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以詩殺人?為何養尊處優，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並不是好事情

太史公司馬遷命運不佳，言事逆耳，幽於縲紲，遂憤然而嘆曰：“身毀不用矣！”因想：“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奮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司馬公仿效古聖先賢，不顧“蠶室”之辱，積憤筆端，歷經十載，寫就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開創了中國紀傳體史書的先河。更為重要的，是他為後世窮困文人在仕途之外洩憤、吶喊，闢出了一條別樣的路子。

其實，在古代，文人受儒家學說的影響，內心大多懷有“出仕”之念。李白和杜甫，就是兩個一直在找尋機會，想報效朝廷的人。李白的詩句“直掛雲帆濟滄海”，就是他渴望出仕再熱切不過的表白。他深深寄望於朝廷，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企望能在仕途上一展所學。他甚至不惜加意奉承，彎下腰來，給當時享有“薦士”盛名的韓朝宗寫信，懇求他向朝廷薦舉自己。杜甫也有同樣的境遇。他別妻離子，困躓長安十年，圖的，也不過就是一官半職——“立登要路津”。

但這兩人到了後來，李白雖然做了不到二年的“翰林供奉”，所事者，也不過就是寫寫宮廷讚美詩，例如“雲想衣裳花想容”之類，並未得到重用。而杜甫呢，雖然“數上賦頌”，陳述祖上一直“奉儒守官,未墜素業”，懇求“天子哀憐”，但直到“安史之亂”，杜甫也僅僅官居“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不過一個區區八品小官。他們兩個，都不曾“得志”。李白和杜甫皆為詩歌天才，如果一旦從政，會不會是“能臣”、“干將”？我們無法保證，但那個時候的唐玄宗，耽於享樂，沉溺聲色，無心留意拔擢文才武將，這一點，倒是確定無疑的。也正因如此，其時野有遺賢，遊逸江湖，於是乎，朝廷裡少了幾個站班的大臣，而有唐一代，卻因為有了悠遊山水間的李白和苦旅中躡屩擔簦的杜甫，成為了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座巔峰。

當然，在唐代，也不乏文人出為高官的事例，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一個。

白居易三十六歲便被用為翰林學士，翌年，又被“非次拔擢”，官拜左拾遺，為他大展“兼濟天下”的抱負，提供了可能。初為朝官的他，一時意氣昂揚，立志要有所作為，報效朝廷。他那一時期的詩作，也因此“皆意存諷賦，箴時之弊，補政之闕，往往流聞禁中”。他“食不知味，寢不遑安”，不懼豪強，甚至犯顏逆鱗，發出了“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的壯語，頗有幾分諍臣直士的氣概。但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磨礪，特別是遭到貶謫打擊之後，他的內心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是他此時境況的自我寫照。特別是到了後期，他官當得久了，也作得大了——居太子少傅，二品，月俸十萬——當年的意氣，自然也就蕩然無存了。於是他開始傾力購置田產，充實家業，過起了養尊處優的日子。他無日無酒，自號“醉吟先生”。他這一時期的詩作，或者“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閒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嘆無一聲”（樂天自語），變得十分消沉。以致後來竟有傳言說，白居易曾“以詩殺人”。

何有此言呢？我們且先來看看他的詩作《燕子樓三首》。在這首詩的前面，白居易寫了很長的一段序言，說“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眄眄，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為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眄眄以佐歡，歡甚。予因贈詩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邇後絕不相聞，迨茲僅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繢之訪予，因吟新詩，有《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為眄眄作也。繢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眄眄始末，雲：‘尚書既歿，歸葬東洛。而彭城有張氏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眄眄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於今尚在，’予愛繢之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作三絕句。”（見中華書局《白居易詩集校注》2006年7月版1208頁）這裡的“眄眄”二字，自宋代以後的刻本中，均為“盼盼”，姑且從之。

盼盼姓關，自幼出身娼門，色藝俱佳，尤喜吟詩，後被新任徐州刺史張建封看中，納為姬妾。她的三首《燕子樓》詩，在《全唐詩》八〇二卷、《唐才子傳》卷二中，都有收錄。張建封有燕子樓一座，納盼盼同居。後朝中旨下，授張建封為禮部尚書，張便攜盼盼往長安上任去了。不想十二年後，張建封病死，關盼盼重又回到了徐州，住在燕子樓中。她思念亡夫，終日以淚洗面，並決心為其守節，再不適人。她獨處燕子樓，一住就是十一年。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從好友張仲素（字繢之）那裡讀到了關盼盼的《燕子樓三首》，便也和韻三首並派人寄給了關盼盼。關盼盼見白居易的第三首詩中說：“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急教紅粉不成灰。”關盼盼知道，白居易對自己有所誤解，特別是當她看到白居易那首《感故張僕射諸妓》詩中寫道：“黃金不惜買娥眉，揀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心中萬分痛苦，遂作一首《和白公詩》，曰：“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全唐詩》於此有一行小注：“盼盼得詩，泣曰：‘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從死之妾，玷清範耳。’”遂絕食自殺了。臨死，她還恨恨吟道：“兒童不識沖天物，漫把青泥汙雪毫。”

