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任悠悠 編輯 | 許悅
做了25年社區全科醫生，突然一天，老黃不想幹了。
或許是不想每天只是發發藥丸，或許是拿到手的工資太少，或許是身邊朋友創業熱火朝天，也或許是一眼望到頭的日子太無聊無望，總之，老黃決定“揭竿而起”衝破體制。
自有了這個念頭，老黃渾身就像長了螞蟻一般，左右不自在，多種想法在腦海中打架。
老黃想開個民營診所，這曾經不是一個很“入流”的選擇。但今時不同往日了，他興奮地想，終於有自由廣闊的天地可以大幹一場，既能純粹地做個醫生又能賺錢餬口了。但他又有些糾結。
儘管從數據上不能忽視社會辦醫大勢利好的局面：從2012年民營醫院不足萬家（9786家）到2015年（14518家）首超公立醫院（13069家），民營醫院的數量直線上漲。
早幾天，十部委促進社會辦醫健康規範發展的文件也被鋪天蓋地地報道。其中，文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標明瞭各個部委應該完成的職能及結點，既有稅收、又有用地，既有人才招募、又有審批評價，並在10個城市試點推廣。政策的出臺將猶如雨露般進一步滋養著社會辦醫。
另一邊，是公立醫院的規模被嚴控。
早在“十二五”規劃期間，國家就針對公立醫院的瘋狂擴張提出過控制目標——“遏制公立醫院盲目擴張，每千常住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達到4張，原則上不再擴大公立醫院規模。” 隨後又提出了《關於控制公立醫院規模過快擴張的緊急通知》，以4個嚴格來控制公立醫院規模：嚴格控制公立醫院床位審批；嚴格控制公立醫院建設標準；嚴格控制公立醫院大型醫用設備配置；嚴禁公立醫院舉債建設。
一切看起來很美，如果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那東風似乎也來了。於是，2017年，老黃第一次出走，他和人合夥開了一家診所，創業的旅程最後以老黃退出而終結。
事實上是，公立醫院的發展腳步並沒有被控制住。根據界面新聞整理的《2012-2018年健康衛生統計年鑑》數據得出，公立醫院的漲幅在縮減，但勢頭依舊走高。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由2017年5.72張增加到2018年6.03張。這說明，嚴控的政策執行並不到位。
老黃回想下近幾年來，自己身處的單位和耳聞其他單位的擴張以建設分院的方式不斷擴張，各大新聞頭條上依舊能找到某某醫院購進大型設備多少臺而引以為傲的新聞，“就在政策公佈的前兩天還聽說XX醫院在某個幾郊區又開了新院區。”
不僅如此，數據還給出了殘酷的現實：公立醫院無論是從病床數還是就診人次上，遠遠超過民營醫院，這意味著，公立醫院人滿為患而民營醫院的大量人員床位利用率不高，處於閒置狀態。
在醫療技術人員分佈上，民營醫院向來不是首選，醫療技術人員總量在50-100萬人左右徘徊，而同時期的公立醫院早已經跑在了300-400萬人的檔位。
以上現象背後的原因被上海市衛生和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一語道破，“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之間有著天然不平等的生存態勢，公立醫院有財政撥款、用地、稅收等各方面的‘偏愛’，這一點是令民營醫院望塵莫及的。”
以北京為例，根據《北京市醫院管理中心2019年財政預算信息》顯示，財政撥款收入約為114.7億元，比2018年年初預算增長23.49%，增加原因主要用於醫改和多個醫院院區擴建工作。
金春林以草原來比喻醫療市場：如果一片草原上有5只公羊和5只母羊就達到飽和，那現在的狀態是已經有了20只羊或10只全公（母）羊，這樣的情況是很難再引進其他的羊，就算引進來也會因為沒有生存發展空間而被淘汰或者破壞草地幹壞事。
他指出，如果不對公立醫院進行“計劃生育”，僅依靠現有的政策是難以達到希望的社會辦醫的開放程度的，“真正要實現社會辦醫，現在的政策還不夠。”
不過老黃也並非一開始就想出走體制，他也想過多點執業，但遭遇過不少尷尬。
