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春秋時代的尚武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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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尚武的根源：西周分封與國野體制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春秋時一個尚武的時代，那麼這種幾乎是全民性的尚武之風是從何而來，它又給當時和後世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呢？

春秋武士

一、尚武的根源：西周分封與國野體制

西周的封建制度，本質上是類似於諾曼征服英格蘭、滿清八旗在各地駐軍的武裝殖民。西周開國功臣們在九州範圍內的落子佈局，就是為了封建諸侯，藩屏周室。為了在飽受敵意的環境之中生存下來，迫使來自關中地區的武裝殖民者們保持尚武善戰的風氣。很多人其實沒有想過，先秦時代有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但為什麼地方上的小君長是叫做諸侯，而不是諸公，諸男呢？因為侯的本意就是“射侯”，意思是箭靶的意思，射術是貴族六藝之一，這意味著地方上的君長有著十分重要的軍事職能。

西周分封

在西周初年曆經了三監叛亂和周公東征之後，在西周數百年的歲月裡，周家在天下的險要之地落子佈局，很多諸侯國的國名本身就有十分濃郁的軍事色彩，比如周朝的宗親、假道伐虢的主人公、把守三門峽要道的虢國，從字形來看是搏擊猛虎的意思；而衛國的衛字，從字形來看，就是全副武裝的武士在保衛城池；幾個鎮守邊疆，防禦東夷，東北方的殷商殘餘盟友的魯國，燕國和晉國都是周王室的同宗大國；至於在武王伐紂中立下過汗馬功勞的姜太公的封地則位於今天的齊地。從豐鎬二都到洛邑王城間的要道基本上尤同宗的諸侯國把守。到了後來西周中後期，為了保證從湖北、安徽地區運輸的青銅貿易路線，“俘厥南金”，在漢水地區冊封了漢陽諸姬和申國等姜姓諸侯國。

周平王遷都到洛陽

因為分封制本身就具有極強的軍事殖民色彩，所以這就奠定了西周乃至春秋時代列國人民展現出的尚武好戰之風。

平王東遷

在社會層面上，與殖民性制度掛鉤的，就是很多周人主導的諸侯國中的國野制度。國人就是居於國中之民，他們與統治貴族有較為疏遠的血緣關係。周代由於按照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的層層分封，總有徵服者部族中的成員淪為平民。這樣的平民就是稱之國人，主要從事手工業或者農業或者服務業，大部分是城市居民。國人既與統治者同族，可以決定國君的廢立，或過問外交和戰，或參議國都遷徙。

而野人，即居於野之人，他們是被征服的商人和本地原住民。在左傳和國語中幾乎沒有野人蔘政的例子。因為有了這樣的制度，國人與宗廟社稷結成了極強的共同體，對於自己有權參與的共同體培養了很強的認同感。從山東曲阜的考古遺址來看，當地殷商遺民的亳社與墓葬和周人的墓葬同時存在，證明了當時國野體制存在的事實。

出行田獵圖

國人雖為平民，但他們有資格享接受教育，而野人則無受教育資格。在周代的教育中，由於需要面對蠻夷戎狄的威脅和入侵，對於國人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基本的軍事素養，包括角抵、箭術和武舞。周人在四季都有軍事訓練，在秋冬季節的尤為重要，因為那是獫狁入侵的時節。除了在後世已經被禮儀化的射禮和鄉飲酒禮，狩獵，手持戈盾的武舞都是軍事訓練的好手段，這在詩經中非常常見：《豳風·七月》《周南·兔罝》《齊風·猗嗟》等都是描寫田獵戰備功能的民風詩。《豳風·七月》的“載纘武功”說粗了田獵的軍訓功能；《鄭風·叔于田》《鄭風·大叔于田》就是寫周人日常田獵之詩，而《兔罝》正式直接描寫了姬姓鄭國人的尚武：“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於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貴族有財力進行軍事訓練

