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與《紅樓夢》眾所周知，有關作者事蹟及文物卻留下甚少，在與之相關的墨跡中，可認證辨別者僅數件而已。隨著歷年來疑似曹雪芹書法不斷被發現，於是各種材料盡以史實為依據進行考證與辯論，使之真偽難辨，而其中大都忽略了對曹雪芹書法的研究。
在“紅學”研究尚未破解之前，搜尋曹雪芹遺蹟的工作仍然在繼續。早在20世紀50年代，《紅樓夢》研究專家吳恩裕就得到一頁署名“空空道人”的墨跡，上面作篆書“雲山翰墨，冰雪聰明”（以下簡稱“篆書頁”）。吳請鄧之誠為之鑑定，鄧認為紙是乾隆時期的，而印色不符。1963年吳又請張伯駒鑑定，觀其落款似與張所見曹雪芹墨跡“都是那個路子”。
1971年4月4日，在北京香山正白旗村39號老宅北房西牆發現大量的題壁詩，其中有部分詩句與曹雪芹有關，據老宅主人舒成勳介紹說：“西牆的大半部牆壁上滿是字，而且字句佈局有序，排列整齊，文字還有組成菱形的，細讀才知道有詩詞，也有對聯，並有兩處落款——‘拙筆學書’‘學題拙筆’。顯裸的文字筆體有兩種，絕大多數字跡的筆體看得出來是出於這位‘拙筆’之手，字體學的是蘇軾的《天際烏雲帖》。只有《有花無月恨茫茫》一首的字是另一種筆體，字體較大，意態也較瀟灑。”（圖一、圖二）
圖一
圖二
在1973年《文物》雜誌第二期中，刊有吳恩裕《曹雪芹的佚著和傳記材料的發現》、周汝昌《〈紅樓夢〉及曹雪芹有關文物敘錄一束》，文章以實物分別敘述了與曹雪芹相關的古籍，其中吳恩裕以曹雪芹《廢藝齋集稿》中的《南鷂北鳶考工志》（以下簡稱《考工志》）展開論述，並以其序（圖三）及詩進行考證，確認了集稿為曹雪芹親筆。然而《考工志》為雙鉤描摹本，並非真跡，吳恩裕在文章中講述了發現手稿的經過：1943年，抄存者孔祥澤在北京北華美術學院學習繪畫和雕塑時，其日本雕塑老師高見嘉十與學生談起中國風箏，並表示願意與孔祥澤等學生合作編印一部風箏譜。於是他們到各圖書館借來參考書籍，同時還向製作風箏的名家學習扎糊風箏。不久高見老師從日本商人金田氏手中借來《廢藝齋集稿》，據說此稿是從清室後裔金鼎臣手中重價購得，他們皆不知集稿與曹雪芹有關，僅將風箏部分描摹下來，其餘幾種全都忽略而過。抗日戰爭勝利後，日商攜稿杳無蹤跡，目前僅存雙鉤描摹本。
圖三
周汝昌文中介紹了署篆印款“曹霑”的筆山（圖四），上刻有篆書“高山流水詩千首；明月清風酒一船。”周汝昌認為“字體是篆書，而又不是較常見的小篆體，乃是舊時分類中的所謂‘古文奇字’（大篆）體。此體的特點是時時與秦篆的結構小異，並且起筆落筆都作尖鋒，即有別於一般所謂‘玉筋篆’的入筆收筆都不出鋒而卷毫作圓筆。所見清初時期柳如是、李漁等人的硯銘，其時篆書風格，都與此有相近之處。再從書法藝術上看，筆致挺拔灑落，沒有某些寫篆字的那種匠氣和江湖庸俗氣。”
圖四
1977年，北京張行收藏與曹雪芹相關的兩個書箱（見圖五，圖六為書箱拓片）引起紅學學者注意。此箱前面雕刻有蘭石圖，落款為“拙筆寫蘭”，所記時間為“乾隆二十五年，歲在庚辰上巳”。並有“題芹溪處士句”，箱內書寫有5行墨跡目錄（圖七）。從目錄字跡與書箱“題溪芹處士句”刻字來看，雖然都是行書，但字體截然不同，因此確認書箱部分刻字與目錄字跡非一人所為。
圖五
圖六
圖七
現存與曹雪芹有關的墨跡《種芹人曹霑畫冊》（以下簡稱《畫冊》），長31.5釐米、寬29.4釐米，為8幅水墨淺絳寫意畫，每幅左側附有曹霑、陳本敬、閔大章等人題詩。該冊原為晚清陝西巡撫陶廷傑所藏，“文革”前夕陶氏後人將此冊售予貴州省圖書館，今藏於貴州省博物館。1989年，經國家文物鑑定小組鑑定為乾隆時期之物。早在1988年《貴州文史叢刊》第4期就有趙竹《〈種芹人曹霑畫冊〉真偽初辨》文章的發表，近年來有顧斌、沈治鈞、黃一農等人對《畫冊》進行考證。2016年9月30日，《光明日報》發表記者董城撰寫的《曹雪芹親筆畫冊可能存世——〈種芹人曹霑畫冊〉發現論證紀實》，記述了早年國家文物鑑定小組對《畫冊》鑑定的意見，報導了同年9月7日在北京曹雪芹文化中心舉辦《畫冊》品鑑會，經過孔祥澤、朱良志、張俊、段啟明等專家學者認定與曹雪芹有關。
