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說的大豐人，其實很大一部分都得加個新字，他們要不就是工作在這裡久了，然後就留下來了；要不就是工作在成都，買房在大豐；還有些呢，租住在這裡。在大豐待得久點的呢，或多或少還是趕上了大豐的變化；待得短的就只有通過一些懷舊的文章，發現大豐的歷史進程了！
現在我們說的大豐人，其實很大一部分都得加個新字，他們要不就是工作在這裡久了，然後就留下來了；要不就是工作在成都，買房在大豐；還有些呢，租住在這裡。在大豐待得久點的呢，或多或少還是趕上了大豐的變化；待得短的就只有通過一些懷舊的文章，發現大豐的歷史進程了！
今天，夜談哥就帶來一篇文章，讓大家一起來回憶下，曾經的大豐！
現在我們說的大豐人，其實很大一部分都得加個新字，他們要不就是工作在這裡久了，然後就留下來了；要不就是工作在成都，買房在大豐；還有些呢，租住在這裡。在大豐待得久點的呢，或多或少還是趕上了大豐的變化；待得短的就只有通過一些懷舊的文章，發現大豐的歷史進程了！
今天，夜談哥就帶來一篇文章，讓大家一起來回憶下，曾經的大豐！
2014年8月，由四川省委宣傳部、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四川省委黨校、省委黨史研究室、省社科院、省教育廳6家單位共同主辦的“四川省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在成都召開，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參加了會議。會後逄先知同志赴新都區大豐街道考察調研。這也是從1959年起，他第5次來到大豐。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應《先鋒成都》邀請，逄先知同志特撰寫體會文章，講述成都大豐的鉅變，深情回憶自己與大豐割捨不開的緣分。
現在我們說的大豐人，其實很大一部分都得加個新字，他們要不就是工作在這裡久了，然後就留下來了；要不就是工作在成都，買房在大豐；還有些呢，租住在這裡。在大豐待得久點的呢，或多或少還是趕上了大豐的變化；待得短的就只有通過一些懷舊的文章，發現大豐的歷史進程了！
今天，夜談哥就帶來一篇文章，讓大家一起來回憶下，曾經的大豐！
2014年8月，由四川省委宣傳部、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四川省委黨校、省委黨史研究室、省社科院、省教育廳6家單位共同主辦的“四川省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在成都召開，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參加了會議。會後逄先知同志赴新都區大豐街道考察調研。這也是從1959年起，他第5次來到大豐。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應《先鋒成都》邀請，逄先知同志特撰寫體會文章，講述成都大豐的鉅變，深情回憶自己與大豐割捨不開的緣分。
大豐，隔我很遠，它在成都，我在北京。這是從地域上說的。大豐，又隔我很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割捨不開。這是從感情上說的。
從1959年跟隨田家英同志第一次踏上這塊沃土，55年過去了。今年8月，趁著到成都參加紀念鄧小平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又一次來到大豐，這是第5次到大豐了。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第一次，1959年，是人民公社時期；第二次，1983年，是農村改革時期；第三次，1994年，是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標誌的改革開放的新階段；第四次，2001年，是新世紀的開端之年；第五次，今年，是全面改革開放時期，又適逢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10週年。
現在我們說的大豐人，其實很大一部分都得加個新字，他們要不就是工作在這裡久了，然後就留下來了；要不就是工作在成都，買房在大豐；還有些呢，租住在這裡。在大豐待得久點的呢，或多或少還是趕上了大豐的變化；待得短的就只有通過一些懷舊的文章，發現大豐的歷史進程了！
今天，夜談哥就帶來一篇文章，讓大家一起來回憶下，曾經的大豐！
2014年8月，由四川省委宣傳部、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四川省委黨校、省委黨史研究室、省社科院、省教育廳6家單位共同主辦的“四川省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在成都召開，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參加了會議。會後逄先知同志赴新都區大豐街道考察調研。這也是從1959年起，他第5次來到大豐。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應《先鋒成都》邀請，逄先知同志特撰寫體會文章，講述成都大豐的鉅變，深情回憶自己與大豐割捨不開的緣分。
大豐，隔我很遠，它在成都，我在北京。這是從地域上說的。大豐，又隔我很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割捨不開。這是從感情上說的。
從1959年跟隨田家英同志第一次踏上這塊沃土，55年過去了。今年8月，趁著到成都參加紀念鄧小平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又一次來到大豐，這是第5次到大豐了。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第一次，1959年，是人民公社時期；第二次，1983年，是農村改革時期；第三次，1994年，是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標誌的改革開放的新階段；第四次，2001年，是新世紀的開端之年；第五次，今年，是全面改革開放時期，又適逢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10週年。
每一次到大豐，都有新的變化，而變化最大的是這次所見到的。我簡直不敢相信大豐會有這樣的變化。昔日的稻田、水牛、林盤、磚瓦平房，都不見了。我想看一看稻田，找找當年的感覺，街道黨委的同志帶我走了好一段路，才看到一塊稻田，大概只有幾畝地。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一片片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些漂亮的新建的樓房完全可以同北京這些大城市相媲美。大豐已經城市化了，與成都中心城區實現無縫對接，完全融入中心城區。昔日的農民已經變成今天的市民，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已不存在。這裡開始用現代化信息化的手段管理社區了，使人耳目一新。這次到大豐，雖然只有半天時間，浮光掠影地看了一下，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十分深刻的，其變化之大，完全可以用“滄海桑田”來形容。
現在我們說的大豐人，其實很大一部分都得加個新字，他們要不就是工作在這裡久了，然後就留下來了；要不就是工作在成都，買房在大豐；還有些呢，租住在這裡。在大豐待得久點的呢，或多或少還是趕上了大豐的變化；待得短的就只有通過一些懷舊的文章，發現大豐的歷史進程了！
今天，夜談哥就帶來一篇文章，讓大家一起來回憶下，曾經的大豐！
