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白巖鬆 編輯 | 金雀兒
布穀老師：
死亡，是一個沉重的話題。我們中國人在面對性教育、死亡教育時，總是習慣性地選擇“逃避”。
白巖鬆說：“中國人討論死亡的時候簡直就是小學生，因為中國從來沒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最近，《經典詠流傳》上沙溢的小兒子的一句“人老了會不會死？”問到了無數家長的心坎裡，或許你的孩子也問過同樣的問題。
那麼，你是怎麼回答的呢？
我們的教育中，一直缺席“死亡”這一課，長輩們通常會選擇用善意的謊言欺騙孩子，因為擔心孩子無法理解生命與靈魂。
其實，我們之所以含糊其辭，是因為在長久以來，在對死亡循環往復地避而不談中，我們對死亡也很茫然。
死亡教育，是時候從我們這一代父母開始進行轉變了。
讓孩子懂得死亡的無情，才能懂得生命的意義。
生和死，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一、死亡終究會到來
中國人討論死亡的時候簡直就是小學生，因為中國從來沒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我四處在提倡健康壽命，因為中國預期壽命已經到了76歲。如果一個人從65歲就開始進醫院，不管對個人還是對這個社會，代價都很大。
但是另一方面，醫學在延長預期壽命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前端。在解放之前，我們的預期壽命才40多歲，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新生兒死亡率高，這極大的拉低平均水平。
進入新中國之後，保健等各方面做得非常好，新生兒死亡率大量下降，因此伴隨著生活質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及醫療的保障，我們平均預期壽命在增長。
“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這是特魯多醫生的墓誌銘。
它充分反映了一個真正的醫學工作者對醫學應有的科學認知。科學不是玄學，玄學可以無極限。之所以認定醫學是科學，就是它知道自己是有限制的，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迎刃而解。
其實大家很清楚，我們現在絕大多數疾病是治癒不了的。上個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抗菌藥幾乎是藥到病除，現在呢？
那個時候四十萬單位差不多了，現在過千萬也沒有作用了。
50年代美國的食藥監局一年出臺的新抗生素是十幾個，新世紀頭十年是兩個。細菌早已經在抗菌藥的作戰當中進化得非常強。
死亡是一個必然會達到的終點。至於是76歲到來，86歲到來，還是96歲到來，需要科學進步，但是它終究會到來。
如果沒有死亡的到來，生命將變得非常低質量。
宋美齡過了一百歲的時候，在美國曾經發過這樣的感慨：上帝為什麼對我如此糟糕，還讓我繼續活下去，我已經沒有認識的人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生命一旦到了你已經沒有認識的人，你沒有任何牽掛的時候，我不知道那個長度還有何質量？
但是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一切都是跟傳統的東西在作戰，我認為這才是最核心的。比如說我們會說到泰戈爾的“生如夏花般燦爛，死如秋葉般靜美。”
在他的背後有對生命的認識，他背後對生命的認識在於有宗教的某種因素在起作用。
而中國呢？我們的敵人就一句話：好死不如賴活著，你給我戰勝它。
二、漢族“死亡觀”的變遷
我是從草原來的蒙古族人，在我的潛意識和心裡，一直非常不認同漢族人的死亡觀。
為什麼呢？
因為在草原上對待死亡不像在漢族地區這麼哭天搶地、要僱人來哭什麼的，弄得極熱烈。在草原上走了，是回到自然當中去了，吃飯的時候擺一雙筷子，母親唱一首歌就過去了。自然對蒙古族人來說是一種宗教的力量，所以他會這樣去看待死亡：你從自然中來，死後回到自然中去。
其實漢族人最初不是這樣的。道教的源頭是《道德經》，《道德經》裡對死亡有非常清晰的認識，中國人都把《道德經》裡對死亡的認識給理解錯了。我們現在說出生入死，指的是人膽大。
《道德經》後面有四個字，“出生入死”，含義是人一出生就直奔死亡而去。
所以後面接著說，其實長壽的人十有三，不長壽的人也十有三，但是還十有三是原本應該長壽最後短壽了的，原因就是他為長壽做了太多的事。
《道德經》裡面還有一句話表達了那個時候漢人的死亡觀：死而不亡者壽。人死了，但是人的名聲、精神、人格沒有在人世間消亡，這才是真正的長壽。
說明那個時候的漢人並沒有把生命物質的終點當成是終點，他有更高的追求。現在的漢人又是怎麼樣呢？好死不如賴活著。
在“好死不如賴活著”這種觀念下，醫學界探討“如何讓死亡有尊嚴”是一個具有極大挑戰的事情。我們要對四種人談這個話題：醫生、告別者、告別者的親人和家屬，以及圍觀者。
醫生要面對三種人群，兩種是具體的，一種是無形的。
死亡有的時候像一場作秀，像一場表演，像一場面子工程，原因在於圍觀者施加了相當大的壓力。
其實所有的醫生都很清楚，最後幾天的醫療費用在人生的全部醫療費用中佔比是極高的。這麼高的佔比，既有孝順，也有圍觀者施加的龐大的社會壓力。因此這不是醫學能夠解決的問題，這是社會學的問題。而圍觀者想要從這裡消失掉的話，需要解決的是對死亡的正確認識。
三、如何面對告別者
回到具體的做法，對於一個告別者，最好的狀態是擁有一個清醒的告別過程。
這一點想做得有尊嚴相對容易，但對醫生來說相當大的挑戰是如何告訴病人實情，接下來的治療如何不以無效的挽救為目的，而是以減除痛苦的醫學撫慰治療為目的。
