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道貴德·修己安人
遵道貴德·修己安人
怎麼樣才能夠止於至善呢？我們提出三點，請大家指教。
第一點，凡事求合理。
中國不是凡事求合法的國家，西方人是一切依法辦理，我們為什麼不照西方的樣子？很簡單，因為法是死的，它動不了，它沒有辦法配合環境的變化。你說可以修法，當然可以，但修法要經過很漫長的時間，永遠趕不上現實的變化。理是隨時在動，理在哪裡？理在你的心中。法在哪裡？法在文字上，所以中國人不是不守法，我們沒有不守法的人，我們只做一件事情：在法律規定的範圍之內，衡情論理，合理解決。就這一句話，沒有一個人例外，我們一向都是這麼做的，只是我們說不出來而已。不管你從事什麼行業，不管你在多高多低的職位，你做什麼事情，你敢不敢把法令調出來依法辦理？那後遺症太嚴重了，而且辦不通。所以你要把法律法規擺在這裡，就要開始想，情理何在，衡情論理，找到此時、此地、此人、此事。這個彈性有多大！所以外國人老批評我們執法不嚴，個別差異這麼大。本來執法就不可能嚴，怎麼可能嚴？大家去看看，凡是執法非常嚴的人，後果怎麼樣？就是眾叛親離，沒有人服氣的。
《易經》告訴我們，當皇帝親自帶兵出戰的時候，表現最好的幾乎都是小人。你是不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是君子一般都很有原則，執法必嚴，不管你是皇帝帶出來的，還是大將帶出來，還是別的什麼人帶出來的，他不管，該打就打，該做就做。小人是就不一樣了，小人一看皇帝親自帶兵了，就想了：我晚上不能睡覺啊，我要全力以赴，我要表現比誰都好啊……那不是小人是什麼？皇帝如果賞罰分明，最後就被小人所包圍了，因為每次都是小人表現得最好，一回朝，小人升官，最後就像《水滸傳》所描述的，皇帝心裡頭很清楚，壞蛋就他們幾個，但就是拿他們沒有辦法。有什麼辦法呢？只好委屈宋江這些忠義之士。
賞罰分明在我們聽起來，好像是天經地義的，其實這種想法比較淺了一點。《易經》給我們的解決方法真是太好了：你是皇帝，打仗回來你要論功行賞，沒有問題，但是你心裡要知道，他是君子，你升他的官；他是小人，你就只給他錢，多給些也沒問題，但千萬不能升他的官。這樣各方面的問題就都解決了，這個就叫做因人、因地、因事而不同，這才是正道。西方講的所謂賞罰分明，其實到最後是什麼樣，我相信大家也很清楚，要不然怎麼會搞成現在這個狀況呢？
第二個，要隨時調整。
求合理，還不夠，必須加上一句話，叫做隨時調整。為什麼要隨時調整呢？因為凡事都是隨時在變動的。法是死的，理是活的，依法辦理的人，就是不負責任的人，就是不動腦筋的人，就是辦公的人，只求自己不犯錯，不管別人死活，可是我們不要這樣的人。我們要衡情論理，能夠根據每個人不同的狀況，給他最合適的處治。當然很多人會覺得這是出於私心，但那是他的事，我們只求問心無愧。如果一切都按照法律去辦，會損失多少人才，會折殺多少忠臣，會招來多少的怨恨？這個才值得大家好好去想一想，不是嘴巴講講那麼容易，依法辦理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絕無此事！
既然依法辦理解決不了問題，我們是不是每一樣事情都要個案處理？那也不對，那就太過分了。那怎麼辦呢？我們這三句話是自古以來都在用的：權不離經，權不損人，權不多用。
第一句，權不離經。
就是不管怎麼變，都不能離開基本原則。賞罰分明是一個經，一定要賞罰分明，但是怎麼賞，那是不一樣的。對於君子，要賞他比較長遠的，比如升官，讓他可以繼續為你分憂；而對於小人，要賞他短暫的，可以給錢但不升他的官，就一次投放，這樣有所差別，有所分辨就對了。這樣做一點也不違法，但是要完全按照法規，那也不可能，因為死守規矩的人就是不知應變的。
經，我們今天都很熟悉，就是經常的意思，代表的是常則，是不可變的，在人來說，那就是人做事的基本原則。一個人如果變到連基本原則都沒有，那他就亂了套了；如果只有一個原則，“我就是這樣”，那要麼是腦筋不夠用，要麼就是不用腦筋。萬變不離其宗，就表示有宗，但是還是要變的。
