。“市政府烏煙瘴氣，州政府藏汙納垢，華盛頓的官僚機構中充斥著混亂不堪，人浮於事和貪汙腐化”，雖然這些人都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他們卻忽悠廣大人民，中飽私囊。
因此，他提出，要建立一支廉潔高效而又負責任的官僚隊伍，就必須研究行政學，而行政學的根本目標，就是讓公共意志得到更好地貫徹，讓法律的執行更加通暢。
公共意志之執行
為什麼行政學這麼重要？因為行政學就是研究怎樣貫徹公共意志的。
行政機關不僅僅是執法機關，它還具有強大的自由裁量權，甚至可以說擁有一種立法權。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都是普遍性的，規範性的，而並不涉及具體的問題。而要將法律用到具體的個案，這就需要行政機關的創造性。他們決定普遍適用於具體的規則，需要判斷力、技巧和策略，甚至可以制定很多法規。這些法規的作用，才是對當事人最有效的，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律。
司法機關，在公共意志中並不擁有一種獨立於立法和行政權之外的權力，而是和行政機關一樣，本質上都是執法機關。它也是執行立法機關的法律，只不過這種執行，需要他們獨立於其他的政府機關，成為一個特殊的部門。某種程度上，司法機關和軍隊一樣，都是獨立的執法機關，享有特別的獨立權。
公共意志往往被行政機構的分立所撕裂，最終帶來瓦解。
在英國，贏者通吃，一個政黨得到了議會，就得到了政府，可以組織內閣，控制廣大的權力。但是英國的中下層官僚是文官考核制度的，職位更加穩固，不受政治選舉的影響，官員們並不能隨意罷免他們。對於英國這種議會體制來說，提高行政效力，最主要的就是建立一個穩固的內閣，提出良好的政策。
英國國會
而在美國，總統制下的情況下，不是贏者通吃，總統選舉的勝利只是贏得了行政權，而立法權則屬於另外議會選舉。而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的背後，都是政黨在操控著。當然，政黨一旦勝利，依然可以壟斷所有內閣權力。美國中下級官員也都是考試選拔的，像中國的公務員選拔。
但是美國的政治制度面臨一個衝突，那就是議會和總統之間，如果議會和總統屬於同一個政黨，那麼基本上不會有衝突，因為政黨機構在中間協調。但是，立法機關和執法機關之間常常分屬於不同的政黨，持有不同的政見，議會通過的法案無法得到有效的執行，而總統支持的政策無法獲得議會的通過，互相沖突，結果導致行政效率低下。
美國國會
而且，法院也可以來插一槓。有關同性戀、墮胎等問題，最終不是靠著立法機關的法案來解決，也不是靠著總統的行政命令來決定，而是訴諸於憲法法院，通過對憲法的闡釋來解決，最終變成了一個9個最高法官決定的事情。也就是說，通過靈活地解釋憲法，法院具有主宰公共意志的權力。當然，法官們是總統提名，議會認可的，某種程度上也是公共意志認可的，但是更恰當地說，是政黨認可的，也是政黨的選民認可的。如果總統和議會都屬於同一個政黨，那麼他們提名認可的法官肯定也就是屬於這個黨派的法官。而且這種任命是終身的，也就意味著人民的託付變成了長期的契約，這是和4年一換的議會和總統完全不一樣的信託。
而從公共意志看來，法院和政府都屬於執法機構，並不能超越立法機關制定制定屬於自己的法律。
美國的行政效力也就沒有英國的那麼高效，各種掣肘很多。當然，美國總統可以通過緊急狀態令繞過議會，但是這裡面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因為緊急狀態令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公共意志。
特朗普多次運用緊急狀態法令，多次導致政府關門，可以說都是受制於這一先天的制度缺陷。兩院制度沒有發揮應有的協商和監督的作用，而是隻變成了單純的反對和對抗，也會讓所有的選民覺得失望。因此，獨立於共和民主兩黨之外的特朗普這樣的異類也就有了發聲的機會。