依此傳言，關盼盼的確死在了樂天筆下。但傳言是否屬實呢？有人經過一番考證之後指出：白居易的這首《感故張僕射諸妓》，並非是寫給張建封，而是寫給其子張愔的；關盼盼其人也不是張建封的妾，而是張愔的家妓，所以，白居易“以詩殺人”，並不確切。

這裡，我們姑且不去探究事情的原委，單說這位寫出過《觀刈麥》、《賣炭翁》的“人民詩人”，曾經悲嘆與琵琶女“同為天涯淪落人”的政治失意者，竟然將自己置身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指責那些煙花女子，主人“一朝身去”，她們卻依舊鬻歡賣笑，並不以死去“相隨”， 不免顯得有些冷漠，因為，買笑賣笑，本來無關忠貞，不過是一場皮肉交易罷了，何況，那些煙花女子多數都是為生活所迫呢！倒是白居易本人，招惹“以詩殺人”這樣的流言上身，令人感到有些遺憾。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無疑與他後期官場守成，生活逸樂，意志消磨，有著非常直接的關係。這一點，我們只消去體味一下他《燕子樓三首》序言中那一連三個“歡”字，便自會明白一二了。

由此看來，衣食無虞，甚至養尊處優，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情，正如司馬遷所說：“古者富貴而摩滅，不可勝記”，反過來，那些古來堪稱經典的傳世之作，卻無一不是“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者寫出來的。

南朝那個“江郎才盡”的故事，也說明了這個道理。

這個故事有兩個版本。其一說，江淹之所以後來才不如前，原因在於他先前在夢中得到的那支“五色筆”，晚年復於夢中被郭璞索要了回去，手中沒了“五色筆”，他便再也寫不出那樣的錦繡文章了；其二則說，江郎所以才盡，是在夢中被一個叫張景陽的人討去了懷中的彩錦，從此他就再也沒有華章美句了。這兩個版本雖然各有不同，卻都基於一個事實，那就是，原來才華橫溢的“江郎”，到了後期，卻竟“泯然眾人矣”！只不過是“才盡”的緣由，說法有所不同而已。其實，那兩個導致“江郎才盡”的所謂原因，都不過是時人的一種附會罷了，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據《南史▪江淹傳》所載，江淹系獄後曾有這樣一段自白：“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可見，他為官之前，雖然出身寒微，卻能夠高蹈自守。他居官以後，先受累繫於牢獄，後又遭受貶謫，於是憤發苦讀，才思泉湧，這才寫出了一篇篇好文章，從而名冠一時。名氣一大，官運也開始通達。他三十五歲被拜為中書侍郎，而後一路升遷，直至尚書。問題出在江淹顯達之後。由於他權高位顯，周圍阿諛之聲漸起。他不是自警自勵，反而喜不自持，左右逢迎，今日宴飲，明日酬答，天天喜樂不盡，哪還有工夫、有激情去作什麼辭賦呢？此時的江淹，史書上說他，“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既然“不以著述在懷”，又豈能寫出好文章來？最終導致“才思微退”，自然也就是因因而果的事了。

以上幾樁事例，很值得我們玩味。李白因走出宮掖而能放歌山川，遂得“詩仙”之譽；杜甫遭逢“安史之亂”，不免一路顛沛，親歷了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方有“詩史”問世；樂天前陟後黜，是以詩風蛻變；江淹由困轉通，反讓“江郎才盡”。可見，官場順達常使文章頹落，生活豪奢卻致才思枯萎，這等事這等人，千古以來，何曾絕跡？有道是，人活一口氣，寫作何嘗不如此呢？歷代的文章，氣弱者，少精神，氣竭者，失魂魄。一篇文章若是了無生氣，還寫它作甚？還讀它作甚呢？故而，《文心雕龍》所談之“養氣”、韓愈《答李翊書》所言之“氣盛”、王季重一再強調“生動之氣”，皆此之謂也。

而要使文章得“氣”，作為作家，就不能希圖自己的經歷至平至簡，生活無風無浪，恰恰相反，豐富的閱歷和生活經驗對於寫作者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甚至十分關鍵的作用。何謂“經驗”？格非在《文學的邀約》一書中說：“這個看似簡單的詞語中，所包含的內容，至少涉及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是經歷或遭遇；其二是不同的主體對這種經歷和遭遇所產生的一系列反應。中國傳統文論特別注重作者的閱歷和經世的深廣，強調‘知人論世’，強調‘行萬里路’一類的生活經驗積累。”

