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與資金是智庫運營必須的兩大要素，其實，還有一個要素，對於智庫的成功運營同樣重要，那就是智庫的影響力，某種程度上，智庫能否獲得人才的青睞、能否獲得研究合同、能否獲得社會捐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智庫的影響力。這裡，我們把智庫的影響力分為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以及政策影響力。
智庫的所有行為都圍繞著推廣其知識產品從而實現影響力的最大化而展開。
—— 唐納德·E.埃布爾森（Donald E. Abelson）
學術影響力
1968年4月，在羅馬近郊的山貓學院（Accademia dei Lincei），來自意大利的著名實業家、學者奧雷利奧·佩切伊(AurelioPeccei）與來自英國的科學家亞歷山大·金（Alexander King）組織了一場關於“什麼是全球性問題、如何開展全球性問題研究”的會議，邀請了來自10個歐洲國家的約30名科學家、社會學家以及經濟學家參與討論。會後，兩人組建了一個“持續委員會”，並以“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命名，其宗旨為“通過對人口、糧食、工業化、汙染、資源、貧困、教育等全球性問題的系統研究，提高公眾的全球意識，敦促國際組織和各國有關部門改革社會和政治制度，並採取必要的社會和政治行動，以改善全球管理，使人類擺脫所面臨的困境。” 四年後，該智庫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研究報告，對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做出了成功預測，引發了整個社會對人類無限制增長將導致地球災難的擔憂，在全球掀起了一場持續多年的大辯論。這份報告成為迄今為止有關環境問題最暢銷的出版物，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賣出了3000萬冊。
無獨有偶，1994年，美國地球觀察研究所（Earth Watch Institute）出版的《誰來養活中國》同樣引發了國際社會對中國人口與發展問題的長期討論。
這些真實的故事形象地說明，很多時候，智庫提出的新思想、新問題要比具體的政策建議長久和深刻得多。
思想與觀點是智庫學術影響力形成的第一要素。一個智庫如果沒有提出獨立的思想與理論，或者其提出的思想觀點沒有在社會中產生廣泛影響，那麼，即使它的規模再大、經費最多、名流再集中，也不可能成為一流的智庫。美國智庫從20世紀初到現在大致經歷了四代 ，其中第一代智庫被稱為“沒有學生的研究型大學”，這代智庫的典型代表包括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胡佛研究所等。這代智庫的創始者們十分強調研究的獨立性與科學性，他們的運作模式更接近於研究型的大學，雖然歷經百年滄桑，這些智庫在今天仍是最有聲望的一批。
社會影響力
“智庫的思想或見解本身不是輿論，但智庫的產品之所以不同於大眾化的感性認識，就在於它運用一定的概念體系和抽象的推理過程，系統地闡明政策觀點，形成某種思想或政策的理論依據。 ”“當理論充分發揮指導實踐的作用，回答現實提出的緊迫問題時，理論傳播就成為一種輿論形態。 ”智庫的思想產品所堅持的價值理念與社會公益能在多大深度與廣度上整合社會公眾群體，決定了智庫所具有的社會民意基礎，並最終決定智庫的社會影響力的大小。 簡言之，社會公眾如果認可智庫的觀點與主張，智庫就能夠發揮塑造輿論與引導輿論的作用。在智庫與社會輿論的互動中，如果智庫的觀點是基於專業性、獨立性與戰略性基礎之上，那麼就會相對容易獲得社會公眾的認可與信任，從而實現智庫的社會影響力。
智庫產品的傳播推廣能力是構成智庫社會影響力的重要因素。根據傳播學理論，理論產品的社會影響力大小，不僅取決於產品的“品質”，而且還與產品的傳播方式與能力密切相關。系統、順暢的傳播渠道與機制能夠為智庫發揮社會影響力提供廣闊的平臺，從而有效擴大智庫理論產品的傳播規模與宣傳效應。因此，智庫需要積極利用現代傳播工具，在立足產品質量的基礎上，注重對產品進行有效的包裝，通過多種傳播工具進行推廣。比如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利用蘋果（Apple）產品的崛起，成為第一個通過iTunes播客（Podcast）發佈講座及討論的智庫。這種對科技發展的有力把握，對於智庫的品牌宣傳十分關鍵。
關係網絡是智庫可以利用的擴大自身社會影響力的一個重要資源。這個網絡將有助於智庫進行研究分析、有助於傳播智庫研究成果、有助於與關鍵的個人或團體建立聯繫。
