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的“黑人”牌:問題不在於政治正確,而在於偽善

奧斯卡的“黑人”牌:問題不在於政治正確,而在於偽善

2月24日,在美國洛杉磯杜比劇院,《綠皮書》主創人員手捧奧斯卡獎盃。《綠皮書》成本屆奧斯卡最大贏家。 新華社 圖

如果把本屆奧斯卡獎作為一次電影的盛會,那觀者的失望是不言自明的,近年來,這個老牌電影獎項的權威性日漸衰落,收視率屢遭下滑。本屆的奧斯卡獎的提名影片從藝術上來講大部分乏善可陳,大部分屬於製作精良的平庸之作。但是如果把奧斯卡作為觀察美國主流電影文化和世態人心的一個切口,那麼本屆奧斯卡獎或許有著不少值得我們玩味的內容。縱觀今年的最佳影片的提名作品,半數以上都與少數族裔議題有關。其中備受爭議的商業片《黑豹》,本屆奧斯卡上斬獲最佳影片的《綠皮書》,以及早前已經獲得戛納電影節肯定的《黑色黨徒》,關注的都是非洲裔美國人的故事。有趣的是,這三部電影正分屬不同的電影類型,它們從不同層面反映了美國電影對這個議題的表達。

《黑豹》與非洲的刻板印象

三部影片中《黑豹》上映時間最早,提名最佳影片的爭議最大,被認為是奧斯卡對年輕觀眾和少數族裔的“媚俗”。作為“漫威”系列的超級英雄電影本來並沒有太多突破,如果把主角換成白種人,故事也不會受到影響。但是這部集中展現“黑人”超級英雄和所謂非洲力量的作品還是在全世界範圍內獲得了讚譽。甚至有不少非洲裔電影人認為《黑豹》的成功有利於此後非洲裔電影人的作品獲得投資。

奧斯卡的“黑人”牌:問題不在於政治正確,而在於偽善

《黑豹》電影海報。

《黑豹》的意義在於由白人主導的超級英雄電影終於被黑人形象取代,這裡面的文化象徵意義重大。但是反對者也認為儘管導演和主創幾乎都是非洲裔,可是他們的視點完全是白種人的。電影講述的故事並不複雜,主體故事甚至有些像動畫片《獅子王》。

瓦坎達是一個位於非洲的國家,憑藉來自宇宙的振金而成為科技極度發達的神祕國家,但是為了安全,他們製造出貧困的假象,對世界保守祕密。瓦坎達也會向其他國家派遣一些使者,用來接觸外部世界。電影的反派就是瓦坎達王室成員和普通人類結合所生,他父親被上一代國王處死,帶著仇恨,反派決定奪取黑豹的王位並獲得振金的控制權……

這部電影一方面似乎展現一個科技發達高度文明的非洲形象,一方面卻用最原始的部落形態來表現這個神祕國家,其實並沒有走出人們對非洲的刻板印象:瓦坎達的高科技的使用方法依然如同巫術,國王的推舉過程沿襲決鬥的方式,毫無現代文明的影子,非洲大地上的複雜的民族問題被演繹成了兄弟相殘的故事,本質上這部電影並沒有走出西方對非洲的想象。黑豹秉持著美國主流價值觀,認為資源應該共享,應該與世界和平相處,而反派混血弟弟則飽受人間的不平等,認為擁有更高文明的瓦坎達應該統治世界。最終主角戰勝了弟弟,開放了瓦坎達。我們或許從電影對人物的塑造中可以看到一些對反派弟弟的同情,但是用兄弟相殘換得國家和民族的“開放”,這是《黑豹》讓人頗為唏噓的結局,也可以被過度解讀為黑人抗爭運動不同路線的鬥爭,而好萊塢主流電影對這個議題的討論顯然也只能止步於此。

也許我們可以說《黑豹》試圖在白人至上的好萊塢開闢一條不同的道路,但是結果也許不盡如人意。但是,“黑豹”這個名字致敬的正是196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組織黑豹黨。隨著馬丁路德·金被刺殺所標誌的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失效,各地爆發大規模的抗議和騷亂。黑豹黨應運而生。他們以另外一位黑人解放運動領袖馬爾科姆·X為精神導師,不再追求馬丁路德·金所倡導的那種和平的、獲得公民權力的抗爭,而是更看清了白人政權的虛偽性,堅持武裝自衛和社區自治權的原則,在黑人聚居區建立黑人革命政權,有著更鮮明的立場和更加明確的組織和綱領。黑豹黨不放棄暴力革命,信奉馬列主義,被美政府認定為“國家安全的最大內部威脅”,並毫無保留地對其進行各種控制。黑豹黨的不少核心成員被處死、暗殺和長期監禁。黑豹黨的歷史可以說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非洲裔美國人的抗爭歷史的複雜性。

