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西京”城今何在？其實大多不在西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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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北京”、“南京”、“東京”，人們都能很快反應過來是哪幾座現代城市。這三座帶“京”字兒的城市與日本的京都一道，構成東亞僅存的四座仍然保有“京”字的地名。很多人或許有過這樣的一個疑問，既然北、南、東三個方位都有各自帶“京”的地名了，為何又獨獨缺了一個“西京”呢？其實，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古代，就會發現中國曾經有過7座被稱為“西京”的城市，那麼，究竟是哪些呢？背後又有什麼樣的歷史？

作者：寒鯤

唐代李思訓繪《長安宮闕圖冊》

有實無名的“西京”：西周至西漢的豐鎬與長安

豐鎬（今陝西西安）、咸陽（今陝西咸陽）、長安（今陝西西安）分別是西周、秦、西漢三朝唯一的京城，並沒有明確推行“兩京制”，所以也便沒有正式被當時的政權稱呼為“西京”的城市。不過，由於西周初年周公曾在河洛地區設置洛邑，並稱其為“成周”，與宗廟與天子所在的“宗周”豐鎬並立，“成周”負責坐鎮周王朝在滅商以後得到的東方領土，“宗周”在擔當天子居住與宗廟祭祀功能的同時，也有坐鎮周王朝在滅商以前的西方固有領土的職能。宗周豐鎬與成周洛邑，構成了西周時期在事實上的“東西兩京”，為後世“兩京制”的最終成型（東漢時期）奠定基礎。

唐代李思訓繪《長安宮闕圖冊》

西漢王朝始終保持著關中長安的本位政策，洛陽與其他留有行宮的城池沒有太大區別，但西漢中後期儒士們已經在以“周公營洛”為標杆，號召統治者遷都洛陽了，王莽的“新朝政權”便響應了儒生的號召，將洛陽升格為“新室東都”，以長安為“新室西都”。“都”與“京”同義，可以說曇花一現的王莽新朝第一次設置了“兩京制”，也第一次正式給了長安一個“西京（都）”的京號。

逐步正名的“西京”：東漢至隋朝的長安

東漢政權以洛陽為首都（並改名為雒陽），一下子就持續了一百八十年。由於東漢政權需要宣揚自家政權是西漢政權的延續，也就必須尊隆長安。因此，東漢政權便將洛陽稱呼為“東京”，將長安稱呼為“西京”，又將南陽稱呼為“南都”，實行三都制，給予長安、南陽以特殊地位，從而為東漢政權繼續維護西漢帝陵、宣揚自己是西漢的繼承人提供製度上的方便。

接替東漢的曹魏政權，繼續定都洛陽。曹魏以洛陽為中都，並按照方位設置了許昌、鄴城、長安、譙城四大陪都，並分別配上“四方位”，給予東南西北京的稱號，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次施行“五京制”。其中，長安由於位於洛陽的西邊、曹魏版圖的西部，所以繼續被稱為“西京”，併為曹魏政權坐鎮雍涼兩州，防禦蜀漢政權、西羌與西部鮮卑。接替曹魏的西晉政權並沒有設置陪都，西晉崩解以後，有且只有石勒建立的後趙政權曾經以長安為西京，剩下的政權則並沒有設置東西兩京。

到了北周再度統一北方的公元577年，北周政權在新徵服的北齊故土上以洛陽為東京城，並設置了“東京六府官”，“六府”是北周政權設置在新徵服地域的地方重鎮行政機構，它是對北周中央六府（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照搬”，從而直接與中央六府對接工作，北周在幷州（晉陽）、相州（鄴城）等北齊當年的重要城市，都設置了這種全權行政機構。那麼相對的，北周的首都長安很可能在當時也便被稱為“西京”了——不過，由於北周在設置東京後只存續了四年便被隋朝所取代，並沒有史料可以直接證明長安在北周末年便被明確稱為“西京”。緊接北周的隋文帝時期，定都長安並且營建大興城（隋唐長安城），並沒有明確建立“兩京制”。隋煬帝在仁壽宮變後接班，方才在營建並遷都洛陽後，以洛陽為東都，以長安為西都，長安也便再次正式成為西京。

