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之子回憶：父親支持我轉行從政

本文摘自：《開國功臣後代的深情回憶：我的父輩》，主編：張黎明，作者：陳昊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核心提示：父親首先表示這一次他將完全尊重我的想法，只要我同意，他不會反對的。他說，這些年你在國家的政治鬥爭中也經受了一番磨鍊。如果確實能夠勝任政治工作，也是好事。他提及四年前曾表示對政治鬥爭的灰心，屬於一種憤懣情緒的流露，而且也是想幫助家人擺脫困境。

不同時代的人們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是不同的，因而他們進行選擇的具體情況也不同，這往往也就是歷史進步的生動體現。我在上高中二年級的時候聽過父親陳毅元帥的一次報告，初步接觸到人生選擇的道理，以後獲益終身。

一

那是1958年的晚春，父親作為學生家長應邀前來我讀書的北京四中作報告，我和全校同學一起聽了他關於為人民服務問題的講話。我記得他當時說，同學們應該趁著年輕時光樹立起正確的政治方向，然後以終身的努力奮鬥不息，堅持到底。他說，每個人都要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如果這種選擇符合了人民的願望，也就是順應了歷史進步的要求，那就能夠決定性地幫助這個人贏得人生事業成功。他說，當我們對人生道路進行選擇的同時，歷史和時代也對我們每個人進行選擇。舉例說毛主席之所以在五十多歲時成為中國人民公認的領袖，這是歷史選擇的結果。他說，現在你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走建設社會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的革命道路，這就是你們能夠做出的正確選擇，同時也將能經受住歷史對你們的選擇。這裡所說的選擇不會是一勞永逸的，大家應該有隨著時代前進不斷做出選擇和經受選擇的思想準備。

以上這些並不是父親當時報告的原話，然而他的真知灼見和諄諄教導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腦海之中，因此時隔這麼多年以後，我依然保持著鮮明的印象。

一年以後父親在家中找我單獨談話，因為我高中即將畢業，面臨報考大學怎樣選擇專業問題。他先問了我的想法。我說還拿不定主意。我平時比較感興趣的是文科，曾在學校的語文競賽中得過第一名，似乎覺得學文科更有把握一些。父親的見解卻相反，他說：“現在國家最需要的是工科方面的人才，向高級科學進軍是時代的召喚，你的理工科成績也不錯，為什麼不優先考慮響應這種召喚呢？我自己年輕時在成都上過甲種工業學校，要走發展科學和實業報國的道路，因為當時國家政治腐敗經濟落後，學了工科也報國無門，這條路走不通，才轉而投身革命，從事政治和軍事方面的鬥爭。現在是新中國的時代了，政治方面問題已經基本解決，正在下決心解決發展科學推動經濟建設的問題。你若選擇學習工科就能夠為國家作出最大的貢獻。”他這一席話講完了，我的主意也就打定了：報考工科，將來做祖國最需要的科技幹部。1959年9月，我因高考成績優秀被保送到北京外國語學院留蘇預備部，準備學一年俄語，然後去蘇聯的工科大學深造。

陳毅在北京與家人合影

又過了一年，發生了事先難以預料的歷史曲折。1960年夏，中蘇友誼發生裂痕，開始了意識形態論戰並且波及國家關係，蘇聯單方面撤走來中國幫助建設的專家，原來答應接納中國留學生人數也大幅度壓縮。我們這批學生是否還要按原定計劃如數出國學習的問題被提了出來。當時父親兼任外交部長，深知中蘇關係出現問題的嚴重性，在這種情況下還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蘇聯留學，他覺得是不妥的。但是他也要顧及我已經逐漸成年，有關自己的生活道路應該由我自己去選擇，所以他沒有對我談起這方面的事情。但我卻從學校進行的各種政治教育中多少知道了一點中蘇關係發生波折的情況，直覺地認為必須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儘管我當時俄語學習成績不錯，也渴望到異國的天地去經受一番歷練，但我不願意因為自己的行止給父親造成困難，所以毅然向黨組織表示聽從分配，出國或不出國都請組織決定。最後的結果是我和相當一部分同學沒有赴蘇聯留學，我轉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無線電系學習。父親後來提到這件事，對我做出帶有犧牲精神的選擇表示滿意。

