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可能是“巴勒斯坦唯一拍喜劇”的導演，為什麼不拍符合大眾“期待”的暴力、苦難與流離失所？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5期，原文標題《拍喜劇的巴勒斯坦導演》

作為可能是“巴勒斯坦唯一拍喜劇”的導演，伊利亞·蘇雷曼憑《必是天堂》拿到了剛剛結束的第72屆戛納電影節費比西獎和主競賽單元評審團特別獎。敏感的身份背景，搭配並不符合大眾期待的電影風格，二者之間的反差讓伊利亞·蘇雷曼和他的電影擁有了更大的解讀空間。

記者/宋詩婷

在《必是天堂》裡，伊利亞·蘇雷曼離開家鄉，遊蕩在巴黎、紐約街頭，尋找一個新的居所

來自巴勒斯坦

在戛納電影節期間，伊利亞·蘇雷曼的每一次出現都很顯眼。不管是走紅毯、出席發佈會，還是坐在海邊喝咖啡，他頭上總戴頂淺黃色禮帽。禮帽下是一副黑框眼鏡，花白的絡腮鬍子與隱約露出的鬢角相連，禮帽、絡腮鬍子和眼鏡掩護著他不時落在旁人身上的目光，那是一種冷眼旁觀，有時又迷茫中帶著點嘲諷的目光。

伊利亞·蘇雷曼的這副形象幾乎原封不動地出現在新電影《必是天堂》中。在這部他自導自演的電影裡，蘇雷曼飾演自己——一位一直在路上的巴勒斯坦導演。電影中的蘇雷曼無心再待在常處於政治漩渦中並不斷被鄰居打擾的拿撒勒，他決定起身出發，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外的城市尋找安靜祥和的新居所。

第一站是法國巴黎，然後是美國紐約，他遊走在曾經大眾心目中自由、民主，甚至浪漫的標誌性城市中，也試圖與城中的人打交道，在那裡繼續自己的電影事業。但遊蕩了一大圈後他卻發現，在這些他曾抱有幻想的城市裡，恐怖、暴力同樣存在，人們同樣處在緊張而缺乏安全感的氛圍中。蘇雷曼感到失望，他沒能找到想象中的烏托邦，最終還是回到了曾經想要逃離的拿撒勒。在那裡，他繼續面對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和荒唐，並企圖找到一種新的方式，與尷尬的身份和社會環境妥協，也與喜歡佔便宜的鄰居和諧相處。

導演伊利亞·蘇雷曼在電影中設置了很多生活中的小場景、小景觀，並把尷尬、滑稽的橋段安置在其中，而演員伊利亞·蘇雷曼作為一個旁觀者，始終處於場景之中，用他標誌性的疑惑而淡定的眼神觀察著這一切。

本是部輕喜劇，但聯繫到伊利亞·蘇雷曼的身份背景，《必是天堂》可以解讀的空間就大了很多。

這位59歲的導演出生在巴勒斯坦的拿撒勒，那裡是耶穌的故鄉，也是他在那之後的幾十年裡不斷失去的故鄉。蘇雷曼7歲那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在那場戰爭中，以色列佔領了整個巴勒斯坦，更多阿拉伯人被迫流落到周圍的阿拉伯國家和世界各地，蘇雷曼正式失去了自己的國家。塞爾維亞導演埃米爾·庫斯圖裡卡的電影《地下》裡有段話，“曾經有一個國家叫南斯拉夫”。青少年時期的蘇雷曼心境與《地下》，與庫斯圖裡卡很像。儘管後來巴勒斯坦又宣佈成立國家，但國家權利和個人身份很難得到承認，再加上常年備受國際關注的阿以衝突，複雜的政治、宗教環境，蘇雷曼的“巴勒斯坦導演”身份就成了大眾解讀他和他的電影繞不過去的視角。