第二句，權不損人。
你看我不損人，雖然你有功勞，但是我也知道你是小人，這個我知道，可是我還是給你重賞，賞什麼？賞金錢，因為你會這樣做，不過是貪金錢而已，我們沒有損害你，可是我更沒有損害那些忠良的人，因為我給忠良的是比較長久的東西，給小人的是短暫的東西。君子心裡也應該有數，不能看到別人獲利多，好處多，心裡就動搖，那就變小人了。那我也可以給你錢，把你的官貶回來，你自己選擇。
第三句，權不多用。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一直存有這樣一個很矛盾的現象：一方面鼓勵你要變，然後馬上另一方面告訴你不能亂變，不能常常變，常常變就沒有規矩。為什麼會這樣呢？剛推你出去，馬上又把你拉回來，把你拉回來的時候，又馬上把你推出去；當他說支持你的時候，他是隨時會撒手不管的，這才叫一陰一陽之謂道。我支持你，你好好幹，下面那一句話就是，只要你不好好幹，我手就縮回來了。我越支持你，你攀得越高，我一縮回來，你就摔得越重，所以爬的越高的人，摔的越慘。聽起來好像這個很絕情，但本來就應該這樣，我為什麼要無條件支持你？我支持你就是要你憑良心，好好幹，你不要拖累我——我覺得這都很正常——我支持你，你把我搞垮了，那我算什麼？我支持你，結果你危害社會，那我支持你幹什麼呢？所以有些人覺得中國人很奸詐，講話不算數，又是兩面人什麼的，那都是小人的心態，那不是君子的度量。
第三個，要使民以時。
我們凡事求合理，就必須要隨時調整，隨時調整就一定要堅守原則，這些就是要動態的，缺一不可。現在一般人只講到一邊，只講要依法辦理，那就完了。只講要因人制宜，那也完了，依法辦理和因人制宜是連在一起的，所以要使民以時。那個“時”非常重要，老百姓在忙的時候，你少去幹擾他，老百姓比較正常了，你就慢慢去要求他，那個“時”是一切的根本。
其實《易經》裡面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這個“時”，孔子讀《易經》，他的心得只有四個字，叫做“時也，命也”。那個時一到，一切都自然而然了。你看春天一到，草木皆發，它要努力幹什麼？可是時間沒有到，再怎麼努力也沒有用的。為什麼我們說時來運就轉呢？因為運本來就會轉的。什麼時候轉？時來了就轉了，時不來轉什麼？時不來就用守，時來就要轉。但是很多人只會把時看成西方的timing，時哪有那麼簡單，只是個timing而已？沒有那麼簡單。
時包括的內容很豐富。我們隨便拿一個人來講，有時間沒有時間，到底用什麼來判定？不知道。我是當過兵的人，時間這一點，我最清楚了。總司令部說九點集合，因為他體諒大家，九點集合就夠了，那麼早來幹什麼？然後師部馬上說，八點要集合完畢。他保護他自己，他管你死活？再下面一級，要七點集合，最後你的執行官宣佈：明天早晨六點起床，六點半集合完畢。等到了九點鐘，大家都精疲力竭，累個半死。這是事實，誰錯？我不知道誰錯，但是每一層都不瞭解下面在幹什麼。其實長官經常是被部屬害死的，這就我們平常所講的，拿著雞毛當令箭。自古以來，我們都知道，大官好相處，反而小官是很難纏的，就是每一個人只知道保護自己，不在乎別人，就這麼一個原因而已。但是那為什麼中國人老這樣呢？很簡單，因為這都是痛苦當中得來的經驗。真的一切照規定，每一行，每一階層都倒黴。
當然，大家可以說，當兵歸當兵，我們一般的老百姓歸老百姓。是有點不同，因為各有不同的分，但是老百姓其實也一樣。你跟老百姓講道理，他不聽的，我們常常講，要把政策告訴老百姓，要告訴他為什麼要這樣做，要跟他講道理。那是讀書人的見解，實際上是完全沒有用的，誰管你？沒人理睬你。這裡面有很多方法，只要這些方法不管用的話，你是徒勞無功的。使民以時，這個時的內涵是非常豐富，我們會找時間好好分析一下，在這裡我們只提醒大家，每一個人都要留一點時間給自己。