當威爾遜中心的墨西哥研究所決定關注美墨邊境的未來時，它和三個機構建立起合作關係：北部邊境大學（Northern Border College，COLEF）、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北美跨境研究中心（the North American Center for Trans-border Studies，NACTS），以及州政府委員會（the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CSG）。對於威爾遜中心而言，COLEF與NACTS為其提供了詳細的邊境知識和邊境地區利益相關者關係網。CSG則為威爾遜中心提供了與美國州政府和州立法機關的緊密關係。威爾遜中心通過與這些機構的合作，已經開展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項目，並且對政策產生了影響力。
熱圖利奧·瓦加斯基金會(PGV)是一家來自巴西的智庫，它致力於通過研究和高質量的高等教育提升巴西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近十年來，PGV通過建立貫穿整個巴西的夥伴關係網絡，使其教育管理項目重新得到加強，也利用夥伴關係網擴展了自身影響力。
正如萊斯利·菲爾德與希瑟·麥克里奧德·格蘭特（Leslie R. Crutchfield / Heather McLeod Grant）在《善的力量》（Forces for Good）一書中所說，“想要擴大社會影響力的組織應該尋求建立一個聯盟網絡，並作為改變的引擎。
政策影響力
美國進步中心成立於2003年，前身是成立於1989年的美國進步政策研究所。雖然成立時間不長，卻對美國政府，尤其是克林頓和奧巴馬政府影響深遠。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進步中心為克林頓政府設計的《變革方案》，對美國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2009年4月，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在2010年國防預算草案中，要求國會削減“未來作戰系統”的經費開支，中止DDG1000多功能驅逐艦項目，停止F—22戰機生產，同時加大對情報和人力方面的投入。這些建議早就被寫在美國進步中心2007年底發佈的報告《重建美國的軍事力量：朝著一種新的改良型國防戰略邁進》中了。2012年2月，奧巴馬政府發佈了《美國創新戰略：確保經濟增長與繁榮》，提出了未來一段時期推動美國創新的戰略規劃和措施。 這一系列政策法案同樣能夠在美國進步中心關於《進步性增長：通過清潔能源、革新與機遇扭轉美國經濟》的報告中尋到蹤跡。難怪美國《時代》週刊曾如此評價美國進步中心，“在對政府的影響力方面，當前沒有任何其他機構能與其媲美”。
智庫，為影響政策而生。在政策影響力方面，美國智庫演繹得最為淋漓盡致。究其原因，布魯金斯學會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艾格特梅爾（Antoine Van Agtmael）認為，“因為政治的去中心化和多元的政治文化使得智庫有機會影響政策，很多學者希望通過自身對信息和知識的掌握幫助政府制定更好的政策，而美國的慈善傳統與基金會文化則為他們提供資金支持。很顯然，有需求，有人才，有資金，這就是美國智庫繁榮發展和產生影響力的原因。”
"人才與資金是智庫運營必須的兩大要素，其實，還有一個要素，對於智庫的成功運營同樣重要，那就是智庫的影響力，某種程度上，智庫能否獲得人才的青睞、能否獲得研究合同、能否獲得社會捐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智庫的影響力。這裡，我們把智庫的影響力分為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以及政策影響力。
智庫的所有行為都圍繞著推廣其知識產品從而實現影響力的最大化而展開。
—— 唐納德·E.埃布爾森（Donald E. Abelson）
學術影響力
