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候，晉、楚兩強南北爭霸，堪稱那個時代的超級大國。進入戰國時代之後，雖然晉國宣告解體，但其後繼者（趙魏韓）在戰國七雄獨佔其三，而楚國也一直保持著大國姿態。詭異的是，在戰國時代笑到最後的偏偏不是晉楚兩個傳統強權，而是偏居一隅的秦國。
自我解體的北方強權
按照通常的說法，公元前475年被看作是“戰國”時代的開始。其根據是《史記·六國年表》從周元王元年開始記事。在這一年的前後，華夏諸國發生了幾件大事，所以把這年當作劃分時期的標準自有其道理。
頭一件事情是，公元前481年，陳國貴族後裔出身的齊國權臣田恆（田成子，上古“田”“陳”同音通用，參考今閩南話“田”dian、“陳”dan）弒齊簡公而立齊平公，獨斷國政。第二件事，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踐攻破姑蘇臺（在今蘇州），迫令吳王夫差自殺，兼併吳國，越兵遂橫行江淮之間，勾踐號為“霸王”。最末一件事情則是，公元前453年，趙、韓、魏三家聯合攻滅智氏，從此晉國強族只剩下這三家。
三家分晉前的晉國
這三件事中，“田氏代齊”其實不過是從姜子牙開國一直延續下來的齊國老店新開，換了一個國君家族而已；吳越相爭則被中原諸侯目為蠻夷相爭不足為道；而第三件事，也就是趙韓魏在事實上實現了“三家分晉”，則是地緣政治上的巨大變局。
春秋時期，晉國曾有兩次大擴張。一次是晉獻公時，在齊桓公左一次右一次大會諸侯的時候，晉獻公專心兼併周圍地區。悶聲大發財自然是最好的，雖然齊桓公的名聲響，其實晉獻公得到的實惠多，他統一了今霍縣、蒲縣以南的山西南部大部分地區，以及黃河以西洛水以東的部分土地，奠定了晉國稱霸的基礎。第二次是晉文公、晉景公和晉悼公的三次稱霸，把晉國的地盤擴大到山西以東的河南、河北部分地區。到春秋末年，晉國北面發展到山西中部的太原以北，東和東南面越過太行山，發展到河北西部和河南北部，南面也擴大了黃河以南的土地。據當時楚國人估計，晉的兵力有兵車四千九百乘。春秋時兵車千乘就算大國，晉的力量竟然等於五個“千乘之國”！
但晉國這個超級大國卻內耗嚴重。晉景公十二年（公元前588年），晉國設置六卿，直接掌握並統率六軍。六卿逐漸坐大，竟至架空了國君，“禮樂征伐自卿大夫出”。特別是“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晉昭公去世後，“六卿強，公室卑”。晉頃公時，“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這樣的晉國不僅無法對外擴張維護霸權，而只能與吳國在黃池之會上爭些口舌，甚至迅速陷入了“六卿”之間的殘酷內戰，待到韓趙魏終於成為六卿混戰最終勝利者時，晉國實際已經解體，國君雖仍在位，早已同虛設的一般。到公元前434年晉哀公死去，幽公即位的時候，國君只有絳和曲沃兩城，反而要去朝見三家了。宋朝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把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認三晉為諸侯這件事作為全書的開端。後人往往以此作為“三家分晉”的年代，其實，三晉已經存在了半個世紀之久了。
三家分晉
頹廢的南方強權
在晉國自我解體的同時，在春秋時期長期與之對峙的南方之強——楚國也衰弱了下去。
春秋後期形勢圖