我們現在流行一句話，說年輕不可留白，傳來傳去，所以很多年輕人整天忙這個忙那個，一點空白都不要的，就是受這句話的害。年輕怎麼可以不留白呢？年輕人不能空白，一定要留白。你總要留下10幾分鐘時間換換衣服吧？你總要留下30分鐘自己反省反省一天的事情吧？你是不是太愛別人了，以至於不愛自己呢？那又何必呢？年輕一定要留白，你才有調整、反省、改善的一點點時間。整天忙著為老百姓服務的人，也應該留下一點時間，跟家人相處，為家人也盡一點責任，這才是中華文化裡面很難翻譯成西方語言的兩個字，叫做兼顧。
兼顧是了不起的，西方人是不懂什麼叫兼顧的，所以西方人告訴你，做事情要專心，要專心一意地做事，其實我也不以為然。中國人從小就是一心多用的，他為什麼要專心呢？在西方，你去郵政局寄信，只要前面那個人沒完沒了在那兒羅嗦，你在後面只有乾等，你一點辦法都沒有，這算什麼效率？在中國，你跟我羅嗦，我會叫下面那個人：“你先來，我替你辦。”我邊辦邊聽你的，不可以嗎？為什麼要等你辦完呢？你跟我講半個小時，我怎麼辦？那後邊的人就活該倒黴嗎？我隨時可以舉很多例子。專心一意，完全是在自欺欺人。
彈性應用，一心多用，我們從小就這樣——我講話很不客氣——只不過一進了學校，就被老師給搞呆了。要這樣的教育幹什麼？你看我們小孩子在寫作業，只要外面有人賣煎餅，他聽到了，他就會要家長給他買一份，他隨時可以，作業可以回頭再做。媽媽說他不對，他說：“媽，不是我，是弟弟。”不是他？他哪個沒有聽到？他幹那麼專心幹什麼？中國人從小就懂得一心多用，隨時間。一個靈活的人，耳聽八方，眼觀四面，因為眼睛是比較有限的，眼睛不如耳朵。我常跟小孩子說：“你看過鈔票沒有。”他說：“當然看過。”我說：“鈔票有幾面呢？”他說有兩面。鈔票只有兩面？鈔票有三面，怎麼會兩面呢？兩面的鈔票還能用嗎？那個厚度不算嗎？那不算還叫什麼鈔票？就是一般人太專心了，所以搞得外面的事情照顧不過來。
講來講去，不管怎麼說，親民是《大學》的核心，要為人民服務，一定要把親民牢牢地放在自己的心上，所以我們下一次就要來談，親民才是核心。
遵道貴德·修己安人
怎麼樣才能夠止於至善呢？我們提出三點，請大家指教。
第一點，凡事求合理。
中國不是凡事求合法的國家，西方人是一切依法辦理，我們為什麼不照西方的樣子？很簡單，因為法是死的，它動不了，它沒有辦法配合環境的變化。你說可以修法，當然可以，但修法要經過很漫長的時間，永遠趕不上現實的變化。理是隨時在動，理在哪裡？理在你的心中。法在哪裡？法在文字上，所以中國人不是不守法，我們沒有不守法的人，我們只做一件事情：在法律規定的範圍之內，衡情論理，合理解決。就這一句話，沒有一個人例外，我們一向都是這麼做的，只是我們說不出來而已。不管你從事什麼行業，不管你在多高多低的職位，你做什麼事情，你敢不敢把法令調出來依法辦理？那後遺症太嚴重了，而且辦不通。所以你要把法律法規擺在這裡，就要開始想，情理何在，衡情論理，找到此時、此地、此人、此事。這個彈性有多大！所以外國人老批評我們執法不嚴，個別差異這麼大。本來執法就不可能嚴，怎麼可能嚴？大家去看看，凡是執法非常嚴的人，後果怎麼樣？就是眾叛親離，沒有人服氣的。
《易經》告訴我們，當皇帝親自帶兵出戰的時候，表現最好的幾乎都是小人。你是不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是君子一般都很有原則，執法必嚴，不管你是皇帝帶出來的，還是大將帶出來，還是別的什麼人帶出來的，他不管，該打就打，該做就做。小人是就不一樣了，小人一看皇帝親自帶兵了，就想了：我晚上不能睡覺啊，我要全力以赴，我要表現比誰都好啊……那不是小人是什麼？皇帝如果賞罰分明，最後就被小人所包圍了，因為每次都是小人表現得最好，一回朝，小人升官，最後就像《水滸傳》所描述的，皇帝心裡頭很清楚，壞蛋就他們幾個，但就是拿他們沒有辦法。有什麼辦法呢？只好委屈宋江這些忠義之士。