隋朝在隋煬帝的一系列急政中走向了滅亡，李唐政權最終在隋末大亂中重新統一天下。除了武則天的武周時期與唐哀宗被朱溫控制的傀儡時期以外，李唐政權幾乎始終以長安為帝都所在，同時是唐王朝的“西京”。

搖擺不定的“西京”：唐朝的長安與鳳翔

唐朝在建國以來一直叫長安為“京師”，直到公元742年（唐玄宗時期）才第一次以長安為“西京”。公元757年，由於唐肅宗曾經在鳳翔府（今陝西省鳳翔縣）駐蹕指揮平定安史之亂的戰爭，因此改以鳳翔府為“西京”，改稱長安為“中京”。公元762年，由於安史之亂逐漸平定，便不再稱呼鳳翔府為“西京”，中京長安也被改稱為“上都京兆府”，這個稱呼一直沿用到唐朝滅亡。

在整個唐朝，長安被明確設置為“西京”的時間只有短短15年（公元742年到公元757年），鳳翔被明確設置為“西京”的時間則更短，只有5年（公元757年到公元762年）。但是，長安城畢竟是做了一千多年的西部京師，習慣上還是會把長安稱為“西京”。長安之後，鳳翔城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二個被明確授予“西京”稱號的城市。

在從周朝到唐朝的兩千年曆史之中，以農耕產業為基礎的華夏文明始終以關中平原與河洛平原為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長安（及其前身豐鎬、咸陽）與洛陽各自位於關中平原與河洛平原之上，實現大一統與北方一統的王朝也往往將其帝都選在長安或洛陽。這種搖擺於“東西兩京”之間的周秦漢唐定都規律，其實正是關中與河洛在周秦漢唐時期位於整個華夏文明戰略中心的體現，甚至即便官方沒有授予長安以西京的稱號，民間也會在習慣上稱呼長安為“西京”或“西都”，這種習慣甚至影響到了宋元時期，著名元曲大家張養浩的一句：“望西都、意躊躇，宮闕萬千都做了土”，便是明證。

“東京”變“西京”：五代十國時的洛陽

後梁政權取代唐朝之後，便以首都開封為東都、以陪都洛陽為西都，而後雖有後唐政權再度以長安為西都，但取代後唐的後晉、後漢、後周乃至北宋，則先後把位於南北大運河樞紐的開封當做首都，並稱其為“東京”，相對的“西京”則被安排給了洛陽。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要知道洛陽在唐末以前的歷史中，總是以“東京”“東都”為其京號的，卻因為關中與中原地區在唐宋之際的持續衰落，而變成了五代政權與北宋政權的“西京”。

除了北方的五代政權有設置西京外，南方十國之中的南唐、吳越兩國也有設置“西都”，南唐國的“西都”便是國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與南唐陪都東都江都（今揚州）並稱“東西兩都”；吳越國的西都則是首都杭州，與吳越陪都東都越州（今紹興）並稱“東西兩都”。所以，金陵（今南京）與杭州也曾短暫做過東南割據政權的“西京”城。

由盛而衰的“西京”：宋遼夏金時的洛陽與大同

北宋政權實行“四京制”，分別設置“東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北京”大名府（今河北邯鄲大名縣）與“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而洛陽作為北宋的陪都，保有了“西京”的名號，洛陽在當時甚至成為中原士人的文化中心，二程在此開創“洛學”，司馬光在此編著《資治通鑑》，如歐陽修等文豪又多有在洛陽任官創作的經歷。南宋偏安後，只是以杭州為“臨安”，在理論上並沒有放棄已經被金國所佔領的北方四京，可以說，洛陽依然是南宋政權在名義上的“西京”。

與兩宋政權同期存在的北方遼、夏、金政權，也學著中原政權的模樣，設置了西京。遼朝與金朝的“西京”，都是大同府，也就是今日的山西省大同市。大同由於始終處於遼金版圖的西部重心地帶，所以獲得了兩百年左右的遼金西京地位。與宋遼金並立的西夏，以其首都興慶府為“東京”，以軍事重鎮西平府（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為“西京”，從而模仿中原政權形成兩京並列的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