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作家薩蘇暢銷書《京城十案》

上次談到北京的盲流，隱約覺得老尹談起他們來不無惻隱之心，待到說得深了，老尹說他們還幫過我的忙呢，一塊兒收拾了倆“疑似”假X羅斯外交官，那手段我都沒想到。

X羅斯外交官？還假的？難道是克格勃？

其實真實的事情遠沒有那麼傳奇，說起來這“假外交官”也頗為令人哭笑不得。東歐劇變以後，X羅斯的經濟形勢一落千丈，轉型期用了個腦袋有毛病的經濟學家讓大夥兒一塊兒休克–吃的都沒有了還休克？結果弄得更加變本加厲。一時該國上上下下都為掙麵包奔波起來，大使館的黑牌照汽車，也經常坐了看著怎麼也不象外交官的人物東跑西顛–外交牌照的汽車走起來有很多方便，在北京做買賣的X羅斯商人租了借了來如虎添翼，而大使館的老大家裡也快揭不開鍋了，誰都明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含義。當年克格勃冒充外交官搞地下活動可以傾城傾國，今天二道販子冒充外交官不過為了多倒幾件羽絨服，外交官的身份貶值如此，您說是不是有點兒哭笑不得？

但中國警察雖然看著可疑，還真不好動輒扣了查問，萬一弄錯了引發外交問題不是小事兒。

問題這幫轉型期的買賣人沒幾個是老實人，坐了黑牌子車更是飛揚跋扈，老尹就碰上倆“疑似”假外交官的，在北京站故意找茬。

當時一些X羅斯商人可能是固定通過北京到莫斯科的國際列車做某種生意，所以經常要來北京站口。大家都知道北京站口停車的地方極少，而交通管理極嚴，但這些人根本不把這當回事兒，從來都是到地方把車往站前馬路上一停，自己下車進站辦事。周圍警察和聯防看見，覺得這黑牌子不好管，撓頭之下，事情就報給了老尹。

有一次老尹接了報告跑來一看，果然是一輛使館牌號的汽車，停在了平時走三輪車的便道上。有個紅色大鬍子在車旁邊站著看守，翻著兩眼狀貌猙獰，三輪車伕們敢怒不敢言，只好從機動車道繞行。

老尹立刻過去說明–這裡禁止停車，請你們換個地方。

說了半天紅色大鬍子兩眼一翻手一攤–“我不會中國話，什麼都聽不懂。”說完抽身就走，到一旁的樹下乘涼去了，活生生把老尹晾那兒。

什麼聽不懂啊，他認識這大鬍子，中國話雖然說得沒有朱利安利落，可是在站裡買菸的時候討價還價的本事大著呢。問題是就像前面交待的，涉及外交，中國警察一時還真拿他們沒轍。警察們只好上報，但一時沒收到答覆，估計，上面也在琢磨怎麼辦才好呢。

就在這時，老尹在窗口聽到下面傳來陣陣鬨笑，還夾雜著生硬的中國話–“這是誰幹的？我靠他媽媽！”“我也要靠他媽媽！”

下去一看，好熱鬧。只見紅色大鬍子旁邊多了個黃色大鬍子，兩個人憤怒地繞著汽車又蹦又跳，周圍一幫老百姓看著起鬨。

怕阻塞交通，老尹趕緊帶人過去，疏散人群，引導車輛，順便問–怎麼了？

這時候兩個大鬍子態度截然兩樣，中國話也會說了–警察達瓦立市，我們的車停在這裡，車牌子忽然不見啦。

哦，你們不知道這裡禁止停車麼？。。。你們有人在旁邊看著麼？。。。有？有人看著車牌子還能丟？。。。看看你們的證件。。。什麼？沒有帶？。。。嗯，你們等著吧，我給你們找找。。。這車麼，讓你們大使館來人領吧。

聽了警察們明顯搪塞的話，大鬍子自知理虧，又摸不準是不是中國警察捉弄自己，只好大罵一陣之後悻悻而去–X羅斯罵人的句子有限，兩個大鬍子中文的水平也有限，所以罵來罵去總是“我靠他媽媽！”“我也要靠他媽媽！”這兩句，圍觀的人只覺得可笑，沒人覺得可怕。

