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反腐，聽慣了打老虎、拍蒼蠅，總還有些事出乎意料——
欠款200萬元的“老賴”，是當年的三八紅旗手；江西某公司3年來在瀋陽投標337次，中標率卻為0；瀋陽市有4000餘人在吃“死人低保”，1627家單位有1821個小金庫……而發現這些問題的，是一個大數據平臺。
“正風肅紀大數據監督平臺”由瀋陽市紀委監委與中科院計算所聯手打造，數據總量有25.1億條，覆蓋了全市1130家職能單位，涉及民政、醫保、科技、人防、債務、招投標等十幾個領域。
“大數據監督的範圍更廣更深，可以發現信訪和巡查發現不了的點對點的問題。”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的研究員方金雲說。常被提及的一組數字是——按照傳統的工作方式，瀋陽市紀委監委一年能發現31800左右個問題，而大數據系統建立後，僅民生領域，一天就發現了81641筆問題資金，涉及9608人，經民政部門自查自糾，挽回損失5千萬元。“監督也是生產力。”方金雲補充。
為了用數學模型刻畫權力運行的軌跡，方金雲成了懂政府管理流程的科學家；瀋陽市紀委監委紀檢監察一室副主任查巖，也成了懂大數據的紀檢幹部。
“跨界”，不約而同，是這兩方口中的高頻詞彙。
方金雲（右）給工作人員講解怎麼區分兩類有交叉的名單。
紀委來了群科學家
“政府的管理體系和決策流程有一整套規範，順著去捋，很難發現問題；建立數學模型，逆向看，就可能找到癥結。”方金雲一邊說，一邊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掌寫著“逆向”。
他說話不快，眼神認真，手會習慣性比劃，似乎一定要為每句話的重點留痕。上樓梯，在空氣中寫；飯桌前，在桌子上畫；坐到辦公桌前終於能拿起筆，文字、方框、箭頭，紙上很快搭起了框圖。
科學研究要把社會問題抽象成普遍模型，再去求解，這是活在數字系統中的方金雲擅長的。
以城市低保發放為例，針對開著寶馬領低保、當著幹部領低保，甚至人已經去世，低保依然照發的情況，可以反向查找違規操作。表現在數學模型上，就是用車輛信息、幹部名單和死亡登記的集合來與低保名單的集合求交集，若結果不是空集，那就是疑似問題的線索。
“不從社會管理角度出發，跨到紀檢的業務領域，建立的模型就無法涵蓋所有問題；同樣，紀檢人員也要懂些大數據知識。”方金雲說，跨界學習是必須。
劉曉東在計算所讀書時研究軟件架構，博士畢業留所工作，現在是團隊骨幹之一。他擅長打比方，數據庫是盛數據的水池，“我就是造池子的，先做高做大，接著擴容，數據量繼續增加，就得考慮換方案了”。
在給紀委監委的同事們講架構時，他會打最易懂的比方——用平臺和餐廳作比，數據就像菜籃子，紀委監委業務人員、工程師是負責不同部分的廚師，智能分析平臺就是鍋碗等廚房用具，數據備案平臺則是食材保鮮冷庫。要做好飯菜，哪個都少不了。
他們從監察對象和黨員名單的區分，討論到怎麼解決死亡數據表標示不統一……很多政務知識劉曉東都是第一次接觸，“真正參與項目才發現，比單純搞研究複雜很多，但真的做出了東西，又覺得很有意思”。
“用上大數據，多做‘健康體檢’，就可以少做‘大病治療’，也不會‘病入膏肓’。”方金雲認為，及早發現問題，填補政策或管理漏洞，才是大有裨益的監督。
身邊人提起方金雲，皆以“工作狂”來評價。拍宣傳片時，攝像師說他輪廓分明，補了一個光源。他笑言：“就是瘦得比較厲害。”
瀋陽市紀委監委拍宣傳片，正在拍方金雲的鏡頭。
