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14歲那年，姥娘突發腦溢血，一夜之間成了一個半身不遂的病人。記得前一天她還帶我去集市上買東西，可是再見到她，她卻躺在了病床上，頭髮被剃掉了大半，身上還插滿了管子。醫生說，她再也不能說話，不能走路了。

聽聞這個噩耗，我哭得全身發抖，聲音哽咽。姥娘是我在這個世上最親的人了，我從小跟著她長大，是她給了我“母愛”般的呵護。

聽大人們說，姥娘生病前就給他們說過，如果有一天病了，請他們不要給她治，因為她不想受這份罪。但是，當這一天真的來臨的時候，大人們還是毫不猶豫地將她送進了醫院。因為，對子女來說，眼睜睜看著母親死去，將是他們一輩子的愧疚。所以，他們不能這樣做。

曾經，我也很慶幸大人們的做法。儘管姥娘搶救回來以後，每天躺在床上都很痛苦。每當她吃飯被嗆到時，我就去外面躲著。我受不了她的難受，卻在心裡安慰自己：起碼姥娘沒有離開我。

直到最近，我翻看了一本書《最好的告別》，才發現我們的想法是多麼的自私。尤其是自己也經歷過病痛之後，我真心覺得有時“賴活不如好死”，但是一直以來，無論是醫生還是家屬，我們的觀念好像從來都是“救人要緊”。因為我們認為，活著比什麼都重要。

而《最好的告別》這本書恰恰提出了不一樣的觀點——不是每一種病，都要竭盡全力地醫治。有時及時止損，恰恰就是最好的治療。這本書不僅告訴我們如何尊重生命、挽救生命，也告訴我們該如何認識死亡，以及該為死亡做些什麼準備。

作者阿圖.葛文德先後就讀於斯坦福大學、牛津大學和哈佛醫學院，畢業後成為了白宮的健康政策顧問。據說，他為紐約客撰寫的醫療文章，不僅觸動總統奧巴馬，還得到了金融大亨查理.芒格的讚賞，寄給了他一張兩萬美元的支票。

人是如何一步步衰老的

30歲，心臟的泵血峰值穩步下降。你會發現，自己跑步的速度和長度遠遠不及過去了。爬樓梯的時候，會喘粗氣；

40歲，肌肉的質量和力量開始走下坡路，神經細胞以每天1萬個的速度遞減；

50歲，骨頭以每年約1%的速度丟失骨密度。你的手寫能力逐漸退化，使用觸屏手機時不再像以前那樣靈敏；

60歲，毛囊變少，頭髮變稀。由於頭髮中的黑色素分泌減少，頭髮開始一根根變白；

70歲，大腦灰質丟失，使頭顱空出了約2.5釐米的空間。此時頭部受到撞擊後，會容易發生顱內出血。還有，因為頭腦裡的額葉和海馬體萎縮，記憶力和判斷力也會受到嚴重損傷，嚴重的話會患上老年痴呆症；

80歲，會丟失25%~50%的肌肉，伸開手掌，你會發現肌肉組織不再是凸出的，而是平坦的；

85歲以後，骨頭和牙齒軟化，咀嚼能力下降，大約有40%的人已經一顆牙齒也沒有了。

人體的衰竭模式，就像一個複雜的系統軟件。儘管有潛在易壞的部件，但因為有備用的系統軟件，所以不會一下子癱瘓。 比如，我們的DNA雖然經常受到損害，但由於我們的細胞有幾個DNA修復系統，所以如果一個關鍵的基因被損壞了，附近會有額外的相同基因立馬填補進來。但是，儘管有備用的，隨著損耗的增加，終有一天也會供給不足，這時就會導致整個人體的衰竭。

住養老院的人，註定要失去自由嗎

很多老人，都不願住養老院，因為那裡沒有家的感覺。一些老人住進去後，感覺就像是住進了監獄，失去了自由。在那裡，你每天幾點起床，幾點吃飯都有一個硬性的規定。為了你的安全著想，護工會限制你的活動範圍和愛吃的食物。如果你是一個糖尿病患者，那麼在那裡，你會很難吃到一顆糖。至於想擁有一個獨立的空間基本上更是奢望，你要忍受跟陌生人同住在一起，幾乎沒有什麼隱私可言。

所以，如果不是萬不得已，相信沒有幾個人會願意住養老院。而已經住在那裡的人，通常都有各自的苦衷，比如：

老伴去世，自己無力再獨自生活；

子女工作忙，不能給予生活上的照顧；

貧窮，讓人不得不選擇這樣一個救濟所

......