1968年4月，在羅馬近郊的山貓學院（Accademia dei Lincei），來自意大利的著名實業家、學者奧雷利奧·佩切伊(AurelioPeccei）與來自英國的科學家亞歷山大·金（Alexander King）組織了一場關於“什麼是全球性問題、如何開展全球性問題研究”的會議，邀請了來自10個歐洲國家的約30名科學家、社會學家以及經濟學家參與討論。會後，兩人組建了一個“持續委員會”，並以“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命名，其宗旨為“通過對人口、糧食、工業化、汙染、資源、貧困、教育等全球性問題的系統研究，提高公眾的全球意識，敦促國際組織和各國有關部門改革社會和政治制度，並採取必要的社會和政治行動，以改善全球管理，使人類擺脫所面臨的困境。” 四年後，該智庫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研究報告，對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做出了成功預測，引發了整個社會對人類無限制增長將導致地球災難的擔憂，在全球掀起了一場持續多年的大辯論。這份報告成為迄今為止有關環境問題最暢銷的出版物，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賣出了3000萬冊。
無獨有偶，1994年，美國地球觀察研究所（Earth Watch Institute）出版的《誰來養活中國》同樣引發了國際社會對中國人口與發展問題的長期討論。
這些真實的故事形象地說明，很多時候，智庫提出的新思想、新問題要比具體的政策建議長久和深刻得多。
思想與觀點是智庫學術影響力形成的第一要素。一個智庫如果沒有提出獨立的思想與理論，或者其提出的思想觀點沒有在社會中產生廣泛影響，那麼，即使它的規模再大、經費最多、名流再集中，也不可能成為一流的智庫。美國智庫從20世紀初到現在大致經歷了四代 ，其中第一代智庫被稱為“沒有學生的研究型大學”，這代智庫的典型代表包括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胡佛研究所等。這代智庫的創始者們十分強調研究的獨立性與科學性，他們的運作模式更接近於研究型的大學，雖然歷經百年滄桑，這些智庫在今天仍是最有聲望的一批。
社會影響力
“智庫的思想或見解本身不是輿論，但智庫的產品之所以不同於大眾化的感性認識，就在於它運用一定的概念體系和抽象的推理過程，系統地闡明政策觀點，形成某種思想或政策的理論依據。 ”“當理論充分發揮指導實踐的作用，回答現實提出的緊迫問題時，理論傳播就成為一種輿論形態。 ”智庫的思想產品所堅持的價值理念與社會公益能在多大深度與廣度上整合社會公眾群體，決定了智庫所具有的社會民意基礎，並最終決定智庫的社會影響力的大小。 簡言之，社會公眾如果認可智庫的觀點與主張，智庫就能夠發揮塑造輿論與引導輿論的作用。在智庫與社會輿論的互動中，如果智庫的觀點是基於專業性、獨立性與戰略性基礎之上，那麼就會相對容易獲得社會公眾的認可與信任，從而實現智庫的社會影響力。
智庫產品的傳播推廣能力是構成智庫社會影響力的重要因素。根據傳播學理論，理論產品的社會影響力大小，不僅取決於產品的“品質”，而且還與產品的傳播方式與能力密切相關。系統、順暢的傳播渠道與機制能夠為智庫發揮社會影響力提供廣闊的平臺，從而有效擴大智庫理論產品的傳播規模與宣傳效應。因此，智庫需要積極利用現代傳播工具，在立足產品質量的基礎上，注重對產品進行有效的包裝，通過多種傳播工具進行推廣。比如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利用蘋果（Apple）產品的崛起，成為第一個通過iTunes播客（Podcast）發佈講座及討論的智庫。這種對科技發展的有力把握，對於智庫的品牌宣傳十分關鍵。
關係網絡是智庫可以利用的擴大自身社會影響力的一個重要資源。這個網絡將有助於智庫進行研究分析、有助於傳播智庫研究成果、有助於與關鍵的個人或團體建立聯繫。
當威爾遜中心的墨西哥研究所決定關注美墨邊境的未來時，它和三個機構建立起合作關係：北部邊境大學（Northern Border College，COLEF）、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北美跨境研究中心（the North American Center for Trans-border Studies，NACTS），以及州政府委員會（the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CSG）。對於威爾遜中心而言，COLEF與NACTS為其提供了詳細的邊境知識和邊境地區利益相關者關係網。CSG則為威爾遜中心提供了與美國州政府和州立法機關的緊密關係。威爾遜中心通過與這些機構的合作，已經開展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項目，並且對政策產生了影響力。
熱圖利奧·瓦加斯基金會(PGV)是一家來自巴西的智庫，它致力於通過研究和高質量的高等教育提升巴西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近十年來，PGV通過建立貫穿整個巴西的夥伴關係網絡，使其教育管理項目重新得到加強，也利用夥伴關係網擴展了自身影響力。
正如萊斯利·菲爾德與希瑟·麥克里奧德·格蘭特（Leslie R. Crutchfield / Heather McLeod Grant）在《善的力量》（Forces for Good）一書中所說，“想要擴大社會影響力的組織應該尋求建立一個聯盟網絡，並作為改變的引擎。