楚是當時華夏世界最大的國家。春秋末年，它已有現在的湖北全省、湖南、江西、安徽的大部分和半個河南。後來南面把領土擴展到嶺南，東北面取得山東南部，東面滅掉越國，把吳、越之地（今蘇南浙北及上海市）完全收入版圖。它坐擁當今中國南方大部，進可以威脅中原各諸侯國稱霸稱王，退可以以一國之力守衛本土，防止他國入侵。這個地最大、人最多的國家，在春秋時一直保持發展的勢頭。楚莊王“問鼎中原”，已有混一天下的雄心。假使這個趨勢不變，按理順章，由楚來統一全中國，應該不成什麼間題。但是楚在戰國時發展很不順利，屢遭挫折。
戰國形勢圖
然而中國的歷史終究沒有走向這條道路，根子恐怕在於楚國舊貴族的勢力太頑強，他們破壞了一切改革運動，使楚國大而不強。公元前402年，楚聲王竟然被盜賊所殺，可見楚國的內部危機已經到了怎樣地步：宗室貴族勢力強大，貪婪無忌，致使“楚國多盜……盜賊公行而弗能禁”。繼位的楚悼王企圖打破不用異族的舊傳統，任用來楚的魏國名將吳起改革吏治，限制貴族的特權，裁減官吏，集中財力撫養戰士。楚的國勢果然大有起色。公元前383年，楚國攻魏救趙，一直打到黃河邊上。不幸悼王就在這年去世，楚宗室大臣作亂，殺死了吳起。吳起改革的時間很短，改革的內容主要限於軍事，人一死，改革運動也完了。楚國軍政大權仍舊掌握在與楚王同（羋）姓的世襲貴族昭、景、屈三家之手。到楚懷王時，楚國政治生態更加惡化，內部派系鬥爭尖銳。有心振興楚國的屈原，不被重用屢遭流放，最終含恨而死，反而是令尹子蘭這樣無能小人充斥著楚國朝野。
屈原
楚國貴族的腐朽暴虐便利了秦軍的入侵。公元前278年（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攻破楚的郢都。楚國被迫遷都到陳（現在的河南淮陽），受到了空前的沉重打擊。至公元前277年，秦又攻取楚的巫、黔中，設置黔中郡。從此，楚國西部的半壁江山為秦所得。
白起攻楚後的戰國形勢
以後五十年中，秦再也沒有大舉進攻楚國。這時的楚國雖然失掉郢都、巫郡、黔中，仍是一個大國。然而楚國統治者的內心，已經患上了“恐秦症”。前273年，“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以善“辯”和“遊學博聞”著稱的楚國春申君黃歇上書秦昭襄王勸阻，信裡的邏輯很奇怪：韓魏是秦的世仇，應當先與楚聯合討伐之，韓魏既服，齊楚趙燕四國“不待痛而服矣”。而這正是三年後範睢所教秦昭王的“遠交近攻”之計。春申君等於要讓楚國充當秦國的打手之後，再自己去套上絞索。此後，儘管秦軍已經多年不曾進攻楚國，楚考烈王為了避秦，竟遷過兩次都。公元前253年，從陳遷到巨陽（現在的安徽阜陽北）。公元前241年再遷到壽春（現在的安徽壽縣），用舊都的名稱叫“郢”。這種做法很可笑，巨陽和壽春，相去不過二百里，大致相當於步兵三天左右的路程，秦兵能到巨陽，自然也能夠到壽春。楚人當年就是這種樣子：不做一點興國的工作，幾乎是坐在那裡等待滅亡。想來想去，也只能用“頹廢”來形容了。
楚國國都的遷移
四戰之地的“三晉”
相比之下，晉國的繼承者們顯得要比楚人有進取心一些。
三家分晉之中，趙國取得今山西中部呂梁山以西至黃河東岸的部分地區，以及山西省北部和東南部的部分地區，逾太行山並領有今河北省的南部。韓國得到今山西省東南部和河南省中、西部的地區。而魏國得到了最有價值的一份遺產，獲得了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的原晉國本部精華所在。魏都安邑所處的河東（山西西南部）原為晉國統治中心，故而一直到了戰國，魏仍被人們習慣稱之為晉。司馬遷把河東與河內（今河南黃河以北、太行山東南地區）、河南（今河南黃河以南地區）並稱為“三河”，認為“三河在天下之中”，“土地小狹，民人眾”，是農業生產發達、人口眾多的富庶地區。戰國初期，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推行“盡地力之教”，發展精耕細作，使魏國富強一時。