2014年8月，由四川省委宣傳部、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四川省委黨校、省委黨史研究室、省社科院、省教育廳6家單位共同主辦的“四川省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在成都召開，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參加了會議。會後逄先知同志赴新都區大豐街道考察調研。這也是從1959年起，他第5次來到大豐。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應《先鋒成都》邀請，逄先知同志特撰寫體會文章，講述成都大豐的鉅變，深情回憶自己與大豐割捨不開的緣分。
大豐，隔我很遠，它在成都，我在北京。這是從地域上說的。大豐，又隔我很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割捨不開。這是從感情上說的。
從1959年跟隨田家英同志第一次踏上這塊沃土，55年過去了。今年8月，趁著到成都參加紀念鄧小平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又一次來到大豐，這是第5次到大豐了。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第一次，1959年，是人民公社時期；第二次，1983年，是農村改革時期；第三次，1994年，是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標誌的改革開放的新階段；第四次，2001年，是新世紀的開端之年；第五次，今年，是全面改革開放時期，又適逢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10週年。
每一次到大豐，都有新的變化，而變化最大的是這次所見到的。我簡直不敢相信大豐會有這樣的變化。昔日的稻田、水牛、林盤、磚瓦平房，都不見了。我想看一看稻田，找找當年的感覺，街道黨委的同志帶我走了好一段路，才看到一塊稻田，大概只有幾畝地。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一片片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些漂亮的新建的樓房完全可以同北京這些大城市相媲美。大豐已經城市化了，與成都中心城區實現無縫對接，完全融入中心城區。昔日的農民已經變成今天的市民，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已不存在。這裡開始用現代化信息化的手段管理社區了，使人耳目一新。這次到大豐，雖然只有半天時間，浮光掠影地看了一下，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十分深刻的，其變化之大，完全可以用“滄海桑田”來形容。
大豐當年的遺蹟，只剩下了一個崇義橋和正在拆除的糧庫，聽說明年都要拆除。看到這些舊址，觸景生情，55年前家英同志帶著我們中辦祕書室的幾個同志在這裡搞整社、搞調查的情景，油然在腦中重現。
現在我們說的大豐人，其實很大一部分都得加個新字，他們要不就是工作在這裡久了，然後就留下來了；要不就是工作在成都，買房在大豐；還有些呢，租住在這裡。在大豐待得久點的呢，或多或少還是趕上了大豐的變化；待得短的就只有通過一些懷舊的文章，發現大豐的歷史進程了！
今天，夜談哥就帶來一篇文章，讓大家一起來回憶下，曾經的大豐！
2014年8月，由四川省委宣傳部、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四川省委黨校、省委黨史研究室、省社科院、省教育廳6家單位共同主辦的“四川省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在成都召開，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參加了會議。會後逄先知同志赴新都區大豐街道考察調研。這也是從1959年起，他第5次來到大豐。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應《先鋒成都》邀請，逄先知同志特撰寫體會文章，講述成都大豐的鉅變，深情回憶自己與大豐割捨不開的緣分。
大豐，隔我很遠，它在成都，我在北京。這是從地域上說的。大豐，又隔我很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割捨不開。這是從感情上說的。
從1959年跟隨田家英同志第一次踏上這塊沃土，55年過去了。今年8月，趁著到成都參加紀念鄧小平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又一次來到大豐，這是第5次到大豐了。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第一次，1959年，是人民公社時期；第二次，1983年，是農村改革時期；第三次，1994年，是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標誌的改革開放的新階段；第四次，2001年，是新世紀的開端之年；第五次，今年，是全面改革開放時期，又適逢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10週年。
每一次到大豐，都有新的變化，而變化最大的是這次所見到的。我簡直不敢相信大豐會有這樣的變化。昔日的稻田、水牛、林盤、磚瓦平房，都不見了。我想看一看稻田，找找當年的感覺，街道黨委的同志帶我走了好一段路，才看到一塊稻田，大概只有幾畝地。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一片片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些漂亮的新建的樓房完全可以同北京這些大城市相媲美。大豐已經城市化了，與成都中心城區實現無縫對接，完全融入中心城區。昔日的農民已經變成今天的市民，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已不存在。這裡開始用現代化信息化的手段管理社區了，使人耳目一新。這次到大豐，雖然只有半天時間，浮光掠影地看了一下，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十分深刻的，其變化之大，完全可以用“滄海桑田”來形容。
大豐當年的遺蹟，只剩下了一個崇義橋和正在拆除的糧庫，聽說明年都要拆除。看到這些舊址，觸景生情，55年前家英同志帶著我們中辦祕書室的幾個同志在這裡搞整社、搞調查的情景，油然在腦中重現。
1959年田家英到大豐公社搞整社，是毛主席派的。大豐，原名崇義橋，田家英覺得這個名字有點兒封建味道，便給它改名為“大豐公社”，希望大豐收的意思。這裡的幹部群眾為紀念田家英，這個名稱便一直沿用下來。我們在這裡整整住了半年，都住在隊裡，同社員一起勞動，一起排隊吃食堂，同生產隊幹部一塊開會研究問題，就像一家人。當時生活比較困難，我們同社員一樣有時要吃稀的，瓜菜代。那一年春耕的時候，快要插秧了，可是田裡缺肥，怎麼辦？田家英便想出一個辦法，獎勵社員到成都挑糞水。他也加入這個隊伍，同大家一起拉著糞車到成都拉糞水，來回一趟就是30里路。幾天的時間，插秧的肥料問題就解決了。
那年4月，毛主席為了糾正當時盛行的瞎指揮風、浮誇風等寫了一封給六級幹部的信。田家英拿到這個文件後，不顧上面的嚴密封鎖，向全公社廣播了毛主席的信，受到幹部、社員的熱烈歡迎，大家就照著辦了。正因為如此，在後來最困難的時期,這裡的困難程度要小得多。家英同志實事求是、完全為老百姓著想而敢於擔當的精神以及他的魄力，令人欽佩。
現在我們說的大豐人，其實很大一部分都得加個新字，他們要不就是工作在這裡久了，然後就留下來了；要不就是工作在成都，買房在大豐；還有些呢，租住在這裡。在大豐待得久點的呢，或多或少還是趕上了大豐的變化；待得短的就只有通過一些懷舊的文章，發現大豐的歷史進程了！
今天，夜談哥就帶來一篇文章，讓大家一起來回憶下，曾經的大豐！