醫生給病人插很多管子，最後他又疼又難受，其實不如在這個時候讓他吃止疼的藥，能睡一個好覺，保持還算不錯的胃口，有尊嚴地交流。
那麼如何把痛苦的無效挽救治療演變成具有撫慰和“麻醉”性質？我們在探討的時候要傾向於後者。如果都像巴金那種，孩子掉著眼淚說，我爸爸在為國家活著，插了無數管子。有價值嗎？有意義嗎？沒意義。
因此當告別者有一個清醒的告別過程的時候，我們要尊重他本身的意願，而且這是時代進步會產生的結果。一代又一代人，學歷越來越高，越來越有文化，如果不能在死亡這點上有高超的認識，學歷和知識有什麼價值呢？
我們這一代人，當你擁有一定的學歷，受過很多的教育之後，你應該對死亡有更加清醒的認識。
越是受到過高等教育，越應該接受“不要去浪費太多的資源”，要尊重科學，探討如何更好地有尊嚴地告別。
但是接下來的挑戰在於，不是所有的告別者都擁有一個還算長的清醒的告別過程。如果一個人突然發生疾病迅速到無意識狀態，這個時候必然是親人和家屬要替他決定的，這怎麼辦？親人和家屬一旦要做決定的時候就不再僅僅是親人和家屬本身的知識和醫院水平所起作用了，另一方面在圍觀者。這就很難了。
另外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是信任，親人與家屬經常把小概率的期待給放大成100%。這個時候是對醫學的一個挑戰，那麼醫生在告知親屬的時候，有沒有給另一個選項，讓他增大對事實的信任？作為告別者的家屬，當他信任了這個結果是不可逆的時候，他會選擇更理性的結果。但是家屬經常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礎上，想再去為挽留告別者生命賭一把。
那麼我們在遇到像腦死亡這種極端的情況下，用什麼樣的機制和體制保證正確的選擇措施呢？是否可以像第三方一樣，能夠讓家屬做出“拔掉管子”決定的同時獲得一種撫慰？
武警總醫院急診科的主任給我講過一個故事。
有一天送來一個遭遇車禍的孩子，門口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爸爸媽媽六個人跪在那兒。
他很清楚這個孩子沒了，各項指標都顯現出來了，但是他還是在手術檯為這個孩子繼續搶救了將近兩個小時。
他的目的只有一個，讓外面這六個人有一個接受的過程，這兩個小時其實不是在治孩子。外面有人勸阻有人講解，孩子家人從那個簡直不能接受的一瞬間，慢慢經過了將近兩個小時。
這個時候主任出來了，告訴了他們最後的結果。前面兩個小時該做的工作都已經做了，這何嘗不是一種尊嚴呢？
我們還要考慮他的親屬的感受。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醫學也應該做這樣的統計：有多少人是擁有清醒的告別過程，而多大的比例是擁有不清醒的告別過程。然後能夠更準確地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知道“死亡教育”有多少比例是針對本人，有多大比例是要做親人和家屬的工作。
在這個社會上更難做的是對圍觀者的工作，只有當圍觀者對生命有更加準確的認識之後，患者的內心活動才可以不那麼落伍。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確是需要死亡教育，因為在中國的文化中“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觀點根深蒂固。
四、莫諱談死亡
另外一個問題是大家都忌諱談論死亡。從草原上來的我覺得很奇怪，這有什麼不可談論的？談多了就會免疫，慢慢就會尊重科學。
餘華在《收穫》上寫了一篇文章，有一個細節令我很感興趣。餘華當初在浙江時是醫院的子弟，那個時候醫院和家屬宿舍都在一塊，他家的對面就是醫院的太平間，所以他見慣了，免疫了。夏天浙江太熱了——終於有一天，餘華找到了一個最涼快的避暑地方：太平間。每天中午他都到對面看看，只要床上沒人就去睡會，絕大多數睡得很舒服，但也經常被家屬給趕走，因為有人要送到這個床上。
當日常生活中我們不那麼忌諱死亡，談論死亡更多一點，人們慢慢就會免疫，更理性地看待它。就像餘華敢睡在太平間，一個孩子都能不產生畏懼，就因為他見過太多。而中國人如果要談多了，慢慢也就會去了這個忌諱。
其實每天都有走的人，人來人往。但平常生活中沒有人談論死亡，我們假裝不知道有死亡這回事，彷彿不存在一樣。我們在世俗生活中有意識地陰暗化、邊緣化了整個身後事。
有一次我在上海，我們有一個同事突然去世了，運不回北京。然後楊瀾我們幾個就緊急在上海想辦法在那裡辦告別儀式，後來才知道龍華的殯儀館不加塞排隊根本沒戲。最後我們臨時在早上六點半還是七點，給了一個小時，就是趁人家下一個來之前趕緊弄完。
這才知道原來死亡是需要加塞的。
所以面對這四種人，醫生的挑戰是巨大的，需要我們把醫學更多地當做科學。
討論死亡是一個開頭，要做很多的事情，否則我們誰也受不了這種龐大的醫療資源的浪費。另外，儲蓄健康要比儲蓄金錢重要得多，爭取讓中國人在越來越高的預期壽命的前提下以健康的狀態靠近它。現在離它的年頭有點長，我覺得我們的健康生命離76歲可能稍微有點遠，逐漸靠近它才是最佳的狀態。
白巖鬆
央視主持人，中國內地節目主持人、記者，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主持《新聞週刊》《感動中國》《新聞1+1》等節目，以其“輕鬆、快樂、富有趣味”的主持風格，深受觀眾喜歡。
布穀老師說：
無論生命是否存在，在有生的時間裡勇敢去愛，勇敢地接受別人的愛，這就是生命的真諦。
死亡讓我們分離，愛讓生命永生。
薩瓦特爾說：“認識死亡，才能更好地認識生命。”
死亡教育，是時候從我們這一代父母開始進行轉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