誰幹的？老尹說我當時看著老瘸子幾個老盲流在旁邊壞笑就知道他們準沒幹好事。

下來問，人家供認不諱，但態度很強硬--他X的，就是看不慣老毛子在中國地方橫行霸道的，想當年毛主席那時候打珍寶島。。。

都在車站混得成精了，怎麼讓倆小丐纏住紅鬍子要錢，怎麼乘機讓個老傢伙去摘牌子，那根本不需要問了。

–少廢話，他們那車牌子呢？

老盲流一指–那邊廁所茅坑裡呢。

嘿，你們。。。

使館來人取車，捱了半天關於非法停車方面的教育以後，警察告訴正牌子的外交官，說聽了個線索似乎是有人把一塊車牌子扔到廁所茅坑裡了但還在確認中。。。外交官等不及確認了，只好帶人捂著鼻子去撈。此後，再不見他們把車往站前亂停了。

這個案子，因為老尹在日記裡忍俊不禁地記錄了X羅斯人罵人的幾句髒話而被挖了出來，實際上，大鬍子們罵人的話一共三句，第三句更惡毒些，而且有礙觀瞻，且就不提了。老尹的看法是有時候盲流比警察還愛國。這本日記裡面，還有在北京站前抓獲菲律賓搶劫犯的紀錄，扣押黑人盲流的統計表，具體情況，還不得而知。

這麼說，你們還經常會涉及國際性的案件了？一次和另一位警官在一起的時候，談起這個“偷盜黑牌子事件”，薩隨口問了一句。

那當然了。對方回答，北京這個地方，用古代說法，五胡雜處，萬國來儀。這幾年牽涉到國際間的刑事案件，可是越來越多了。

有比較典型的麼？

比如，去年（2006年）抓了個俄羅斯職業殺手。

嗯？職業殺手這玩意兒不是電影裡的麼？

電影裡有，真的也有，我們抓的這個叫基科夫，槍法如神，年輕的時候幹過職業格鬥和地下拳擊，三萬美元一條命，信譽極好，從無失手。

那這基科夫來北京是躲避追捕，還是度假？

人家是職業殺手，當然是來殺人的了。

殺成功了？

殺成功了。

殺的是哪國人？

中國人啊，可是我們都覺得那小子死得一點兒也不冤。

外國人殺中國人的事兒，您這個態度。。。

嗨，要殺他的，也是個中國人，女的，從第三國請的基科夫，給另一個外國人報仇。

這關係我覺得有點兒亂，您能給詳細說說嗎？

成，這案子，出得邪，破得也邪，也就是去年，要擱今年，這案子或許就破不了。

為什麼呢？

你沒看今年北京什麼都漲價了？

暈，這和抓職業殺手有關係嗎？

當然。。。

聽這位警官講完此案，覺得這個案子確實值得一寫，但是這篇文章寫完後歸入四小名捕系列，有點兒名不副實。

原因是它和我們前面所說的四小名捕，都有一點兒關係，但是，算成誰的案子也不合適。老尹吧，那個X羅斯假外交官的事兒是這案子的藥引子，可他2006年已經退休了，與此案無關；老宋吧，按說是沒關係，可他破的案子裡面有一個“日本少女北京殺人案”，與這個案子頗有點兒可做對照，但那幾個凶手屬於“見義勇為”，與“買凶”無關；老王呢，找他了解過一些這個案子的細節，但基於公安工作的原則，有些東西他不肯多說；趙呢，這案子倒是他們那部門配合出擊抓的，但還沒等用上呢，殺手已經束手就擒了，有勁兒沒使出來。

