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劍縱橫三十春
——記楊伯愷烈士
一
一九一九年春的一天，日本遠洋輪船因蟠丸正在通過臺灣海峽。一個青年人正獨個兒站在甲板上眺望高插雲表的臺島群峰，思緒起伏，感慨萬端。他想起在順慶聯中上學時，歷史老師特別叮嚀他，要牢牢記住，甲午年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國恥之年。正是那個災難深重的年頭，他在四川營山縣駱市鄉楊家壩一戶貧苦農家呱呱墮地了。當他還沒有滿週歲的時候，腐敗無能的清朝政府，不顧四萬萬同胞的反對，把美麗富饒的臺灣省拱手送給了東洋天皇……
此刻，眺望著美麗的臺灣島，他怎能不滿懷憂憤呢?
這個青年名叫楊洵，字道融。他同許多憂國憂民的年輕人一樣，多年來在艱難地探索著救國救民的真理。此刻，他作為我國第一批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正同其他八十八名同學一起，踏上了前往歐洲大陸的途程。
二
初到法國的中國知識青年，沒有被絢麗多采的異國情調所陶醉。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尋勤工的場所，站穩腳跟，開始學習。
那時歐戰剛結束，法國經濟不景氣，工作難找。楊洵最初在里昂當幹粗活的普工，不久又到三德澗，和石瓊、李富春、趙世炎、聶榮臻等，進入製造火車頭的史乃德工廠。楊洵孜孜不倦地鑽研技術，工作之餘，手不釋卷地刻苦學習。一年後，他和石瓊等，轉到列夫來威鐵工廠。這時，楊洵已有一定的技術，受到廠家的歡迎，每天可得工資十五法郎，生活稍有改善，學習也比較安心了。
一九二一年初，法國經濟危機日益加劇，工廠大量倒閉，工人失業，法郎貶值，生活費用暴漲，勤王儉學生過著捱餓的日子。在舊年除夕，楊洵和石瓊仍在加班做夜工。渾身沾滿烏黑骯髒的煤灰，既沒有什麼好吃的，更沒有時間休息。楊洵的小同鄉石瓊想起萬里外的家鄉，正全家團聚，多麼快樂，而自己身在異國他鄉，受這般清苦，越想越難受，禁不住坐在煤堆上哭泣起來。
年歲較長的楊洵，非常體貼這位同鄉的心情，安慰說：“玉若，還記得不?我們在聖水寺自修的時候，正碰上袁世凱搞復辟，大家立下志願，讀書救國。民國五年，我們住上海法租界，沒錢交學費，就在英語學校當旁聽生，經常空著肚子進教室。這種日子，還不是過來了。難道你忘了?你自已說過的，十月革命，馬列主義傳到中國，開始懂點革命。後來聽說李石曾、吳玉章辦勤工儉學，我們進北京的法文專修班，做留法準備。而今如願以償，又悔不該到外國來做工受苦，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他的一席話說得石瓊開顏笑了。他凝眸東方，悠悠的說：“每逢佳節倍思親咯!唉。我的感情太脆弱了，不象你那麼能夠控制自己。可我看得出，道融，你也是在勉強支持啊!你的胃病，一天比一天惱火，也該休息一下了。明天，大年初一，乾脆告一天假，找幾個朋友，弄點吃的，過過元旦！”
楊洵欣然同意：“也好。借這個機會，找趙世炎，王良翰一起來，把前些天向教育會提的要求再商量商量。”
原來楊洵和王良翰，毛顯球，石瓊，袁慶雲，趙世炎，熊天祉，羅成鎔，羅漢等二十二人，曾聯名寫了一封《留法勤工儉學生對華法教育會之要求》的信，交給巴黎華法教育會學生事務部的執事先生，希望他們能夠切實解決勤士儉學生們所面臨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問題。在這封信裡，特別提到，他們這二十二個人，都是在相離不遠的幾個地方作工或讀書，平時交往極密，是相知很深的朋友，信中提出的要求，是大家的一致意見。
但是，學生事務部的執事先生們，並沒有認真看待勤工儉學生的合理要求，他們只好召開學生大會，選出趙世炎、蔡和森、王若飛等十人為發言人，於二月二十八日，到駐法公使館請願，釀成一次爭取“吃飯權，求學權”的學生運動。
一九二一年九月，為爭取進入中國政府辦的里昂大學學習，巴黎附近的楓丹白露、蒙達爾尼、克魯鄒等處的勤工儉學生，組成進駐里昂大學的先發隊，由趙世炎、陳毅、黎純一等率領，於二十一日進入裡大。里昂警察局加以“過激黨擾亂治安”的罪名，把先發隊驅至芒特里克炮臺的兵營內無理拘禁。十月四日，將被拘的一百零四名勤工儉學生，強行驅趕至法輪寶勒號，遣送回國。
一九二二年五月，趙世炎從法國北方回到巴黎，為籌建中國少年共產黨，奔走於蒙達爾尼、克魯鄒、里昂等地，聯絡了一批志趣相同的朋友，於六月三日在巴黎西郊召開成立大會，通過黨章、黨綱，選舉趙世炎為書記，周恩來為宣傳委員，李維漢為組織委員。翌年二月，“少共”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原“少共”中夠黨員條件的，即轉為正式黨員。二十八九歲的楊洵，就在這個時候，參加了黨，與趙世炎、石瓊、李富春等一起，積極進行黨的活動。
三
一九二五年三月，楊洵離開法國，回到上海，時值“五卅”運動爆發，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形成新的高潮。中共中央配合運動，出版《熱血日報》，在發刊詞上大聲疾呼：“上海市民的熱血，已被外人的槍彈燒得沸騰起來了!”