那麼，作家為什麼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呢？這首先是因為，生活本身就是豐富多彩的。它千頭萬緒，紛繁複雜，瞬息萬變，因而難以窺其堂奧，如果我們“不在生活之中”，便不可能看清生活的本質，不可能把握生活的脈動，因而，作家筆下的那些所謂“生活”，也就只能是些表象化的東西。

另外一點，從內在規律上來說，生活有其自身的邏輯，它有蘊含的情，有深藏的意，有追憶的味，但如果不是深入其中，便只能“不識廬山真面目”。那種認為搞寫作，就一定要遠離人間俗世，必須離群索居，無疑是幼稚可笑的。但這裡所謂的遠離生活，並不是說作家沒有自己的生活，而是他的生活與時代脫節，猶如文革中的“逍遙派”，他只是那場災難的“看客”。而一旦作家對生活沒有了由衷之喜、切膚之痛，寫出來的文字便很難感動讀者。

所以，如果作家只過那種遠離塵世、無憂無虞、風平浪靜的日子，就抓不住社會的“內在矛盾”，就不能敏銳察覺生活的走向，更不要說成為時代的先知者了。若對生活無知，這本身就是作家的先天不足。格非曾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寫作而言，經歷和遭遇的獨特性、奇異性和劇烈程度，並非無關緊要，而且它對於創作的作用也已經被大量的文學事件所證明。假如沈從文沒有鳳凰地方的經歷積累，沒有十九歲就遊歷了大半個中國的奇特經歷，他絕大多數傳奇故事的寫作是無法想象的。狄更斯的情形也與此相仿。”（見《文學的邀約》28頁）司馬遷所列舉的那些事例，也充分印證了這一點。所以，我一直以為，作家如果不是來自於生活，或者不能作為普通一員沉入到生活的底層，而只是臨時到工廠、鄉村去“體驗生活”，並且在寫作時也沒有其它積累作為“被喚醒”的材料，那麼，所寫出來的東西，要麼浮光掠影，要麼胡編亂造，斷難讓人體味出獨特的、具有人生況味的作品，就更不要期望作品流傳後世了。

“體驗生活”與“來自於生活”永遠不可同日而語。所謂“體驗生活”，對於真正的寫作來說，不過聊勝於無罷了。因而，一位資深編輯曾經這樣說道：“小說和詩是相對獨立的，而散文是綜合的。小說和詩可以離個人的生存經驗稍遠一些，小說可以科幻，詩可以天馬行空，散文離不開生存經驗，生存經驗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借鑑別人的……一個人七歲可以寫詩，十二歲可以寫小說，而且可能寫得很出彩，但這樣的年齡是寫不出好的散文的。散文是綜合的藝術，有智慧的一面，也有世故的一面。”從他的這番話中，我們完全可以領會到，生活經驗，最起碼對於散文創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散文是一種最藏不住作者的文體，你的閱歷，你的見識，你的學養，甚至於你的人品，都會在你的筆下暴露無遺。

當然，我們也並不是要將“經驗”的作用絕對化，不能寫到監獄，就要求作家必須坐牢，寫到殺頭，便非要作家死一回。其實，“經驗”並不等同於生活本身。“經驗”是經過匯聚、提煉、感悟和思索後的東西，它是一種思維的成果。

事實證明，無論哪一個朝代，也無論哪一位作家，如果他不曾在現實生活中“摸爬滾打”過，不曾有過痛徹心扉、不曾淚流滿面、也不曾狂喜過、盛怒過，對生活沒有真情實感，而是一個生活的“局外人”，那麼，他對事物見微知著的細微觀察和獨特認知必然缺失，其結果，也同江淹一樣，就算掌握了再好的創作技巧，也寫不出“激揚文字”，就更不要說“千古文章”了，而硬編出來的那些玩藝兒，想“不痛不癢”、“隔靴搔癢”都不可能。所以，對於作家來說，首先是要自覺地沉入生活之中，以普通一員的心態參與生活、感受生活，而後筆下才會寫出生活的真實，文字才能夠讓人體會到人生的況味。國人自古不就有“多難興邦”、“殷憂啟聖”、“窮困礪志”、“逆境成才”等等一類的格言警語嗎？這些話，對於作家而言，自然也是顛撲不破的“硬道理”！

作者簡介：李漢君，自幼喜書，但讀得多，寫得少。及長，不過數年知青，數年醫生，數年編輯，隨波而逐流，漂忽兮不定。轉任文吏，縫裁嫁衣，方坐得幾年小吉普，轉眼又成田舍翁。於是復又埋首書堆，重操楮墨；煮字煉詞心繾綣，紙上談兵意沛然，無他，性本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