民國國會
比美國行政效率更低下的是民國。民國在總統制和議會制之間搖擺不定，雙方聲稱擁有至高的公共意志。結果，議會和總統之間永遠都在互相對著幹，國民黨和袁世凱誰也不服誰，互相否決，導致任何政策都無法通過。而那個時代，恰恰是需要高效決策，凝聚共識的時代，府院之爭的愈演愈烈，最終只能靠槍桿子來說話。誰的拳頭更硬，就聽誰的，那麼公共意志也就變成了軍閥意志，民國也就此結束。
公共意志之瓦解
威爾遜還指出，英美這樣的民治政府往往更在乎政治選舉和候選人的政策，而德法這樣的君主制國家，則特別善於改革行政制度，鍛造一支高效的官僚團隊，提供的公共服務往往比英美更加得到人民的認可。拿破崙和威廉三世都因為締造了精幹的行政隊伍而為人所讚歎，甚至希特勒的官僚隊伍也是非常高效的。
威爾遜認為，雖然人民並不能左右政策，不能決定誰當首相，但國王常常具有非凡的責任感，把國家當做自己的家業，為自己的家產尋找合格的職業經理人和管理者。
現代社會的組織形式是現代國家，也就是基於三權分立的法治政府。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包括警察）分開的機制。
而這些權力的來源都是一個，那就是主權。
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就是主權，而現代人所熟知的主權概念，是主權在民，也就是說主權凝聚著所有國民的共同權利。為此國家才有民主選舉，民主監督，人民通過選舉和監督，來保證政府是民享民有的。
但是這只不過是構建了一個制度體系，在這個體系裡，主權首先被凝聚在憲法當中，憲法體現了一個國家國民的穩定的權利。其次，主權被劃分為各個部門，立法機構是人民選出來的，為人民負責，制定各種法律。而行政機關則是對立法機關負責，而司法機關，包括法院、檢察院和警察機構，則是監督涉及行政結構和人民的法律的執行，並且進行裁決。當然他還負責監督最高法律憲法的執行。
公共意志的誕生
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主權只是一個框架，而人民的意志是不停地變動的。
人民意志必須尋求到一個公約數，那就是公共意志。每一次的選舉，領導人的撤換，可以說都是公共意志的變動所導致的。你無法滿足公共意志，就會被拋棄，而如果你實現了公共意志，那麼就會被擁戴。甚至，你都可以左右公共意志，那就會被敬仰。
當然，這種左右並不是洗腦，不是忽悠，而是通過辯論和引導，讓大家信服你。
主權在民決定了憲法政治的架構，而公共意志則決定了具體的政治流動。公共意志帶來了新的一屆立法機關，通過他們的立法，新的公共意志成為強制性的法令。公共意志甚至可以選出行政首腦，在英國，立法機關的選舉就是行政首腦的選舉，因為得勝的政黨的領袖就自然成了首相，而在美國，立法機關的勝利並不能代表總統的勝利。總統是另外選出來的，他來源於公共意志，但未必會和立法重合在一起。
比如現在的特朗普，他屬於共和黨，可以說是共和黨的總統，但是共和黨只控制了參議院，卻沒有控制眾議院。眾議院依然有很大的權力，它通過的法案也可以說是來自於公共意志，需要總統遵守。當然，總統可以將法案打回，用自己的公共意志對抗議會的公共意志，這就形成了府院之爭。到最後誰聽從誰，往往是一個角力的過程。但是如果參眾兩院都同意的法案，美國總統則很難對抗。
主權在民確立了民主政府，讓公共意志能夠主宰權力，但是如何行使公共意志，讓公共意志落地，也就是讓法律落地，真正地執行到位，這往往是更難的事情。
而在政治學中，立法被認為是政治事宜，而執法則被當做是行政事宜。而公共意志，其核心的意義就是行政能力，即讓公共意志得到貫徹。
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是那個在巴黎和會上提出了十四點和平法案卻沒有通過，由此引發五四運動的美國總統）在18887年發表了《行政之研究》開創了公共行政學，被譽為是“行政學之父”。