剛從海外歸國的共產黨員楊洵，馬上行動起來，到處向群眾作反帝愛國演說，還特地以“道融"的筆名寫了題為《是毒計也是蠢想》的文章，揭露帝國主義的本性，熱情歌頌了“五卅”愛國運動，在《熱血日報》上發表。
運動向前發展，聖約翰大學的學生也起來罷課，抗議帝國主義的血腥暴行。該校校長大罵學生們是“聖約翰誤養的一批強盜。”為此，楊洵在《熱血日報》上又發表了一篇題為《是叛徒不是強盜》的雜文，熱情讚揚了學生們的正義行動。
四
由於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急需培訓大批幹部，加強馬列主義理論教育，黨中央決定吳玉章、楊闇公、冉鈞等同志，在重慶籌辦中法學校(其大學部分為中法大學)，並特地調派從法國歸來的楊洵專門負責這所新式幹部學校的教育工作。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中法學校正式開學，吳玉章任校長，童庸生任教務主任(年底由肖華清接替)，楊洵任訓育主任。由於吳玉章經常不在學校，實際上由楊洵全力代行校務。
楊洵教育學生加強馬列主義理論修養，不僅在行動上必須符合馬列主義理論；而且在群眾運動中，必須隨時注意宣傳馬列主義，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從而吸收更多的新同志、新戰士參加革命工作。楊洵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算是結合馬列主義理論的革命行動，否則，就是憑意氣用事的盲目行動。
中國共產黨重慶地方委員會成立後，楊闇公任書記，冉鈞任組織部長，吳玉章任宣傳部長(周貢植代)，楊洵為教育委員會委員。
一九二六年初，根據中央指示，黨在各縣發展黨的組織，形成工農運動。為此，楊洵於一月八日，給黨中央寫報告說，營山現在尚無支部，年假回家定要組織，因為可靠青年及成年多人可以立即介紹。楊洵回到家鄉後，積極開展籌建中共營山縣支部的工作。二月九日，又寫報告給中央，定於二月十一日開成立大會，請中央對新加入的三位同志予以批准。他還表示：在最短期中，必定能夠使新黨員對於主義與組織有相當的瞭解，且使其為全縣的工作努力。
與此同時，他還積極投入大量精力，與陳同生、郭金階等一起，向各方面籌資，在駱市興辦一所鰲山模範學校，解決本鄉失學兒童的入學問題。因見農村中文盲太多，又辦起一個可以容納兩三百農民的夜校，由他們自己編寫教材，宣傳革命道理，號召農民組織起來，進行反帝反封建、打倒軍閥土劣、廢除苛捐雜稅的鬥爭。在此基礎上，經過楊洵、陳同生、郭金階等的積極工作，很快在駱市成立了農民協會，展開鬥爭地主和減租減息活動。
楊洵於寒假結束回校後，農會工作由他的老父楊光普領導，到第二年春節時，全縣共建立區農會二十二個，分農會四十八個，會員增至五千餘入。以後，到一九三三年，紅四方面軍解放營山時，楊光普和農會中的許多積極分子都帶頭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
五
一九二七年春，北伐軍攻佔南京，英美帝國主義竟明目張膽干涉中國革命。三月二十四日，唆使其停泊下關江面的軍艦，悍然炮轟南京城，傷亡我軍民兩千餘人。消息傳到重慶，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與國民黨左派負責入商定，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槍壩召開市民大會，抗議英美帝國主義炮轟南京的血腥罪行。
在重慶地區，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明爭暗鬥早就日益尖銳。反動派聽說要開會抗議帝國主義，就趁機造謠，說共產黨要搞暴動；殺洋人，毀教堂，為其鎮壓革命群眾製造藉口。
三月三十日，劉湘派人警告楊闇公，要他取消大會，否則，難保安全。楊立即加以嚴詞拒絕，表示大會一定如期舉行。
