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中國，文學自身並不具有獨立的屬性，它是和政治統治聯繫在一起的。例如《詩》從"詩三百"變成《詩經》，漢代經學家們將裡面的每首詩都附以特定的"或美或刺"的意思，以達到"教化百姓，諷諫當政者"的作用；唐代編定《五經正義》，從眾家學說中推崇出一種官方認定的學說，這便是政治介入文學的表現。在這種文學、歷史學、哲學和政治交融的環境下，許多帝王也投入文學創作中，但並不是每位帝王都能在文學上取得非凡的成就。這個成就，一方面包括他自身的文學成就，另一方面，還包括後人對其文學成就的認可。

身逢亡國之禍的李煜，他一生所作的詞篇甚多，絕大多數亦被後人反覆吟唱，哀嘆，他的文學才能無疑是被得到廣泛認可的，但身在盛世的乾隆，一生創作的詩的數量甚至全唐詩，但後人卻認為這些詩篇文學價值不高，這便是有詩作而不被後人認可的例子了。

但漢武帝在文學史上卻是個特殊的存在，他才華橫溢卻被歷史的黃沙掩埋，他不像乾隆大量創作詩篇。但他雖然詩作寥寥，其詩人天賦和詩人獨特的視角仍可以通過這些作品得到驗證。如他所作的《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這是李夫人逝世後，漢武帝找方士招其魂，後見其魂魄而作，詩中的語氣完全不像出自帝王之口，只是尋常之人對所愛之人的思念和嗔怪，在極致的思念中又流露出想觸碰而不能，欲證實而不得的小心翼翼的態度。其後漢武帝又仿照《楚辭》體寫了一篇《李夫人賦》："美連娟以修嫭兮，命樔絕而不長。飾新官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傷悼之情在詩首溢出。再看他的《秋風辭》："秋風起兮雲飛揚，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秋風起"、"草木黃"、"蘭有秀"、"菊有芳"這完全是詩人才具有的對時節和自然變化的敏銳感受，詩末言"歡樂極兮哀情多"，這種"樂而生悲"、"悲從中來"的細微情感不也是詩人才具有的細膩心思嗎？

他為數不多的作品極具詩人的敏銳感和文士氣，但是，在文學史上，卻連個詩人的稱號也沒留下。而和他相距不遠的魏文帝曹丕，同樣創作了部分詩篇，卻得到鍾嶸"便娟婉約"的高評，說明後人對他的文學才華不但肯定，而且重視。同為帝王，同樣創作佳篇，為何兩人會遭到文人們截然不同的待遇呢?這和他們的文學觀念、時代環境及當時文學關注點的轉移等方面原因是密不可分的。

一、‌一生為帝與半生戎馬的不同經歷之影響

漢武帝生於公元前156年，在位期間為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約55年的時間。而曹丕在位時間是公元220到226年，僅有六年稱帝的時間，後即英年早逝。

不難看出，漢武帝幾乎一生都是以"帝王"的身份度過的，他對這個身份具有高度的認同感。考察他在位期間的功績："遠擊匈奴"、實行"獨尊儒家"的方針、實施"推恩令"分封策略……，可以知道他對漢代盛世的開創確實具有不朽之功。這些政治建樹可以看出漢武帝精通帝王之治，並且他一生中也花費大量時間去治理國家。雖然他崇尚儒家學說，但只是出於政治上的考量，雖然他是個傑出的詩人，但文學對於他而言，僅是閒時用以抒情的載體和工具，從根本上來看，他並不以文學為自己的大業，他的大業乃是開疆擴土。

反觀魏文帝曹丕，他大半生都追隨乃父曹操南征北戰，直到後半生才登上帝位。他在未登基之前已結交大量鄴下文人，常飲酒宴享，作詩唱和，詩人面貌在早年已光芒初露。加上他創作了第一首文人七言詩《燕歌行》，更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但其實《燕歌行》有《秋風辭》的影子。如："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之意象是化"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而來，這說明曹丕是意識到了漢武帝的文學才華的。