這裡的節奏甚於互聯網公司，半夜12點開會討論很平常。父親節前夜，方金雲和查巖晚上9點還在辦公室，而前一晚凌晨2點他們才下班。查巖的小兒子在電話裡奶聲奶氣喊爸爸回家，他撫掌答應時，笑聲穿透力極強。
方金雲算不清自己錯過了多少次見女兒。上一次是在他前往瀋陽的路上，女兒從山東回京，在北京南站，兩人列車相隔半小時，雖未相見，卻已是幾個月裡最近的一次。
他在朋友圈寫了首簡單的詩：“每個人都在跨界，每個人都在與時間賽跑，每個人都把工作娶回了生活。”
“技術手段發現蒼蠅”
讓方金雲和查巖燒了最多腦的，是最重要的監督要素模型——應覆蓋哪些因素，才能普適於任一部門，完成全鏈條監督？
最終設計的5+N系統，從兩個維度考量，框定了五大標準數據庫和業務庫：前者包含資金、項目、物資、決策、權力這五類，後者則是具體經手的各業務。“閉著眼睛想一下，除了這些，一個單位就沒別的了。”方金雲眯著眼，反覆唸叨了幾遍。
標準乍一看似有交叉，但背後的概念範疇他們反覆推敲、明確界定，就像數學概念裡作為一般思維形式的判斷與推理一樣。
資金包含了補貼、救助等多項公共資金明細；項目建設包含完整審批流程，達到必要的深度廣度；物資指向公有資產，存量有哪些，新增的如何採購、怎麼發放；決策針對部門權限；權力則具體到個人。
大數據倉庫從全市97個市直部門、13個區縣採集了資金和項目數據，還自行收集了政府項目補貼資金、黨員和六類監察對象名單等數據，能查出小金庫、加油卡，也可以揪出冒領低保的村支書、貪汙百萬元的鎮長。
在中科院計算所所長孫凝暉眼中，反腐工作“過去主要靠人力，現在技術手段可以發現很多蒼蠅，人的手段就能去打老虎，打大案要案，如此就能有所分工”。
自2019年初起，針對大數據監督平臺的講解報告，在瀋陽紀委大樓進行了174場，正風肅紀宣傳片被一遍遍播放。截至5月底，瀋陽市已有4326名基層領導來參觀學習過。
6月13日，瀋陽市紀委監委三層會議室，自然資源局的訪客在聽大數據監督講解。
6月13日上午帶隊來參觀的自然資源局領導，留下了和前人一樣“震撼”的感慨。“將人工監督與智能監督相結合，創新制度，為監督插上科技的翅膀”，講解到了尾聲，工作人員聲音更加高亢，臺下有人一直抻著脖子仔細聽。
有來參觀過的官員，幾天後開車回來交代問題，後備箱裡是碼得整齊的現金。
瀋陽市開展正風肅紀監督以來，共13707人主動交代存在虛報冒領各類補貼、私車公養、小金庫等問題，主動上繳2.28億元。
方金雲被允許旁聽過對留置人員的談話。查巖幾個問題拋出去，包間裡的官員們就會事無鉅細地講出自己的經歷。
對收的第一筆錢記憶猶新，這是共同點之一：何時，何地，誰給的，數額多少，涉案百萬千萬的貪官，也還記得那一瞬的猶豫。
手一旦伸出去，想縮回來就很難。看著那些頹唐的臉，方金雲覺得難受，“培養一個成熟的幹部很不容易，每個人背後都還有一大家子，早提醒、早收手就不至於如此”。
方金雲很認同瀋陽市紀委書記王冬石的觀點——“紀委監委要保護幹部安全，要做有溫度的監督，既要暴風驟雨，也要和風細雨、春風化雨。”
鞍鋼紀委班子也來瀋陽取經，這個被稱為“40裡鋼城”的大型國企，每年僅採購資金就以百億計，存在新購原料設備摻假、資產流失的現象，監督責任重大，來者一直追問企業監督體系如何搭建。
具體分管此項工作的紀委常委、監委委員張中人坦言：“公開是原則。”
查辦瀋陽水務集團原董事長陳陽5000萬貪腐案之後，水務集團的所有項目、物資、資金植入了大數據系統，2016年至今的三公支出、項目建設皆可查詢。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企業公示平臺。