翌日，楊洵和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領導同志，國民黨蓮花池省黨部(左派)負責人，以及各界知名人士楊闇公、冉鈞、漆樹棻等，都提前到會。漆樹棻剛剛宣佈大會開始，突然聽到幾響槍聲，一幫混在群眾中的暴徒，立刻掏出鐵棍、鋼刀、手槍，大肆行凶。一陣亂打亂殺，當場抓走百餘人，死傷者不計其數，漆樹棻當即壯烈犧牲。
混亂中，楊洵頭部被擊傷，僥倖逃脫。虎口餘生的楊洵，在重慶已無法工作，黨組織命他轉移到武漢，會見曾在上海結識的江子能。故友重逢，悲喜交集。江子能遂邀楊洵到血花劇社，為北伐軍同志講“三·三一慘案”實況，聽者無不髮指。從此以後，楊洵改名楊伯愷，由黨組織安排在湖北第二中學教書。在武漢，楊伯愷與河南信陽第二師範女同學危淑元結婚，隨即一道去上海，執教於招商公學。
那時，由泰東書局、世界書局、招商公學的黨員組成文化支部，由上海滬東區委領導，楊伯愷任支部書記。一九二八年，任白戈到上海，楊伯愷為他接上組織關係，編在文化支部進行黨的地下活動。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黨的指導思想“左”傾，每逢什麼節日，都要舉行所謂“飛行集會”，國民黨當局掌握了這個活動規律，每次都趁機大肆抓人，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損失。楊伯愷很不贊同這種作法，多次向黨組織提出意見，但都得不到採納。
一九二九年春，楊伯愷拒絕再參加“飛行集會”，竟被“左”得頭腦發熱的領導人割斷了組織關係。經受過嚴峻鬥爭考驗的楊伯愷，並沒有因此消沉褪色，放棄革命，而是一如既往，與黨內同志保持親密關係。如當時在軍委工作的劉子華。每次遇到什麼危險，楊伯愷都讓他到自己家裡躲避。
這時，楊伯愷已開始籌辦辛墾書店，計劃出版一些進步書刊。年底，回到成都，受蜀中知名人士張瀾先生聘請，到成都大學任教。翌年十月，川軍陳離部在廣漢起義，反動派認為與楊伯愷有關，要抓他就地處決，於是他只好帶著由陳離資助辦書店的兩萬元錢，和十來個青年學生，重去上海。於一九三O年在海寧路三德里四十五號辦起辛墾書店，自任經理，任白戈、沙汀、危淑元等搞編輯工作。他花費不少精力，潛心翻譯出版了多部哲學名著，如：荷爾巴赫的《自然之體系》；恭第納克的《認識起源論》；赫爾維修的《精神論》；赫拉克里特的《哲學思想集》；德尼斯·第德諾的《哲學原理》；以及《哲學道德集》、《學說與格言》、《財產之起源與進化》、《思想起源論》等。此外，還編輯出版了一種名為《二十世紀》的期刊。
楊伯愷是一個對人肝膽相照、休慼與共，重道義，輕錢財的人。一九三三年夏天，任白戈在上海被捕，國民黨特務機關在沒有抓到證據的情況下，答應交大洋一千元即可放人。楊伯愷聽到這個消息，積極籌資，如數交納，把任營救出獄，保護了黨的幹部。
六
抗戰軍興，楊伯愷攜眷從上海到南京，在八路軍駐京辦事處會見葉劍英同志，聽取了回川工作的意見。然後乘輪至武漢，讓妻子先行，自己與陳同生一起，接受黨的任務，去山西做川軍的統戰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楊伯愷、陳同生在山西洪洞由同鄉好友張雪巖安排會見了出川抗日的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鄧錫侯，暢談黨對時局的主張，鄧深為感佩。隨後，即與陳同生一道，會見在洪洞一帶佈署工作的朱德同志，轉達了鄧錫侯願意捐棄前嫌，與八路軍聯繫共向抗戰的誠意。
返川后，楊伯愷積極工作，常與羅世文、車耀先、張曙時，張秀熟、李筱亭、王幹青、田一平、江子能、周列三、彭煥章諸老友聚談時局，研究工作。這時，他得到陳離的邀請，任協進中學教務長。在職期間，他認真改進教學工作，對學生們諄諄教誨，曉眺民族大義，灌輸愛國思想，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指導學習辯證唯物主義，還不斷介紹一些進步師生前往延安抗大學習。．
國民黨當局對楊伯愷的活動非常頭疼，不斷製造障礙，進行威脅。一九四0年三月，成都發生搶米事件，國民黨特務機關藉機造謠，說共產黨利用春荒，煽動飢良暴動，一時，黑雲壓城，特務四處抓人，羅世文、車耀先等被捕，楊伯愷不得不辭去協進中學職務，避居城外土橋，後執教於朝陽大學。