政策影響力
美國進步中心成立於2003年，前身是成立於1989年的美國進步政策研究所。雖然成立時間不長，卻對美國政府，尤其是克林頓和奧巴馬政府影響深遠。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進步中心為克林頓政府設計的《變革方案》，對美國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2009年4月，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在2010年國防預算草案中，要求國會削減“未來作戰系統”的經費開支，中止DDG1000多功能驅逐艦項目，停止F—22戰機生產，同時加大對情報和人力方面的投入。這些建議早就被寫在美國進步中心2007年底發佈的報告《重建美國的軍事力量：朝著一種新的改良型國防戰略邁進》中了。2012年2月，奧巴馬政府發佈了《美國創新戰略：確保經濟增長與繁榮》，提出了未來一段時期推動美國創新的戰略規劃和措施。 這一系列政策法案同樣能夠在美國進步中心關於《進步性增長：通過清潔能源、革新與機遇扭轉美國經濟》的報告中尋到蹤跡。難怪美國《時代》週刊曾如此評價美國進步中心，“在對政府的影響力方面，當前沒有任何其他機構能與其媲美”。
智庫，為影響政策而生。在政策影響力方面，美國智庫演繹得最為淋漓盡致。究其原因，布魯金斯學會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艾格特梅爾（Antoine Van Agtmael）認為，“因為政治的去中心化和多元的政治文化使得智庫有機會影響政策，很多學者希望通過自身對信息和知識的掌握幫助政府制定更好的政策，而美國的慈善傳統與基金會文化則為他們提供資金支持。很顯然，有需求，有人才，有資金，這就是美國智庫繁榮發展和產生影響力的原因。”
美國智庫政策影響力的推動因素
獨特的政治文化。所謂“政治文化”指的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間內對政治潮流的態度、信念和感情的總和，是政治體系的基本傾向。 任何政治體系或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它通過各種途徑直接決定著每個社會成員的政治態度，也影響著政治體系中每個政治角色的功能。 美國的政治文化表現為個人主義、實用主義和不信任政府，這為美國智庫的蓬勃發展提供了空間。
開放的政治體制。美國屬於兩黨制國家，兩大政黨通過總統與議會競選輪流執政。兩黨議員以及總統候選人為贏得競選，需要研究機構來充當智囊，但兩黨缺乏自己正式的政策研究機構 ，這就促使他們尋求智庫的專業意見。
雄厚的資金支撐。曾有學者提出這樣的觀點：“影響美國智庫媒介曝光率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資金，美國影響力排名前五位的智庫運營資金都不少於1000萬美元。” 雄厚的資金為美國智庫實現影響力提供了支撐。
完善的法律法規。在美國，智庫在註冊為非營利的免稅組織後，只需要成立一個以宣傳各種政策為內容的教育組織，就可以取得非營利機構的法定資格，並在稅收制度上獲得免稅的優惠待遇。
便利的“旋轉門”機制。“旋轉門”實現了智庫研究人員和政府人員的之間的雙向流動，有利於提升智庫的政策影響力。
多元的政府溝通機制。在美國，智庫和政府的交流方式眾多，智庫通過派人蔘加政府的聽證會和國會舉行的各種活動來及時瞭解政府政策的變化和走向。同時，智庫還舉辦各種培訓會，對政府人員進行培訓，或邀請政府人員與智庫成員一起做課題、搞研究，讓政府瞭解自己的研究領域與研究成果。這增進了雙方的瞭解，同時也提高了智庫自身的影響力，提升了政府人員的理論水平。
本文選自《大國背後的“第四力量”》，王輝耀、苗綠 著，中信出版社
"人才與資金是智庫運營必須的兩大要素，其實，還有一個要素，對於智庫的成功運營同樣重要，那就是智庫的影響力，某種程度上，智庫能否獲得人才的青睞、能否獲得研究合同、能否獲得社會捐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智庫的影響力。這裡，我們把智庫的影響力分為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以及政策影響力。
智庫的所有行為都圍繞著推廣其知識產品從而實現影響力的最大化而展開。
—— 唐納德·E.埃布爾森（Donald E. Abelson）
學術影響力