“多點執業常年保持‘多而不點’的狀況並非沒有道理，本身工作就佔據了（醫生）大部分精力。出去了，還會搞得院長不高興、多點執業地也不歡迎，爹不疼，媽不愛的。”
如果說院方、醫生、民營醫療機構是被多點執業串起來的螞蚱的話，那無論繩索哪一頭，都不舒服。
以民營診所為例，放眼目前的診所人才招聘需求，大部分都要求在體制內達到6年左右工作年限，而且是全職僱員。“這主要涉及到人員管理。全職僱員更容易接受診所的理念和制度規範，兼職僱員的話，不便管理。” 卓正診所總裁周方的感受並非個例，多個醫療機構負責人都表達了這樣的考量。
而院方的話，在醫療資源還未完全實現流動、沒有硬性強制要求的情況下，沒有哪家院長願意將多年培育的人才外借。
“儘管現在不用審批了，但是誰敢直接跑到院長辦公室拍著桌子說，我去某某地方多點執業。這麼做除非第二天不想在醫院待下去了。”某三甲醫院醫生道出了多點執業政策所處的現實擋板。
但這些也並不能否定國家近期出臺的幾項鼓勵醫師創業的政策，博德嘉聯林鋒醫生表示：“現在國家的環境比幾年前優越太多了。而且政策是鼓勵醫師出來乾的，是否出來取決於醫師本身。”
林鋒醫生表示，體制內的安穩和體制外的激烈競爭會使得部分醫生有後顧之憂。而且目前社會辦醫狀態還不成熟，使得醫生處於觀望狀態也是情有可原。畢竟從一個平臺換到另一個平臺希望得到的是技術價值和個人價值的雙重體現。但目前消費醫療勝過技術型醫療，真正體現醫生技術價值優先的醫療資本形態有限。“在這一點上，民營醫院也應該反省到底是做‘百年老店’還是做‘熱錢’。“
不過，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則認為，多點執業並非是社會辦醫路上的重要阻礙，“如果想和公立醫院競爭的話，那當然是阻礙，但如果是診所的話，其實並不依靠多點執業的醫生。而且，社會辦醫進步慢最重要的兩點因素在於，一是醫療環境並非是完全自由的市場環境，二是醫療服務的消費者沒有淘汰劣質醫療的能力，致使劣幣驅逐良幣不斷出現。”
“從外部環境上看，患者還是‘認廟不認和尚’，某某大主任就算是每天排長隊，換個民營診所坐診，肯定患者就不來了。他們（患者）很吝嗇，只要你離開了公立醫院那塊牌子，一次機會都不會給你。”老黃第一次的出走兜一圈後又回到了體制內。
兩年之後的今天，老黃又耐不住寂寞了，這次，他想自己辦個診所。“不用多高大上，而要小而美。”
根據公開數據統計，全國共有登記在冊並實際運行的診所近22萬家，平均每省擁有診所超過7000個。診所平均執業人數為2.6人，其中，醫師平均為1.4人，護士平均為1.2人。
目前國內的診所根據患者支付方式不同，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商保客戶為主的高端診所，診金費在500元以上；二類是以自費客戶為主的中端診所，診金在300-500元；還有一種是以醫保客戶為主的普通診所，診金大約和公立醫院掛鉤。 三種模式不同，客戶群體和盈利模式不同。
“第一類針對高端客戶，不差錢，主要設立在市中心高端寫字樓內；第二類主要以診金和項目操作收費為主，以靠近外企和大型企業的寫字樓；第三類有的是以開藥為主主要建立在社區附近。”上述業內人士分析到。
老黃心想的“小而美”屬於第二種。於是他跑去諮詢雲朵兒科診所創辦人吳立明的意見。
老吳帶老黃參觀了即將開業的診所，在一棟三層寫字樓裡面，沒有外露的廣告牌，只有幾家早教機構的廣告語，整個診所分為四個診療區，眼科、耳科、口腔和中醫科接待區，總的使用面積為500多平方米，從場地租賃到裝修到人員，前期投入了共計500多萬。
“要做好至少半年虧損的準備，這過程中還要經受住來自監管部門、客戶的檢驗才行。這還僅僅是前期，運營開始之後，還有很多管理細節需要打點注意，比起做醫生來複雜多了。”
就500萬的數字和半年的虧損這一句話，老黃就被嚇回去了，“想開診所並不簡單”。
儘管如此，離開的念頭還是動了，“出走只是遲早”的事。
根據丁香人才發佈《2018醫療人才求職就業調研報告》顯示 ，每10名醫生中，有2名想立刻跳槽，1名想轉行。護士的流動性相比醫生群體更大，每 7名護士，就有1名想轉行。
“憑一己之力開診所或許有著短時間內難以逾越的困難，但是未來肯定會有越來越多的醫生出走體制，作為醫生合夥人出來創業。這是大勢所趨，只是未來到來的速度快慢而已。”張強醫生集團創始人張強堅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