楊伯愷困居土橋時，川中進步軍人彭煥章，經常前往照料。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楊為彭煥章等川軍七將領，草擬倒王瓚緒通電，實際上是反對蔣介石在川軍中網羅爪牙。通過這次活動，使黨在四川軍政上層人士中的統戰工作，得以闢出新的側面，奠定了一定基礎。以後，彭煥章任《華西日報》董事長，聘請楊伯愷為主筆，專為該報撰寫社論。楊即利用這個機會，緊密配合。《新華日報》的宣傳，周恩來同志還特別為此派黎澍、陳白塵前往協助；《新華日報》社社長潘梓年也親自到《華兩日報》研究兩報言論統一口徑問題。
楊伯愷對工作非常認真負責，經常寫稿至深夜，嚴冬酷暑如一日。抗戰末期，國內民主呼聲高漲，要求蔣介石結束一黨專政，成立多黨派民主聯合政府。這時，楊伯愷精神百倍，不遺餘力，撰寫了大量有份量、有代表性的社論，如《民主洪流為何不能遏止》、《怎樣實現民主》等，吶喊出了人民的心聲。
楊伯愷一貫憎恨法西斯獨裁，強烈抨擊國民黨當局摧殘人民言論出版自由和文化事業的荒謬措施，為此，他撰寫了一篇《請尊重言論出版自由》的社論，指責當局把整個社會弄得“正氣澌滅，黑暗猖狂，民氣消沉，文化萎縮，國家民族的一線生機岌岌可危。”
在《華西日報》的幾年中，楊伯愷為高呼抗日救亡，抨擊時弊，推動民主運動，先後寫出了《民主的理論與現實性》、《實現民主的實際工作》、《論民主團結方式》、《由民主與團結展開新局面》、《民主與民權》、《掃除團結的障礙》等有價值、有戰鬥力的論文上百篇。抗戰勝利那年，民盟張志和前往延安，毛主席親切地問到楊伯愷，要張講講楊的近況。張從毛主席書房的報紙中，撿出楊為《華西日報》撰寫的社論，請毛主席審閱，毛主席看了非常高興，稱讚楊伯愷的文章寫得不錯。
一篇篇義正辭嚴，筆鋒犀利的文章，使反動派大為惱火。他們除耍出種種無賴手段，開“天窗”，削篇幅，撕報紙，砸印刷機，毆打報社工人外，尤其把撰寫社論的楊伯愷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
一九四四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楊伯愷為了進一步搞好黨的統戰工作，以適應民主運動蓬勃發展的新形勢，以個人名義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積極協助張瀾先生在成都建立民盟四川省支部，被選為中央委員兼四川省支部宣傳部長。
楊伯愷離開《華西日報》後，於一九四六年春，開始籌辦《民眾時報》，經多方奔走，於五月一日創刊出版。這家由劉文輝先生出資，張瀾任社長，楊伯愷任總經理兼主筆的民間報紙，敢於代表人民講真話，打破了成都地區的沉悶空氣。可惜出版不到三個月，即被勒令停刊。楊伯愷又先後辦起《青年園地》和《時代文摘》兩種刊物，繼續為廣大讀者提供寶貴的精神糧食。
楊伯愷夫婦避居土橋時，鄧穎超同志曾特地到楊家看望，並代表周恩來同志傳達黨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初，張友漁同志到成都工作，根據黨的部署，把楊伯愷、張志和、田一平編成一個小組，從事對地方實力派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的統戰工作。
一九四六年，楊伯愷得到省委指示，參加由漆魯魚、李相符、田一平等同志組成的文化工作小組，負責成都地區文化界的統戰工作。為此，他經常和成都各民主黨派、各大學教授及文化界知名人士如潘大逵、彭迪先、謝文炳、陳翔鶴、熊子駿、劉堃南、王幹青等密切聯繫，不時舉行座談，研究時局，商討有關統戰和文化宣傳工作問題。