《必是天堂》在剛剛結束的第72屆戛納電影節上獲得費比西獎和主競賽單元評審團特別獎

《必是天堂》在剛剛結束的第72屆戛納電影節上拿到了費比西獎和主競賽單元評審團特別獎，後者更像是電影界的“諾貝爾和平獎”，常常用來獎勵像蘇雷曼一樣身份背景特殊，並以人文關懷或反思視角聚焦社會、政治問題的導演。

作為可能是“巴勒斯坦唯一拍喜劇”的導演，蘇雷曼並不避諱自己身份背景與電影藝術之間的關係，甚至在作品中調侃它。《必是天堂》裡有一幕，蘇雷曼去見一位製片人，製片人看了他的電影策劃案，知道這將是一部幽默電影后，就委婉地拒絕了他，因為他的電影“還不夠巴勒斯坦”。在製片人看來，蘇雷曼沒有好好利用自己的苦難經歷，一部巴勒斯坦的幽默喜劇片遠不如給觀眾看戰爭、憤怒和流離失所有票房保障。“這件事的確是真的，就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我籌拍自己的第一部電影的時候。”蘇雷曼解釋這個橋段的由來。

除了親身經歷，蘇雷曼把更多對生活的觀察打碎、重組，建立了一個個具有反諷意味的場景和橋段。在拿撒勒，有位鄰居常常到蘇雷曼家偷果子。佔了鄰居的果子，還不忘在地上新種一棵樹，導演藉此隱喻巴以之間的關係。在巴黎著名的杜勒麗花園裡，圍噴泉而坐的人們緊張地捍衛自己的那把綠色椅子，男人、女人們站起身，椅子滑稽地粘在屁股上，人和椅子一起挪動，每個人對“領土”與所有權的爭奪無聲而禮貌地進行著。蘇雷曼坐在街頭喝咖啡，四位警察突然出現，空氣中一陣緊張，但下一秒，警察掏出尺子，開始丈量店面的戶外擺設是否符合規範。在空無一人的巴黎街頭，坦克漫步街頭，在這樣的氛圍下，每日飛過巴黎上空，留下彩色煙霧的飛機也像戰鬥機一樣讓人恐慌。

到了紐約，蘇雷曼被邀請參加一場以巴勒斯坦籍人士為主角的演講活動，主持人每介紹一位，臺下的觀眾都爆發出持續不斷的掌聲，惹得主持人不得不要求大家，每介紹一位只允許整齊劃一地鼓掌一下。紐約人熱情地歡迎著巴勒斯坦人士，但在對各種行為表演早已見慣不怪的中央公園裡，一群警察拼命追逐一個揹著天使翅膀、身上畫著巴勒斯坦國旗的女孩。隨後，在紐約一家超市裡，蘇雷曼看到每個人都帶著槍，甚至火箭發射器，就好像那是一個書包，或者購物袋。

“整個世界都像是巴勒斯坦的縮影，恐懼、不安和迷茫到處都是，任何地方都是故鄉，也是流放地，這是這部電影我想呈現和探討的東西。”蘇雷曼說，和以往的作品相比，《必是天堂》找到了更能與大眾共情的議題。

漫遊者

拿撒勒、巴黎、紐約，三座城市都是蘇雷曼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作為一個很早就“失去了故鄉”的人，電影內外的蘇雷曼都把自己放在了漫遊者和觀察者的位置，他的思想和創作靈感都來自於他對日常生活和全球政治、文化變遷的觀察與思考。

《必是天堂》是蘇雷曼的第四部長片作品，在被稱作“巴勒斯坦三部曲”的《消失文明的編年史》《神的介入》和《時光依舊》之後，他花了10年時間，把視野轉向了更廣闊的空間。曾經，巴勒斯坦是世界的縮影，在《必是天堂》裡，世界各個角落的荒誕場景都成了巴勒斯坦的縮影。

蘇雷曼一直在自己的電影裡呈現兩種元素，殘酷的政治和他骨子裡的幽默。前者是成長經歷帶給他的，後者則是他對電影美學的要求。

基於這兩方面的追求，幾乎是從第一部電影開始，蘇雷曼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他進入電影行業並不早，算得上是大器晚成，36歲才完成了自己的長片處女作《消失文明的編年史》。“在拿撒勒時，那裡只有一家電影院，很少有機會看電影。”蘇雷曼說，直到今天，他看過的電影在導演中都算是少的，“甚至比不過很多普通觀眾”。