2014年8月，由四川省委宣傳部、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四川省委黨校、省委黨史研究室、省社科院、省教育廳6家單位共同主辦的“四川省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在成都召開，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參加了會議。會後逄先知同志赴新都區大豐街道考察調研。這也是從1959年起，他第5次來到大豐。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應《先鋒成都》邀請，逄先知同志特撰寫體會文章，講述成都大豐的鉅變，深情回憶自己與大豐割捨不開的緣分。
大豐，隔我很遠，它在成都，我在北京。這是從地域上說的。大豐，又隔我很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割捨不開。這是從感情上說的。
從1959年跟隨田家英同志第一次踏上這塊沃土，55年過去了。今年8月，趁著到成都參加紀念鄧小平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又一次來到大豐，這是第5次到大豐了。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第一次，1959年，是人民公社時期；第二次，1983年，是農村改革時期；第三次，1994年，是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標誌的改革開放的新階段；第四次，2001年，是新世紀的開端之年；第五次，今年，是全面改革開放時期，又適逢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10週年。
每一次到大豐，都有新的變化，而變化最大的是這次所見到的。我簡直不敢相信大豐會有這樣的變化。昔日的稻田、水牛、林盤、磚瓦平房，都不見了。我想看一看稻田，找找當年的感覺，街道黨委的同志帶我走了好一段路，才看到一塊稻田，大概只有幾畝地。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一片片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些漂亮的新建的樓房完全可以同北京這些大城市相媲美。大豐已經城市化了，與成都中心城區實現無縫對接，完全融入中心城區。昔日的農民已經變成今天的市民，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已不存在。這裡開始用現代化信息化的手段管理社區了，使人耳目一新。這次到大豐，雖然只有半天時間，浮光掠影地看了一下，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十分深刻的，其變化之大，完全可以用“滄海桑田”來形容。
大豐當年的遺蹟，只剩下了一個崇義橋和正在拆除的糧庫，聽說明年都要拆除。看到這些舊址，觸景生情，55年前家英同志帶著我們中辦祕書室的幾個同志在這裡搞整社、搞調查的情景，油然在腦中重現。
1959年田家英到大豐公社搞整社，是毛主席派的。大豐，原名崇義橋，田家英覺得這個名字有點兒封建味道，便給它改名為“大豐公社”，希望大豐收的意思。這裡的幹部群眾為紀念田家英，這個名稱便一直沿用下來。我們在這裡整整住了半年，都住在隊裡，同社員一起勞動，一起排隊吃食堂，同生產隊幹部一塊開會研究問題，就像一家人。當時生活比較困難，我們同社員一樣有時要吃稀的，瓜菜代。那一年春耕的時候，快要插秧了，可是田裡缺肥，怎麼辦？田家英便想出一個辦法，獎勵社員到成都挑糞水。他也加入這個隊伍，同大家一起拉著糞車到成都拉糞水，來回一趟就是30里路。幾天的時間，插秧的肥料問題就解決了。
那年4月，毛主席為了糾正當時盛行的瞎指揮風、浮誇風等寫了一封給六級幹部的信。田家英拿到這個文件後，不顧上面的嚴密封鎖，向全公社廣播了毛主席的信，受到幹部、社員的熱烈歡迎，大家就照著辦了。正因為如此，在後來最困難的時期,這裡的困難程度要小得多。家英同志實事求是、完全為老百姓著想而敢於擔當的精神以及他的魄力，令人欽佩。
24年過去了，我第2次來到大豐。剛一到，鎮子上就傳開了：“田主任來了！”人們奔走相告。他們不知道田家英已經離開人世，但顯然地，田家英的影響已深深地印在大豐人的心坎裡。我見到了當年大豐公社的黨委副書記周明久、鄉長陳世昌、會計劉先榮等，還有許多社員，像見到久別的老戰友一樣，又高興，又有點心酸，老周都流下了眼淚。這次我看到大豐最大的變化，就是經過農村改革，農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居住條件和生活條件都有了改善。1982年，糧食畝產達到1200斤，比1958年的580斤，高出一倍多。黨委書記張雲祥說，搞農業，一年有三個月的時間就夠了。周明久也說：“實行大包乾以前，一個人一年出工300天，實行大包乾以後，60天就夠了。過去一畝地投工100個左右，現在只用60個工。”陳世昌則對我說：“實行大包乾後，社員主動性、靈活性強了。去年（1982年）大春收穫時陰雨連綿40天，要在過去最少爛谷30%。但去年沒有爛谷，社員把溼穀子放到屋裡頭，用電燈、烘爐烤，用電風扇吹。”我走了幾戶社員家庭，看到糧食都很充足。走到田頭，水稻長勢很好，可是田埂長滿了雜草，毛細水渠幾乎被雜草堵塞。當年公社時期，要求田埂“三面光”，幾乎沒有雜草，水流灌溉十分通暢，這是靠集體經濟的力量。當時我就想，實行大包乾後，家庭經濟的積極性確實充分調動起來了，顯示出了它的生命力；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怎麼發揮出來，讓家庭經濟這個層次的積極性同集體經濟這個層次的積極性結合起來，是一個需要很好研究的問題。
現在我們說的大豐人，其實很大一部分都得加個新字，他們要不就是工作在這裡久了，然後就留下來了；要不就是工作在成都，買房在大豐；還有些呢，租住在這裡。在大豐待得久點的呢，或多或少還是趕上了大豐的變化；待得短的就只有通過一些懷舊的文章，發現大豐的歷史進程了！
今天，夜談哥就帶來一篇文章，讓大家一起來回憶下，曾經的大豐！
2014年8月，由四川省委宣傳部、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四川省委黨校、省委黨史研究室、省社科院、省教育廳6家單位共同主辦的“四川省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在成都召開，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參加了會議。會後逄先知同志赴新都區大豐街道考察調研。這也是從1959年起，他第5次來到大豐。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應《先鋒成都》邀請，逄先知同志特撰寫體會文章，講述成都大豐的鉅變，深情回憶自己與大豐割捨不開的緣分。
大豐，隔我很遠，它在成都，我在北京。這是從地域上說的。大豐，又隔我很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割捨不開。這是從感情上說的。
從1959年跟隨田家英同志第一次踏上這塊沃土，55年過去了。今年8月，趁著到成都參加紀念鄧小平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又一次來到大豐，這是第5次到大豐了。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第一次，1959年，是人民公社時期；第二次，1983年，是農村改革時期；第三次，1994年，是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標誌的改革開放的新階段；第四次，2001年，是新世紀的開端之年；第五次，今年，是全面改革開放時期，又適逢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10週年。
每一次到大豐，都有新的變化，而變化最大的是這次所見到的。我簡直不敢相信大豐會有這樣的變化。昔日的稻田、水牛、林盤、磚瓦平房，都不見了。我想看一看稻田，找找當年的感覺，街道黨委的同志帶我走了好一段路，才看到一塊稻田，大概只有幾畝地。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一片片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些漂亮的新建的樓房完全可以同北京這些大城市相媲美。大豐已經城市化了，與成都中心城區實現無縫對接，完全融入中心城區。昔日的農民已經變成今天的市民，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已不存在。這裡開始用現代化信息化的手段管理社區了，使人耳目一新。這次到大豐，雖然只有半天時間，浮光掠影地看了一下，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十分深刻的，其變化之大，完全可以用“滄海桑田”來形容。
