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豬豬要給大家講一個充滿爭議的歷史人物。這個人，在國共兩黨的歷史課本中都很不受待見：
陳炯明
1933年9月22日，陳炯明在香港逝世。安放遺體的，只有一張簡單的行軍床，連棺材也是把母親備用的給拿來的。
在最輝煌的時期，他曾經是廣東省的最高領導人，想在那裡建設一個自己理想中的完美國度，為中國探索出一條發展的道路。
但歷史的傳統和當時的現實不能接受他的嘗試。最後他只能黯然退下政治舞臺，並且擔了一身罵名，淪為歷史的失敗者。
令人唏噓。
陳炯明
1878年，陳炯明出生在廣東海豐縣白町鄉。雖然出生在書香門第，但家庭生活十分困難，三歲時，父親就去世了。
但母親還是堅持供他讀書，在私塾裡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
20歲，陳炯明考上了秀才。但是他沒有繼續走在科舉這條路上，而是改換門庭，去讀新式學堂。
別忘了當時還是清朝呢，有多少人能有這樣高瞻遠矚的眼光和魄力？
1906年，他成為廣東法政學堂第一屆學生。兩年後，以“最優等生”成績從學堂畢業。
恰好那時候清政府要變法，試著搞搞西方那一套，決定在各省設立諮議局，從地方開始進行議會制、君主立憲等試驗。1909年，廣東諮議局成立，接受新式學堂法政教育的陳炯明，自然被選為了其中一名議員。
這就是陳炯明政治生涯的開始。
新官上任三把火。當上議員之後，陳炯明就開始大力推行禁菸、禁賭的措施，廢除了就地正法案。
別以為陳炯明做了議員就擁護清朝統治。一邊當著清朝的官，他還一邊暗自幹著革命。他在上海祕密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以議員的身份掩護革命黨人的活動。
中國同盟會的領導人是誰？就是日後成為陳炯明一生之敵的孫中山。
那時候，他們一心想著推翻清朝。加入同盟會之後，陳炯明沒有閒著，他開始暗中從事很多革命活動：
1910年，他參與策劃了廣州新軍起義，失敗之後逃到香港，在那裡又參加了劉師復組織的“支那暗殺團”；1911年，他回到廣州，以敢死隊隊長的身份參加“三二九黃花崗起義”。
不過，在黃花崗起義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陳炯明和他的部下竟然找不著人了。有人說他“臨陣脫逃”，有人說他“成功無望而消極避戰”，也有人說是他“誤會改期”。
說來說去，這事兒到現在也都還沒有結論。但總歸不是光彩的事。
兩次起義都失敗，說起來有點惋惜。但是陳炯明不這麼認為，因為逃亡香港的時候，他認識了信仰“安那其主義”的劉師復。
劉師復
啥叫安那其主義？其實就是“無政府主義”的音譯，主張“三無”和“二各”——“無政府”、“無宗教”、“無家庭”，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這個安那其世界，很像我們常常掛在嘴邊的大同社會，聽上去就很烏托邦：
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兩人的理念不謀而合，安那其之下的世界，讓陳炯明心生嚮往。
清朝的帝制統治和中國同盟會的革命道路，都不再是他所真正追求的理想，“自治”、“聯省”、“聯邦”的主張逐步在他心中構築起來，成為他一生追求並踐行的理想。
1913，陳炯明參加了二次革命，宣佈廣東獨立，失敗後流亡南洋。在新加坡，他第一次拒絕了孫中山的討袁召喚。
兩人關係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從此之後，漸行漸遠，再也不像過去那樣親密。
陳炯明希望能夠找到不流血、和平、漸進的方式，為廣東父老找到一條新的好路子。
1917年，陳炯明被任命為援閩粵軍總司令，進軍福建，在第二年攻佔漳州等地。
總算有一個機會讓他施展心中的藍圖了。漳州這片小小的土地，陳炯明為它起了一個名字——閩南護法區。這個護法區，成為了陳炯明“自治”理念的一塊小小試驗田。
陳炯明開始試行地方自治，也在市政建設、發展教育方面大下手筆：