而公示本身，就像是單槍匹馬在挑戰多年形成的官僚體系。“寧聽罵聲，不聽哭聲。”張中人半開玩笑地說。
“要數據就是動奶酪”
大數據監督的種子是2017年11月埋下的。查巖形容與方金雲第一次見面，帶著東北式幽默：“他就像80年代國企裡的推銷員，風塵僕僕，揹著小包，支個小桌，在賓館房間裡邊放片子邊講解。片子顏色還是粉配綠，像東北大花襖。一開始講，我同事就打呼嚕了。我還覺得怎麼這個講互聯網＋的人，信息化能力這麼低。”
這個講互聯網＋的人，在涉足政務數據之前，是一位地理信息專家。
2001年方金雲博士後出站，一直在做海量空間數據的並行分析，處理遙感圖象，設計大型灌區，規劃城市地下空間，這些大多是政府項目。而今，技術不變，只要改變算法和模型，就能解決政務問題，這叫“數據挖礦”。
從2013年開始，方金雲與國家級貧困縣麻陽和修水、百強縣寧鄉，以及中等城市懷化的政府合作，在民生監督領域進行了一系列試點。
查巖初次見方金雲，是因當時瀋陽紀委赴江西九江修水縣，希望為政府項目建設監督找尋解決方案。等到面前這位低調的研究者談到對大數據監督的構想時，查巖立刻被吸引，印象修正成了“這就是很純粹的科研工作者的樣子”。
以往紀委的工作總跟在信訪舉報和巡查後面，而大數據監督，是打提前戰。
2017年12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提出要“運用大數據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今年1月11日，趙樂際在代表中紀委向第三次全體會議作工作報告時也指出，搭建互聯網、大數據監督平臺，積極暢通渠道，拓寬線索來源。
然而，“要數據就是動奶酪，這是很敏感的。”查巖指著走廊裡的房間說，“每間辦公室就像一個政府系統，關上門就是舒適空間，如果門外的人有鑰匙，也有權進門，那房內的人豈不是隨時如坐鍼氈？”
他們首先選擇了最貼近百姓生活的民生問題。方金雲曾與湖南懷化紀委合作，搭建“互聯網+監督”系統。湖南是扶貧大省，監督重點是扶貧資金，包含低保、補償金、危房改造款、種地免息貸款等107項。主要數據在民政局和農業農村局兩個部門，方金雲團隊通過比對人員信息庫和民生資金信息庫，很快就發現了上萬條疑似問題線索。
採用類似方式為瀋陽民政數據建模後，8萬筆異常資金僅用1天就發現，相關負責人半夜趕來紀委監委檢討。
瀋陽從民生領域打開了口子，但各部門間信息孤島存在已久，還是有單位捂著蓋著。以工程項目為例，從立項、勘察、設計、施工、監理、採購到驗收，牽涉眾多部門，自建系統規則不一，公示信息深淺不同，別說互相溝通業務，即使同一家單位，不同處室也可能各佔山頭。
為了數據，紀檢工作人員們一次次去大數據局、建設局、財政局、人社局、交通局等部門備份，再由技術團隊將零散破碎的政務數據彙集成原生數據池，經過清洗篩選加工，形成大數據倉庫。
由於不同部門的信息化發展程度和規模不同，在收集數據時他們制定了最低標準，設計了所有部門都能填滿的表格。
“我們需要最新最準的信息，可以從六七個維度刻畫出一個人。”劉曉東博士指著後臺繁複的信息採集表說，這些表固定了他們經過“燒腦”列出的項目，個人和單位會按週期自行提交數據。
夜裡，方金雲（左）和查巖（右）剛開完討論會，短暫休息一會兒。
敬畏數據，敬畏邊界
全國有29萬個叫王偉的人，在這個公開的大數據平臺，普通人可以查到瀋陽市的“王偉”有9234條資金記錄和7條項目記錄，既有5元的電價補貼，也有千元的公益性崗位補貼，還有河道維修和主題街區改造工程。