賞罰分明在我們聽起來，好像是天經地義的，其實這種想法比較淺了一點。《易經》給我們的解決方法真是太好了：你是皇帝，打仗回來你要論功行賞，沒有問題，但是你心裡要知道，他是君子，你升他的官；他是小人，你就只給他錢，多給些也沒問題，但千萬不能升他的官。這樣各方面的問題就都解決了，這個就叫做因人、因地、因事而不同，這才是正道。西方講的所謂賞罰分明，其實到最後是什麼樣，我相信大家也很清楚，要不然怎麼會搞成現在這個狀況呢？
第二個，要隨時調整。
求合理，還不夠，必須加上一句話，叫做隨時調整。為什麼要隨時調整呢？因為凡事都是隨時在變動的。法是死的，理是活的，依法辦理的人，就是不負責任的人，就是不動腦筋的人，就是辦公的人，只求自己不犯錯，不管別人死活，可是我們不要這樣的人。我們要衡情論理，能夠根據每個人不同的狀況，給他最合適的處治。當然很多人會覺得這是出於私心，但那是他的事，我們只求問心無愧。如果一切都按照法律去辦，會損失多少人才，會折殺多少忠臣，會招來多少的怨恨？這個才值得大家好好去想一想，不是嘴巴講講那麼容易，依法辦理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絕無此事！
既然依法辦理解決不了問題，我們是不是每一樣事情都要個案處理？那也不對，那就太過分了。那怎麼辦呢？我們這三句話是自古以來都在用的：權不離經，權不損人，權不多用。
第一句，權不離經。
就是不管怎麼變，都不能離開基本原則。賞罰分明是一個經，一定要賞罰分明，但是怎麼賞，那是不一樣的。對於君子，要賞他比較長遠的，比如升官，讓他可以繼續為你分憂；而對於小人，要賞他短暫的，可以給錢但不升他的官，就一次投放，這樣有所差別，有所分辨就對了。這樣做一點也不違法，但是要完全按照法規，那也不可能，因為死守規矩的人就是不知應變的。
經，我們今天都很熟悉，就是經常的意思，代表的是常則，是不可變的，在人來說，那就是人做事的基本原則。一個人如果變到連基本原則都沒有，那他就亂了套了；如果只有一個原則，“我就是這樣”，那要麼是腦筋不夠用，要麼就是不用腦筋。萬變不離其宗，就表示有宗，但是還是要變的。
第二句，權不損人。
你看我不損人，雖然你有功勞，但是我也知道你是小人，這個我知道，可是我還是給你重賞，賞什麼？賞金錢，因為你會這樣做，不過是貪金錢而已，我們沒有損害你，可是我更沒有損害那些忠良的人，因為我給忠良的是比較長久的東西，給小人的是短暫的東西。君子心裡也應該有數，不能看到別人獲利多，好處多，心裡就動搖，那就變小人了。那我也可以給你錢，把你的官貶回來，你自己選擇。
第三句，權不多用。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一直存有這樣一個很矛盾的現象：一方面鼓勵你要變，然後馬上另一方面告訴你不能亂變，不能常常變，常常變就沒有規矩。為什麼會這樣呢？剛推你出去，馬上又把你拉回來，把你拉回來的時候，又馬上把你推出去；當他說支持你的時候，他是隨時會撒手不管的，這才叫一陰一陽之謂道。我支持你，你好好幹，下面那一句話就是，只要你不好好幹，我手就縮回來了。我越支持你，你攀得越高，我一縮回來，你就摔得越重，所以爬的越高的人，摔的越慘。聽起來好像這個很絕情，但本來就應該這樣，我為什麼要無條件支持你？我支持你就是要你憑良心，好好幹，你不要拖累我——我覺得這都很正常——我支持你，你把我搞垮了，那我算什麼？我支持你，結果你危害社會，那我支持你幹什麼呢？所以有些人覺得中國人很奸詐，講話不算數，又是兩面人什麼的，那都是小人的心態，那不是君子的度量。
第三個，要使民以時。
我們凡事求合理，就必須要隨時調整，隨時調整就一定要堅守原則，這些就是要動態的，缺一不可。現在一般人只講到一邊，只講要依法辦理，那就完了。只講要因人制宜，那也完了，依法辦理和因人制宜是連在一起的，所以要使民以時。那個“時”非常重要，老百姓在忙的時候，你少去幹擾他，老百姓比較正常了，你就慢慢去要求他，那個“時”是一切的根本。