不難發現，老弱者和養老院之間存在著一個很深的矛盾：老弱者想要自主權，而養老院只注重確保他們的人身安全。在養老院裡，護工只關心你是不是瘦了，是不是忘吃藥了，是不是摔倒了，而很少關注你是不是孤獨。所以問題來了：在我們衰老、不再有能力保護自己時，如何能使生活存在價值？

一位叫威爾遜的女性，創立了一家老年輔助生活區，有效解決了一個人因為老弱只好屈從於救濟院生活的問題。威爾遜的靈感，來自於她患重病的母親。由於受家庭條件所迫，威爾遜不得不把重病的母親送進了療養院。但是送進去以後，母親卻一直央求女兒：帶我離開！

母親的願望合情合理，而療養院也有他們不可撼動的規矩。在這樣兩難的局面之下，威爾遜便自己創立了一家輔助生活機構，這所機構的理念就是：給老人一個“家”的感覺，使老人保持與那些住在家裡的人有類似的自由和自主——包括有權利拒絕出於安全的考慮或者機構的方便而強加的約束。

通俗點說，在這裡老人就是主人，他們擁有完整的浴室、廚房和私人公寓。可以養寵物，選擇自己的傢俱、食物，想賴床或者晚睡都可以，總之愛幹什麼就幹什麼。 如果老人需要幫忙，護工也能隨時提供服務。比如，老人需要別人攙扶上廁所，那麼他們只要摁一下鈴，就會有人來了。

以一箇中國人的視角看，美國的這種輔助生活機構著實令人羨慕。如果我們中國也能建立這樣的輔助機構，相信會有更多的人心甘情願地住進養老院。

什麼時候應該努力醫治，什麼時候應該放棄治療

我有個姨父去年出了車禍，躺在重症監護室裡一直沒醒，只能靠呼吸機維持生命，每天的醫療費高達數萬元。但即便如此，子女也不願意放棄治療。哪怕砸鍋賣鐵，他們也要延續父親的生命。

從孝道的角度來講，他們的做法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從理性方面而言，這其實是一種愚孝。或許是因為意外來得突然，他們根本沒時間做好思想準備，所以在不知道怎麼辦的情況下，“救人”就成了當務之急。

如今，醫療技術這麼發達，我們當然也有理由去期盼奇蹟的發生。但是，即使醫療技術再出色，也終究阻止不了死亡的發生。 我相信，如果姨父能夠說話的話，他一定是不願意忍受這樣毫無意義的病痛折磨的。

有時候，死亡對人其實是一種解脫，但因為我們中國人都比較忌諱死亡，忌諱臨終遺言這樣的討論和準備，才會導致這一天真的來臨時，讓自己陷入一個尷尬又手足無措的局面。

據美國抗癌協會研究表明：使用機械呼吸機、電除顫、胸外按壓或者在臨死之前入住監護室的末期癌症患者，其生命最後一週的質量比不接受這些干預的病人差很多。而且，在去世之後的6周，他們的照料者患嚴重抑鬱的可能性大了三倍。 所以，對那些到了生命末期的人來說，躺在重症監護室裡與死神鬥爭或許就是個錯誤，因為這不過是延長了肉體的痛苦，加重了家庭的經濟負擔和家人的思想負擔。話雖殘忍，但事實的確如此。

患者在不明白什麼時候該努力治療，什麼時候該放棄治療的情況下，醫生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據統計，63%的醫生會高估病人的存活時間，而且即便病人患了無可治癒的疾病，醫生也不願向病人坦露不好的預測，而是依然會提供一些或許能有效果的治療。所以，在某個時刻，醫生更需要幫病人權衡他們的目標，甚至質疑他們，讓他們重新思考自己的優先選項和信念。

總之，竭盡全力地救治不一定就是最為正確的做法！相反，那些同醫生就臨終偏好進行實質交談的病人在死的時候往往更平靜，臨終開支也比平均水平低出了許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家人的痛苦。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直面死亡的恐懼，最好是趁自己健在的時候就寫下一份臨終聲明：

1.如果你的心臟停搏，你希望做心臟復甦嗎？

2.你願意採取如插管和機械通氣這樣的積極治療嗎？

3.你願意使用抗生素嗎？

4.如果不能自行進食，你願意採取鼻飼或者靜脈營養嗎？

在美國，有一種善終護理服務，專門為晚期病人提供“安慰護理”。他們的宗旨就是要讓患者在當下享有最充分的生活，儘可能地解除病人的痛苦，讓他們有更多時間與家人待在一起。

書裡提到了一位腫瘤病人，年僅29歲，在化療無效的情況下，他選擇了善終服務，離開了醫院，和家人一心一意的待在一起。結果他說，這是他生活過的最有意義的一段時光。他沒有為了渺茫的未來犧牲現在，而是把今天過到了最好。

《最好的告別》這本書自出版以來，依舊有無數個家庭掙扎在疾病的生死線上，相似的事例依然在不斷地重複上演，如：違背長輩的意願給他使用生命維持設備；患癌後積極進行治療，忍受藥物吞噬自己的肉體，最終卻還是死在了醫院；患重病的孩子接受了一輪又一輪的化療，結果除了讓身體變得更虛弱外，卻幾乎沒有什麼效果。

可見，要想在“必死性”方面謀求共識，並以生命尊嚴和保持有意義生活作為生存追求，醫患雙方都還面臨著嚴峻的學習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