《綠皮書》:白人書寫的黑白和解的政治童話

電影《綠皮書》故事發生的背景正是在1962年,但是這個電影始終把焦點放在一黑一白不同膚色的主人公的溫馨互動之上,我們在這部電影裡鮮少看見那個更宏大的社會背景。《綠皮書》是一部從劇情到製作來說標準而規矩的好萊塢製作,它的最終得獎可以被解讀為奧斯卡的一種平衡術。故事講述了混社會並且持有種族歧視觀點的託尼偶然成為著名非洲裔鋼琴家唐的司機,並陪伴其完成了在美國南部的巡演。一路上兩人經歷各種考驗和困難並最終成為摯友的故事。綠皮書是貫穿這部電影的一個線索,也是託尼開始認識到不平等的制度對人的傷害的契機,綠皮書在歷史上確實存在,是一本專為有色人種而設的旅行指南,標註了各城市中允許他們進入的旅店、餐館。電影裡幾次表現了唐不被允許入住酒店、進入酒吧和餐館的狀況。

奧斯卡的“黑人”牌:問題不在於政治正確,而在於偽善

《綠皮書》電影海報。

實際上,在電影發生的1962年,大量的非洲裔美國人的處境遠遠不是電影裡的唐那麼優渥,“綠皮書”的出現只是體現了黑人境況的一個側面。當時的美國,種族隔離制度依然存在,黑人公民無法與白人公民享有同等的權力。大量的黑人處在貧困線之下,他們從肉體到物質到精神都承受著一種普遍性的壓迫。

189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普萊西訴弗格森案”判決,確立對黑人採行“隔離但平等”措施的合法性時,無異對南方黑人人權造成嚴重的打擊,實際上的結果往往是“隔離但不平等”。隨後,南方各州出現更多種族隔離制度法令,在一些地方,工廠、醫院及軍隊、學校等都採取種族隔離制度(這也是“綠皮書”之所以出現的原因)。

1957年發生的“小石城事件”則標誌性地說明美國,尤其是南部黑人的狀況。1957 年 9 月,小石城學校委員會宣佈逐步改變學校中種族隔離的現象,在白人的中心中學首批錄取了9 名黑人學生,此舉受到一些白人的抗議,而州長法布斯居然派出州國民警衛隊阻止黑人學生入該校。於是,艾森豪威爾總統將該州國民警衛隊聯邦化,並派出空降兵到該州, 強制推行聯邦法庭決定,保護黑人兒童入該校。 這個事件也被認為是美國民權運動的里程碑。

然而,在《綠皮書》故事發生的年代,少數族裔的生存狀況並不因為幾個事件得到本質上的改善。非洲裔美國人的選舉、教育、經濟等一系列權力實際上處於一個被剝奪的狀態。在一些南部地區甚至存在白人對黑人動用私刑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之下,1963年8月,華盛頓的林肯紀念館前廣場聚集了二十五萬名群眾,馬丁路德·金髮表了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想》,這次集會所產生的輿論壓力,終於迫使國會在翌年通過民權法案,宣佈種族隔離和歧視政策為非法,成為美國民權運動史的關鍵事件。但是這並不是運動的終結,事實上,不論是追求所謂和平抗議的金博士還是更加激進一些的對白人政府不抱希望的馬爾科姆·X等黑人解放運動的領袖都在1960年代被刺殺。此後成立的各種黑人解放運動的政黨和組織也先後經歷各種來自官方的打壓和制約,非洲裔美國人的抗爭道路在很長的歷史時間都充滿了荊棘。

也許導演未必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電影裡唐的南部之行所到之處大多曾發生過黑人民權運動的標誌性事件,甚至曾經有這樣一幕,當鋼琴家來到南部某地,他下車望向土地的時候,和他對望的是廣袤大地上像動物一樣勞作的貧窮同胞,他們目光呆滯,衣衫襤褸,與鋼琴家的精緻形成一種強烈的對比。這一個時刻,這位精英似乎有所觸動。可惜這樣的內容在這部主打溫馨和戲劇性的電影裡畢竟只是浮光掠影。

儘管《綠皮書》努力營造一種“平等”觀念,但是卻受到不少非洲裔美國人的抨擊,電影當中鋼琴家的原型家屬就曾抗議,認為電影有不少不實之處,並且過於突出白人司機的角色(實際上這個人物原型的兒子有參與到劇本創作之中)。更有人批評這部作品是一個“白人救世主”故事。