1968年4月，在羅馬近郊的山貓學院（Accademia dei Lincei），來自意大利的著名實業家、學者奧雷利奧·佩切伊(AurelioPeccei）與來自英國的科學家亞歷山大·金（Alexander King）組織了一場關於“什麼是全球性問題、如何開展全球性問題研究”的會議，邀請了來自10個歐洲國家的約30名科學家、社會學家以及經濟學家參與討論。會後，兩人組建了一個“持續委員會”，並以“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命名，其宗旨為“通過對人口、糧食、工業化、汙染、資源、貧困、教育等全球性問題的系統研究，提高公眾的全球意識，敦促國際組織和各國有關部門改革社會和政治制度，並採取必要的社會和政治行動，以改善全球管理，使人類擺脫所面臨的困境。” 四年後，該智庫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研究報告，對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做出了成功預測，引發了整個社會對人類無限制增長將導致地球災難的擔憂，在全球掀起了一場持續多年的大辯論。這份報告成為迄今為止有關環境問題最暢銷的出版物，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賣出了3000萬冊。
無獨有偶，1994年，美國地球觀察研究所（Earth Watch Institute）出版的《誰來養活中國》同樣引發了國際社會對中國人口與發展問題的長期討論。
這些真實的故事形象地說明，很多時候，智庫提出的新思想、新問題要比具體的政策建議長久和深刻得多。
思想與觀點是智庫學術影響力形成的第一要素。一個智庫如果沒有提出獨立的思想與理論，或者其提出的思想觀點沒有在社會中產生廣泛影響，那麼，即使它的規模再大、經費最多、名流再集中，也不可能成為一流的智庫。美國智庫從20世紀初到現在大致經歷了四代 ，其中第一代智庫被稱為“沒有學生的研究型大學”，這代智庫的典型代表包括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胡佛研究所等。這代智庫的創始者們十分強調研究的獨立性與科學性，他們的運作模式更接近於研究型的大學，雖然歷經百年滄桑，這些智庫在今天仍是最有聲望的一批。
社會影響力
“智庫的思想或見解本身不是輿論，但智庫的產品之所以不同於大眾化的感性認識，就在於它運用一定的概念體系和抽象的推理過程，系統地闡明政策觀點，形成某種思想或政策的理論依據。 ”“當理論充分發揮指導實踐的作用，回答現實提出的緊迫問題時，理論傳播就成為一種輿論形態。 ”智庫的思想產品所堅持的價值理念與社會公益能在多大深度與廣度上整合社會公眾群體，決定了智庫所具有的社會民意基礎，並最終決定智庫的社會影響力的大小。 簡言之，社會公眾如果認可智庫的觀點與主張，智庫就能夠發揮塑造輿論與引導輿論的作用。在智庫與社會輿論的互動中，如果智庫的觀點是基於專業性、獨立性與戰略性基礎之上，那麼就會相對容易獲得社會公眾的認可與信任，從而實現智庫的社會影響力。
智庫產品的傳播推廣能力是構成智庫社會影響力的重要因素。根據傳播學理論，理論產品的社會影響力大小，不僅取決於產品的“品質”，而且還與產品的傳播方式與能力密切相關。系統、順暢的傳播渠道與機制能夠為智庫發揮社會影響力提供廣闊的平臺，從而有效擴大智庫理論產品的傳播規模與宣傳效應。因此，智庫需要積極利用現代傳播工具，在立足產品質量的基礎上，注重對產品進行有效的包裝，通過多種傳播工具進行推廣。比如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利用蘋果（Apple）產品的崛起，成為第一個通過iTunes播客（Podcast）發佈講座及討論的智庫。這種對科技發展的有力把握，對於智庫的品牌宣傳十分關鍵。
關係網絡是智庫可以利用的擴大自身社會影響力的一個重要資源。這個網絡將有助於智庫進行研究分析、有助於傳播智庫研究成果、有助於與關鍵的個人或團體建立聯繫。
當威爾遜中心的墨西哥研究所決定關注美墨邊境的未來時，它和三個機構建立起合作關係：北部邊境大學（Northern Border College，COLEF）、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北美跨境研究中心（the North American Center for Trans-border Studies，NACTS），以及州政府委員會（the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CSG）。對於威爾遜中心而言，COLEF與NACTS為其提供了詳細的邊境知識和邊境地區利益相關者關係網。CSG則為威爾遜中心提供了與美國州政府和州立法機關的緊密關係。威爾遜中心通過與這些機構的合作，已經開展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項目，並且對政策產生了影響力。