對電影感興趣是從21歲以非法移民的身份到了紐約開始的。剛到紐約那幾年，蘇雷曼日子過得很苦，他不得不拼命打工來維持生計。但紐約畢竟是大都市，他在那裡開始進電影院看電影，並漸漸有了興趣。接受採訪時，他曾提到過，當年，身邊有些朋友還在學校裡讀書，朋友帶他到紐約大學裡看電影，他常常要從消防通道進去，在電影院亮燈之前就要悄悄離開。所以，很多電影都看不到結局。

30歲那年，蘇雷曼寫出了自己的第一個電影劇本，並把它拍成了一部短片作品。“我並不知道怎麼寫劇本，更不知道怎麼拍電影，當時完全是對著波蘭斯基的《中國城》劇本照貓畫虎。”蘇雷曼說。

雖然沒看過太多電影，但蘇雷曼看過很多電影人寫的文章和書。和電影技術相比，他年輕時更在意的是，那些偉大導演們如何通過電影獲得話語權，甚至是反抗的力量。“讀戈達爾的書時，我根本不知道他的作品，只是對他獨特的敘述結構著迷。”蘇雷曼說，因為成長背景，他從小就被邊緣化了，所以對好萊塢那些先入為主的，也更主流的談論巴勒斯坦的故事相當排斥，他想找到屬於自己的講述方式。

1994年，蘇雷曼離開紐約，搬到耶路撒冷。他開始在約旦河西岸的比澤特大學教書，還由著自己的興趣，在大學裡建立了電影和媒體專業。也是回到中東之後，開始了自己真正意義上的電影創作。兩年之後，完成了長片處女作《消失文明的編年史》的拍攝。

那或許是迄今為止，蘇雷曼故事性最強的一部電影。這部偽紀錄片風格的電影有半自傳色彩，講述的是導演蘇雷曼尋根之旅路上的見聞。電影中隨處可見阿拉伯人的身份和文化危機。

到了《神的介入》和《時光依舊》，蘇雷曼反敘事，幽默諷刺的風格就更強烈了。他依然在電影中扮演自己，依然遊走在城市和鄉村的各個角落，冷眼旁觀身邊發生的一切。作為導演的蘇雷曼很健談，但電影中的蘇雷曼幾乎沒有任何臺詞，是個純粹的觀察者。

和《必是天堂》一樣，幽默和荒誕感存在於他的每一部電影中，這些幽默和荒誕最終常常指向政治和身份的尷尬。在《神的介入》裡，一個巴勒斯坦男孩用核桃炸掉了一個坦克，人們在約旦河西岸的以色列牆上上演撐杆跳，以阿拉伯學生為主的拿撒勒小學在“希伯來語歌唱比賽”中獲得了一等獎……蘇雷曼想要展現和探討的問題很嚴肅，但他總用輕鬆的方式呈現，就像他從來都對《必是天堂》裡製片人渴望看到的那種巴勒斯坦電影意興闌珊。

“很多時候，當你覺得電影有趣時，它所表達的東西和背景並不有趣。”蘇雷曼說，他只是想在呈現那些沉重議題的時候輕鬆一點，溫柔一點。

在伊利亞·蘇雷曼的電影裡，他本人常常扮演一個觀察者的角色，禮帽、眼鏡和局外人的姿態成為他標誌性的形象

專訪導演伊利亞·蘇雷曼

三聯生活週刊：電影裡有一幕很有趣，你飾演的男主角帶著電影項目去找投資人，對方聽到一個巴勒斯坦導演要拍一部幽默電影，就拒絕了。這是來源於真實經歷吧？

伊利亞·蘇雷曼：這件事的確是真的，就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我籌拍自己的第一部電影的時候。那時，一個巴勒斯坦導演要拍一部幽默電影這件事在歐洲左派世界並不受歡迎。不僅在投資人層面，在觀眾層面大概也不那麼討好，一個巴勒斯坦導演，人們希望從他的電影裡看到暴力，看到苦難，看到流離失所，這是符合人們期待的。