同年五月，重慶《新華日報》總館調羅石生來成都分館負責。時國內政治形勢險惡，成都社會情況複雜，為了順利開展工作，吳玉章親筆寫信給鄧錫侯先生，望其助一臂之力。這封信件，由楊伯愷通過鄧錫侯的參謀長張雪巖轉交。羅石生和鄧錫侯見面洽談後，得到鄧的支持，對新華日報在成都地區的發行，起到一定的作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國民黨當局強行封閉新華日報，不準在其管區進行宣傳活動。同時，企圖把成都分館同志，武裝押送到西安胡宗南部，然後由胡轉送延安。這種做法，顯然是別有用心的。因此，羅石生又請楊伯愷通過張雪巖，向鄧錫侯講清厲害關係，以及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經過這番交涉，才將分館人員送到重慶新華日報總館，隨總館一起撤離重慶。
七
多年來，敵人之於楊伯愷，如芒刺在背，是他們在成都地區急於拔除的首要目標。在敵人動手前兩天，已有逮捕風聲傳出。當有人去通知他，問其如何辦時，他斬釘截鐵地說：“我打定主意就是這樣，決不離開崗位。”
國民黨最高當局於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清晨，在整個國統區大規模地瘋狂抓捕革命群眾。在成都，先由各特務機關開列黑名單，報省府主席審批後執行。楊伯愷不幸落入了魔爪。被捕後，監禁在敵省特委會將軍衙門看守所。敵人多次審訊，要他交出民盟的“祕密組織”和所奉行的主義，楊冷笑一聲，指著軍法官的鼻子說：“你們應該弄清楚，民盟從來沒有祕密組織。它是公開的，光明正大的政團；它的方針政策是：民主和平，團結建國。這不但過去對，現在對，將來也是對的。”幾句話說得敵人垂頭喪氣，啞口無言。
繼後，經黨組織和各界人士多方營救，在全國一片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強烈呼聲中，重慶西南長官公署曾被迫同意釋放楊伯愷。但省特委軍法官卻趁機要楊伯愷寫悔過書，還假惺惺地說：“只要你隨便辦個手續，就可以出去了。”
正氣凜然的楊伯愷，立即嚴詞拒絕說：“我絕對不寫一個字，就是馬上提去槍斃，我也不寫。死怕什麼？人生自古誰無死?但要死得有價值。”愚蠢的敵人仍不識相，又死皮賴臉地問：“楊先生，你到底想不想出去?”
楊伯愷憤怒了，一把掀翻軍法官的辦公桌，厲聲向敵人宣佈：“放不放由你，我決不請求！”
楊伯愷對敵人毫不容情，從不給他們半點好顏色，但對獄中難友，卻異常親切體貼。他每次都把自己家裡送來的肉、蛋、奶粉和糖果，大多分給各室的難友們共享，對有病的同志，更加特別照顧。當年在獄中還是個青年的王覺群同志，懷念起這些往事，仍然十分感動地說：“楊老通過上層關係，每月送進來的菜，他都要把大部分送給各室的難友，自己留下很少一點點，他見我身體不好，有幾次把那僅有的一點點，也讓給我吃了。”
在獄中，楊伯愷利用各種機會，對難友們特別是對青年同志講馬列主義，講革命故事，講黨的方針、政策。他常常說：“我們幹革命，入了獄，是我們的光榮。敵人要我們悔過，但我們沒有過，所以無過可悔。”有一個年輕的女大學生毛英才，每當軍法官逼她寫悔過書時，她就想起楊伯愷說的話，對軍法官理直氣壯的說：“是的，我是大學畢業生，我會寫文章，唯獨不會寫悔過書，因為我無過可悔!”
楊伯愷也從不放過做國民黨看守、憲兵工作的機會。他和於淵、許壽真、晏子良、王伯高等老戰友一起，教育爭取了看守所內好幾個願意棄暗投明的看守憲兵，通過他們傳書帶信，悄悄夾帶一些報紙到牢房內，通過對報紙的傳看分析，使大家建立起國民黨反動派必敗，中國共產黨必勝的堅定信心。
楊伯愷的人品學問及其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贏得了全獄難友的尊敬，大家稱他為鐵骨錚錚的老英雄，從不妥協的老戰士，克敵制勝的精神堡壘!
國民黨軍政要員潰逃出大陸前夕，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及七日深夜，在成都外西撫琴臺和十二橋，連續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楊伯愷和其他三十四位革命志士，用自己的鮮血，迎來了新中國第一個絢麗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