在他看來，美國政治已經建立了主權在民的體制，但是如何貫徹公共意志，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他那個時代，美國政府並不能很好地貫徹民眾的意志，各種腐敗、骯髒的交易充斥在美國政府中。“市政府烏煙瘴氣，州政府藏汙納垢，華盛頓的官僚機構中充斥著混亂不堪，人浮於事和貪汙腐化”，雖然這些人都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他們卻忽悠廣大人民，中飽私囊。
因此，他提出，要建立一支廉潔高效而又負責任的官僚隊伍，就必須研究行政學，而行政學的根本目標，就是讓公共意志得到更好地貫徹，讓法律的執行更加通暢。
公共意志之執行
為什麼行政學這麼重要？因為行政學就是研究怎樣貫徹公共意志的。
行政機關不僅僅是執法機關，它還具有強大的自由裁量權，甚至可以說擁有一種立法權。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都是普遍性的，規範性的，而並不涉及具體的問題。而要將法律用到具體的個案，這就需要行政機關的創造性。他們決定普遍適用於具體的規則，需要判斷力、技巧和策略，甚至可以制定很多法規。這些法規的作用，才是對當事人最有效的，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律。
司法機關，在公共意志中並不擁有一種獨立於立法和行政權之外的權力，而是和行政機關一樣，本質上都是執法機關。它也是執行立法機關的法律，只不過這種執行，需要他們獨立於其他的政府機關，成為一個特殊的部門。某種程度上，司法機關和軍隊一樣，都是獨立的執法機關，享有特別的獨立權。
公共意志往往被行政機構的分立所撕裂，最終帶來瓦解。
在英國，贏者通吃，一個政黨得到了議會，就得到了政府，可以組織內閣，控制廣大的權力。但是英國的中下層官僚是文官考核制度的，職位更加穩固，不受政治選舉的影響，官員們並不能隨意罷免他們。對於英國這種議會體制來說，提高行政效力，最主要的就是建立一個穩固的內閣，提出良好的政策。
英國國會
而在美國，總統制下的情況下，不是贏者通吃，總統選舉的勝利只是贏得了行政權，而立法權則屬於另外議會選舉。而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的背後，都是政黨在操控著。當然，政黨一旦勝利，依然可以壟斷所有內閣權力。美國中下級官員也都是考試選拔的，像中國的公務員選拔。
但是美國的政治制度面臨一個衝突，那就是議會和總統之間，如果議會和總統屬於同一個政黨，那麼基本上不會有衝突，因為政黨機構在中間協調。但是，立法機關和執法機關之間常常分屬於不同的政黨，持有不同的政見，議會通過的法案無法得到有效的執行，而總統支持的政策無法獲得議會的通過，互相沖突，結果導致行政效率低下。
美國國會
而且，法院也可以來插一槓。有關同性戀、墮胎等問題，最終不是靠著立法機關的法案來解決，也不是靠著總統的行政命令來決定，而是訴諸於憲法法院，通過對憲法的闡釋來解決，最終變成了一個9個最高法官決定的事情。也就是說，通過靈活地解釋憲法，法院具有主宰公共意志的權力。當然，法官們是總統提名，議會認可的，某種程度上也是公共意志認可的，但是更恰當地說，是政黨認可的，也是政黨的選民認可的。如果總統和議會都屬於同一個政黨，那麼他們提名認可的法官肯定也就是屬於這個黨派的法官。而且這種任命是終身的，也就意味著人民的託付變成了長期的契約，這是和4年一換的議會和總統完全不一樣的信託。
而從公共意志看來，法院和政府都屬於執法機構，並不能超越立法機關制定制定屬於自己的法律。
美國的行政效力也就沒有英國的那麼高效，各種掣肘很多。當然，美國總統可以通過緊急狀態令繞過議會，但是這裡面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因為緊急狀態令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公共意志。