熱圖利奧·瓦加斯基金會(PGV)是一家來自巴西的智庫，它致力於通過研究和高質量的高等教育提升巴西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近十年來，PGV通過建立貫穿整個巴西的夥伴關係網絡，使其教育管理項目重新得到加強，也利用夥伴關係網擴展了自身影響力。
正如萊斯利·菲爾德與希瑟·麥克里奧德·格蘭特（Leslie R. Crutchfield / Heather McLeod Grant）在《善的力量》（Forces for Good）一書中所說，“想要擴大社會影響力的組織應該尋求建立一個聯盟網絡，並作為改變的引擎。
政策影響力
美國進步中心成立於2003年，前身是成立於1989年的美國進步政策研究所。雖然成立時間不長，卻對美國政府，尤其是克林頓和奧巴馬政府影響深遠。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進步中心為克林頓政府設計的《變革方案》，對美國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2009年4月，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在2010年國防預算草案中，要求國會削減“未來作戰系統”的經費開支，中止DDG1000多功能驅逐艦項目，停止F—22戰機生產，同時加大對情報和人力方面的投入。這些建議早就被寫在美國進步中心2007年底發佈的報告《重建美國的軍事力量：朝著一種新的改良型國防戰略邁進》中了。2012年2月，奧巴馬政府發佈了《美國創新戰略：確保經濟增長與繁榮》，提出了未來一段時期推動美國創新的戰略規劃和措施。 這一系列政策法案同樣能夠在美國進步中心關於《進步性增長：通過清潔能源、革新與機遇扭轉美國經濟》的報告中尋到蹤跡。難怪美國《時代》週刊曾如此評價美國進步中心，“在對政府的影響力方面，當前沒有任何其他機構能與其媲美”。
智庫，為影響政策而生。在政策影響力方面，美國智庫演繹得最為淋漓盡致。究其原因，布魯金斯學會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艾格特梅爾（Antoine Van Agtmael）認為，“因為政治的去中心化和多元的政治文化使得智庫有機會影響政策，很多學者希望通過自身對信息和知識的掌握幫助政府制定更好的政策，而美國的慈善傳統與基金會文化則為他們提供資金支持。很顯然，有需求，有人才，有資金，這就是美國智庫繁榮發展和產生影響力的原因。”
美國智庫政策影響力的推動因素
獨特的政治文化。所謂“政治文化”指的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間內對政治潮流的態度、信念和感情的總和，是政治體系的基本傾向。 任何政治體系或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它通過各種途徑直接決定著每個社會成員的政治態度，也影響著政治體系中每個政治角色的功能。 美國的政治文化表現為個人主義、實用主義和不信任政府，這為美國智庫的蓬勃發展提供了空間。
開放的政治體制。美國屬於兩黨制國家，兩大政黨通過總統與議會競選輪流執政。兩黨議員以及總統候選人為贏得競選，需要研究機構來充當智囊，但兩黨缺乏自己正式的政策研究機構 ，這就促使他們尋求智庫的專業意見。
雄厚的資金支撐。曾有學者提出這樣的觀點：“影響美國智庫媒介曝光率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資金，美國影響力排名前五位的智庫運營資金都不少於1000萬美元。” 雄厚的資金為美國智庫實現影響力提供了支撐。
完善的法律法規。在美國，智庫在註冊為非營利的免稅組織後，只需要成立一個以宣傳各種政策為內容的教育組織，就可以取得非營利機構的法定資格，並在稅收制度上獲得免稅的優惠待遇。
便利的“旋轉門”機制。“旋轉門”實現了智庫研究人員和政府人員的之間的雙向流動，有利於提升智庫的政策影響力。
多元的政府溝通機制。在美國，智庫和政府的交流方式眾多，智庫通過派人蔘加政府的聽證會和國會舉行的各種活動來及時瞭解政府政策的變化和走向。同時，智庫還舉辦各種培訓會，對政府人員進行培訓，或邀請政府人員與智庫成員一起做課題、搞研究，讓政府瞭解自己的研究領域與研究成果。這增進了雙方的瞭解，同時也提高了智庫自身的影響力，提升了政府人員的理論水平。
本文選自《大國背後的“第四力量”》，王輝耀、苗綠 著，中信出版社
人才與資金是智庫運營必須的兩大要素，其實，還有一個要素，對於智庫的成功運營同樣重要，那就是智庫的影響力，某種程度上，智庫能否獲得人才的青睞、能否獲得研究合同、能否獲得社會捐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智庫的影響力。這裡，我們把智庫的影響力分為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以及政策影響力。