由此可知，這些作品經過論證和認定，皆與曹雪芹有關，但是也有人對此提出異議，那麼哪些字跡同曹雪芹有關？曹雪芹的書法又是什麼樣子呢？
從以上發現的曹雪芹字跡來看，分別有篆書頁、題壁詩、《考工志》序、風箏摹本、筆山篆刻、書箱目錄以及《畫冊》題詩（圖八）。這些與曹雪芹相關的書法，從不同角度揭示了曹雪芹在書法上的造詣，也證實了文獻對其記載的史實。然而通過文字比對，一些字跡有著其相合之處，同時也有其不同之別。首先將相合者進行歸納，然後再加以比較，從中可找到曹雪芹書法的脈絡，並得出正確結論。
圖八
關於《考工志》序的書寫字體，最初親見《廢藝齋集稿》中孔祥澤的研究認為：“曹公的書法底子是漢隸。曹公在書寫篆、草、行、楷各體文字中，均把漢隸那種古樸剛勁的筆法帶進諸體之中，尤其是那種逆筆反折橫走的鋒勢都自然融於諸體的點、畫、波、磔、橫、豎之中。在楷書方面，他崇尚蔡邕的《太學碑》，蔡邕是漢末大書法家，他的楷書是漢隸向今楷過渡的一種楷書。在草書方面，他宗師漢代的章草，章草就是一種帶漢隸味道的草書。在篆書方面，曹公也是用漢篆而厭棄秦篆。治印、題畫等他也常用漢簡、帛書的篆隸。總之，曹公的書法藝術是匯流了漢代諸體的藝術風格。”
目前尚未發現曹雪芹書寫的隸書，在與他相關的幾件文字中，僅有筆山之端的篆書（圖九）。周汝昌曾對這些篆書進行考證後，稱其為“古文奇字體”。將《乾隆御製三十二體篆書〈盛京賦〉》中的“奇字篆”與之比較，“奇字篆”本身多流動彎曲狀，與筆山篆書的規整字體有所不同。筆山篆書多直筆痕跡，其筆畫兩端皆出鋒露尖，這與《乾隆御製三十二體篆書〈盛京賦〉》中的“柳葉篆”較為一致。“柳葉篆”是“古文”篆書變化的一種，據宋人朱長文《夢雲十八體》與元人鄭杓《書要篇》記載，此體為晉代衛瓘所作，這種篆書是魏晉時期常用古篆相參之變體，具有起筆與收筆提尖的特點，其筆意與曹魏時《三體石經》的“古文”字體較為類似。因此證明，筆山篆書並非“古文奇字體”，而是與《三體石經》的“古文”和“柳葉篆”有關。所以得出結論，曹雪芹筆山篆書的字跡當為魏晉時期的“柳葉篆”。另外，吳恩裕所藏的篆書頁，其書體完全是小篆。
圖九
由此可見，《考工志》序及風箏摹本中的章草並非源於漢隸，更與筆山篆書體無關，而所謂蔡邕的《太學碑》也不是楷書，而是蘊含著楷意的隸書，其為唐代以前稱隸書為楷書的結果。《考工志》序的書寫字體是楷中藏草，從靈動肅穆之中透出章草的俊秀之美，可見其遠宗魏晉，近法明人宋克與沈粲。通過《考工志》序的用筆，可在宋克《論用筆十法》《孫過庭書譜》《急就章》和沈粲《應制詩》等帖中找到與其相關的影子。在題壁詩中的“不”字，其用筆已經初見章草之端倪，而《考工志》序中的“不”字已經完全形成了章草狀態，以此來與王獻之《亮白帖》、宋克《孫過庭書譜》中的“不”字相比較（圖十），與其用筆基本相同，由此證明曹雪芹的章草尤得明人筆法最深，這充分體現其書法遵循魏晉遺風之境地。
圖十
在書箱目錄的墨跡中，其楷體蕭散朗潤，行轉若章草隸分，雖然皆以楷書為主，並含有褚遂良疏瘦勁練之韻，但其楷中又融入章草之筆意，端莊與秀勁，使轉與波腳，一反清代館閣體之意蘊，用筆流暢，灑脫自然，此與《考工志》序中的字跡較為相似，這兩件書法皆為楷書與章草相參，因此吳恩裕曾對此進行考證：“（書箱目錄）這五條手跡證實了我在一九七三年發表的雪芹親筆所寫《南鷂北鳶考工志》自序的雙鉤，確是根據真跡的雙鉤。讀者試取兩者比較一下看，即可見它們中的‘語’‘為’‘自’‘之’‘所’（圖十一）諸字的寫法和筆意，完全相同。‘方’‘扁’‘金’‘言’‘文’‘艹’‘禾’等偏旁或部首的寫法，也完全相同。這就完全證明了《自序》的雙鉤是根據真跡描摹的，從而也證明《考工志》等雪芹的佚著是真的。”此後霍國玲、紫軍在其所著《紅樓圓明隱祕》還將之繪成字體與偏旁對照表，他們認為“兩項字體均為同一個人的筆跡，恰巧又都與曹雪芹有關。”誠然，兩者的用筆之處確實較為一致。再來對照一下書箱所刻“拙筆寫蘭”的字跡，其中“拙”字與題壁詩中的“拙”字用筆基本相同，這主要反映在字體的收筆皆作回鋒上。