二

1963年5月，我剛滿二十一歲時在科技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我獨立做出的（當然受到父親所給予的巨大影響）對於自己的政治立場和畢生事業的重大選擇，比起選擇專業和職業來說要重要得多。父親知道這個消息後非常高興，他感到欣慰的是我們這個革命家庭中開始有了第二代共產黨員。這年夏天他帶著全家到北戴河海濱休假，利用幾天時間給我講他早年的革命經歷，從而對我這個比他晚入黨四十年的青年共產黨員繼續進行革命教育。他說：“能得到組織批准入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入黨後，下定決心，堅決幹到底，更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別是在革命的轉折關頭。”他回憶自己是二十二歲入黨的，在入黨之前曾經有過一段徘徊的經歷。所以他的體會是：“覺悟遲沒關係，有反覆也不怕。只要真正覺悟了就好辦。就怕覺悟早而不真，遲早會動搖。也不要怕犯錯誤，就怕犯了錯誤不改。”1961年，我弟弟丹淮考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他是我們兄弟中第一個離家遠行獨立生活的孩子，父親為他寫了送行詩，其中提到“革命重堅定，永作座右銘”。我們兄妹都理解這是他作為老一輩共產黨員終身從事革命鬥爭的基本經驗總結，也是他留給我們後代的最重要的革命教誨。

1965年9月，我從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七機部二院二十三所工作。對我終於完成了工科學業並開始進入工作崗位報效國家，父親表示很滿意，他又和我談過一次話，主要是講從事科研工作的重要意義。他在1964年1月陪同周總理訪問北非國家時，曾經參觀過一家現代化的煉油廠，那裡採用的是法國技術，全廠只有九百個工人，而與之生產規模大體相同的我們國家的煉油廠卻需要一萬名工人。父親認為由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我國的科學技術與工業水平和外國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他引用列寧的話：“勞動生產力，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他又回到六年前對我講過的話題：新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必須進一步解決經濟落後的問題，國家才能真正得到發展，我們所進行的革命之具有合理性也才能最終得到證明。要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最後解決這個經濟發展的課題，主要就是依靠科學技術。我們已經規劃了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遠景，真正埋頭苦幹實現這個遠景，全靠你們這些年輕人了。父親把強烈的期盼寄託在後代的奮鬥之中，使我感受到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所以那時我確實懷著滿腔熱忱，投身於國防科學技術戰線的工作之中，要努力地去幹一番成功的事業。

誰能料到歷史又發生了更為嚴重的曲折。1966年爆發了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新中國的政治出了大毛病，不僅把經濟建設和發展科學技術的規劃完全打亂，而且使整個社會陷入空前的危機，使人們開始意識到爭取政治方面的“真正進步”也成了迫切的問題。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屬於“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領導人，他確實不明白有什麼必要進行這樣一場“全面內戰”。後來“文革”風暴席捲全國，大批幹部受到衝擊，廣大群眾也被驅趕到形形色色的殘酷鬥爭的場面裡，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已經蕩然無存。在嚴重關頭，他公開對這種過火的鬥爭方式提出質疑，卻被打成所謂“二月逆流”反黨集團的成員，受到嚴厲批判，在政治上完全“靠邊站”了。為了顧全黨內團結的大局，他不得不承認錯誤，多次做檢查。這時候他想必會對一些政治上的問題進行沉痛而深刻的思考。鑑於遵守黨的紀律，他那時不能把在上層進行黨內鬥爭的情況向我們披露，但有三次與我的個別談話，讓我難以忘懷。

三

第一次是1967年，正是批判所謂的“二月逆流”的高潮，我們全家都籠罩在非常壓抑的沉悶空氣中。他對我說：“這次我犯了嚴重的錯誤，可能對你們兄妹的政治前途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我的心情很沉重。不過我也要告訴你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在黨的會議上講出自己的意見而受到批判，我並不感到後悔。直到目前為止，你們兄妹在事業的發展上都是比較順利的，但今後要準備獨立奮鬥了，不要再指望我還能給你們提供什麼幫助。”在和父親相處的時光裡，還從來沒有這樣嚴肅的交談，我的感受就像是大難臨頭。父親說是不能給我們提供幫助，但他還是要盡最後的努力幫助我們避免這即將降臨的滅頂之災。他說：“經過這場事件，我自己對從事政治鬥爭已經感到灰心，今後你們還是努力做好科學技術工作，再也不要去搞什麼政治了。”我當時找不出什麼恰當的話來安慰他，只是說我們對他並不抱怨，而且我們兄妹都會努力工作，經受考驗，請他也不要為我們而感到不放心。後來的事態發展出現轉機，父親在政治上並沒有被完全打倒，但他的身體卻垮了下來，使我們一天天地接近了那一段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時光。