政府的權力就下放到地方士紳和開明人士手中，援閩粵軍司令部只負責地方縣長(縣知事)的任命；建立銀行、鋼筋水泥橋樑、四車道石板橋馬路、現代公園、城鄉公路網、迎賓大旅館等公共設施；在漳州發佈《振興教育令》，在農村設立現代學堂，實行“一鄉一校”計劃，禁絕私塾，改為設立師範學院、普通中學、工讀學校、平民夜校、婦女家政講習所；創辦《閩星》半週刊與《閩星日刊》等報紙雜誌，提倡“新文化”，響應“五四”運動後新思潮的傳播。
一分耕耘，一份收穫。短短兩年，漳州就變了一個樣：原先貧困偏僻的閩南二十六縣，成為了“模範小中國”；當時的人，把漳州稱為“閩南的俄羅斯”；英、美兩國的外交情報，都把陳炯明稱作“布爾什維克將軍”。
光有理想不管用，重要的是得把理想落到實地。在漳州，陳炯明實現了。
漳州實驗的成功，令陳炯明信心蹭蹭地上升。1920年主政廣東之後，他立馬開始醉心的“聯省自治”。
簡單來說，聯省自治是聯邦主義在中國的“變名”，主張採取地方分權主義，先由各省制定憲法，組織自治政府，統治好本省，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就可以建立聯邦制國家了。
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國。
理念一出來，就受到了廣東本地人的支持。1920年11月，陳炯明發布《告廣東父老兄弟書》，宣稱“今日以後，廣東省者，廣東人民共有之，廣東人民共治之，廣東人民共享之”。
這麼美好的藍圖，聽聽就覺得很心動，廣東人民立馬捋起袖子，雄赳赳氣昂昂地幹了起來。一年之後，全省92個縣都推行了民選縣長、議員；年底，廣東省議會通過了《廣東省憲法草案》，聲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在廣東主政的時間雖然短，但是卻頗有建樹，讓廣東成為了全國最開放、最民主的省份：
1921年，創立了中國城市史第一個建制市——廣州市，設立了財政、公安、工務、教育、公用和衛生局；鼓勵興辦實業，扶持民企，興建鐵路，當時的廣東，成為全國經濟發展最好的地區之一；教育方面厲行革新，禮聘陳獨秀來廣東主持教育，創立公辦教育，實行免費教育，發展私立教育；堅決禁菸、禁賭，哪怕有人反對，說是截斷了政府的財路，他也堅定不移。
可惜，陳炯明的願望還是沒能在廣東實現。因為這與當時孫中山的理念產生了分歧。
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有“大一統”思維的孫中山認為，當時只有北伐、以武力統一全中國才是正確的路子。在他眼裡，1920年，仍是訓政的階段，不宜憲政：
這四萬萬皇帝，一來幼稚，二來不能親政。我們革命黨既以武力掃除殘暴，拯救得皇帝於水火之中，保衛而訓育之，則民國的根基鞏固，帝民也永賴萬世無疆之休。
這個矛盾，無法調和，成為了日後兩人分裂的根本原因。
一山不能容二虎。1922年2月，孫中山堅持要陳炯明參加北伐，並且命令他籌措500萬元軍費。一直都不支持北伐的陳炯明，當然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要求。孫中山非常生氣，在4月份免去了陳炯明內政部長、廣東省長和粵軍總司令的職務。
1925年12月24日，在孫中山的討伐下，粵軍在閩南宣佈解散。
陳炯明也被迫逃到香港。從此開始了在香港的八年蝸居生活。
位卑未敢忘憂國，儘管晚年的生活很悽苦，但是陳炯明仍記掛著中國的命運。1928年，他還寫出了《中國統一芻議》，主張通過南北妥協、外交贊助、輿論一致運動來完成國家的統一。
直到臨終前，他仍念念不忘民主共和：
餘家事無可告者，惟心中遺憾，無時可已。共和！共和！
陳炯明去世之時，香港《工商日報》評價道：
國民黨死了一個敵人，中國死了一個好人。
陳炯明是功臣還是罪人？
歷史功罪，評說不易。
尤其成王敗寇，更加摻雜了很多複雜的情感。
但波叔堅持認為，他應該受到更多重視，而不應該被一味否定。
為了中國的命運而思索，與政敵的對立也絕不是由於個人利益。
然而，歷史沒有如果。
私藏：五條人有一首歌《陳先生》，感興趣的可以去搜來聽聽。
整首歌只有三句：“1878年他生於海豐，1933年他死於香港，1935年他葬於惠州。”第一句用海豐話唱，第二句用廣東白話唱，第三句用客家話唱。
其中意味，自己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