當時的大夫和士人，在維持家產，治理生業之餘的重要活動就是進行武藝和軍事訓練。這些有一定家產的人可以有時間和金錢進行武藝訓練。

二、御駕親征：君主的勇武

周王被戎狄擊敗

而隨著西周的結束，春秋時代的來臨，習武尚武之風伴隨著戰爭的加劇而受到重視。無論是諸夏世界內部諸侯的混戰，還是對蠻夷的戰爭，都為諸夏彰顯勇武之風提供了極好的舞臺。在整個春秋時代，國君親臨戰陣的情況非常常見。鄭莊公，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等霸主，都有親自帶隊出戰的記載。

這是因為戰爭規模沒有擴大到後來的戰鬥規模，再加上諸夏世界的成員開戰時，有一整套節制性的軍禮限制戰爭造成的傷亡，比如“不重傷，不禽二毛”。在追擊到一定的位置之後，勝利者不會對戰敗者趕盡殺絕，就連俘獲對方君主，也要像鞌之戰中的韓厥一樣，十分客氣地請示對方，表示這是職責所繫，軍令在身，不得不這麼做。

春秋戰車圖

所以在春秋時代和戰國時代的日本、中世紀的西歐一樣，君主經常親自帶隊廝殺。

周桓王落荒而逃

在著名的繻葛之戰中，鄭莊公親自帶隊，祝耽甚至一箭射中了周桓王的肩部，霸道的一箭加劇了春秋禮崩樂壞的亂局；在曹劌的輔佐下在長勺之戰取勝之後，次年魯莊公在乘丘之戰中用金僕姑箭一箭射倒了宋國勇士南宮長萬，決定了戰役的勝利；公認的春秋第一霸主齊桓公在少年時代九死一生逃過了管仲的伏擊之後勵精圖治，選賢任能，親自指揮了救援燕國、北伐山戎、威懾楚國的遠征；秦穆公為了干預晉國內政，曾參加過韓原之戰，活捉了晉惠公；而晉文公在城濮之戰的退避三舍，將交戰對手引導了適合自己方面發揮的作戰地形區，同時報答了楚成王當年招待自己的恩情，堪稱軍禮和兵法完美結合的典範。

宋襄公

即使是因為仁義而誤國，著名的宋襄公本身也是軍事禮儀實踐者的典範。雖然完全等敵軍過河之後再與對手列陣而戰，放過了痛擊楚國的好機會，但是從同時代歷史的角度看，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同樣推崇英雄將領間的捉對廝殺，印度的羅摩法典，禁止武士使用奸詐的兵器和戰術襲擊敵人。從後人的角度看，很容易基於“莫要沽名學霸王”，而得出這是蠢豬式的仁義，但從同時代的角度看，這是當時的常態，只是楚國崛起時代以詐術和蠻力的行動非常不符合軍禮，而且宋襄公的本質問題在於實力和軍禮不對稱，但是高貴的軍禮行為卻得到了當時中原諸侯的敬重，而他對落魄的重耳公子的招待，也為後來宋國擋住楚國入侵埋下了伏筆。

吳越爭霸主要人物

而在南國之濱的吳越爭霸中，幾代吳越君王紛紛親自上陣，揮劍披甲，親自統軍；吳王夫差甚至揮師北伐，與齊晉爭雄較量。直到漢代，“吳越之君皆尚勇,故其民好用劍,輕死易發。”上有所好，民必從之，君主的偏好深刻影響到了民間的風俗取向。

三、南征北戰：貴族的勇武

在戰鬥層面的微觀領域，具體的勇氣行為在史書中比比皆是。宋國勇士南宮長萬雖然是國內作亂，但是勇武卻令人震驚：南宮長萬在蒙澤殺害宋閔公。大夫仇牧得知此事後，帶著武器來到公門為君主報仇，而南宮長萬攻擊仇牧，仇牧摔倒在地，牙齒撞上門扇而死；後來陳國人以酒色將流亡到陳的長萬束縛住，將他灌醉後用犀牛皮把他包裹起來，送回宋國。等到達宋國時，南宮長萬的手腳都露出來。雖然語言不免誇張，但是勇武大力的形象躍然紙上，其原始猛力的血脈奔張，讓人想起了因酒色而迷失的參孫；而他親自拉車將母親載到陳國的故事，則讓人想起了神話中的希臘大力士海格力斯。