算了，還是放在這個系列裡面吧，反正案件的情況從他們那裡瞭解來的。

從哪兒說起呢？

還是從案發說起吧，2006年的冬天，北京警方的幾名法醫集體出動，在河北北京交界的一處深山老林中，挖出了一具還沒有完全腐爛的屍體。

死者年約四十，身體強健，衣著都是名牌，錢包，手杖都被埋在一起。

同死者埋在一起的，還有一條黑背牧羊犬，死者的頭上，有兩個彈孔，被法醫們鑑定為致命傷。

自從寫了這個話題，頗有些犯愁，寫了一半，有不少朋友跟著提供材料了.有關朋友提供的，多是公開報道，其中和薩所說的案子最為相近的大約是下面的鏈接：

鏈接出處

其實呢，我寫的案子，和上面大家提供材料的，很可能根本不是一個案子。大家看，那裡面的俄羅斯殺手，叫基多夫，我所瞭解的那個案子，殺手叫基托夫。報道中的發案時間呢，是2004年，我瞭解的那個案子呢，是2006年，報道中的死者叫姜光輝，我瞭解的那個案子呢，死者叫兵總。所以呢，除了都是中國妻子僱凶為外國丈夫報仇，除了都有一個警察從中牽線搭橋，除了殺手都是冒充東歐某國大使館工作人員作案，這兩起案子並無相似之處。這麼說吧，報道中的案子，既然是官方的報道，大家儘可以相信那是一個真實發生的案子，而老薩寫的呢，則是一個傳奇，大家只當是某種謠傳吧，也許這個案子根本就不存在。薩姑妄寫之，您姑妄聽之。

有些朋友勸我不要寫這個案子，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案件的引發者，那位僱凶的中國妻子的丈夫，是一個日本留學生。

中國和日本的歷史情結，使很多中國人對所有的日本人抱有強烈的不滿。因此，一箇中國妻子為一個日本丈夫復仇，對象還是中國人，並不是我們國人所喜歡的故事。

那我就講講我所知那段故事的前奏吧。

今天，國際婚姻並不是件希奇的事情。然而，中日之間的國際婚姻，受到的壓力，卻相對來說比較大些。尤其是中國的女孩子如果嫁給日本人，受到國人側目的程度，比娶了日本媳婦的男人要深得多。最多的白眼，是把她們看作為了出國不擇手段的人。

然而，有個中國的女大學生，和一個日本來的留學生戀愛了。感情這種事兒，我們每個人都說不準。這件事與出國無關，很多時候感情很複雜，但更多的時候，它簡單得要命。

這女大學生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她對日本留學生說，如果你要和我結婚，你得和我一起留在中國，我不能讓人說我為了出國嫁給你。

日本留學生同意了。

他請女大學生一起去日本一趟，要回國說服自己的父母。

日本留學生的父母很喜歡這個文靜的未來兒媳婦，雖然這樣的婚姻兒子要在異國生活，但還是同意了。而且，老兩口還拿出了一筆積蓄，給兒子兒媳在北京創業用。日本留學生的父母不是有錢人，他們的積蓄不多，來的也不容易。老兩口當年幹得動的時候，日本的工資還不高。

於是，兩個不同國度的人結婚了，以後的生活怎麼辦呢？兩個人想用那筆積蓄開個日本餐館吧，日本留學生在中國這些年一直在想這件事，他覺得市場沒有問題。

可是，兩個人都是讀書的人，不知道在中國開個餐館需要怎樣的手續。女大學生想起來自己認識的一個叫兵的朋友似乎很有經驗，就找他來商量。

這位朋友果然很有辦法，很快幫他們辦好了執照和有關的手續–只是他告訴兩人，你們的身份有問題，得用我的名字註冊，我也好照應。

日本丈夫有些擔心，中國妻子勸他說這是朋友幫忙，謝還謝不過來呢。

以後，夫妻兩個人就起早貪黑地幹起來，生意果然日日地紅火起來。直到有一天，夫妻倆忽然發現賬目有問題，他們的朋友兵，把大部分盈利和本錢，不知轉到了哪裡去了。

吃驚的兩人找到兵，對方已經換了一副面孔。

按照兵註冊餐館時設下的圈套，餐館的主人是他而不是這對夫妻，不要說利潤，餐館的一切包括本錢兩人都無法拿回。

官司在“關係”頗硬的兵（現在已經升級為兵總了）左右下，成了永遠沒有結果的漫長路程。

沒了錢，也沒了店，丈夫病倒了在吐血，走投無路的夫妻二人只好東渡，做妻子的此時已經無法要求丈夫恪守諾言。

丈夫的父母是通情達理的人，沒有責怪兒媳，依然對她很好。一個病，一個不懂日語，在經濟衰退的日本兩個人根本沒有收入。日本的社會制度，年輕人想領到社會救濟手續十分繁瑣艱難，兩個老人只好用自己的退休金來支撐全家。

