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雷莎·梅自“脫歐”公投之後領導英國的三年畫上句號，這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將迎來新一任首相。但是，由於遲遲未能在國內就“脫歐”方案達成一致，保守黨是否還會延續這場“政治鬧劇”？在政治議程出現令人詫異的僵局、政治人物舉止失措被國際媒體當笑話看時，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英國眼下的窘境，究竟是因為政治家們沒事找事“自作孽”，還是因為英國的制度體系本身出了問題？
主權意志已經分裂
英國的政治機制長時間無法就某一議程達成決議，的確非常令人意外。儘管選舉民主和權力制衡制度在議定“國之大事”上通常效率不高，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能夠通過博弈協商實現一定的政治共識。在“脫歐”方案上無法形成共同意志和呈現出混亂無解狀態，使人不免會想象英國又進入了“霍布斯時刻”。
17世紀中葉，目睹了1642-1651年英國內戰的托馬斯·霍布斯痛定思痛，認為當年英國的問題在於國家主權被國王、貴族院和平民院等三個不同的政治主體所分享，導致政治決斷無法做出，內戰得以發生。他所著的《利維坦》一書，因此力主主權歸一，防止不同的主權意志間相互傾軋，導致國家陷入災難。後來，英國所推進的一大政治轉變，就是原先分屬不同主體的主權權力，逐漸被收歸於單一主體英國下議院(以往的平民院)，即所謂“議會主權”。在確立主權權力的“議會至上”制度後，履行決斷功能的政治機制得以完善。從近代以來的表現看，英國形成政治僵局的概率因此小了很多。
但霍布斯所擔心的國家最高意志間的對立，又重現於當前的英國政治。如今代表實際主權的英國下議院，雖然形式上仍然“主權歸一”，但其真實運行已經分離出南轅北轍、不可通約的主權意志，其情形有如在英國內戰前夕。與當時英國議會和國王圍繞徵稅問題陷入協商死結一樣，只不過今天的核心爭議已是“脫歐”。然而，把當前的英國政治困局，僅僅歸結於政客們為自身政治利益而做出了錯誤選擇，或是英國政治體系存在著缺陷，仍是不夠的。這些可能已不是主要成因。中國人喜歡說“盡人事知天命”，非常適合用來概括英國當下的處境：“天命”即客觀情勢的變化，已經左右了“人事”即政治選擇，“人事”可以靈活騰挪的空間已見其底限。
利益疏離愈發明顯
這個客觀情勢即經濟全球化對英國的衝擊。在兩年多前“脫歐”公投之際，圍繞“脫歐”還是“留歐”的選票分佈，就清楚反映了全球化進程中的經濟和社會分化。年輕選民更多選擇“留歐”，55歲以上的老年選民多選擇“脫歐”;經濟發達地區，如蘇格蘭和倫敦地區選擇“留歐”的支持率更高;教育和專業程度更高的人群選擇“留歐”;不擁有護照、收入越低的群體，選擇“脫歐”的比例越高;支持“脫歐”的民眾更傾向於認為移民的進入搶奪了他們的工作機遇。可以看出，不同群體正因從經濟全球化中的得失之別，而對“脫歐”還是“留歐”做出了不同選擇，而在兩種選擇上的得票相近，則又顯示了兩種不同意願間的勢均力敵。
與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當前英國不同群體間的財富差別，已不完全是所謂“貧富分化”，而是由利益相關轉向了利益無關。“窮人”與“富人”的分野，不僅在於財富佔有上有多有寡，而且在於它們在利益實現的空間方式上已發生巨大變化。在英國自上世紀後期以來“去工業化”而進入“後工業化社會”、倫敦成為世界 “金融城”後，大部分英國相對富有的人，他們的利益實現所依託的主要空間，已是“全球”而非“英國”。而又有很大部分相對貧窮的人，他們仍然高度依賴於“英國”這個實體，來保障自身的權益。
這與以往的工業化時代明顯不同，那時雖然也有“貧富分化”，但產業資本需要依託於一定的國家母體而生存和發展，它們在所屬國家投資，既為母國的工人提供了工作機會，也通過上繳稅收而支撐了福利體系。就是說，產業資本家與以工人為主的中產階層，是在同一口鍋裡吃飯，構成了利益共同體。然而，如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資本流通的日益便捷，特別是經濟金融化現象的出現，往昔在同一個國家體內產業資本與中產階層的利益共生關係已被打破。一個國家的富有者，他們的利益很可能是通過其他國家工人的勞動來實現，而與母國不再有很強的利益關係。
達成政治妥協難在哪
利益共同體是政治共同體的前提，也是政治妥協可能實現的前提。而一個國家的內部不同人群間失去利益關聯後，政治認同破裂便不再是不可想象的。19世紀60年代的內戰前夕，美國南北兩大地域由於捲入當年英國所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意願和程度不同，在利益上發生了嚴重疏離，事實上已經形成為兩個利益共同體，結果便是不可挽回的以地域為界的政治對立。與此同時，政治妥協的產生，往往需要一方佔有明顯優勢，這會迫使作為少數的方面在抗爭無望下不得不做出讓步。美國南北戰爭之所以爆發，在於當年美國以地域為界分別形成了代表南方和北方的政治集團，但北方並未對南方形成壓倒性優勢。
今天的英國同樣如此，政府的“脫歐”方案一而再、再而三在議會受阻，反映當下時刻的英國政治正出現兩大挑戰：一是“脫歐”和“留歐”兩種意願都沒有獲得壓倒性支持，這使得代表兩種意願的政治集團都因感到自身“人多勢眾”而不願意選擇妥協;二是，更為重要的，很多英國人對未來的預計已轉向悲觀，認為經濟增長已陷入停滯，這也阻止了妥協的發生。
以往的政治妥協能夠達成，還在於願望沒有達成的一方，一般來說不會成為絕對的利益受損者，新的執政力量為尋求國內和諧穩定，總是會調配國家資源對博弈失利的群體予以安撫。這種機制能夠起作用，其前提條件是國家手中掌握足夠資源尤其是財政資源。然而，如今包括英國在內不少歐洲國家面臨的情況是，債務壓力越來越大，國家所掌握的資源已越來越少，可以進行內部利益調節的空間也日益逼仄。因而也導致國內政治調節失靈。(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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