南宮長萬

除了南宮長萬，大力士還出現在外交場合扭轉不利局面，維持國家的尊嚴。雖然個人的武力只能敵一人，不是萬人敵，但是如果能降服關鍵的對手，則可力壓千軍。

曹沫

魯國大將曹沫雖然在戰鬥中三次被齊人擊敗，但是在齊魯會盟時不顧臣冗的禮節，突然劫持了齊桓公，告訴人質齊國欺人太甚，將邊境線壓倒了魯國都城的城牆下，實在是欺人太甚。如果齊國再這麼欺壓諸侯，列國和天子當作何感想？請君侯三思吧。一番言語點播和曹沫匕首的武力震懾，迫使齊桓公和管仲讓步，退還了佔領的魯國領土。在完成了劫持之後，曹沫退回臣位，好像無事發生過一樣。

而到了戰場上，各國勇士都曾經有過非常搶眼的表現。這些案例在史書中幾乎不勝枚舉。

面對戎狄入侵，衛懿公雖然平時玩物喪志，但是在關鍵時刻依舊不失擔當和責任感：在親自領軍出征之後，他將玉佩交給石祁子，把箭交給甯莊子，意思是一旦自己陣亡國家不會因為群龍無首而立即崩潰；在具體作戰中，即使敵強我弱，因為衛懿公不肯隱藏自己的旗幟，所以被戎狄所殺害。和宋襄公類似，即使實力不濟，但是依舊有足以青史留名的氣節。

衛懿公

作為東海之濱的大國，齊國也有發達的武士文化：在齊桓公的時代，齊國就確立了典型的世襲軍人制度：全國有15個世代為軍的士鄉，士人戰時為兵，卒旅整於伍，軍旅整於野，夜戰聲相聞。在這樣的制度激勵之下，管仲說齊人“貪粗而豪勇”、“士民貴武勇”；《墨子·非攻下》曰：“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齊莊公為勇爵”於是莊公設置勇士爵位。在著名的鞌之戰中，齊國勇士的代表高固駕車衝入晉聯軍的營壘，以石頭投人，還將戰俘帶回本陣之中，並向戰友炫耀：需要勇氣的可以來購買我多於的勇氣，其勇氣充沛溢於言表。

春秋戰爭

另一個盛產猛士的大國是遙遠的南方楚國。這個南方大國的祖先是“高陽之苗裔”，如同一顆流落到南方大地的優良種子，在蠻荒的江漢之濱生根發芽，最終成長為一個靈動活潑、充滿活力的南方強權。以對抗周王室、“不服周”而文明列國的楚國，對軍事勝利有特殊的執念：春秋初年，楚文王在津地被巴國擊敗。文王率軍回到國都，司宮門的大臣鬻拳拒不迎納。文王無奈，為了以功補過，就轉而進攻黃國，在踖陵打敗了黃國的軍隊，後來在一個名為淵的地方，楚文王暴病而死。鬻拳把他安葬，然後因為冒犯君王的威嚴，自己也自殺身亡，以死殉過。

楚國國土

在鎮壓若敖氏叛亂時，楚莊王曾經用盾牌接連擋住若敖氏叛軍放出的利箭，箭矢險些傷到了楚王本人，但是這並沒有妨礙莊王親自領軍出戰。後來他在邲之戰中，親自迴應晉國大夫的挑釁，以戰車衝鋒拉開了大舉反擊晉軍的序幕，並一舉得勝。

這樣的尚武精神，促使了楚國在春秋時代創下了滅國數目的記錄：45國。其中既有申國、曾國、息國這樣的諸夏成員，還有庸國、巴國這樣的巴人政權，安徽地區的群舒、徐國等政權。

楚國勇士的高光時刻在鄢陵之戰中有具體的體現：為了報復射傷自己眼睛的晉國大夫魏錡，鄧裔楚人養由基從楚王那裡得到了兩支箭，但是養由基僅僅用一箭就解決了任務，左傳也沒有多用多於的語言描述養由基如何彎弓搭箭，僅僅一箭就瀟灑地解決敵將；在關鍵的時刻為了掩護戰友們撤退，叔山冉以敵人投擲敵軍的戰車，養由基彎弓搭箭狙擊晉國追兵，箭無虛發，成功地避免了潰敗的擴大。

