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在大同縣杜莊公社千千村插隊的北京女一中知青。
50年一夢：知青歲月
文/田惠明
本文首發於總第869期《中國新聞週刊》
時光流水，白駒過隙，人生如夢。
人們是否記得，新中國成立的禮炮聲中，降生了一大批“50後”，他們青春年少時，趕上了““文革””，未及弱冠，就到農村插隊去了，“老三屆”、“老知青”是這一代人共同的名字。
今年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50週年。筆者系北京三中66屆初中畢業生，親身經歷了“文革”浩劫和知青運動，每每憶起，感慨萬千。
我們這一代，人稱“老三屆”（指1966、1967、1968年的初中、高中畢業生），基本與共和國同齡，命運與共和國息息相關：1950年代初，新中國如旭日東昇，朝氣勃勃，我們亦度過了一個金色的童年；從1950年代中後期開始，政治運動接二連三，我們也被折騰，經歷“上山下鄉”，成為“插隊知青”，在農村廣闊的天地裡，度過了一個“沒有春天的青春”；1976年“文革”結束，我們的命運開始轉折，八九十年代是“老三屆”“老知青”大展才華的年代，我們正值年富力強，為改革鼓呼，為發展盡力，被稱作是社會中堅、“跨世紀的橋樑”。
轉眼間，“老三屆”早已經完成了歷史重任，退隱江湖。彈指間，50年過去，恍如隔世。莊稼地裡的青春，歷歷在目，雖塵封已久，但揮之不去。
時代：神州大地紅潮滾
50年前，一個舉國瘋狂的年代，一個荒唐愚昧的年代。
我們本該於1966年初中畢業。正值青春年少，懵懵懂懂，滿腔的熱血極易沸騰，偉大領袖一揮手：“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於是，紅衛兵小將扯旗造反，“文化大革命”狂飆突起。運動起來了，學校停課了，大學不辦了。積壓在校的千百萬“老三屆”畢業生何去何從？
1968年年底，偉大領袖又是一揮手，一句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大有可為的。”於是，一場知識青年大遷徙的狂潮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上山下鄉高潮初起，我們“老三屆”首當其衝，除極少數人當兵或進工廠外，幾乎95％以上的“老三屆”都去了農村插隊或生產建設兵團。全國大約有1700萬中學生捲入了這場長達十數年之久的“知青運動”。
1968年初，北京一群思想激進的青年人自發組織赴內蒙古牧區草原插隊，拉開了““文革””中知青上山下鄉的大幕。5月，赴黑龍江的軍墾戰士開赴北大荒；9月，赴內蒙古陰山下的知青啟程；12月，赴山西黃土高坡的列車西行。到陝西延安去的、到雲南西雙版納去的一列列運送知青的火車駛出京城，奔赴農村廣闊的天地。
運送知青的專列從北京火車站開出，向大西北，向大西南，向北大荒駛去。火車站的月臺上滿是黑壓壓的人群，父送子，母送女，師送生，同學送同學。亦有父母均被打成“黑幫”者，不能來相送，可憐的孩子只好趴在車窗上默默地哭泣。刺耳的廣播喇叭，不斷播放著“毛主席語錄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伴著嘈嘈雜雜的吵鬧聲，哭喊聲。
記得當時流行的一首知青歌曲這樣唱道：“火車一聲吼，我們就分了手。告別北京城，何日再相逢?！”
都是十六七歲的少男少女，天真浪漫的城市青年。在他們想象中，內蒙古大草原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北大荒是一望無際的黑土地、亭亭玉立的白樺林。他們根本沒想到，等待他們的是黃土坡，是暴風雪，是大荒漠。
1968年12月，我們來到下鄉插隊的山西雁門關外的大同縣。凜冽的寒風中，火車把我們幾百個北京知青甩在了坑坑窪窪的大同火車站月臺上。