這部電影在議題上打著少數族裔的權益,本質上是一個黑白和解大團圓的故事,是一部政治童話。這部電影往往被人看做是1990年拍攝的《為黛西小姐開車》的變體。與當年不同,電影中有錢的僱主從白人變成黑人,司機的角色則相反。《綠皮書》看似改變了一種刻板印象,那就是白人是智慧和財富的象徵,總是在啟蒙其他種族的人。其實《綠皮書》並沒有跳脫出這樣的設置,反而因為對唐的談吐和財富的塑造遮蔽了那段歷史之中更多少數族裔的遭遇。比起家庭幸福人格健全的白人司機託尼來說,黑人僱主唐雖然受過高等教育,卻面臨著各種精神危機。是託尼對唐的一次次“拯救”才讓唐找到了自我。

電影裡,唐的住宅被設計成暴發戶的樣子,他的第一次出場造型十分浮誇,坐在一個王位之上對託尼頗有些居高臨下,很難說這不是對有錢的有色人種的誤解。唐一直對自己感到困惑,兄弟失聯、婚姻失敗,還有著不為人知的性取向。一個雨夜,唐因為自己動用了高層的關係感到羞恥,向託尼喊出自己的心聲:“我不夠白,不夠黑,也不夠男人。”至此我們才看見這個角色一點內心的感受,卻似乎還是一種不夠真實的對“黑人精英”的想象,到底什麼是夠“黑”,炸雞或者爵士樂(電影裡託尼讓唐嘗試的幾種代表黑人生活方式的東西)?這部電影看似反對刻板印象,其實依然在一種特定對黑人的目光中進行著敘事。反觀託尼,卻是這部電影塑造得最成功的角色,是電影著力最多的人物。這部電影其實依然是一部關於白人如何接納黑人的故事。

《黑色黨徒》:激進導演的迴歸主流之作

在本屆奧斯卡頒獎禮上,非洲裔導演斯派克·李就試圖用離席的方式表達自己對《綠皮書》獲得最佳影片的不滿。事實上,《綠皮書》這種白人主創想象“黑人”併為之代言的方式正是斯派克·裡在《黑色黨徒》裡明確反對的。《黑色黨徒》同樣根據真人真實改編,斯派克·李一邊為我們講述了一個荒誕的黑人警察混進3K黨臥底的故事,一邊通過對《一個國家的誕生》的質疑來反思電影史書寫被白人佔據的問題。

奧斯卡的“黑人”牌:問題不在於政治正確,而在於偽善

《黑色黨徒》電影海報。

《黑色黨徒》在故事主線之外不斷引用影史中的橋段來強調一段不平等的歷史。這些電影包括著名的《亂世佳人》,也包括影史經典格里菲斯的《一個國家的誕生》,兩部電影均以南北戰爭為背景,前者講述南方種植園主女兒的傳奇故事,不但將被奴役的黑奴塑造成肥胖或呆傻和忠心耿耿的形象,還以一種繁華逝去的傷感對南方奴隸制進行著諸多美化;而後者儘管被認為電影史最重要的開創性作品之一,建立了電影創作的諸多原則,但將黑人全部塑造為燒殺搶掠的歹徒形象,將3K黨人對黑人的殺戮行為合理化和正義化。電影讓在戰爭中分屬兩個陣營的白人情侶結合,用來象徵美國的統一。顯然,這段美國重要的歷史在格里菲斯這裡是完全將黑人排除在新國家誕生的榮光之外的。

一向被視為激進的斯派克·裡這次的表現其實出乎意料,雖然他把電影的矛頭直指美國當下政治,電影的結局也以3K黨成員燃燒十字架暗示邪惡勢力的綿延,最後更是直接搬出現實事件的視頻指出我們應該時刻保持警惕,但是這部電影卻並非如我們以為的那樣對制度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身份的對立是《黑色黨徒》著力表現的,不論是警察和臥底;非洲裔、猶太人和普通白人,黑豹黨與3K黨,電影當中的角色在不同的身份之間切換和遊走,尤其是男主人公,他在警察局是被歧視的唯一黑人警察,在和3K黨首領通電話的時候是激進的種族主義者,在和女友一起的時候又是一個同情黑人民權運動的普通黑人市民。這些設置在電影看似古典的敘事中顯得頗有匠心,但就是在這些對立和矛盾中,這部電影似乎體現出對造成種族不平等的權力制度的某些曖昧。