大豐當年的遺蹟，只剩下了一個崇義橋和正在拆除的糧庫，聽說明年都要拆除。看到這些舊址，觸景生情，55年前家英同志帶著我們中辦祕書室的幾個同志在這裡搞整社、搞調查的情景，油然在腦中重現。
1959年田家英到大豐公社搞整社，是毛主席派的。大豐，原名崇義橋，田家英覺得這個名字有點兒封建味道，便給它改名為“大豐公社”，希望大豐收的意思。這裡的幹部群眾為紀念田家英，這個名稱便一直沿用下來。我們在這裡整整住了半年，都住在隊裡，同社員一起勞動，一起排隊吃食堂，同生產隊幹部一塊開會研究問題，就像一家人。當時生活比較困難，我們同社員一樣有時要吃稀的，瓜菜代。那一年春耕的時候，快要插秧了，可是田裡缺肥，怎麼辦？田家英便想出一個辦法，獎勵社員到成都挑糞水。他也加入這個隊伍，同大家一起拉著糞車到成都拉糞水，來回一趟就是30里路。幾天的時間，插秧的肥料問題就解決了。
那年4月，毛主席為了糾正當時盛行的瞎指揮風、浮誇風等寫了一封給六級幹部的信。田家英拿到這個文件後，不顧上面的嚴密封鎖，向全公社廣播了毛主席的信，受到幹部、社員的熱烈歡迎，大家就照著辦了。正因為如此，在後來最困難的時期,這裡的困難程度要小得多。家英同志實事求是、完全為老百姓著想而敢於擔當的精神以及他的魄力，令人欽佩。
24年過去了，我第2次來到大豐。剛一到，鎮子上就傳開了：“田主任來了！”人們奔走相告。他們不知道田家英已經離開人世，但顯然地，田家英的影響已深深地印在大豐人的心坎裡。我見到了當年大豐公社的黨委副書記周明久、鄉長陳世昌、會計劉先榮等，還有許多社員，像見到久別的老戰友一樣，又高興，又有點心酸，老周都流下了眼淚。這次我看到大豐最大的變化，就是經過農村改革，農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居住條件和生活條件都有了改善。1982年，糧食畝產達到1200斤，比1958年的580斤，高出一倍多。黨委書記張雲祥說，搞農業，一年有三個月的時間就夠了。周明久也說：“實行大包乾以前，一個人一年出工300天，實行大包乾以後，60天就夠了。過去一畝地投工100個左右，現在只用60個工。”陳世昌則對我說：“實行大包乾後，社員主動性、靈活性強了。去年（1982年）大春收穫時陰雨連綿40天，要在過去最少爛谷30%。但去年沒有爛谷，社員把溼穀子放到屋裡頭，用電燈、烘爐烤，用電風扇吹。”我走了幾戶社員家庭，看到糧食都很充足。走到田頭，水稻長勢很好，可是田埂長滿了雜草，毛細水渠幾乎被雜草堵塞。當年公社時期，要求田埂“三面光”，幾乎沒有雜草，水流灌溉十分通暢，這是靠集體經濟的力量。當時我就想，實行大包乾後，家庭經濟的積極性確實充分調動起來了，顯示出了它的生命力；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怎麼發揮出來，讓家庭經濟這個層次的積極性同集體經濟這個層次的積極性結合起來，是一個需要很好研究的問題。
第3次到大豐是1994年8月。當時應四川省委的邀請，到成都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書記學習會作《鄧小平文選》第3卷的輔導報告，期間又來到大豐。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全黨進一步解放思想，全國加速改革開放，出現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形勢。這股春風也吹到了大豐。大豐鎮變了樣，街道改造了，有了不少新建築，蓋了不少新工廠。黨委書記楊德顯說，共引進了60家企業，人均收入1959年50元，1993年達到1205元（2013年已達到17100元）。我在8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到大豐鎮，舊地重遊，會見當年的公社、大隊幹部和社員，情緒格外激動。在成都市、新都縣領導人陪同下，向田家英銅像獻了花圈。”田家英銅像，是大豐人為紀念他而豎立的，放在大豐鎮的南面入口處，後來搬到了新都桂湖公園。
現在我們說的大豐人，其實很大一部分都得加個新字，他們要不就是工作在這裡久了，然後就留下來了；要不就是工作在成都，買房在大豐；還有些呢，租住在這裡。在大豐待得久點的呢，或多或少還是趕上了大豐的變化；待得短的就只有通過一些懷舊的文章，發現大豐的歷史進程了！
今天，夜談哥就帶來一篇文章，讓大家一起來回憶下，曾經的大豐！
2014年8月，由四川省委宣傳部、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四川省委黨校、省委黨史研究室、省社科院、省教育廳6家單位共同主辦的“四川省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在成都召開，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參加了會議。會後逄先知同志赴新都區大豐街道考察調研。這也是從1959年起，他第5次來到大豐。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應《先鋒成都》邀請，逄先知同志特撰寫體會文章，講述成都大豐的鉅變，深情回憶自己與大豐割捨不開的緣分。
大豐，隔我很遠，它在成都，我在北京。這是從地域上說的。大豐，又隔我很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割捨不開。這是從感情上說的。
從1959年跟隨田家英同志第一次踏上這塊沃土，55年過去了。今年8月，趁著到成都參加紀念鄧小平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又一次來到大豐，這是第5次到大豐了。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第一次，1959年，是人民公社時期；第二次，1983年，是農村改革時期；第三次，1994年，是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標誌的改革開放的新階段；第四次，2001年，是新世紀的開端之年；第五次，今年，是全面改革開放時期，又適逢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10週年。
每一次到大豐，都有新的變化，而變化最大的是這次所見到的。我簡直不敢相信大豐會有這樣的變化。昔日的稻田、水牛、林盤、磚瓦平房，都不見了。我想看一看稻田，找找當年的感覺，街道黨委的同志帶我走了好一段路，才看到一塊稻田，大概只有幾畝地。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一片片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些漂亮的新建的樓房完全可以同北京這些大城市相媲美。大豐已經城市化了，與成都中心城區實現無縫對接，完全融入中心城區。昔日的農民已經變成今天的市民，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已不存在。這裡開始用現代化信息化的手段管理社區了，使人耳目一新。這次到大豐，雖然只有半天時間，浮光掠影地看了一下，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十分深刻的，其變化之大，完全可以用“滄海桑田”來形容。
大豐當年的遺蹟，只剩下了一個崇義橋和正在拆除的糧庫，聽說明年都要拆除。看到這些舊址，觸景生情，55年前家英同志帶著我們中辦祕書室的幾個同志在這裡搞整社、搞調查的情景，油然在腦中重現。