萬萬沒有想到，曾是北魏都城的大同古城，竟然如此凋敝：殘破的土城牆，沒有城磚，沒有城門，尚有日偽時期“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標語殘留在城牆上。城裡只有條不足千米的十字街，街道破爛不堪，街上車少人稀，偶有身披老羊皮襖的車倌趕著糞車穿城而過。
我們來自北京男三中和北京女一中的18個知青分在了大同縣杜莊公社千千村大隊。我們身背沉重的行李，懷著激動的心情，手舉偉大領袖的畫像，高唱著毛主席語錄歌，在貧下中農震耳欲聾的歡迎鑼鼓聲中進了村。
眼前的情景和我們想象的大相徑庭：塞外雁北的山村，充斥著貧窮、愚昧、飢餓、寒冷。村外是黃土翻滾的溝溝壑壑、坑窪不平的鹽鹼土地，滿眼是破舊不堪的土坯房、土窯洞、土炕蓆，以及一群衣衫破爛的青壯男子、形容枯槁的婦女兒童——這就是我們知青將接受再教育的廣闊天地嗎？
五十年前，北京男三中的三個小夥子在插隊的村外照了張相。（左一為本文作者）
五十年後，三個人又在一起照了張相，豪氣尚在。
磨礪：黃沙磧裡本無春
我們插隊的小山村自然環境還不錯，尤其是冬去春來的時候。
大地披上了綠色，有了些許暖意。穿過村外的小樹林，沿著彎彎曲曲的小路走八里地，即是著名的桑乾河。抬望眼，五嶽之一的北嶽恆山即在遠方，群山莽莽，綠蔭濃濃，偶有飛鳥掠過，好一幅安閒的風景畫：雲邊雁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煙。
然而，我們不是來這兒度假郊遊的，我們要在這農村廣闊天地裡插隊落戶，磨出兩手老繭，錘鍊一顆紅心，男生要煉就鐵肩膀，女生要變成鐵姑娘。
艱苦的磨礪開始了。
冬季的雁北高原，寒風刺骨。我們要乾的第一件農活是送糞。將牛棚中一層層的牛糞起出來，裝車運到地裡。牛糞凍得鐵板似的，我們用鎬刨，用杴鏟，摻著糞渣的冰花不時濺到身上、臉上，但誰也不在乎。
趕大車到城裡拉糞是件很刺激的農活，當然，車倌是經驗豐富的壯漢，我們跟車的只是“副駕駛”。清晨即起，裝好幾麻袋牲口草料，帶足自己的口糧，從村裡到大同有50多裡地，要五六個小時才能到。進城後先到定點的糞坑裝滿糞車，然後到我們村“駐大同辦事處”——大車店，先攪拌好草料，喂好牲口，自己再熱熱帶來的乾糧，喝兩口涼水，飽了。晚上就住在大車店的火炕上，沒有被褥，就拿草料袋子當鋪蓋，好在土炕很熱乎。第二天一早，朦朧中套好牲口，又揚鞭催馬回村了。坐在臭不可聞的糞車上，望著滿天星斗，晃晃悠悠地搖呀搖，有時居然能睡著一小覺，很香。
春夏之交時的鋤地間苗是農村的幾大累活之一。握著近一人高的鋤柄，將一小撮玉米苗中最健壯的保存下來，其餘的都鋤掉。村民們幹起來得心應手，飛快地鋤向地的另一端，我們的速度就慢多了，鋤頭怎麼也不聽話，實在沒辦法，只好蹲下用手來拔苗。
最苦最累的農活，要數脫坯燒磚窯了。聽說那活兒工分最高，我們幾個知青壯小夥子自薦去磚窯幹活。先是活泥脫坯，用一套原始的木格子脫坯，土坯晒乾後襬成坯子垛，然後該裝窯了。我們一次背二十幾塊、共重百餘斤的土坯出入磚窯，裝滿土坯後就點火燒窯，擔水飲窯，滅火晾窯，最後再將青磚背出磚窯。我們僅穿一條三角褲，進入尚帶一定溫度的窯內，將熱乎乎的青磚疊成垛，背出來。背一天窯，渾身上下都是煤灰，如黑人一般。收工後，我們呼著喊著，跑進村裡，最舒服的是赤身裸體跳入水缸中洗個熱水澡。雖然後來享受過淋浴、盆浴、溫泉浴、桑拿浴，但都無法和插隊時的水缸浴相比。
農活再苦再累還能忍受，就是填不飽肚子實在難熬。十七八歲的年齡，正是長身體、能吃能喝又能睡的時候。那時每天有個農民大爺給我們十幾個知青做飯，開飯時，人不分男女，飯不分幹稀，沒有淑女，沒有騎士，誰也不會讓誰，搶過來塞進嘴裡就是勝利。
食物單調得不能再單調了。雁北屬高寒之地，根本不產小麥和水稻，除了春節公社發給知青每人2斤白麵外，其餘時候都是小米粥、大窩頭、蒸土豆、醃酸菜度日。最好的飯是黍子糕，雁北稱黃糕，逢年過節才吃；頂級的是炸油糕，但在缺糧少油的年月，只有誰家結婚辦喜事時才能吃上一頓油糕。
那時每頓飯吃四五個窩頭是小飯量，女生一點不比男生少吃。記得有次村裡讓知青出民工修公路，那可是個累活，有位知青一頓飯吃了6個窩頭，而且沒有菜。回北京後，他曾一口氣吃光了全家的兩屜饅頭，共12個。爸爸驚奇地看著兒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媽媽傷心地躲在屋角偷偷擦眼淚。另一位知青回家創造了吃129個餃子的最高紀錄，至今說起來還得意得很。