特朗普多次運用緊急狀態法令，多次導致政府關門，可以說都是受制於這一先天的制度缺陷。兩院制度沒有發揮應有的協商和監督的作用，而是隻變成了單純的反對和對抗，也會讓所有的選民覺得失望。因此，獨立於共和民主兩黨之外的特朗普這樣的異類也就有了發聲的機會。
民國國會
比美國行政效率更低下的是民國。民國在總統制和議會制之間搖擺不定，雙方聲稱擁有至高的公共意志。結果，議會和總統之間永遠都在互相對著幹，國民黨和袁世凱誰也不服誰，互相否決，導致任何政策都無法通過。而那個時代，恰恰是需要高效決策，凝聚共識的時代，府院之爭的愈演愈烈，最終只能靠槍桿子來說話。誰的拳頭更硬，就聽誰的，那麼公共意志也就變成了軍閥意志，民國也就此結束。
公共意志之瓦解
威爾遜還指出，英美這樣的民治政府往往更在乎政治選舉和候選人的政策，而德法這樣的君主制國家，則特別善於改革行政制度，鍛造一支高效的官僚團隊，提供的公共服務往往比英美更加得到人民的認可。拿破崙和威廉三世都因為締造了精幹的行政隊伍而為人所讚歎，甚至希特勒的官僚隊伍也是非常高效的。
威爾遜認為，雖然人民並不能左右政策，不能決定誰當首相，但國王常常具有非凡的責任感，把國家當做自己的家業，為自己的家產尋找合格的職業經理人和管理者。
相反，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往往只對自己的選民負責，當選之後以公權來回報選民，造成了所謂的“收買政治”。越是地方政府的選舉，越是如此，地方領導人幾乎成了選民的衣食父母。而在全國性的選舉中，因為有政黨對全國競選的考慮，這些領導人還不得不有所收斂，聽從政黨的安排。而在現代福利國家的觀念中，政黨都開始慷國家之慨，用公共財政來撈取自己政黨的支持率，而不是從全體國民的利益出發，不是代表公共意志，而是代表某些群體的意志。
現代美國，更是發展出了強大的遊說制度，遊說人員和政治捐款人收買政黨，制定對他們有利的政策，而忽略了選民的公共意志。主權在民的形式雖然還在，但是實質上的公共意志的運作，已經變成了寡頭政治。
現代社會的組織形式是現代國家，也就是基於三權分立的法治政府。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包括警察）分開的機制。
而這些權力的來源都是一個，那就是主權。
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就是主權，而現代人所熟知的主權概念，是主權在民，也就是說主權凝聚著所有國民的共同權利。為此國家才有民主選舉，民主監督，人民通過選舉和監督，來保證政府是民享民有的。
但是這只不過是構建了一個制度體系，在這個體系裡，主權首先被凝聚在憲法當中，憲法體現了一個國家國民的穩定的權利。其次，主權被劃分為各個部門，立法機構是人民選出來的，為人民負責，制定各種法律。而行政機關則是對立法機關負責，而司法機關，包括法院、檢察院和警察機構，則是監督涉及行政結構和人民的法律的執行，並且進行裁決。當然他還負責監督最高法律憲法的執行。
公共意志的誕生
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主權只是一個框架，而人民的意志是不停地變動的。
人民意志必須尋求到一個公約數，那就是公共意志。每一次的選舉，領導人的撤換，可以說都是公共意志的變動所導致的。你無法滿足公共意志，就會被拋棄，而如果你實現了公共意志，那麼就會被擁戴。甚至，你都可以左右公共意志，那就會被敬仰。
當然，這種左右並不是洗腦，不是忽悠，而是通過辯論和引導，讓大家信服你。
主權在民決定了憲法政治的架構，而公共意志則決定了具體的政治流動。公共意志帶來了新的一屆立法機關，通過他們的立法，新的公共意志成為強制性的法令。公共意志甚至可以選出行政首腦，在英國，立法機關的選舉就是行政首腦的選舉，因為得勝的政黨的領袖就自然成了首相，而在美國，立法機關的勝利並不能代表總統的勝利。總統是另外選出來的，他來源於公共意志，但未必會和立法重合在一起。