第二次是1969年，全國局勢稍見穩定，但又醞釀著新的鬥爭風暴。父親此時已退出中央政治局，基本上處在閒散的位置上。由於我所在七機部已經宣佈軍管，又按照上級指示組織技術幹部下放到部隊勞動鍛鍊，我預定在8月份赴南京軍區某部當學員。臨別時父親對我進行了鼓勵，希望到部隊後要好好幹。他說：“南京軍區有許多幹部都是我的老部下，不過你這次去不要找他們，要完全依靠自己埋頭苦幹，努力奮鬥，贏得周圍同志們的信任。要相信老百姓和廣大指戰員是會善待你的。他們當然也不會給你什麼特殊的待遇，但是隻要你好好幹，他們是會歡迎的。”情況果然和父親預料的一樣，我在南京炮兵部隊某團當了兩年學員，交了很多朋友，受到歡迎的程度實際上遠過於在七機部工作的時候。我體會到人在逆境時更能引起普通人的同情，只要自己努力，沒有理由對生活的前景表示悲觀。

第三次是1971年8月，我經過兩年勞動鍛鍊，又回到北京，還是在七機部工作。我的心情和剛剛參加工作時大不相同了。連續五年不搞業務工作，自己感到不能適應，而對於文科的愛好又使我燃起新的嚮往。恰在此時二院二十三所的領導想把我調到所政工組工作，這也就意味著要我改行從事政治工作。想起父親這幾年一直對我講過的話，我又一次拿不定主意了。於是我專程去了一趟北戴河，當時父親正在那裡休養。我們舊話重提，討論有關我的職業選擇問題。父親首先表示這一次他將完全尊重我的想法，只要我同意，他不會反對的。他說，這些年你在國家的政治鬥爭中也經受了一番磨鍊。如果確實能夠勝任政治工作，也是好事。他提及四年前曾表示對政治鬥爭的灰心，屬於一種憤懣情緒的流露，而且也是想幫助家人擺脫困境。現在很幸運地已經從黨的高級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了，估計今後不會再被捲入高級政治鬥爭的漩渦中了。他又說：“我過去一直以為新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已經解決了，可是經過了文化革命，又經過九屆二中全會，起碼我們已經看出實際上並沒有完全解決。”（他當時巧妙地引用毛主席在《我的一點意見》中說過的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要想發展經濟，搞好科學技術事業，在政治上必須創造比較良好的環境，現在這種狀況，無論如何說不上是良好的。我已經老了，無力對國家的發展前進再做什麼事情了。如果你能轉到政治工作崗位，只要踏踏實實埋頭苦幹，將來總有一天能夠發揮一點作用。我希望你努力吧！”由於得到父親這樣通情達理的理解和支持，我的一顆懸著的心放下來了，當時就覺得好像吸取了很大力量，又像當年剛剛步入工作崗位時一樣，滿懷希望地走入新的工作領域。當時父親已經動過腸癌切除手術，暫時情況還不錯，我們全家人都希望他能因禍得福，從此擺脫政治風雲的襲擾而頤養天年。

想不到我的這點作為人子的並非奢望的心願竟然沒有能夠實現。就在那次談話之後不到一個月，“九一三事件”發生了。林彪的垮臺再次證明父親對於政治問題的憂慮是正確的，但他確實已經沒有機會為這個問題的解決做什麼事情了。這年11月，他的病情惡化，拖到12月初做了第二次手術，轉過年來終於不治。很短的時間，母親也發現患了和父親一樣的絕症，兩個月後動了大手術，兩年以後也一病不起，告別了人世。

雙親在兩年之內相繼逝世，給予我和弟妹的打擊非常沉重。我有時感覺我們是走進了社會上最為不幸的人群之中，一時把握不住自己的命運，也看不到比較光明的前途。幸好，我們得到毛主席、周總理以及許多老一輩革命家的關照，又得到來自人民群眾的同情、愛護、支持鼓勵，我們沒有垮下去，相反，我們鼓足了勇氣，投入了新的工作，跟隨黨和人民繼續前進。

陳昊蘇簡歷

　陳毅之子。1942年5月出生於江蘇阜寧。1947年起先後在大連、濟南、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完成小學、中學、大學學業。1965年起先後在七機部二院二十三所、軍事科學院工作。1981年至今，先後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副市長、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等職。中共十六、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四、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