智庫的所有行為都圍繞著推廣其知識產品從而實現影響力的最大化而展開。
—— 唐納德·E.埃布爾森（Donald E. Abelson）
學術影響力
1968年4月，在羅馬近郊的山貓學院（Accademia dei Lincei），來自意大利的著名實業家、學者奧雷利奧·佩切伊(AurelioPeccei）與來自英國的科學家亞歷山大·金（Alexander King）組織了一場關於“什麼是全球性問題、如何開展全球性問題研究”的會議，邀請了來自10個歐洲國家的約30名科學家、社會學家以及經濟學家參與討論。會後，兩人組建了一個“持續委員會”，並以“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命名，其宗旨為“通過對人口、糧食、工業化、汙染、資源、貧困、教育等全球性問題的系統研究，提高公眾的全球意識，敦促國際組織和各國有關部門改革社會和政治制度，並採取必要的社會和政治行動，以改善全球管理，使人類擺脫所面臨的困境。” 四年後，該智庫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研究報告，對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做出了成功預測，引發了整個社會對人類無限制增長將導致地球災難的擔憂，在全球掀起了一場持續多年的大辯論。這份報告成為迄今為止有關環境問題最暢銷的出版物，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賣出了3000萬冊。
無獨有偶，1994年，美國地球觀察研究所（Earth Watch Institute）出版的《誰來養活中國》同樣引發了國際社會對中國人口與發展問題的長期討論。
這些真實的故事形象地說明，很多時候，智庫提出的新思想、新問題要比具體的政策建議長久和深刻得多。
思想與觀點是智庫學術影響力形成的第一要素。一個智庫如果沒有提出獨立的思想與理論，或者其提出的思想觀點沒有在社會中產生廣泛影響，那麼，即使它的規模再大、經費最多、名流再集中，也不可能成為一流的智庫。美國智庫從20世紀初到現在大致經歷了四代 ，其中第一代智庫被稱為“沒有學生的研究型大學”，這代智庫的典型代表包括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胡佛研究所等。這代智庫的創始者們十分強調研究的獨立性與科學性，他們的運作模式更接近於研究型的大學，雖然歷經百年滄桑，這些智庫在今天仍是最有聲望的一批。
社會影響力
“智庫的思想或見解本身不是輿論，但智庫的產品之所以不同於大眾化的感性認識，就在於它運用一定的概念體系和抽象的推理過程，系統地闡明政策觀點，形成某種思想或政策的理論依據。 ”“當理論充分發揮指導實踐的作用，回答現實提出的緊迫問題時，理論傳播就成為一種輿論形態。 ”智庫的思想產品所堅持的價值理念與社會公益能在多大深度與廣度上整合社會公眾群體，決定了智庫所具有的社會民意基礎，並最終決定智庫的社會影響力的大小。 簡言之，社會公眾如果認可智庫的觀點與主張，智庫就能夠發揮塑造輿論與引導輿論的作用。在智庫與社會輿論的互動中，如果智庫的觀點是基於專業性、獨立性與戰略性基礎之上，那麼就會相對容易獲得社會公眾的認可與信任，從而實現智庫的社會影響力。
智庫產品的傳播推廣能力是構成智庫社會影響力的重要因素。根據傳播學理論，理論產品的社會影響力大小，不僅取決於產品的“品質”，而且還與產品的傳播方式與能力密切相關。系統、順暢的傳播渠道與機制能夠為智庫發揮社會影響力提供廣闊的平臺，從而有效擴大智庫理論產品的傳播規模與宣傳效應。因此，智庫需要積極利用現代傳播工具，在立足產品質量的基礎上，注重對產品進行有效的包裝，通過多種傳播工具進行推廣。比如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利用蘋果（Apple）產品的崛起，成為第一個通過iTunes播客（Podcast）發佈講座及討論的智庫。這種對科技發展的有力把握，對於智庫的品牌宣傳十分關鍵。
關係網絡是智庫可以利用的擴大自身社會影響力的一個重要資源。這個網絡將有助於智庫進行研究分析、有助於傳播智庫研究成果、有助於與關鍵的個人或團體建立聯繫。
當威爾遜中心的墨西哥研究所決定關注美墨邊境的未來時，它和三個機構建立起合作關係：北部邊境大學（Northern Border College，COLEF）、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北美跨境研究中心（the North American Center for Trans-border Studies，NACTS），以及州政府委員會（the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CSG）。對於威爾遜中心而言，COLEF與NACTS為其提供了詳細的邊境知識和邊境地區利益相關者關係網。CSG則為威爾遜中心提供了與美國州政府和州立法機關的緊密關係。威爾遜中心通過與這些機構的合作，已經開展了一系列的重要研究項目，並且對政策產生了影響力。