曹丕還在《典論·論文》中提到："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強調文學對治國的重要性體現了他對文學的高度重視，也側面體現了他自身具有足夠的文學才能。而這個舉動帶來的效果是，當時文人乃至後代文人都沒辦法忽視曹丕的文學才華。

‌二、盛世之音與建安之流的不同文學面貌之衝擊

漢武帝時代是強盛的大一統時代，文有司馬相如，史有司馬遷，哲學還有董仲舒，各種學科鼎足而立。文學只是為這盛世增添了光芒，並不主導整個盛世。儘管漢武帝才華橫溢，一來他並不是專職的文人作家，二來他重視政事遠勝於文事，三來他創作的詩作並不多，因而在當時的文壇上難有盛名。

此外，我們從他的諡號"武"可知，他的政治成就絕對是非凡的，至少遠勝於文學造詣。一定程度上，他的文學成就退居於他的政治成就之後，被政績的光芒所掩蓋，而極少後人揭開這份光芒去窺探他的詩作，所以無法認知到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當時司馬相如等文人大量創作漢大賦，漢武帝作為君主，極力推崇司馬相如等文人的作品，對自己的作品不以為然，他雖有欣賞詩賦的能力，也有作詩的才華，但他卻未把自己當做主導者融入其中，而只是以興之即來，興之即去的態度參與。以至他的幾篇詩作退到歷史舞臺之後，他的文學成就理所當然地被盛世文人的作品覆蓋。

而曹丕所處的建安時期卻戰爭頻仍，漢代的盛世局面到了建安時期已經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各類文人的文學成就獨樹一幟。魯迅先生言魏晉時期是"文學的自覺"時代，一方面肯定了當時文學的發展，另一方面也體現當時文學發展的新面貌非其他學科如哲學史學可比，因而曹丕所處的時代是大家有意地重視文學的時代。

另外，曹丕不同於漢武帝，他的諡號為"文"，可見後人對他文學才能的肯定。這是因為他在位時間太短，且他即位前在文壇已負盛名，他的文學成就完全不會被政績所遮掩。並且，當時的文學團體正是以"三曹七子"為主導的，曹丕不僅作為主要文人融入其中，還在《典論·論文》中對當時其他文人賦予"專業"的點評，可見他對文學的參與度之高。

‌三、由漢賦至文人詩的不同文學體式之轉變

漢代的文學題材主要為賦。而賦又經歷了從騷體賦、漢大賦到抒情小賦的發展過程，繁榮之至。但漢代雖然有大量文人，卻並沒有專門的文學評論家出現，因而那個時代沒有專門的人來對當時的文人、詩人及其作品進行評價。而魏晉時期，除曹丕對文人進行過評論外，還出現了鍾嶸、劉勰等文學評論大家，他們具有較成熟的文學評論意識，但他們在對文體、文人進行評論時，也無法不受到時代的影響。

就鍾嶸《詩品》而言，他所擇取的均是對《五言詩》的評論，可見當時文壇上盛行的是文人五言詩。此作一出，整個魏晉時代的文人又重新受到關注，而漢代的文人在文壇影響上也不如當代文人。文學形式的逐漸發展變化意味著文人關注點的轉變。這種轉變對當時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建安文人激起的餘波上未退去，又敲響了一陣清音，曹丕等人重上文壇，而漢武帝在文壇上本無盛名，只能越退越後了。

同為帝王，魏文帝曹丕的文學才能可以到家喻戶曉的境界固然與其自身的文學成就密不可分，但時代的推動以及他個人對文學的重視也是不能忽視的原因。漢武帝劉徹的詩作卻少人問津，這並非代表漢武帝沒有文學才能，恰恰相反，他是一個功勳卓著的帝王，也是一個多愁善感的詩人，只是他不自覺地將文學作為個人化、私人化的情感表達的渠道，這也不自覺地將自己的文學才華隱藏起來了，加之盛世背景的遮蓋，他的作品自然而然難入眾人之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