養由基

還有一個盛產各種猛士的大國，是國險而多馬的晉國；在地理上晉國表裡山河，易守難攻；在民族成分上，早期晉人處於戎狄的包圍之中，“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但是凶惡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一批勇猛的晉國將士：在其他諸侯的眼中，“晉人，虎狼也”；晉國“國險而多馬”；晉獻公、晉文公這樣的霸主帶頭與戎狄貴族女子聯姻混血，造成了晉國戎夏混合的居民成分，毫無疑問，這非常有利於晉國在戰爭中調集額外的輔助力量。重耳公子流亡的第一站就是母國白狄。和其他列國一樣，晉國也有勇武之士名垂史冊。

先軫

在秦晉交惡之後，在反擊秦國偷襲的崤山之戰中，晉國名將先軫在崤關截住秦軍歸路，將秦軍全部殲滅，並俘虜了秦軍3名主將。可是先軫辛辛苦苦俘虜的秦軍將領被才即位的晉襄公顧及和秦的聯姻而釋放了，先軫情急之下當面頂撞了晉景公。事後為了贖罪，先軫在與戎狄的箕之戰中，在大軍已經幾乎取勝的情況下免冑衝入敵陣尋死，以死謝罪。

為了避免因為自己的死帶走另一位猛士狼曋，先軫提前將這個猛將換下，但是當時人將換將視為缺乏武藝或者武勇，這對被換者是極大的侮辱；在崤山之戰中，晉襄公俘獲了一個勇猛的秦兵，晉君讓車右，也就是負責戰車搏鬥和殺敵的萊駒格殺之，但是這個戰俘因為臨死的應激反應而大喝一聲，將萊駒嚇得戈落在地，狼曋撿起戈親自斬殺之；為了避免勇猛的狼曋隨著自己赴死，先軫將狼曋換下了箕之戰的戰場；雖然他的好友奉勸他以死相爭，但是狼曋認為“勇而無義，不登明堂”。只有為國而死才是符合道義的。所以他忍辱負重，一直在找機會證明自己，在後來對秦作戰的彭衙之戰中，狼曋率部為全軍殺開血路，以個人的奮力戰死奠定了全軍的勝利，也實踐了自己的諾言。這都是先秦人重信義、講然諾，有榮譽感的體現。一個人能夠剋制自己的血腥衝動，將個人成就和國家興廢結合，實在是善莫大焉。

秦國作為西陲牧馬人，也有很強的軍事屬性，他們為詩經貢獻了少有的歌頌戰爭的詩歌《秦風-無衣》、《秦風-鐵駟》、《秦風-小戎》等歌謠。十五國風來自於列國民間，可見尚武之風是秦國由上到下的社會認同了。

秦風無衣

除了大國，很多小國也不缺乏勇武之士。比如一向以彬彬有禮，峨冠博帶的魯國，在面對吳國入侵的危機時，也湧現出一批能文能武的孔門弟子。公元前487年，雅典人剛剛在馬拉松之戰中擊敗了來犯的波斯，而素來以文明之國、享有周天子全套郊祭禮儀的魯國遭到了北上圖霸的吳國的侵略。面對這個自稱周太伯後裔但是斷髮文身的族群，魯國人節節抵抗，在曲阜城下，魯國季孫氏集結了300名魯國的才智之士和精英士人準備夜襲吳軍，嚇得吳王夫差三次搬遷王帳。

冉求

公元前484年的齊魯之戰中，面對祖國的危機，孔門弟子挺身而出，捐軀赴國難：掌握魯國軍政大權且擁有重兵的的三桓都不願參戰，只有當時為季孫氏宰的冉有極力主戰。開戰時，冉有作為魯軍左軍主帥，樊遲為冉有的車右。大軍開至兩軍的分割壕溝前，魯國士兵卻不願越溝作戰。樊遲對冉有說軍隊並非不願越溝作戰，只是對季氏參戰的決心有疑，是不信任你，請再三申明號令然後衝過溝去。冉有身先士卒，大家都跟著過了溝。冉有率左師攻入齊軍。齊軍最終失敗。可見孔門弟子在關鍵的時刻有軍事才能，印證了孔子“君子不器”的全能理想。