熱圖利奧·瓦加斯基金會(PGV)是一家來自巴西的智庫，它致力於通過研究和高質量的高等教育提升巴西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近十年來，PGV通過建立貫穿整個巴西的夥伴關係網絡，使其教育管理項目重新得到加強，也利用夥伴關係網擴展了自身影響力。
正如萊斯利·菲爾德與希瑟·麥克里奧德·格蘭特（Leslie R. Crutchfield / Heather McLeod Grant）在《善的力量》（Forces for Good）一書中所說，“想要擴大社會影響力的組織應該尋求建立一個聯盟網絡，並作為改變的引擎。
政策影響力
美國進步中心成立於2003年，前身是成立於1989年的美國進步政策研究所。雖然成立時間不長，卻對美國政府，尤其是克林頓和奧巴馬政府影響深遠。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進步中心為克林頓政府設計的《變革方案》，對美國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2009年4月，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在2010年國防預算草案中，要求國會削減“未來作戰系統”的經費開支，中止DDG1000多功能驅逐艦項目，停止F—22戰機生產，同時加大對情報和人力方面的投入。這些建議早就被寫在美國進步中心2007年底發佈的報告《重建美國的軍事力量：朝著一種新的改良型國防戰略邁進》中了。2012年2月，奧巴馬政府發佈了《美國創新戰略：確保經濟增長與繁榮》，提出了未來一段時期推動美國創新的戰略規劃和措施。 這一系列政策法案同樣能夠在美國進步中心關於《進步性增長：通過清潔能源、革新與機遇扭轉美國經濟》的報告中尋到蹤跡。難怪美國《時代》週刊曾如此評價美國進步中心，“在對政府的影響力方面，當前沒有任何其他機構能與其媲美”。
智庫，為影響政策而生。在政策影響力方面，美國智庫演繹得最為淋漓盡致。究其原因，布魯金斯學會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艾格特梅爾（Antoine Van Agtmael）認為，“因為政治的去中心化和多元的政治文化使得智庫有機會影響政策，很多學者希望通過自身對信息和知識的掌握幫助政府制定更好的政策，而美國的慈善傳統與基金會文化則為他們提供資金支持。很顯然，有需求，有人才，有資金，這就是美國智庫繁榮發展和產生影響力的原因。”
美國智庫政策影響力的推動因素
獨特的政治文化。所謂“政治文化”指的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間內對政治潮流的態度、信念和感情的總和，是政治體系的基本傾向。 任何政治體系或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它通過各種途徑直接決定著每個社會成員的政治態度，也影響著政治體系中每個政治角色的功能。 美國的政治文化表現為個人主義、實用主義和不信任政府，這為美國智庫的蓬勃發展提供了空間。
開放的政治體制。美國屬於兩黨制國家，兩大政黨通過總統與議會競選輪流執政。兩黨議員以及總統候選人為贏得競選，需要研究機構來充當智囊，但兩黨缺乏自己正式的政策研究機構 ，這就促使他們尋求智庫的專業意見。
雄厚的資金支撐。曾有學者提出這樣的觀點：“影響美國智庫媒介曝光率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資金，美國影響力排名前五位的智庫運營資金都不少於1000萬美元。” 雄厚的資金為美國智庫實現影響力提供了支撐。
完善的法律法規。在美國，智庫在註冊為非營利的免稅組織後，只需要成立一個以宣傳各種政策為內容的教育組織，就可以取得非營利機構的法定資格，並在稅收制度上獲得免稅的優惠待遇。
便利的“旋轉門”機制。“旋轉門”實現了智庫研究人員和政府人員的之間的雙向流動，有利於提升智庫的政策影響力。
多元的政府溝通機制。在美國，智庫和政府的交流方式眾多，智庫通過派人蔘加政府的聽證會和國會舉行的各種活動來及時瞭解政府政策的變化和走向。同時，智庫還舉辦各種培訓會，對政府人員進行培訓，或邀請政府人員與智庫成員一起做課題、搞研究，讓政府瞭解自己的研究領域與研究成果。這增進了雙方的瞭解，同時也提高了智庫自身的影響力，提升了政府人員的理論水平。
本文選自《大國背後的“第四力量”》，王輝耀、苗綠 著，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