在插隊的日子裡，我們擔過糞，修過渠，趕過車，送過糧，割過谷，揚過場，打過井，蓋過房，背過磚，代過課。我們穿老羊皮襖，草繩繫腰，抽旱菸袋，赤腳盤腿上炕，在煤油燈下學習“九大”文件，宣講最高指示，朗讀導師語錄，開展批林批孔。什麼苦活累活都體驗過了，什麼政治風浪都經過了，在今後人生的道路上，任憑寒風凜冽，任憑惡浪驚濤，都不在話下。這，正是我們“老知青”一代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北京知青又回到了當年的知青小院。
嬉戲：少年不知愁滋味
雖然農活又苦又累，但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一躺在炕上就睡著了，第二天又是精神抖擻，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年輕人喜好在大自然裡撒歡兒，撒野，在黃土地裡打滾，喊叫，將心底抑制不住的野性淋漓盡致地發洩出來。
置身於純自然、真優美的塞外山村裡，中學生的小資情調油然而生。春夏之交時，一天的農活之後，我們常結伴到村外小樹林中漫步，到桑乾河畔玩耍，青春的浪漫與少年的頑皮交織在一起。我們還自導自演了幾幕輕喜劇——偷瓜、偷雞、偷跑。
插隊第一年，我們磨腫了肩膀，將金黃的沙子擔到瓜地裡鋪好，一棵棵秧苗栽下，一碗碗水、一勺勺肥飼候，終於，瓜秧長大了，開花了，結了核桃大的小西瓜了。一個月過去，西瓜長得碗口粗了，又一個月過去，有足球大小了。望著自己親手栽的西瓜，我們興奮極了，西瓜六七成熟時，就按捺不住了。
那是一個沒有月光的夏夜，我們一行8個小夥子摸黑出了村，向著村東南方的瓜地進發。我們趴在瓜地裡，像鬼子偷地雷似的摸摸這個，敲敲那個，不知哪個更熟些。
突然，一道道手電光向我們射過來，接著就是山西味兒的喊叫：幹什麼的？都站起來！
大家不約而同地嗖地爬起來，一直朝村南的小樹林中跑去。一口氣跑個了近千米，在小樹林裡停住了，猛然發現，一位知青手裡還抱著一個生瓜，大家哈哈大笑起來。稍做休整，大家統一了口徑：“我們集體到村外散步，從沒去過瓜地。”
到了村口，突然竄出五六個基幹民兵，大喝一聲：“站住！”手電筒上下亂照。不容分說，將我們連推帶搡，帶到了村大隊部。沒用10分鐘，我們就都成了“叛徒”——全招了。
偷雞的經歷至今想起來還覺內疚。那些年，天天窩頭鹹菜，肚裡沒食，口中無味，我們將兩眼盯住了滿村亂跑的雞。
一天下午，一隻花母雞跑進了我們知青小院覓食。我們眼睛一亮，立即圍攔堵截，用一把小米將花母雞“引誘”進伙房，然後關上門。深夜，我們兩個人悄悄進入夥房，用手電一照，花母雞正縮在牆角睡覺，它還沒醒過勁來，我們就撲過去，一把攥住了它的脖子和腿，許久不敢鬆開，怕它叫出聲來。大約過了5分鐘，花母雞渾身軟綿綿的，死了。我們的手和腿卻一直在抖，腦袋上冒出了虛汗。
我們半夜悄悄生起了灶火，燒開了水，褪盡了雞毛，開始燉雞。神不知鬼不覺，美美地吃了一次雞。雞肉吃光了，我們將雞毛、雞腸、雞骨頭包到一張破報紙內，扔到了院外南側的糞坑裡。
第二天，丟雞的婦女到處叫著喊著找雞，我們躲在屋裡不敢笑出聲。現在想起來，內疚極了，真想說一聲：“對不住了，我們的山西大嫂！”
偷跑的故事就更帶有離奇色彩了。1969年7月，插隊已8個月了，知青們筋疲力盡，人又黑又瘦，像頭小黑驢子。大家天天盼下雨，下雨可以不出工，在屋裡學語錄，抽旱菸，聊大天。
有一天，天黑沉沉的，大雨傾盆，從早晨一直下到中午。我提議，1963年北京下了一場雨，一下就是十幾天，這次的雨很像那年，可能也要連下十幾天，我們不如偷偷回北京幾天，誰也不會知道。
提議很快得到一致的贊同。下午2點，我們一夥8人披著雨衣，戴著草帽，分散著出了村，踏著泥濘的土地，淋得渾身溼透，走5裡地到公社，用了一個多小時，再搭汽車到大同，花5分錢買張站臺票，當夜登上了大同到北京的火車，第二天一早，到了！