比如現在的特朗普，他屬於共和黨，可以說是共和黨的總統，但是共和黨只控制了參議院，卻沒有控制眾議院。眾議院依然有很大的權力，它通過的法案也可以說是來自於公共意志，需要總統遵守。當然，總統可以將法案打回，用自己的公共意志對抗議會的公共意志，這就形成了府院之爭。到最後誰聽從誰，往往是一個角力的過程。但是如果參眾兩院都同意的法案，美國總統則很難對抗。
主權在民確立了民主政府，讓公共意志能夠主宰權力，但是如何行使公共意志，讓公共意志落地，也就是讓法律落地，真正地執行到位，這往往是更難的事情。
而在政治學中，立法被認為是政治事宜，而執法則被當做是行政事宜。而公共意志，其核心的意義就是行政能力，即讓公共意志得到貫徹。
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是那個在巴黎和會上提出了十四點和平法案卻沒有通過，由此引發五四運動的美國總統）在18887年發表了《行政之研究》開創了公共行政學，被譽為是“行政學之父”。
在他看來，美國政治已經建立了主權在民的體制，但是如何貫徹公共意志，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他那個時代，美國政府並不能很好地貫徹民眾的意志，各種腐敗、骯髒的交易充斥在美國政府中。“市政府烏煙瘴氣，州政府藏汙納垢，華盛頓的官僚機構中充斥著混亂不堪，人浮於事和貪汙腐化”，雖然這些人都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他們卻忽悠廣大人民，中飽私囊。
因此，他提出，要建立一支廉潔高效而又負責任的官僚隊伍，就必須研究行政學，而行政學的根本目標，就是讓公共意志得到更好地貫徹，讓法律的執行更加通暢。
公共意志之執行
為什麼行政學這麼重要？因為行政學就是研究怎樣貫徹公共意志的。
行政機關不僅僅是執法機關，它還具有強大的自由裁量權，甚至可以說擁有一種立法權。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都是普遍性的，規範性的，而並不涉及具體的問題。而要將法律用到具體的個案，這就需要行政機關的創造性。他們決定普遍適用於具體的規則，需要判斷力、技巧和策略，甚至可以制定很多法規。這些法規的作用，才是對當事人最有效的，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律。
司法機關，在公共意志中並不擁有一種獨立於立法和行政權之外的權力，而是和行政機關一樣，本質上都是執法機關。它也是執行立法機關的法律，只不過這種執行，需要他們獨立於其他的政府機關，成為一個特殊的部門。某種程度上，司法機關和軍隊一樣，都是獨立的執法機關，享有特別的獨立權。
公共意志往往被行政機構的分立所撕裂，最終帶來瓦解。
在英國，贏者通吃，一個政黨得到了議會，就得到了政府，可以組織內閣，控制廣大的權力。但是英國的中下層官僚是文官考核制度的，職位更加穩固，不受政治選舉的影響，官員們並不能隨意罷免他們。對於英國這種議會體制來說，提高行政效力，最主要的就是建立一個穩固的內閣，提出良好的政策。
英國國會
而在美國，總統制下的情況下，不是贏者通吃，總統選舉的勝利只是贏得了行政權，而立法權則屬於另外議會選舉。而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的背後，都是政黨在操控著。當然，政黨一旦勝利，依然可以壟斷所有內閣權力。美國中下級官員也都是考試選拔的，像中國的公務員選拔。
但是美國的政治制度面臨一個衝突，那就是議會和總統之間，如果議會和總統屬於同一個政黨，那麼基本上不會有衝突，因為政黨機構在中間協調。但是，立法機關和執法機關之間常常分屬於不同的政黨，持有不同的政見，議會通過的法案無法得到有效的執行，而總統支持的政策無法獲得議會的通過，互相沖突，結果導致行政效率低下。