這些與“王偉”有關的記錄，任何人發現問題都能一鍵投訴舉報。
類似大數據採集，總是繞不開隱私之問。
“我們的數據不涉及公民隱私，都是乾乾淨淨的政務數據，除非已經被定罪的人才會納入執紀系統。”方金雲始終堅持將數據監督與執紀區分。
執紀是查案，凡是使用過身份證的地方都有記錄，可以畫出嫌疑人的生活軌跡；紀委監委主責是監督，統計廉政檔案，是在為好人畫像。
方金雲幾乎可以背下監督執紀工作規則，也自學了相關的法律法規，“大數據監督一定要有邊界，不能突破。要對大數據心存敬畏，對邊界心存敬畏，就像孫建軍副書記說的，我們不能做數據的法西斯”。
自我監督是世界性難題，大數據監督就是破題的祕密武器。
“熟人社會”盤根錯節，即使是堅持原則的人，遇到“熟人”也很容易模糊了界限。
方金雲舉例，假如辦專家評審會，專家名單隻有10人，可財政支出了150人的經費，一定有問題；某個項目招標，第8名中了標，第1名卻落選，肯定也是問題。
黨章規定紀委的職能為監督、執紀、問責，去年出臺的監察法也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數據監督並未被明確提及。方金雲一直很感念瀋陽紀委監委的全面支持與信任，“沒有先例，沒有參照，我們就是在黑暗中埋頭往前跑”。
大數據平臺初見成效，他們堅信自己走在正確的路上，“推進數據備案監督條例出臺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
查巖認為，網絡實名制購票剛面世時阻力不小，現在早已成了人們的習慣，數據監督也會成為權力運行相伴的習慣。
全流程數據採集之後，“燒賬本、砸電腦都沒用了，上下游齊全，就能恢復缺失部分，這就是數字的力量”，方金雲說。
方金雲辦公室窗外，左邊是瀋陽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對面是最高院第二巡回法庭，一邊是監督對象，一邊是司法高地。未來還會建起學院，由瀋陽紀委監委和中科院計算所一起培養懂技術的紀檢人才，教學相長，打造智庫。
信息領域專家李國傑院士評價：“方金雲在計算所不僅寫論文，更是把論文寫到了祖國大地上，把大數據科研成果真正用在解決我們國家實際需求和實際問題上。”
而方金雲只給現在的工作打了30分，因為“目前的數據還不夠深，不夠廣，離目標還差很遠”。2.0平臺的建設，會通過機器更深度的學習，進一步發揮預警作用。他希望這個走在世界前列的監督系統，還可能為全球治理指路。
瀋陽市紀委監委三樓掛著“大數據監督技術實驗室”的牌子。
“大數據監督技術實驗室”掛牌那天，瀋陽市紀委監委的工作人員韓冰感慨：“不要問人工智能和基因改造哪個先殺死人類，要問人類能用這些做到什麼，就如同當年的火、鐵器、蒸汽機。”
查巖的微信名是“小李飛刀”，他解釋這叫“例無虛發”。 “如果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那就‘借刀削把’。”十年的公安工作經驗，讓他說話辦事一針見血。
方金雲笑著補充：“出手必封喉，一招制敵，辦案如此，做大數據監督也一樣。”
欄目主編：林環 文字編輯：林環 題圖來源：笪曦 製圖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笪曦 編輯郵箱：[email protected]
內文圖片均為劉雪妍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