三聯生活週刊：幾乎從第一部長片《消失文明的編年史》開始，你就採用了這種幽默的、旁觀的方式拍電影，而且越來越傾向於沒有臺詞對白，你是如何確定這種風格的？

伊利亞·蘇雷曼：我大概是唯一一個拍幽默喜劇的巴勒斯坦導演。事實上，我從小就發現，在複雜的政治局勢和經濟形勢之下，我們所生活的環境中總有很多絕望的荒謬，這些東西很諷刺，也以幽默的形式存在著。在我的成長、旅行和觀察中，因荒謬而誕生的幽默無處不在，關鍵問題是，如何在電影、在藝術中選擇那個荒誕感誕生的時刻，再加上它的現實背景和文化背景，幽默就能成為某種抵抗的武器。當我用影像去呈現這種幽默時，當觀眾對著大銀幕體驗這種幽默時，他們更容易記住這些場景和導演要表達的東西。很多時候，當你覺得電影有趣時，它所表達的東西和背景並不有趣。

三聯生活週刊：因為你的巴勒斯坦身份，幾乎電影的每一個隱喻、每一個橋段都會和你的背景、巴勒斯坦政治背景相聯繫，這對你來說是困擾，還是正合心意？

伊利亞·蘇雷曼：就像我剛剛說的，人們對地域性，尤其是巴勒斯坦這樣的地方有一些先入為主的期待，大家有已經成型的“一部巴勒斯坦電影該是什麼樣”的概念，大家對一部法國電影、冰島電影都有類似的期待。我是巴勒斯坦人，我所拍的電影是巴勒斯坦電影，就像一個法國導演所拍的一定是法國電影。但我不希望自己的電影是用來滿足這種期待的，它不該只針對巴勒斯坦這個地區。我一直在嘗試解構被強加的民粹印記，實際上，這些印跡是本土藝術家們根據自己對巴勒斯坦的認知而集體構建出來的，他們擔心這些印跡要是消失了，那他們的藝術靈感也會跟著消失。

但在我看來，巴勒斯坦背景更多帶給我的是一種看世界的方法，帶著這樣的視角，我不僅看到巴勒斯坦的不公正，也看到了世界各個角落所存在的類似的問題。

三聯生活週刊：這種視角就是《必是天堂》的靈感來源嗎？

伊利亞·蘇雷曼：電影裡呈現的三個地方，家鄉拿撒勒、巴黎和紐約，這些都是我生活過的地方。身處其中，只要細心觀察和感受就會發現，巴勒斯坦式的荒謬和矛盾無處不在。你去歐洲、北美、非洲、南美……類似的爭端和麻煩時時刻刻都在發生。每個人，尤其是像電影中呈現的中產階級，大家都陷入一種對於自己是誰、想成為什麼樣的人的迷茫中，有一種疏離感，處處是家鄉，處處也都是流亡地。

三聯生活週刊：你試圖把這種抽象的感受和政治、經濟大背景用日常化的情節和幽默橋段呈現，你是如何在生活中抓取這些場景和靈感的？

伊利亞·蘇雷曼：其實並不難，只要你和我一樣每天坐在咖啡館裡，每天去喝酒吃飯，就能和我一樣看到這些。在影像的呈現上，我希望每個畫面都有很多層次，創造一個開放的空間，給予觀眾影像上的民主。電影提供的是非線性的影像，觀眾可以從分散的碎片中讀取影像信息，參與到影像和故事的構建中來。包括在臺詞上很節制，甚至沒有臺詞，也是因為我不希望在電影裡直接地傳遞太多明確的信息。我要挑戰約定俗成的導演的視覺權威，這是我希望在自己的電影中去嘗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