1959年田家英到大豐公社搞整社，是毛主席派的。大豐，原名崇義橋，田家英覺得這個名字有點兒封建味道，便給它改名為“大豐公社”，希望大豐收的意思。這裡的幹部群眾為紀念田家英，這個名稱便一直沿用下來。我們在這裡整整住了半年，都住在隊裡，同社員一起勞動，一起排隊吃食堂，同生產隊幹部一塊開會研究問題，就像一家人。當時生活比較困難，我們同社員一樣有時要吃稀的，瓜菜代。那一年春耕的時候，快要插秧了，可是田裡缺肥，怎麼辦？田家英便想出一個辦法，獎勵社員到成都挑糞水。他也加入這個隊伍，同大家一起拉著糞車到成都拉糞水，來回一趟就是30里路。幾天的時間，插秧的肥料問題就解決了。
那年4月，毛主席為了糾正當時盛行的瞎指揮風、浮誇風等寫了一封給六級幹部的信。田家英拿到這個文件後，不顧上面的嚴密封鎖，向全公社廣播了毛主席的信，受到幹部、社員的熱烈歡迎，大家就照著辦了。正因為如此，在後來最困難的時期,這裡的困難程度要小得多。家英同志實事求是、完全為老百姓著想而敢於擔當的精神以及他的魄力，令人欽佩。
24年過去了，我第2次來到大豐。剛一到，鎮子上就傳開了：“田主任來了！”人們奔走相告。他們不知道田家英已經離開人世，但顯然地，田家英的影響已深深地印在大豐人的心坎裡。我見到了當年大豐公社的黨委副書記周明久、鄉長陳世昌、會計劉先榮等，還有許多社員，像見到久別的老戰友一樣，又高興，又有點心酸，老周都流下了眼淚。這次我看到大豐最大的變化，就是經過農村改革，農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居住條件和生活條件都有了改善。1982年，糧食畝產達到1200斤，比1958年的580斤，高出一倍多。黨委書記張雲祥說，搞農業，一年有三個月的時間就夠了。周明久也說：“實行大包乾以前，一個人一年出工300天，實行大包乾以後，60天就夠了。過去一畝地投工100個左右，現在只用60個工。”陳世昌則對我說：“實行大包乾後，社員主動性、靈活性強了。去年（1982年）大春收穫時陰雨連綿40天，要在過去最少爛谷30%。但去年沒有爛谷，社員把溼穀子放到屋裡頭，用電燈、烘爐烤，用電風扇吹。”我走了幾戶社員家庭，看到糧食都很充足。走到田頭，水稻長勢很好，可是田埂長滿了雜草，毛細水渠幾乎被雜草堵塞。當年公社時期，要求田埂“三面光”，幾乎沒有雜草，水流灌溉十分通暢，這是靠集體經濟的力量。當時我就想，實行大包乾後，家庭經濟的積極性確實充分調動起來了，顯示出了它的生命力；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怎麼發揮出來，讓家庭經濟這個層次的積極性同集體經濟這個層次的積極性結合起來，是一個需要很好研究的問題。
第3次到大豐是1994年8月。當時應四川省委的邀請，到成都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書記學習會作《鄧小平文選》第3卷的輔導報告，期間又來到大豐。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全黨進一步解放思想，全國加速改革開放，出現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形勢。這股春風也吹到了大豐。大豐鎮變了樣，街道改造了，有了不少新建築，蓋了不少新工廠。黨委書記楊德顯說，共引進了60家企業，人均收入1959年50元，1993年達到1205元（2013年已達到17100元）。我在8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到大豐鎮，舊地重遊，會見當年的公社、大隊幹部和社員，情緒格外激動。在成都市、新都縣領導人陪同下，向田家英銅像獻了花圈。”田家英銅像，是大豐人為紀念他而豎立的，放在大豐鎮的南面入口處，後來搬到了新都桂湖公園。
2001年7月，21世紀初，應西藏自治區黨委邀請，我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幾位同志去拉薩，出席《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出版座談會，同時參加西藏和平解放50週年大慶活動。路經成都，我又專程來到大豐。這是第4次到大豐。跟幾位幹部座談了一陣子，又特地去看了看當年我住過的房子。它坐落在一個林盤裡，這個林盤住著六七戶人家。生產隊長杜運湘家就在我的隔壁。杜運湘，個子不高，講起話來，嗓門很大。夏天整日赤著腳跑來跑去，忙著隊裡的事情，跟普通社員一樣。杜家媽媽是一位慈祥和藹的老婆婆。民兵隊長老黃跟我住在一起。他很憨厚，身體粗壯，說起話來，聲音像洪鐘一樣。他有一支大蓋槍，到晚上就拿出來，我猜想是否是保護我的？這次到大豐，老杜、老黃都不在了，我很想念他們。直到現在，他們的音容笑貌還活生生地閃現在我的眼前。我在7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到大豐，並看望當年的幾位幹部，同他們座談，又到我住過的房子看過。今日的大豐早已不是當年的大豐，變化十分巨大。”
現在我們說的大豐人，其實很大一部分都得加個新字，他們要不就是工作在這裡久了，然後就留下來了；要不就是工作在成都，買房在大豐；還有些呢，租住在這裡。在大豐待得久點的呢，或多或少還是趕上了大豐的變化；待得短的就只有通過一些懷舊的文章，發現大豐的歷史進程了！
今天，夜談哥就帶來一篇文章，讓大家一起來回憶下，曾經的大豐！
2014年8月，由四川省委宣傳部、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四川省委黨校、省委黨史研究室、省社科院、省教育廳6家單位共同主辦的“四川省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在成都召開，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參加了會議。會後逄先知同志赴新都區大豐街道考察調研。這也是從1959年起，他第5次來到大豐。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應《先鋒成都》邀請，逄先知同志特撰寫體會文章，講述成都大豐的鉅變，深情回憶自己與大豐割捨不開的緣分。
大豐，隔我很遠，它在成都，我在北京。這是從地域上說的。大豐，又隔我很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割捨不開。這是從感情上說的。
從1959年跟隨田家英同志第一次踏上這塊沃土，55年過去了。今年8月，趁著到成都參加紀念鄧小平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又一次來到大豐，這是第5次到大豐了。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第一次，1959年，是人民公社時期；第二次，1983年，是農村改革時期；第三次，1994年，是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標誌的改革開放的新階段；第四次，2001年，是新世紀的開端之年；第五次，今年，是全面改革開放時期，又適逢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10週年。
每一次到大豐，都有新的變化，而變化最大的是這次所見到的。我簡直不敢相信大豐會有這樣的變化。昔日的稻田、水牛、林盤、磚瓦平房，都不見了。我想看一看稻田，找找當年的感覺，街道黨委的同志帶我走了好一段路，才看到一塊稻田，大概只有幾畝地。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一片片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些漂亮的新建的樓房完全可以同北京這些大城市相媲美。大豐已經城市化了，與成都中心城區實現無縫對接，完全融入中心城區。昔日的農民已經變成今天的市民，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已不存在。這裡開始用現代化信息化的手段管理社區了，使人耳目一新。這次到大豐，雖然只有半天時間，浮光掠影地看了一下，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十分深刻的，其變化之大，完全可以用“滄海桑田”來形容。
大豐當年的遺蹟，只剩下了一個崇義橋和正在拆除的糧庫，聽說明年都要拆除。看到這些舊址，觸景生情，55年前家英同志帶著我們中辦祕書室的幾個同志在這裡搞整社、搞調查的情景，油然在腦中重現。