圖十一
老宅題壁詩與《畫冊》題詩中的書法卻有著相同之處。舒成勳認為，題壁詩的“拙筆”字體當為學蘇軾《天際烏雲帖》。蘇軾此帖擦損嚴重，疑似為鉤填本，但是將題壁詩與蘇軾的其他書帖相比較，基本一致。這證明《畫冊》題詩的書法也是從蘇軾書風之中所脫變而來，其字跡風格大抵與蘇軾體相同，只是用筆提按起落富於變化，其中“來”字與蘇軾《寒食帖》起首的“來”用筆基本一致，從其整體來看卻是沒有蘇軾書風那種急筆奔放、欹正參差之感，而是用筆圓潤、跌宕有致，或凝重酣暢，或細筆輕盈，只存蘇字之體，而無蘇字之勢，這也是其深受顏真卿與董其昌書風的影響，因而得知《畫冊》中的字跡是蘇字與顏、董體相參的結果。就老宅題壁詩與《畫冊》題詩二者對比來看（圖十二），其中“摘”“多”“人”字的用筆基本相同，但是亦有“秋”“月”“塵”“煙”等字體勢一樣，而結構不一，有大同小異之概。因此，胡德平認為書箱中的“‘拙筆’和牆上拙筆又對上了，筆體完全一樣。”
圖十二
從以上與曹雪芹相關的書法來分析，可歸納成三種相同的字跡，第一為柳葉篆及小篆；第二為章草相間的楷書；第三是承蘇軾書風而融顏體之變的行書。古人學篆書當為蒙修課程之一，漢代稱之為“小學”，是兒童入學的必修課。楷書是科舉入仕的門面，清代衍之為館閣體，但清人很少將之融入章草之中。清代學蘇軾書法較為普及，並在文人之中有著一定的影響。人隨著時代的發展，其書寫風格也有著不同的變化，尤其古人在學習中能作數體的現象也經常出現。從曹雪芹書法的書寫時間來分析，可判斷其書風發展的脈絡，通過梳理可進一步揭示其書法的真實面目。
在曹雪芹書法墨跡中，年代較早的當數題壁詩，其書款時間為“歲在丙寅清和月下旬”，即乾隆十一年（1746年）。《考工志》序所記時間為“丁丑清明前三日”，即乾隆二十二年。書箱“拙筆”書畫的時間為“乾隆二十五年，歲在庚辰上巳”，即1760年。《畫冊》題跋屬時間有三處，一為歇尊者“歲乾隆辛巳夏日”，二為陳本敬“辛巳夏日”，三為銘道人“辛巳夏六月”，三者皆為“辛巳夏”，即乾隆二十六年，乃同一時間所寫，這也是國家文物鑑定小組從中所得出乾隆時人的作品之結論。當時楊仁愷在其《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筆記》中寫道：“畫是乾隆時人作，詩與畫同時。是否曹氏？待考。”勞繼雄也在《中國古代書畫鑑定實錄》中作了相同的記載：“曹霑，據《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載，號雪芹，曹寅孫，《紅樓夢》即曹雪芹（1715？—1763？）所作，因其書畫傳世罕見，無法確認，因再題中有‘種芹人曹霑’之句，似與曹雪芹有關，待研究。”以上為有年款記載與曹雪芹相關的書法作品，其他皆無年款。由此看來，題壁詩年代較早，而《考工志》序相隔題壁詩有十一年之久，三年後又作書箱繪畫及目錄，翌年再作《畫冊》，從年代來看，《畫冊》當為曹雪芹晚年之作。