眾所周知,在黑人民權運動興盛的1960年代,曾經發生過大量警察對黑人的暴行,因此警察作為國家暴力機器的代表是以鎮壓革命的負面形象出現的。《黑色黨徒》的原型是當地警隊的第一位黑人警察,他的身份有著一種不徹底的象徵性,可以被看作是對政府抱有幻想的非洲裔美國人。電影裡特別設置了男主角黑人警探在執行任務的時候結識了主張激進革命的黑豹黨女友。女友對待民權運動持一種親身投入的態度,她指責男友無所作為。兩個人在男主角警察身份暴露之後發生了一場爭吵,表明在自身權利的爭取上,非洲裔美國人的不同選擇。可是最終矛盾在男主人公英雄救美之後得到了化解。奇怪的是,儘管這個案子毫無懸念的被警局高層以大事化小的方式擱置,黑人警探在失望之餘反而意外獲得激進女友的理解,她認識到不是每個警察都是壞人,並選擇成為“好警察”的朋友,這本來是一個常見的美好結局,但是當聯繫到歷史上黑豹黨的遭遇和非洲裔美國人沉重的歷史時,這樣的設置又未免過於甜膩和簡單了。尤其是電影刻意把3K黨成員塑造得過於低智,反而遮蓋了這個組織的邪惡本質和危害,這種喜劇化的處理也消解了這部電影的批判性。

在電影尾聲,斯派克·李加入了2017年美國弗吉尼亞團體右翼集會遇難者遇難的段落,談到為何這麼做的時候,他說:“所以我覺得這部電影是一記警鐘,因為事情在發生,黑白在被一些人顛倒,謊言正在被一些人包裝成真理。這就是我想通過《黑色黨徒》說的,我不在乎影評人和其他人這麼想,因為我知道,這部電影是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面。”問題是,當我們越發發現歷史的問題尚未解決,新的問題又層層疊加的時候,我們很難下一個這樣的判斷,電影的男主人公那樣試圖站在中立位的個人英雄是否就是正確的一邊。已經成為黑人精英文化的斯派克·裡曾經拍過《為所應為》和《馬爾科姆·X》等影片,前者表達了黑白對立的尖銳性和對以警察為代表的制度的對抗,後者則直接是馬爾科姆這位解放運動領導人的成長曆程,更是徹底表達了對美國政府的質疑。或許因為斯派克·李的一貫態度,他一直遊走在好萊塢主流之外,與奧斯卡獎甚少有交集。這次的《黑色黨徒》獲得多項提名,可以看作是這位導演迴歸主流之作。而現有的好萊塢格局儘管可以接受平權意識,但是像黑豹黨這樣的激進組織,最終也只能以電影裡一個模糊不清的美麗女性角色淺嘗輒止地代替了。

虛偽的人文關懷

縱觀這些年來著力表達少數族裔問題的美國電影,我們不難看出好萊塢電影在處理這個議題上的分裂,一方面將對少數族裔的關懷納入到主流話語中,一方面試圖遮蔽和改造問題,好萊塢一貫擅長建造一種文化上的烏托邦來滿足觀眾的期待,讓殘酷的現實獲得一種紓解,這實際上是一種虛偽的人文關懷和政治立場。

行文至此,我們似乎又要陷入批評好萊塢過於追求政治正確的窠臼之中,而實際上筆者認為,主流電影追求所謂“政治正確”本無可厚非,甚至在某些語境和議題中,“政治正確”和“普世價值”的概念被普及和接受得遠遠不夠。當下接二連三的惡性事件足以說明在人類的觀念中,一些看上去老生常談的美好訴求,那些歷史上人類不斷追求的正義、民主、平等還遠沒有成為過時的詞語。實際上,以上談及的三部電影所彰顯的核心議題難道沒有被繼續書寫和被再發現的意義嗎?我們對真相和問題的探索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我們無法也不應該批評這些電影的議題先行。

好萊塢電影的問題不是在意識形態上是否正確,而是是否在所謂的關懷之下蘊藏著虛偽。如果我們繼續從這個角度思考日漸無趣的奧斯卡,我們也許會有意外的收穫。當我們在批評這樣的一種試圖平衡主流口味的電影獎項並對其中電影進行文本分析的時候,我們似乎可以敲開被遺忘的歷史幽暗處那些值得被髮掘的真實。好萊塢的電影對現實問題和真實人類的處境並不關心,依然醉心造夢,營造人為的衝突與和解,販賣神話和謊言。而在這個龐大而高貴的俱樂部之外,電影的意義正在被重新定義。越來越多的電影可以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記錄者,可以各種形態被拍攝和放映,任何人可以通過更便宜的手段用電影表達自己,電影不再是,也不應該再是精緻的商品或麻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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