1959年田家英到大豐公社搞整社，是毛主席派的。大豐，原名崇義橋，田家英覺得這個名字有點兒封建味道，便給它改名為“大豐公社”，希望大豐收的意思。這裡的幹部群眾為紀念田家英，這個名稱便一直沿用下來。我們在這裡整整住了半年，都住在隊裡，同社員一起勞動，一起排隊吃食堂，同生產隊幹部一塊開會研究問題，就像一家人。當時生活比較困難，我們同社員一樣有時要吃稀的，瓜菜代。那一年春耕的時候，快要插秧了，可是田裡缺肥，怎麼辦？田家英便想出一個辦法，獎勵社員到成都挑糞水。他也加入這個隊伍，同大家一起拉著糞車到成都拉糞水，來回一趟就是30里路。幾天的時間，插秧的肥料問題就解決了。
那年4月，毛主席為了糾正當時盛行的瞎指揮風、浮誇風等寫了一封給六級幹部的信。田家英拿到這個文件後，不顧上面的嚴密封鎖，向全公社廣播了毛主席的信，受到幹部、社員的熱烈歡迎，大家就照著辦了。正因為如此，在後來最困難的時期,這裡的困難程度要小得多。家英同志實事求是、完全為老百姓著想而敢於擔當的精神以及他的魄力，令人欽佩。
24年過去了，我第2次來到大豐。剛一到，鎮子上就傳開了：“田主任來了！”人們奔走相告。他們不知道田家英已經離開人世，但顯然地，田家英的影響已深深地印在大豐人的心坎裡。我見到了當年大豐公社的黨委副書記周明久、鄉長陳世昌、會計劉先榮等，還有許多社員，像見到久別的老戰友一樣，又高興，又有點心酸，老周都流下了眼淚。這次我看到大豐最大的變化，就是經過農村改革，農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居住條件和生活條件都有了改善。1982年，糧食畝產達到1200斤，比1958年的580斤，高出一倍多。黨委書記張雲祥說，搞農業，一年有三個月的時間就夠了。周明久也說：“實行大包乾以前，一個人一年出工300天，實行大包乾以後，60天就夠了。過去一畝地投工100個左右，現在只用60個工。”陳世昌則對我說：“實行大包乾後，社員主動性、靈活性強了。去年（1982年）大春收穫時陰雨連綿40天，要在過去最少爛谷30%。但去年沒有爛谷，社員把溼穀子放到屋裡頭，用電燈、烘爐烤，用電風扇吹。”我走了幾戶社員家庭，看到糧食都很充足。走到田頭，水稻長勢很好，可是田埂長滿了雜草，毛細水渠幾乎被雜草堵塞。當年公社時期，要求田埂“三面光”，幾乎沒有雜草，水流灌溉十分通暢，這是靠集體經濟的力量。當時我就想，實行大包乾後，家庭經濟的積極性確實充分調動起來了，顯示出了它的生命力；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怎麼發揮出來，讓家庭經濟這個層次的積極性同集體經濟這個層次的積極性結合起來，是一個需要很好研究的問題。
第3次到大豐是1994年8月。當時應四川省委的邀請，到成都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書記學習會作《鄧小平文選》第3卷的輔導報告，期間又來到大豐。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全黨進一步解放思想，全國加速改革開放，出現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形勢。這股春風也吹到了大豐。大豐鎮變了樣，街道改造了，有了不少新建築，蓋了不少新工廠。黨委書記楊德顯說，共引進了60家企業，人均收入1959年50元，1993年達到1205元（2013年已達到17100元）。我在8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到大豐鎮，舊地重遊，會見當年的公社、大隊幹部和社員，情緒格外激動。在成都市、新都縣領導人陪同下，向田家英銅像獻了花圈。”田家英銅像，是大豐人為紀念他而豎立的，放在大豐鎮的南面入口處，後來搬到了新都桂湖公園。
2001年7月，21世紀初，應西藏自治區黨委邀請，我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幾位同志去拉薩，出席《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出版座談會，同時參加西藏和平解放50週年大慶活動。路經成都，我又專程來到大豐。這是第4次到大豐。跟幾位幹部座談了一陣子，又特地去看了看當年我住過的房子。它坐落在一個林盤裡，這個林盤住著六七戶人家。生產隊長杜運湘家就在我的隔壁。杜運湘，個子不高，講起話來，嗓門很大。夏天整日赤著腳跑來跑去，忙著隊裡的事情，跟普通社員一樣。杜家媽媽是一位慈祥和藹的老婆婆。民兵隊長老黃跟我住在一起。他很憨厚，身體粗壯，說起話來，聲音像洪鐘一樣。他有一支大蓋槍，到晚上就拿出來，我猜想是否是保護我的？這次到大豐，老杜、老黃都不在了，我很想念他們。直到現在，他們的音容笑貌還活生生地閃現在我的眼前。我在7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到大豐，並看望當年的幾位幹部，同他們座談，又到我住過的房子看過。今日的大豐早已不是當年的大豐，變化十分巨大。”
如果說，前4次到大豐，每次都見證了大豐的明顯變化。而這次所看到的變化，則是具有質變的性質，即：由農村變為城市。當然，由農村變為城市，無論是在行政管理方面，還是人們的思想觀念方面，都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城鎮化是中國發展的必然趨勢。城鎮化不可避免地要佔用耕地。於是我又想到，就全國而言，城鎮化，特別是城市不斷地擴容，與保證必需的耕地如何兼顧，使二者做到比較理想的結合，又是一個必須處理好的重大課題。
現在我們說的大豐人，其實很大一部分都得加個新字，他們要不就是工作在這裡久了，然後就留下來了；要不就是工作在成都，買房在大豐；還有些呢，租住在這裡。在大豐待得久點的呢，或多或少還是趕上了大豐的變化；待得短的就只有通過一些懷舊的文章，發現大豐的歷史進程了！
今天，夜談哥就帶來一篇文章，讓大家一起來回憶下，曾經的大豐！
2014年8月，由四川省委宣傳部、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四川省委黨校、省委黨史研究室、省社科院、省教育廳6家單位共同主辦的“四川省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在成都召開，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參加了會議。會後逄先知同志赴新都區大豐街道考察調研。這也是從1959年起，他第5次來到大豐。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應《先鋒成都》邀請，逄先知同志特撰寫體會文章，講述成都大豐的鉅變，深情回憶自己與大豐割捨不開的緣分。
大豐，隔我很遠，它在成都，我在北京。這是從地域上說的。大豐，又隔我很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割捨不開。這是從感情上說的。
從1959年跟隨田家英同志第一次踏上這塊沃土，55年過去了。今年8月，趁著到成都參加紀念鄧小平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又一次來到大豐，這是第5次到大豐了。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第一次，1959年，是人民公社時期；第二次，1983年，是農村改革時期；第三次，1994年，是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標誌的改革開放的新階段；第四次，2001年，是新世紀的開端之年；第五次，今年，是全面改革開放時期，又適逢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10週年。