四、知遇之恩：平民的勇武

孔門弟子

如果說《左傳》是貴族書寫的歷史，那麼平民階級一樣不乏勇武之士。《刺客列傳》中除了魯國的曹沫是貴族之外，吳國的專諸，三晉的豫讓和聶政都是社會地位不高的平民，但是專諸為了報答知遇之恩，英勇的以自殺式襲擊報答王恩；豫讓為了行刺地方主公，為智伯的知遇之恩而戰，最後高貴地離開人世；而聶政為了兼顧知遇之恩和家人安危，堅持等家人得以安頓之後才如約行刺，並連斬數十人，威震韓國。而孔子最得以的大弟子子路，是魯國卞地的野人，但是身材高大魁梧，勇猛好力，“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最後為了拯救主公孔悝而陣亡，死前為衣冠不亂而漏出破綻，被敵人斬殺。他生前曾經問孔子：“君子尚勇乎？”答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在孔子看來，君子如果勇敢而不講道義就會顛覆國家。子路算是用生命回答了導師的諄諄教誨。

五、武之精神：軍禮的約束

止戈為武

尚武本身並沒有讓貴族們沉迷於殺戮。相比於毫無原則的戰鬥，軍禮算是文明對於集體暴力的馴化。從軍禮本身，到對戰爭的終極認識，體現了祖先們尚武之風的特點：善戰而不嗜殺，謹慎而剋制的使用武力，避免給同胞造成過大的傷害。

從《左傳》和《國語》的記載可知，春秋時代列國奉行一整套完整的貴族軍禮：太廟用龜策蓍草占卜凶吉；祭祀社神、稷神和山川土地之神，將祖先先王的靈位隨車攜帶；到戰場之前，還要派人除道，為戰車行駛清理道路收集糧草；到了戰地之後需要建設營地，避開低窪易生疾病之地，在高地和活水上游紮營；在開戰之前，主將登上升高用的巢車觀察敵軍召集高級軍官進行戰前會議，以及塞井夷灶，杜絕營地火源併為列陣部軍提供平整土地，最後還要進行陣前占卜、誓師、戰禱等儀式。這都結束之後才是以勇士駕車挑戰為序幕的開戰。

整套流程雖然極為繁瑣，但是背後的精神並不迂腐。其實宋襄公的不重傷和不禽二毛是存在的原則，並不是他的婦人之仁。戰勝者對於諸夏世界的兄弟之國是不能趕盡殺絕的。這種節制原則，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列國出現類似於伯羅奔尼撒戰爭那樣的毀滅性內戰，最後給周邊蠻族以可乘之機。良性的爭霸戰爭對於全民族的素質是能起到正向引導的。相比於出現了人屠白起的戰國時代，春秋時代的戰爭依舊是略帶血氣而十分浪漫的，貴族化的，但是爭霸的需求必然導致戰爭本身的白熱化和激進化。

而到了楚莊王的時代，莊王作為一代霸主，精確地概括出了武的本質：“止戈為武”。莊王完美地概括了武的核心：禁止強暴、消除戰爭、保持強大、鞏固基業、安定百姓、團結民眾、增加財富。楚莊王恢復被滅亡的陳國，放過本可以一舉拿下的鄭國，用心不僅在於避免楚國國境直接與齊晉接壤，也是為了向中原諸侯國宣示：楚人不再是嗜殺的南方蠻夷，而是對中原諸夏表現出了非常友好的姿態。戰爭只是政治的最高演化形態，但是不是政治的終極目的。很顯然楚莊王非常清楚這一層辯證關係。

何尊上的中國二字

而從“宅茲中國”的青銅銘文，到楚莊王熟練地講出止戈為武的道理、收斂蠻族的嗜殺之氣，說明了在戰爭的過程中，楚國從一開始的自我蠻化“我蠻夷也”，到此時能夠收復中原人心，證明了中國概念的擴大：“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從地緣政治概念變成了文化概念，這對於擴大諸夏世界的底盤，擴大中原文化的影響力發揮了極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