丈夫吐血越來越重，半年之後終於死去，死前唯一的遺憾是父母的養育之恩無法報答，又拿走了他們的積蓄無法報償。

妻子對兩位老人說，我會養活你們，我會為你們拿回那筆錢。

中國的女性，大約是世界最堅韌的女性，幾年間，妻子越過了語言的障礙，在日本社站住了腳。日本女性地位低下，尤其在工作中更是表現明顯，中國妻子的成功背後，有怎樣的艱辛，無人知道。

她做到了自己所說的第一件事，在她的努力下，兩個老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但是第二件事卻始終不能做到。屢次與兵總的交涉，遭到的只有謾罵和羞辱。遺憾的是，法律也沒能幫助這位女子，在早已設好的圈套面前，法律有愛莫能助的時候。何況，兵總已經發財了，經營了一個德國良種狗場，動輒一隻狗價格百萬。兵總成了北京某個高層人士才可以加入的俱樂部的成員，對一個小女子的仇恨和眼淚，他當然可以忽略。

我要的是公道，不是錢。

他欠的是命，不是錢。

在這種情況下，妻子通過在北京的朋友，走上了僱凶復仇的道路。

案發，有日本綠卡的妻子，給丈夫的父母留下了所有的積蓄（據辦案警察講，她在獄中所需的物品，都是北京的朋友所購），回國投案自首。

我們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忘掉這個故事中每個人的國籍，只以我們的良心來詢問自己，這個案子，正義在何方？

問題有點兒沉重。

說完沉重的，說點兒輕鬆的吧。

我所瞭解這個案子的情況，顯然與公開報道那個案子的內容有一些不同之處（這也是足夠的證據說明二者不能混為一談阿），其中最古怪的，就是這個案子，破得十分迅速，去找屍體，一去就找到，，去抓人，一抓就抓準，不免讓人覺得警察們如同神兵天降。

北京警察的素質的確不錯，但不錯也得有個譜，兵總被騙出去殺掉，家人還沒意識到他失蹤，第二天警方就把僱殺手的北京中間人抓住，這也太神奇了吧！

實際上我所瞭解的情況，頗有一些令人驚訝的地方。

兵總失蹤，被殺，報案的，正是那個中國妻子，我們就給她個代稱，叫“秀”吧。

實際上，她已經放棄了殺人的企圖，這也成了最後對她從輕判決的重要依據。

原因是等到僱傭了基托夫去殺兵總，已經談妥了酬金並且已經交付了三分之二（剩下的約定得手後再交），秀漸漸冷靜下來，覺得殺人這種事兒太過分了，於是通知北京的中間人–算了，做決定的時候我情緒太激動，這件事兒從長計議吧。

北京的中間人倒也無所謂，告訴基托夫，說算了，那邊不讓動手了，行動取消。

萬萬沒想到的是，基托夫卻不幹了，說這不行，幹這一行有幹這一行的規矩，收了錢不能退的。

中間人告訴秀，錢，不能退的阿。

秀這時候已經很冷靜了，說不退就不退吧，沒關係。

但是基托夫第二句話讓所有人都陷入了抓狂狀態–我們還有一個規矩，收了人家的錢就要把事情做成，不做是不成的，這是信譽！

中間人嚇了一跳，轉過來告訴秀–人家說了，不做是不成的，這是信譽！

秀也嚇了一跳，把剩下三分之一的錢也打過去了，說不行啊，這事兒就此打住，錢給你們給齊，就當人已經殺了。

基托夫說錢不是問題，我不能因為這一個案子壞了名聲，非殺不可。

私下裡，基托夫對中間人說，這個兵總太壞了，和我們俄羅斯的壞人一樣壞，太壞了，這樣的人不殺殺誰？

這個供述是中間人說的，基托夫死活不承認，說我就是一國際友人，某某請我一起拉兵總出來，因為那個人平時做的壞事太多，輕易不敢出門的，看到我這樣的老外好騙他出來。我不清楚其他的事兒。