每一次到大豐，都有新的變化，而變化最大的是這次所見到的。我簡直不敢相信大豐會有這樣的變化。昔日的稻田、水牛、林盤、磚瓦平房，都不見了。我想看一看稻田，找找當年的感覺，街道黨委的同志帶我走了好一段路，才看到一塊稻田，大概只有幾畝地。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一片片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些漂亮的新建的樓房完全可以同北京這些大城市相媲美。大豐已經城市化了，與成都中心城區實現無縫對接，完全融入中心城區。昔日的農民已經變成今天的市民，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已不存在。這裡開始用現代化信息化的手段管理社區了，使人耳目一新。這次到大豐，雖然只有半天時間，浮光掠影地看了一下，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十分深刻的，其變化之大，完全可以用“滄海桑田”來形容。
大豐當年的遺蹟，只剩下了一個崇義橋和正在拆除的糧庫，聽說明年都要拆除。看到這些舊址，觸景生情，55年前家英同志帶著我們中辦祕書室的幾個同志在這裡搞整社、搞調查的情景，油然在腦中重現。
1959年田家英到大豐公社搞整社，是毛主席派的。大豐，原名崇義橋，田家英覺得這個名字有點兒封建味道，便給它改名為“大豐公社”，希望大豐收的意思。這裡的幹部群眾為紀念田家英，這個名稱便一直沿用下來。我們在這裡整整住了半年，都住在隊裡，同社員一起勞動，一起排隊吃食堂，同生產隊幹部一塊開會研究問題，就像一家人。當時生活比較困難，我們同社員一樣有時要吃稀的，瓜菜代。那一年春耕的時候，快要插秧了，可是田裡缺肥，怎麼辦？田家英便想出一個辦法，獎勵社員到成都挑糞水。他也加入這個隊伍，同大家一起拉著糞車到成都拉糞水，來回一趟就是30里路。幾天的時間，插秧的肥料問題就解決了。
那年4月，毛主席為了糾正當時盛行的瞎指揮風、浮誇風等寫了一封給六級幹部的信。田家英拿到這個文件後，不顧上面的嚴密封鎖，向全公社廣播了毛主席的信，受到幹部、社員的熱烈歡迎，大家就照著辦了。正因為如此，在後來最困難的時期,這裡的困難程度要小得多。家英同志實事求是、完全為老百姓著想而敢於擔當的精神以及他的魄力，令人欽佩。
24年過去了，我第2次來到大豐。剛一到，鎮子上就傳開了：“田主任來了！”人們奔走相告。他們不知道田家英已經離開人世，但顯然地，田家英的影響已深深地印在大豐人的心坎裡。我見到了當年大豐公社的黨委副書記周明久、鄉長陳世昌、會計劉先榮等，還有許多社員，像見到久別的老戰友一樣，又高興，又有點心酸，老周都流下了眼淚。這次我看到大豐最大的變化，就是經過農村改革，農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居住條件和生活條件都有了改善。1982年，糧食畝產達到1200斤，比1958年的580斤，高出一倍多。黨委書記張雲祥說，搞農業，一年有三個月的時間就夠了。周明久也說：“實行大包乾以前，一個人一年出工300天，實行大包乾以後，60天就夠了。過去一畝地投工100個左右，現在只用60個工。”陳世昌則對我說：“實行大包乾後，社員主動性、靈活性強了。去年（1982年）大春收穫時陰雨連綿40天，要在過去最少爛谷30%。但去年沒有爛谷，社員把溼穀子放到屋裡頭，用電燈、烘爐烤，用電風扇吹。”我走了幾戶社員家庭，看到糧食都很充足。走到田頭，水稻長勢很好，可是田埂長滿了雜草，毛細水渠幾乎被雜草堵塞。當年公社時期，要求田埂“三面光”，幾乎沒有雜草，水流灌溉十分通暢，這是靠集體經濟的力量。當時我就想，實行大包乾後，家庭經濟的積極性確實充分調動起來了，顯示出了它的生命力；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怎麼發揮出來，讓家庭經濟這個層次的積極性同集體經濟這個層次的積極性結合起來，是一個需要很好研究的問題。
第3次到大豐是1994年8月。當時應四川省委的邀請，到成都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書記學習會作《鄧小平文選》第3卷的輔導報告，期間又來到大豐。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全黨進一步解放思想，全國加速改革開放，出現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形勢。這股春風也吹到了大豐。大豐鎮變了樣，街道改造了，有了不少新建築，蓋了不少新工廠。黨委書記楊德顯說，共引進了60家企業，人均收入1959年50元，1993年達到1205元（2013年已達到17100元）。我在8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到大豐鎮，舊地重遊，會見當年的公社、大隊幹部和社員，情緒格外激動。在成都市、新都縣領導人陪同下，向田家英銅像獻了花圈。”田家英銅像，是大豐人為紀念他而豎立的，放在大豐鎮的南面入口處，後來搬到了新都桂湖公園。
2001年7月，21世紀初，應西藏自治區黨委邀請，我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幾位同志去拉薩，出席《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出版座談會，同時參加西藏和平解放50週年大慶活動。路經成都，我又專程來到大豐。這是第4次到大豐。跟幾位幹部座談了一陣子，又特地去看了看當年我住過的房子。它坐落在一個林盤裡，這個林盤住著六七戶人家。生產隊長杜運湘家就在我的隔壁。杜運湘，個子不高，講起話來，嗓門很大。夏天整日赤著腳跑來跑去，忙著隊裡的事情，跟普通社員一樣。杜家媽媽是一位慈祥和藹的老婆婆。民兵隊長老黃跟我住在一起。他很憨厚，身體粗壯，說起話來，聲音像洪鐘一樣。他有一支大蓋槍，到晚上就拿出來，我猜想是否是保護我的？這次到大豐，老杜、老黃都不在了，我很想念他們。直到現在，他們的音容笑貌還活生生地閃現在我的眼前。我在7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到大豐，並看望當年的幾位幹部，同他們座談，又到我住過的房子看過。今日的大豐早已不是當年的大豐，變化十分巨大。”
如果說，前4次到大豐，每次都見證了大豐的明顯變化。而這次所看到的變化，則是具有質變的性質，即：由農村變為城市。當然，由農村變為城市，無論是在行政管理方面，還是人們的思想觀念方面，都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城鎮化是中國發展的必然趨勢。城鎮化不可避免地要佔用耕地。於是我又想到，就全國而言，城鎮化，特別是城市不斷地擴容，與保證必需的耕地如何兼顧，使二者做到比較理想的結合，又是一個必須處理好的重大課題。
大豐的變化，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面貌改變的一個縮影。它證明我們黨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下去。大豐的明天會更加美好。
現在我們說的大豐人，其實很大一部分都得加個新字，他們要不就是工作在這裡久了，然後就留下來了；要不就是工作在成都，買房在大豐；還有些呢，租住在這裡。在大豐待得久點的呢，或多或少還是趕上了大豐的變化；待得短的就只有通過一些懷舊的文章，發現大豐的歷史進程了！
今天，夜談哥就帶來一篇文章，讓大家一起來回憶下，曾經的大豐！
2014年8月，由四川省委宣傳部、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四川省委黨校、省委黨史研究室、省社科院、省教育廳6家單位共同主辦的“四川省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在成都召開，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參加了會議。會後逄先知同志赴新都區大豐街道考察調研。這也是從1959年起，他第5次來到大豐。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應《先鋒成都》邀請，逄先知同志特撰寫體會文章，講述成都大豐的鉅變，深情回憶自己與大豐割捨不開的緣分。
大豐，隔我很遠，它在成都，我在北京。這是從地域上說的。大豐，又隔我很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割捨不開。這是從感情上說的。