當時沒有電視，更沒有全國的天氣預報，電話還是手搖的。也不知大同下雨不下雨。在北京住了一週後，幾個人灰溜溜地回了村。
老鄉說，那雨就下了一天多，第二就豔陽高照了，出工咋不見知青了？貧協主席、大隊書記給我們開了兩天會，我們對照最高指示，狠鬥私字，深挖根源，將自己臭罵了一頓，偷跑的事總算畫了個句號。
回村：鄉音未改鬢毛衰
50年過去了，“老三屆”快進入古稀之年了。但是，一旦追憶起上山下鄉這段往事，總有說不完的話。
前些年，北京冒出了許多諸如“老插酒家”“老三屆食城”“黑土地酒家”“大草原餐館”等帶有明顯懷舊情結的餐館，成了老知青聚會的場所。一壺老酒，幾盤小菜，對酒當歌，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十幾年前，北京舉辦了一場反映知青生活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生活回顧展覽”，數十萬人前去參觀，一時轟動京城。北京音樂廳也曾推出了一臺“呼喚——老三屆的歌”。臺上一人唱，臺下千人和。北京還曾舉辦了一場名為“共和國兒女——老三屆”文藝晚會，參加者幾乎都是當年的老知青。
此類紀念活動動靜太大，官方怕引發不測，故不提倡、不支持、不批准舉辦老知青懷舊類大型活動，但民間自發的中小型懷舊活動此起彼伏。
這些年來，老知青們常尋蹤懷舊，重返第二故鄉，為的是一了多年的心願。有的結伴駕車，有的攜兒帶女。有的發達了，為尚在貧窮之中山村捐錢捐物；有的做了政界高官，悄悄地利用其影響力，使當年下鄉的地方儘快脫貧致富。
終於，我們有了一次難忘的回村之旅。
那是2008年秋天，我們下鄉插隊整整40年之際，我們十幾位老知青駕車從京城出發，沿京藏高速公路，穿八達嶺，走懷來宣化，一路在黃土高坡上狂奔，三個多小時就抵達了大同，再沿村莊小路繼續前行數十里，桑乾河畔的那個小村莊已依稀可見了。
近鄉情更怯。
寂靜的小山村沸騰起來了。我們與村民聚在一起，任憑熱淚止不住地流，大家相互尋找著熟悉的面孔。善良樸實的鄉親們圍攏過來，仔細打量，居然能叫得出我們大部分人的名字來。他們拉著我們的手久久不放，不停地說著40年前的往事。雖然時隔多年，我們還能清晰地認出，這裡是唱樣板戲的小廟，那裡是碾穀米的磨房，還有買過香菸的供銷社、代過課的小學校，一點也沒有陌生感。
我們步入了當年居住的知青小院，我們尋找著各自住過的房間：門窗還是原來的門窗，土炕依舊是原來的土炕，只是光澤不再，破爛了許多。
小院現在成了村委會的臨時辦公之地。當年我們插隊之時，國家給知青發放200元安家費，在每月工資三四十元的年代，200元是一筆大數目了。村裡決定，用這筆“鉅款”為我們蓋一座知青小院。村裡找來三五個技術嫻熟的農民主持蓋房，十幾個男女知青齊上陣，搬磚和泥當小工。我們到村外小樹林砍樹，粗的當樑柱，細的當椽子，把村裡磚窯的青磚搬過來。經過兩三個月的忙碌，我們的知青小院——一排七間的新磚房終於建成了，成為村裡最豪華的建築。
這座原汁原味保存至今的知青小院，幾年前已經被列入“大同縣文物保護單位”了，小院門口樹碑明示。
當年在這個小院裡，我們說說笑笑，洗衣做飯，養豬養狗。閒暇時在院內讀書，下棋，打撲克。十幾名男女知青曾在一口大鍋裡吃飯，搶過小米粥，偷過山藥蛋，藏過玉米麵窩頭，醃過老酸菜。當然，同在一個屋簷下，也免不了磕磕絆絆，打打鬧鬧。
聽說北京的知青回村了，熱情的鄉親們越聚越多，紛紛拉著我們的手說：“今天，你們回到了家鄉，見到家鄉的人，還要吃頓家鄉的飯！現在日子好過了，有的是油，給你們炸油糕吃！”
土炕上，並排擺兩個炕桌，喝山西汾酒，吃雁北黃糕、油糕、涼粉、土豆熬酸菜，凡我們當年吃過的，都擺在了炕桌上。又吃上當年的飯菜了！我們盤腿坐在土炕上，邊吃邊聊，邊唱邊流淚，頻頻舉杯，不醉不休。
因為，這裡是貧瘠的黃土地，這裡也是我們的第二故鄉。
（本文作者系中國新聞社原副總編輯、中國傳媒大學特聘教授）
值班編輯：俞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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