人家一老外都這麼仗義，中間人也脖子梗起來了，告訴秀–你別管了，這事兒我們作定了！

秀嚇壞了，這一中一俄整個兒倆二百五阿！趕緊告訴他們—不殺了，不殺了。。。那邊電話早斷掉了。

等殺完人，中間人打電話告訴秀–喂，那小子我們給你做掉了。（一說此後數日秀才去自首，我所知道的是當晚人家就給秀去了電話，秀第二天就給公安局打電話告訴他們兵總被殺，是自己買凶殺的，其他的她還不肯講。）

根據秀的電話，公安局趕緊核實，等發現兵總確實失蹤了，才確認這女的不是精神病。警察們立即出動，先查秀在國內的電話通話紀錄，迅速篩出了中間人，一個突襲就把人抓到了。

莫名其妙的中間人開始以為是基托夫出了問題，但他也是警務系統出身的，熟悉業務，很快就發現基托夫並沒有被捕，於是乾脆利落地供出了屍體所在地，帶著警察們去現場，問什麼說什麼，但只說自己是被騙從中搭橋開車的，沒有參與殺人，而且始終“不知道”另一個凶手現在在哪兒。

有人說他是仗義，有人說他是狡猾。

說他仗義的，是他此後硬和辦案人員扛了三天沒招出基托夫來。

說他狡猾的，是因為他此後把所有作案責任都推到了基托夫身上，如果真的抓不住基托夫，那這案子就成主犯潛逃的無頭案了，他判不了幾年。

三天以後，他才“想起來”基托夫所在的旅館。

警察們如臨大敵，特警都出動了抓捕基托夫。

其實警察們對能抓到他並不是很有信心。按照後來基托夫的說法，這時候他早就應該在俄羅斯了，大約中間人也是這麼想的。因為案子一做完，中間人就付清了剩下的款子，讓基托夫趕緊走，回俄羅斯避風。

沒想到衝進房間一看，基托夫正呼呼大睡呢，沒費勁兒，就活捉了一個國際職業殺手。

事後基托夫連連叫屈，理由就是我殺人了我還能不走麼？

其實他自己曾經說漏了嘴，他沒有迅速離境的原因簡單的令人啼笑皆非–第一，他覺得中國的警察沒那麼快盯上他，第二，嘿嘿，北京的消費太便宜啦，手裡有錢，這小子忽而購物，忽而天上人間的流連忘返，打著在北京玩個痛快再走呢，結果。。。

基托夫被捕數日後，秀從北京入境，前往公安局自首。

案子的判決非常有意思，凶手和僱凶的竟然一個沒判死刑。基托夫和中間人都在犯罪第一現場，但是兩個人 都說是對方開的槍，自己只是助手。警方無法判斷到底是誰幹的，本著不能誤殺的原則，判兩個人都是有期徒刑。僱凶的秀判了有期徒刑。

是一位很有經驗的老警官給我講的這個案子，聽了結尾，我覺得有幾個問題要問問他才好–

我問：您說，這個案子你們就真分不清誰開的槍？我記得您有個案子，屍體上幾十刀不都分析出來每一刀是誰幹的？

老警官神色不變：槍和刀不一樣的，我們目前還沒有這個技術，可能需要進口一些設備才能做這種監測，我們已經申請，批不批可是不知道。。。

專業的我不懂，這答案沒毛病。

我再問：那秀現在還在監獄裡？

老警官依舊神色不變：我國刑法規定，犯人可以假釋，但手續很嚴格，關鍵的問題是看在押犯人是否對社會依然有威脅。

沒說放，也沒說沒放，我白問。

我繼續問：您前面說“那小子死得一點兒也不冤”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說他有劣跡，所以。。。

老警官石像一樣的臉上，眼珠子忽然轉了兩轉：我說過麼？哦，和那個沒關係。你看，兩個素不相識的人來叫，就跟人家走，這個自我防範意識也太差了，我說它死得一點兒也不冤就是這個麼。你如果寫東西可以提醒大家，千萬不要跟陌生人亂跑，危險阿。

這個答案。。。

抬頭看去，老警官的臉頰上出現一抹狐狸般的微笑，眼睛中一絲溫潤。

還有問題麼？

沒了。

文/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