可見，題壁詩當為曹雪芹青年時期學習書法和詩文的一個見證，其中書體有以蘇軾為宗，有取法顏真卿、米芾及董其昌，字跡大體是以行書和楷書為主，從中略參有草書，用筆簡率、流暢自然，點畫之中缺少變化。關於題壁詩是否是曹雪芹的墨跡，有些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吳世昌認為“他的書法是當時流行的所謂‘臺閣體’，軟媚無力，俗氣可掬”。並認為題壁詩抄錄拙劣，與曹雪芹無關，俞平伯亦支持其觀點，趙迅也撰文對其進行否定。北京香山正白旗有曹家老宅是肯定的，題壁詩所記的乾隆十一年，當時曹雪芹尚沒有來此定居，而這些詩又是從哪裡來的呢？正白旗有曹家老宅，但是曹家人並不經常住在這裡，只是偶爾來此小住一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在此小住過，他曾在《棟亭詩鈔》中留下讚美此地的詩篇。從題壁詩來看，並非一次所完成，由於各種字體與樣式不同，這說明作者是日益積累所寫，從中可辨出曹雪芹學習書法的發展歷程，早在乾隆十一年以前曹雪芹就偶爾到這裡來，閒暇之餘將古詩及友人的贈聯抄錄在壁端，以示其在學習中勉勵自己。
曹雪芹書法最初從館閣體入手，他努力學習祖父曹寅的書風，進而以繼承家法。由於祖父去世得早，曹雪芹沒有見過老人家，但是他十分崇拜祖父的文采，學習祖父的書風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清初，由於康熙帝酷愛董其昌書法，學習董書瀰漫朝野，因此曹寅的書法也是以董其昌為宗，同時他又參學顏真卿、蘇軾及黃庭堅，其書渾厚圓潤、健拔豪放，富有清爽俊逸之感。正因為如此，祖父的書法成為曹雪芹學習的榜樣，他初習用筆盡反映在題壁詩之中，故而吳世昌稱其字“軟媚無力，俗氣可掬”。曹雪芹學習蘇軾的書法是逐漸形成的，這也是他在書法中不斷探索的一個轉折點，所以題壁詩書法有著其自身變化的一面。
《考工志》序和風箏摹本與題壁詩相隔有十一年之久，其書法已經脫離了蘇軾的筆意，已轉向學習明人章草的筆法，直追魏晉風範。三年後，書箱目錄又是以章草的面目出現，證明曹雪芹書法在乾隆二十二年前後已經體變章草，並楷法褚遂良，在瘦勁之中附有靈動飄逸的章草筆意。清代科考取士皆以館閣體為最，其書風瀰漫仕學，此體進而成為追求衣食俸祿的標準，並在社會各界引起共鳴。曹雪芹一生放浪形骸，無意於功名，故而其深究古法，力求溯源，因此他在行楷之中融入章草筆意，可見他於此所下的功力，進而使其行楷與章草相參，這有悖於館閣書風之時尚，同時也體現了曹雪芹不趨炎附勢的一面，以此來證明其筆法有宗。
上述所記最晚的曹雪芹作品當為《畫冊》，雖然鑑定專家對之存疑待考，後來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引起“紅學”學者們的注意，只是在近幾年得到人們的關注，其研究結果都沒有注意到書法對考證歷史真實的作用。《畫冊》題詩與書箱相隔僅一年，然而上面的字體已經脫去了章草痕跡，這證明曹雪芹在書法上能兼作數體，只是從《畫冊》文字比對上還是能找到曹雪芹早年學習的影子，並從祖父曹寅的書風中得到迴歸。通過曹雪芹書法發展的歷程，可以揭示其書法人生的軌跡。曹雪芹學書當以楷書入手，同時兼學篆書，其篆書深得小篆之筆意，旁學篆法諸體，可見他精通古文字學。因其敬佩祖父曹寅的文采，又羨慕祖父那個秦淮繁華時代，所以他的書法先以祖父為宗，承得家學，故有顏真卿和董其昌的遺韻。由於曹雪芹初綻文采，使其書法逐漸墜入蘇軾之中，所以題壁詩上的書法會出現字體不一的現象。隨著曹雪芹對文學與歷史的研究，其書法也受到魏晉時期的影響，並以明人章草書風為進階，將唐楷與章草相參，富於變化，使其書具有靈動秀勁之美。
曹雪芹的書法變化是循序漸進的，不能將其字鎖定在一個區域片面地看問題，就其書法本身不可能停留在一個體勢上，所以要考慮到其書法在發展中產生的變化，從中找到行進軌跡，為解開筆跡中的疑惑尋求有力的答案，使之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