李悝塑像
戰國前期，魏韓趙三國在“三家分晉”的基礎上結成聯盟。魏國就是依靠這個聯盟相繼打敗齊、楚、秦等大國，進而獨霸中原。從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元年）起，經文侯、武侯兩代，到公元前341年（魏惠王二十九年）馬陵之戰，魏軍大敗止，足足有一百年出頭，魏國是中原最強大的國家。因此，很自然的，魏國的統治者也自視為春秋晉國霸業的後繼者。
但是三晉的聯盟是基於恐懼和利益而非基於友誼，當利益發生衝突時，三晉聯盟便分道揚鐮了。到了魏惠王時，由於魏國過於強大並顯露出統一三晉的意圖，從而引起韓、趙的不安，並趁其即位之時進行武裝干預，引起三晉分裂，魏國霸業的基礎就不復存在了。在這種背景下，公元前361年，魏國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接著開通了以鴻溝為中心的中原運河系統。惠王搞這樣的大工程，雄心顯然很大。遷都的主要原因就是要在三晉分道揚鑣後將魏國的中心移到河南，想在中原有個大發展。當時中原的魯、宋、衛、韓的君主都到大梁去朝見惠王，魏惠王是很神氣的。
鴻溝
大梁地處中原，“為天下之中”，“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輳”。在魏國的強盛時期，這種地緣非常有利於整個國家發展。然而，一旦魏國的霸業走向衰落，這種地緣優勢就迅速轉化為戰略劣勢。在桂陵、馬陵之戰兩次大敗於齊軍後，魏國一蹶不振。人稱“魏之地勢，固戰場也”，“魏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幅湊，無名山大川之阻”，四周和秦、趙、齊等強國相鄰而其處於中心，地緣政治環境非常不利。這種形勢，古人稱之為“四戰之地”，此後就只有捱打的份了。
在這方面，另一個晉國遺產繼承人韓國也好不到哪去。韓國本就是“戰國七雄”中忝陪末座的弱國，連併吞從春秋初期後一直淪為二流國家的鄭國（在今河南鄭州周圍）的過程也顯得艱難無比，幾乎是在以生死相搏。甚至兼併鄭國也只是接過了一個燙手山芋，春秋時的鄭國本就是晉楚爭霸的焦點，韓國繼承鄭國的這一負資產以後，地處“天下之咽喉”，“為秦、魏之門戶”，夾在魏、秦和楚等強國之間，且無險可守，故有“春秋戰爭之多者莫如鄭，戰國戰爭之多者莫如韓”之說。結果，自戰國中期後，韓國始終在夾縫裡委曲求全，苟且求生。
戰國長城遺址
至於“三晉”中的趙國，在實行“胡服騎射”的改革之後，在北方攻取中山，攻略胡地，軍事力量大為加強，曾一度成為能和秦國抗衡的強國。但趙國所處的地緣環境遠遜秦國，不但在西面需要正面與秦軍對抗；在南面需要應對韓、魏的摩擦；在東面需要戒備齊國與燕國；甚至當匈奴崛起後，趙國也不得不在北部邊界保持一支為數眾多的邊防軍，譬如名將李牧在其主持的反擊匈奴戰役中就投入了多達兵車一千三百乘、騎兵一萬三千人、英勇善戰的戰士五萬人、弓箭手十萬名。這自然使得趙國無心也無力如秦國一樣心無旁騖地進取中原。晉國的繼承人們沒有能夠笑到最後實在也是與惡劣的地緣條件關聯甚大。而秦國恰恰佔盡了地利，正如《史記·蘇秦列傳》裡所說的那樣，“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