從1959年跟隨田家英同志第一次踏上這塊沃土，55年過去了。今年8月，趁著到成都參加紀念鄧小平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又一次來到大豐，這是第5次到大豐了。這5次的時間點，正好反映了新中國5個歷史發展時期。
第一次，1959年，是人民公社時期；第二次，1983年，是農村改革時期；第三次，1994年，是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標誌的改革開放的新階段；第四次，2001年，是新世紀的開端之年；第五次，今年，是全面改革開放時期，又適逢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10週年。
每一次到大豐，都有新的變化，而變化最大的是這次所見到的。我簡直不敢相信大豐會有這樣的變化。昔日的稻田、水牛、林盤、磚瓦平房，都不見了。我想看一看稻田，找找當年的感覺，街道黨委的同志帶我走了好一段路，才看到一塊稻田，大概只有幾畝地。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一片片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一些漂亮的新建的樓房完全可以同北京這些大城市相媲美。大豐已經城市化了，與成都中心城區實現無縫對接，完全融入中心城區。昔日的農民已經變成今天的市民，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已不存在。這裡開始用現代化信息化的手段管理社區了，使人耳目一新。這次到大豐，雖然只有半天時間，浮光掠影地看了一下，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十分深刻的，其變化之大，完全可以用“滄海桑田”來形容。
大豐當年的遺蹟，只剩下了一個崇義橋和正在拆除的糧庫，聽說明年都要拆除。看到這些舊址，觸景生情，55年前家英同志帶著我們中辦祕書室的幾個同志在這裡搞整社、搞調查的情景，油然在腦中重現。
1959年田家英到大豐公社搞整社，是毛主席派的。大豐，原名崇義橋，田家英覺得這個名字有點兒封建味道，便給它改名為“大豐公社”，希望大豐收的意思。這裡的幹部群眾為紀念田家英，這個名稱便一直沿用下來。我們在這裡整整住了半年，都住在隊裡，同社員一起勞動，一起排隊吃食堂，同生產隊幹部一塊開會研究問題，就像一家人。當時生活比較困難，我們同社員一樣有時要吃稀的，瓜菜代。那一年春耕的時候，快要插秧了，可是田裡缺肥，怎麼辦？田家英便想出一個辦法，獎勵社員到成都挑糞水。他也加入這個隊伍，同大家一起拉著糞車到成都拉糞水，來回一趟就是30里路。幾天的時間，插秧的肥料問題就解決了。
那年4月，毛主席為了糾正當時盛行的瞎指揮風、浮誇風等寫了一封給六級幹部的信。田家英拿到這個文件後，不顧上面的嚴密封鎖，向全公社廣播了毛主席的信，受到幹部、社員的熱烈歡迎，大家就照著辦了。正因為如此，在後來最困難的時期,這裡的困難程度要小得多。家英同志實事求是、完全為老百姓著想而敢於擔當的精神以及他的魄力，令人欽佩。
24年過去了，我第2次來到大豐。剛一到，鎮子上就傳開了：“田主任來了！”人們奔走相告。他們不知道田家英已經離開人世，但顯然地，田家英的影響已深深地印在大豐人的心坎裡。我見到了當年大豐公社的黨委副書記周明久、鄉長陳世昌、會計劉先榮等，還有許多社員，像見到久別的老戰友一樣，又高興，又有點心酸，老周都流下了眼淚。這次我看到大豐最大的變化，就是經過農村改革，農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居住條件和生活條件都有了改善。1982年，糧食畝產達到1200斤，比1958年的580斤，高出一倍多。黨委書記張雲祥說，搞農業，一年有三個月的時間就夠了。周明久也說：“實行大包乾以前，一個人一年出工300天，實行大包乾以後，60天就夠了。過去一畝地投工100個左右，現在只用60個工。”陳世昌則對我說：“實行大包乾後，社員主動性、靈活性強了。去年（1982年）大春收穫時陰雨連綿40天，要在過去最少爛谷30%。但去年沒有爛谷，社員把溼穀子放到屋裡頭，用電燈、烘爐烤，用電風扇吹。”我走了幾戶社員家庭，看到糧食都很充足。走到田頭，水稻長勢很好，可是田埂長滿了雜草，毛細水渠幾乎被雜草堵塞。當年公社時期，要求田埂“三面光”，幾乎沒有雜草，水流灌溉十分通暢，這是靠集體經濟的力量。當時我就想，實行大包乾後，家庭經濟的積極性確實充分調動起來了，顯示出了它的生命力；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怎麼發揮出來，讓家庭經濟這個層次的積極性同集體經濟這個層次的積極性結合起來，是一個需要很好研究的問題。
第3次到大豐是1994年8月。當時應四川省委的邀請，到成都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書記學習會作《鄧小平文選》第3卷的輔導報告，期間又來到大豐。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全黨進一步解放思想，全國加速改革開放，出現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形勢。這股春風也吹到了大豐。大豐鎮變了樣，街道改造了，有了不少新建築，蓋了不少新工廠。黨委書記楊德顯說，共引進了60家企業，人均收入1959年50元，1993年達到1205元（2013年已達到17100元）。我在8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到大豐鎮，舊地重遊，會見當年的公社、大隊幹部和社員，情緒格外激動。在成都市、新都縣領導人陪同下，向田家英銅像獻了花圈。”田家英銅像，是大豐人為紀念他而豎立的，放在大豐鎮的南面入口處，後來搬到了新都桂湖公園。
2001年7月，21世紀初，應西藏自治區黨委邀請，我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幾位同志去拉薩，出席《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出版座談會，同時參加西藏和平解放50週年大慶活動。路經成都，我又專程來到大豐。這是第4次到大豐。跟幾位幹部座談了一陣子，又特地去看了看當年我住過的房子。它坐落在一個林盤裡，這個林盤住著六七戶人家。生產隊長杜運湘家就在我的隔壁。杜運湘，個子不高，講起話來，嗓門很大。夏天整日赤著腳跑來跑去，忙著隊裡的事情，跟普通社員一樣。杜家媽媽是一位慈祥和藹的老婆婆。民兵隊長老黃跟我住在一起。他很憨厚，身體粗壯，說起話來，聲音像洪鐘一樣。他有一支大蓋槍，到晚上就拿出來，我猜想是否是保護我的？這次到大豐，老杜、老黃都不在了，我很想念他們。直到現在，他們的音容笑貌還活生生地閃現在我的眼前。我在7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到大豐，並看望當年的幾位幹部，同他們座談，又到我住過的房子看過。今日的大豐早已不是當年的大豐，變化十分巨大。”
如果說，前4次到大豐，每次都見證了大豐的明顯變化。而這次所看到的變化，則是具有質變的性質，即：由農村變為城市。當然，由農村變為城市，無論是在行政管理方面，還是人們的思想觀念方面，都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城鎮化是中國發展的必然趨勢。城鎮化不可避免地要佔用耕地。於是我又想到，就全國而言，城鎮化，特別是城市不斷地擴容，與保證必需的耕地如何兼顧，使二者做到比較理想的結合，又是一個必須處理好的重大課題。
大豐的變化，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面貌改變的一個縮影。它證明我們黨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下去。大豐的明天會更加美好。
瞭解曾經的大豐，是為更加了解自己生活的地方，也就更加珍惜當下的居住環境，維護我們來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ps：在大豐，關注大豐發展，交流大豐生活，就來大豐生活服務群，目前已️460，要進的請私信夜談哥，拉你喲！
說明：本文部分綜合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