美國國會
而且，法院也可以來插一槓。有關同性戀、墮胎等問題，最終不是靠著立法機關的法案來解決，也不是靠著總統的行政命令來決定，而是訴諸於憲法法院，通過對憲法的闡釋來解決，最終變成了一個9個最高法官決定的事情。也就是說，通過靈活地解釋憲法，法院具有主宰公共意志的權力。當然，法官們是總統提名，議會認可的，某種程度上也是公共意志認可的，但是更恰當地說，是政黨認可的，也是政黨的選民認可的。如果總統和議會都屬於同一個政黨，那麼他們提名認可的法官肯定也就是屬於這個黨派的法官。而且這種任命是終身的，也就意味著人民的託付變成了長期的契約，這是和4年一換的議會和總統完全不一樣的信託。
而從公共意志看來，法院和政府都屬於執法機構，並不能超越立法機關制定制定屬於自己的法律。
美國的行政效力也就沒有英國的那麼高效，各種掣肘很多。當然，美國總統可以通過緊急狀態令繞過議會，但是這裡面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因為緊急狀態令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公共意志。
特朗普多次運用緊急狀態法令，多次導致政府關門，可以說都是受制於這一先天的制度缺陷。兩院制度沒有發揮應有的協商和監督的作用，而是隻變成了單純的反對和對抗，也會讓所有的選民覺得失望。因此，獨立於共和民主兩黨之外的特朗普這樣的異類也就有了發聲的機會。
民國國會
比美國行政效率更低下的是民國。民國在總統制和議會制之間搖擺不定，雙方聲稱擁有至高的公共意志。結果，議會和總統之間永遠都在互相對著幹，國民黨和袁世凱誰也不服誰，互相否決，導致任何政策都無法通過。而那個時代，恰恰是需要高效決策，凝聚共識的時代，府院之爭的愈演愈烈，最終只能靠槍桿子來說話。誰的拳頭更硬，就聽誰的，那麼公共意志也就變成了軍閥意志，民國也就此結束。
公共意志之瓦解
威爾遜還指出，英美這樣的民治政府往往更在乎政治選舉和候選人的政策，而德法這樣的君主制國家，則特別善於改革行政制度，鍛造一支高效的官僚團隊，提供的公共服務往往比英美更加得到人民的認可。拿破崙和威廉三世都因為締造了精幹的行政隊伍而為人所讚歎，甚至希特勒的官僚隊伍也是非常高效的。
威爾遜認為，雖然人民並不能左右政策，不能決定誰當首相，但國王常常具有非凡的責任感，把國家當做自己的家業，為自己的家產尋找合格的職業經理人和管理者。
相反，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往往只對自己的選民負責，當選之後以公權來回報選民，造成了所謂的“收買政治”。越是地方政府的選舉，越是如此，地方領導人幾乎成了選民的衣食父母。而在全國性的選舉中，因為有政黨對全國競選的考慮，這些領導人還不得不有所收斂，聽從政黨的安排。而在現代福利國家的觀念中，政黨都開始慷國家之慨，用公共財政來撈取自己政黨的支持率，而不是從全體國民的利益出發，不是代表公共意志，而是代表某些群體的意志。
現代美國，更是發展出了強大的遊說制度，遊說人員和政治捐款人收買政黨，制定對他們有利的政策，而忽略了選民的公共意志。主權在民的形式雖然還在，但是實質上的公共意志的運作，已經變成了寡頭政治。
福山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就指出，美國雖然有法治基礎和民選政府，卻沒有高效的國家能力，公共意志得不到良好的表達，議會和總統之間，更根本的說，是不同政黨之間無法開展合作，選舉也不能讓某個政黨徹底得勝，而是造成府院歸屬於不同的政黨。而在身份政治的推波助瀾下，美國政黨的對立更加激烈。如此，美國也就無法儘快解決人民關注的一系列問題，最終導致反體制的民粹情緒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