其實《易經》裡面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這個“時”，孔子讀《易經》，他的心得只有四個字，叫做“時也，命也”。那個時一到，一切都自然而然了。你看春天一到，草木皆發，它要努力幹什麼？可是時間沒有到，再怎麼努力也沒有用的。為什麼我們說時來運就轉呢？因為運本來就會轉的。什麼時候轉？時來了就轉了，時不來轉什麼？時不來就用守，時來就要轉。但是很多人只會把時看成西方的timing，時哪有那麼簡單，只是個timing而已？沒有那麼簡單。
時包括的內容很豐富。我們隨便拿一個人來講，有時間沒有時間，到底用什麼來判定？不知道。我是當過兵的人，時間這一點，我最清楚了。總司令部說九點集合，因為他體諒大家，九點集合就夠了，那麼早來幹什麼？然後師部馬上說，八點要集合完畢。他保護他自己，他管你死活？再下面一級，要七點集合，最後你的執行官宣佈：明天早晨六點起床，六點半集合完畢。等到了九點鐘，大家都精疲力竭，累個半死。這是事實，誰錯？我不知道誰錯，但是每一層都不瞭解下面在幹什麼。其實長官經常是被部屬害死的，這就我們平常所講的，拿著雞毛當令箭。自古以來，我們都知道，大官好相處，反而小官是很難纏的，就是每一個人只知道保護自己，不在乎別人，就這麼一個原因而已。但是那為什麼中國人老這樣呢？很簡單，因為這都是痛苦當中得來的經驗。真的一切照規定，每一行，每一階層都倒黴。
當然，大家可以說，當兵歸當兵，我們一般的老百姓歸老百姓。是有點不同，因為各有不同的分，但是老百姓其實也一樣。你跟老百姓講道理，他不聽的，我們常常講，要把政策告訴老百姓，要告訴他為什麼要這樣做，要跟他講道理。那是讀書人的見解，實際上是完全沒有用的，誰管你？沒人理睬你。這裡面有很多方法，只要這些方法不管用的話，你是徒勞無功的。使民以時，這個時的內涵是非常豐富，我們會找時間好好分析一下，在這裡我們只提醒大家，每一個人都要留一點時間給自己。
我們現在流行一句話，說年輕不可留白，傳來傳去，所以很多年輕人整天忙這個忙那個，一點空白都不要的，就是受這句話的害。年輕怎麼可以不留白呢？年輕人不能空白，一定要留白。你總要留下10幾分鐘時間換換衣服吧？你總要留下30分鐘自己反省反省一天的事情吧？你是不是太愛別人了，以至於不愛自己呢？那又何必呢？年輕一定要留白，你才有調整、反省、改善的一點點時間。整天忙著為老百姓服務的人，也應該留下一點時間，跟家人相處，為家人也盡一點責任，這才是中華文化裡面很難翻譯成西方語言的兩個字，叫做兼顧。
兼顧是了不起的，西方人是不懂什麼叫兼顧的，所以西方人告訴你，做事情要專心，要專心一意地做事，其實我也不以為然。中國人從小就是一心多用的，他為什麼要專心呢？在西方，你去郵政局寄信，只要前面那個人沒完沒了在那兒羅嗦，你在後面只有乾等，你一點辦法都沒有，這算什麼效率？在中國，你跟我羅嗦，我會叫下面那個人：“你先來，我替你辦。”我邊辦邊聽你的，不可以嗎？為什麼要等你辦完呢？你跟我講半個小時，我怎麼辦？那後邊的人就活該倒黴嗎？我隨時可以舉很多例子。專心一意，完全是在自欺欺人。
彈性應用，一心多用，我們從小就這樣——我講話很不客氣——只不過一進了學校，就被老師給搞呆了。要這樣的教育幹什麼？你看我們小孩子在寫作業，只要外面有人賣煎餅，他聽到了，他就會要家長給他買一份，他隨時可以，作業可以回頭再做。媽媽說他不對，他說：“媽，不是我，是弟弟。”不是他？他哪個沒有聽到？他幹那麼專心幹什麼？中國人從小就懂得一心多用，隨時間。一個靈活的人，耳聽八方，眼觀四面，因為眼睛是比較有限的，眼睛不如耳朵。我常跟小孩子說：“你看過鈔票沒有。”他說：“當然看過。”我說：“鈔票有幾面呢？”他說有兩面。鈔票只有兩面？鈔票有三面，怎麼會兩面呢？兩面的鈔票還能用嗎？那個厚度不算嗎？那不算還叫什麼鈔票？就是一般人太專心了，所以搞得外面的事情照顧不過來。
講來講去，不管怎麼說，親民是《大學》的核心，要為人民服務，一定要把親民牢牢地放在自己的心上，所以我們下一次就要來談，親民才是核心。
知行合一·儒道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